奥德修斯听到诗人吟唱他在海外的卓越事迹时，不禁潸然泪下。因为一旦被人传唱，这些事迹就不再只属于他自己，而是已经属于听到这吟唱的每个人。

——沃德·贾斯特（2004）

耶稣会神父、哲学家、文化历史学家沃尔特·翁曾提议：“试想这样一种文化，在其中没有人是‘查阅’（look up）东西。” 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化，人类已经把各种信息技术内化。如果想把这部分去掉，那真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回到被遗忘的过去。而我们人类心智中最根深蒂固难以去除的，也是位于一切技术之先的，就是文字。这项技术在人类历史曙光初现之时就出现了，这并非偶然，因为所谓历史，正是有了文字才成其为历史。过去之所以能够称为过去，全靠文字来记录轨迹。

人类历经数千年才把这种将语言表达成符号系统的能力内化为第二天性。而一旦习得之后，回归天真无邪的退路就不复存在了。已经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只有在看到一个词时，才能产生关于这个词的感受。但是“在原初口语文化中”，正如同翁神父所指出的那样，

“查阅某物”是句空话，它不具有可以想象的意义。假如没有文字，语词就没有一种看得见的存在，即便它们所代表的对象是看得见的。这时语词只是一种声音，你可以将它们“唤”（call）回，也就是回忆（recall）起它们，可却无处“查阅”它们。它们没有可供注目的焦点，也没有可供追寻的痕迹。

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翁神父就宣称，电子时代将是个口语文化的新时代，但这时的口语文化是“次生口语文化”。这时口语文化大为强化和扩展，但它总是存在于书面文化的语境当中——在无所不在的文字大背景下，声音得以传播。而尚未触及文字的原生口语文化则持续了更为久远的时间，几乎占据了人类的整个演化历程。文字只能算是出现较晚的发展成果，而书面文化的普及更是晚近的事物。翁神父常被拿来与马歇尔·麦克卢汉作比较（弗兰克·克莫德曾不无鄙夷地将麦克卢汉称为“另一位杰出的天主教–电子先知” ）。与麦克卢汉类似，翁神父也不幸是在新时代实际来临的前夕作出这些富有远见的预言的。在当时看来，新媒介似乎只是无线电广播、电话和电视。但这些其实是夜空中昏暗的微光，预示着那仍在地平线下的万丈光芒。如果翁神父当初预见到网络空间的出现，不论他将它从根本上视为是口语文化或是书面文化，他应该都会意识到其革新性：它并非是古老形式重新焕发活力，也不仅仅是一种强化，而是某种全新之物。他或许还能够敏锐地觉察到，随之而来的变革就如同当初书面文化的出现一样深刻。在当时，很少有人能比翁神父更理解，书面文化的出现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变革。

在翁神父开始着手他的研究时，“口语文献”（oral literature）是学术圈里的常见说法。但是这个说法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时代错位，它下意识地以当下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事物。口语文献曾普遍被视作书面文献的一种变体。可是在翁神父看来，这样的观点“就好比把马当作没有轮子的汽车”，

当然，你可以这样做。想象一下，你要写一篇有关马的专题论文（写给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马的读者），但论文不是从“马”而是从“汽车”入手，只是因为读者对于汽车有着直接的体验。论文始终把马看作“没有轮子的汽车”，从这个角度来给那些满脑子只有汽车的读者解释其中的相异之处……对应于轮子，这些不带轮子的“汽车”有着增大了的脚趾甲，称为蹄；对应于车前灯，它有眼睛；对应于车漆，它有毛发；对应于汽油燃料，它有干草；依此类推。弄到最后，马将面目全非。

在回头审视文字出现以前的岁月时，我们现代人就是翁神父所说的那些无可救药的、满脑子只有汽车的家伙。文字成了我们获取知识的机制和组织思维的手段。我们希望采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来理解文字的起源，可是历史和逻辑本身就是文字思维的产物。

文字，作为一种技术，使用时需要提前考虑清楚并掌握特殊技能。而语言则不是一种技术，无论多么成熟、多么发达的语言，都不能被视作心外之物，因为语言是心智本身的功能。乔纳森·米勒说过：“事实上，语言之于心智的关系，恰如立法之于议会的关系，这种能力始终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动作体现出来。” 这种说法大致也可以用来描述文字，因为它也涉及具体动作。但当词语被具象化在一张纸或一块石头上时，它就成了一种独立存在的人工品。它是工具的产物，同时本身又是一种工具。正如很多后来出现的技术那样，它因此立刻招惹来不少非议。

柏拉图是第一个长期受益于这项技术的人，本不太可能成为反技术的卢德分子，但他（借不立文字的苏格拉底之口）警告说，文字带来的将是思想的贫瘠：

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文字，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

外在的符号——这就是问题所在。书写的文字似乎显得不那么真诚，毕竟纸草或陶器上的人工涂画只是真实而流畅的口语声音流的高度抽象，而后者与思想本来结合得如此紧密，似乎就是一回事。文字看上去要将知识从人那里抽离出来，要把他们的记忆存储在别处。它还使说话者和倾听者可以间隔遥远的距离或年代。文字带来的种种深远影响，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文化，在当时是很难预见的，但是连柏拉图甚至都能多少意识到这种分离所带来的某些力量。借助文字，一个人可以向众多人说话，死者可以向生者说话，生者可以向未生者说话。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柏拉图作出这番观察时，他无法知道西方世界接下来的两千年都将是手抄本文化。” 这种首次出现的人工记忆，力量之大无可估算：它重构了人类思维，人类历史由此发端。直到如今，它的力量仍然无法估算，但从一项数据可以略见一斑：任何一种口语的词汇仅包含数千个单词，而被最广泛使用的书面语言——英语，有记录的词汇就超过百万之众，而且其数量还在以每年数千个的速度持续增长。此外，这些字词并不是只存在于当下，每个字词都有其渊源和演变至今日模样的历史。

借助文字，我们开始像洒面包屑般在身后留下踪迹，以符号存储下记忆，供后来人追寻。蚂蚁会喷洒信息素，留下化学信息的痕迹；忒修斯会散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以防止在迷宫中找不到返回的路。而现在，人们留下的则是白纸黑字的痕迹。文字来到世间，为的就是将信息保存下来，让其能跨越时空。在文字出现以前，传播不仅稍纵即逝，而且只限于狭隘的区域，因为说话声音传出数米之远后就消失无踪。口语的稍纵即逝，是不“言”而喻的。说话声音的停留是如此短暂，所以偶然出现的回声现象，即一个声音被听见两次，甚至会被当成一种魔力。老普林尼曾写道：“对于这种神奇的声音回响现象，希腊人赋予它一个漂亮名字，称其为厄科女神（Echo）。” 而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指出：“口语符号，会立刻消弭于无形。即使它真的存在，也只存在于听到了这些符号的人的思维中。” 不过，巴特勒阐明口语的这种特点之日，恰逢这一特点被首次打破之时，时值19世纪末，录制声音的留声技术刚刚问世。也正是因为这一论断被证明不完全正确，人们才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巴特勒这样完成了对口语和文字之间区别的阐述：“书写符号的作用范围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无限延续，在其作用范围内，人们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它赋予写作者的思想以生命，这种生命仅受墨水、纸张和读者的存续时间的限制，而免于写作者肉体存续时间的限制。”

然而，这种新的传播渠道可不仅仅是拓展了旧渠道。文字使得复用和“回忆”成为可能——这是全新的模式。它允许信息以全新的架构加以组织，分成诸如历史、法律、商业、数学和逻辑等。抛开具体内容不谈，这些范畴本身就是新技术的体现。文字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知识的保存和传承上，这自然很有价值，也体现在所用的方法论上，比如对视觉指示物加以编码、转换，利用符号替代实物，进而利用符号替代符号。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大约三万年前就开始刻画和绘制形状，以留下他们对于生活中见过的马、鱼和猎手的记忆。这些留在陶土和洞壁上的符号，是作为艺术或魔法之用，历史学家并不情愿把它们称为文字。但这些符号正是人类在外部媒介上记录自身精神状态的开始。而另一方面，结绳记事以及刻木为记是用以辅助记忆。记号也可以作为讯息传递，比如在陶器和石器上做的标记，可以表明物品的所有权。随着标记、图像、象形符号、岩画等形式变得越来越风格化，逐渐约定俗成，故而也更加抽象的时候，它们就逐渐接近我们所熟悉的文字形式了。不过，下一步的转换至关重要，即从表示实物向表示口语的转换：也就是说，中间隔了两层。这个渐进的过程始于象形文字（书写形象），再到表意文字（书写意象），最终到语标文字（书写字词）。

汉字于4500～8000年前就开始了这种过渡，起源于图案的符号逐渐变成表示具有意义的声音单元。由于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字，因而所需符号的数量成千上万。这一方面颇有效率，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汉字统一了使用各种各样口语的人群，口语不通的人们之间可以通过文字交流。汉字含有至少五万个符号，其中有六千个左右为大多数识字者所常用和掌握。他们通过流畅、示形的笔画，在汉字中纳入多层维度的语意关系。一种方法是简单的重复，比如三木成森；更抽象一点的，如日月为明，以及二 为 ，即一周天。而复合造字过程就更令人惊讶了，比如以刀收禾为利，以手翳目为看。汉字还可以由构成元素的相对位置不同而区分含义，比如直立为 （人），横陈为 （尸）。有些构成元素用以表声，有些甚至有双关的含义。汉字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演化出来的最丰富，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文字系统。从所需符号的数量之多以及单个符号传递的意义之广来看，汉字是一种极端个案：符号集最庞大，单个符号的含义也最丰富。文字系统也可以采取不同的途径：符号数量较少，而每个符号的含义也较少。这样一种中间形态的文字就是音节文字，即基于音素的文字系统，使用单个字符表示音节，这些音节可能带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数百个这样的字符，也可以构成一门语言。

位于另一极端的文字系统出现得最晚，这就是字母文字，使用一个符号代表一种最基础的声音。字母文字是所有的文字系统中最简化的、最具颠覆性的东西。

地球上的所有语言中，“字母表”这个词都是同一个：alphabet（alfabet、alfabeto、алфавит、αλφάβητο）。字母表在历史上仅被发明过一次。所有已知的字母表，无论是到今天还在使用的，还是写在考古发掘出来的泥板和石块上的，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它起源于靠近地中海东岸的地区，时间上略早于公元前1500年。这个地区包括巴勒斯坦、腓尼基和亚述，是政治纷乱，也是文化交流融汇之地。往东去，是伟大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其楔形文字已经有了千年的历史。而沿海岸而下往西南去，就是埃及，其象形文字同时在独立地发展。更有旅行商人从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带来了他们自己使用但与他人互不相通的文字系统。它们和来自米诺斯文明、赫梯文明及其他安纳托利亚文明的文字混在一起，做成了一锅字符杂烩。占统治地位的僧侣阶层长期以来维护着他们原先的文字系统，因为谁掌握了文字，谁就掌握了法律和祭祀的支配权。然而，因循守旧的意识不得不与快速交流的需求相权衡，文字是保守的，而新技术却讲求实用。最终在巴勒斯坦或附近地区的闪米特族创造了一种精简版本的符号系统，由22个符号组成。对于其起源地，学者们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如基列西弗，城名翻译过来就是“书卷之城”，或是比布鲁斯，意为“纸草之城”，不过具体如何不得而知，恐怕也无从知晓了。古文字学家面临着一个该专业独有的起源问题：只有在文字发明以后，探究文字本身的历史才有可能。对此，20世纪字母研究的权威之一戴维·迪令格尔，曾引述前人的说法：“没有人能够坐下来然后宣布：‘现在，我即将成为能够书写的第一人。’”

随后字母像传染病一样迅速传播开来。这种新技术既是病毒，又是病毒传播的载体。它既无法被垄断，也无法被抑制。连小孩子也能够掌握这些为数不多、容易记忆、不带语意的字母。经由各种不同的路径，它派生出阿拉伯世界和北非地区的字母、希伯来和腓尼基字母，以及印度的婆罗米文及其衍生的印度文字的字母，还有希腊字母。各地的文明会将各自的字母加以完善，在其中，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最终脱颖而出。

希腊文学兴起之初并不需要文字，学者们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开始不情愿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通过研究波黑的口传史诗，提出最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仅可能而且肯定是在不借助文字的情况下创作和传唱的。格律、程式化的重复以及史诗本身的诗歌形式，首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帮助记忆。其朗朗上口的特性使得诗句像时间胶囊一样，可以将一部虚拟的文化百科全书代代相传。这个观点一开始颇受争议，但随着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诗篇的确是在约公元前7或6世纪的时候被写了下来，它也被普遍接受了。将荷马史诗书写下来这件事意义不可谓不重大，正如继承了帕里观点的英国古典学者艾里克·哈夫洛克所说：“它犹如人类历史中的一声惊雷，口口相传的吟诵变成了桌面上的纸页窸窣声。它侵入口语文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事实上，它为口语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毁灭奠定了基础。”

荷马史诗的形诸文字，将这些伟大的诗篇转写到了一种全新的媒介之上，同时也让它们具有了某些意料之外的特性：原本诗歌是一连串稍纵即逝的字词流，从吟诵者口中每次念出时都略有不同，在听众的耳中甚至尚在回响之时，它们就随风而散了；而现在，它们却成为固定在纸草上、方便携带的诗行。这种非自然的、略显枯燥的模式能否适应诗歌的创作，尚有待观察。但同时，书面文字对于那些更为日常的语篇（discourse）却有着巨大的帮助，比如祭祀祷辞、法律条文和商业文书等。文字也催生了探讨语篇的语篇，书面文本成了一种新兴的受关注对象。

但当时的人们该如何谈论语篇呢？用于描述语篇构成元素的那些词，在荷马时代的词汇表中并不存在。因此，口语文化中所使用的语言必须转换为新的形式，于是新的词汇应运而生。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有论题（topic），这个词原意为论题出现的“场所”；拥有结构（structure），这是借用了建筑物的说法；由情节（plot）和台词（diction）构成。亚里士多德将吟游诗人的作品视为一种“模仿”，并认为模仿是人的天性，从小就已经开始显露。但是对于别的用途的其他书面作品，比如苏格拉底对话录，还有医学或科学论文，亚里士多德意识到这类一般作品（大概也包含他自己的作品）“至今没有名称”。 如此这般，一个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世界逐渐开始建构起来。哈夫洛克将这描述成一场文化战争，是新意识和新语言与旧意识和旧语言之间的战争：“这场斗争为充实抽象概念的词汇库作出了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贡献。物体与空间、物质与运动、永恒与变化、质量与数量、合成与分离等概念，直到今天还在沿用。”

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之子，是一位孜孜求知、极富条理的思想家。他着手进行了把知识系统化的工作。文字的持久性使得他能够把有关这个世界的已有知识加以结构化，进而他可以总结关于知识的知识。一旦一个人能够把字词写下来，对它们进行仔细考察，每天从全新的视角对它们加以审视，并追索它们的含义，他就成了一名哲学家。而哲学家的工作始于一张白纸，是从定义概念开始的。一旦发动，知识就具备了自己推动自己前进的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基本的概念不仅值得定义，而且需要加以定义，比如：

起始指不必跟从任何它者，但排在第二位的某物自然存在或出现于它之后。相反，结尾指本身自然地跟从某个它者，或者是出于必然或者是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不再有任何它者跟随其后了。中段指既跟从某个它者，也被另一它者跟从，即承上启下的部分。

这些表述与经验无关，它们是在运用语言来组织经验。古希腊人以同样的方式创造了范畴的概念（该词在希腊语中的原意为“指控”或“预言”），起先借此为动物、昆虫和鱼类加以分类，进而又以此对观念进行分门别类。这是一种激进的、非自然的思维方式。柏拉图就曾警告说，这种思维方式会让大多数人无法理解：

群众无法接受美的观念本身，只知道各种美的事物。他们也不会思考事物的本质，只能理解各种具体事物。因此，群众不可能成为哲学家。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里的“群众”理解为“无文字社会里的人”，而在柏拉图所处的时代，口语文化依然存在于他周围。因此柏拉图声称，这些人“在万物的多样性中迷失了方向”，“他们的心灵里没有任何清晰的原型”。

那么什么是清晰的原型呢？哈夫洛克重点关注了人类在心智上对于经验从“叙述的散文”转换到“观念的散文”的过程，这样人类以范畴而非事件来组织经验，并自觉接受抽象化的训练。他想到了一个词来说明这种过程，这个词就是思考（thinking）。因此，这不仅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新发现，而且是人类思考的发端——事实上，这才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真正起始。

在我们这个根深蒂固的书面文化里，思考和文字看起来是两类关联不大的活动。我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觉得前者决定后者，而非相反，毕竟每个人都会思考，无论他们会不会写字。但哈夫洛克是对的。书面文字（持久存在的文字）是我们所理解的有意识思考的前提条件。它触发了人类灵魂不可逆转的大规模变化。灵魂（psyche），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奋力理解它的过程中所钟爱的词。正如哈夫洛克所说，

柏拉图在历史上破天荒头一次试图识别出［新型哲学家所需具备的］普遍心智素质，并想寻找一个词来统括它们……他找到了征兆并正确地作出了识别。这么一来，可以说，他证实了前人隐约感觉到的猜测，即人能“思考”以及思考是一种很特别的心智活动，虽然令人不快却又十分令人振奋，它同时要求以一种非常新颖的用法来使用希腊语。

亚里士多德沿着抽象之路更进一步，通过严格组织各种范畴和关系，发展出了一套推理用的符号系统：逻辑学。“逻辑”一词来源于希腊语λόγος（逻各斯），这个词不太好翻译，因为它可以表示太多意思：“言语”、“推理”、“语篇”，或“文字”。

有人可能会把逻辑想象为独立于文字而存在——三段论既可以写出来，也可以说出来。然而，历史并非如此。口语稍纵即逝，根本来不及进行分析。逻辑是书面文字的产物， 这一点在各自独立发展出逻辑学的古希腊、古印度或古中国都概莫能外。逻辑将抽象变成了一种判断真假的工具：真理除了可以来自具体经验，仅从字面也可得出。逻辑链中的关系环环相扣，结论由前提推出，这其中要求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倘若人们无法对逻辑进行验证和评估，那么逻辑就毫无说服力。相反，口语叙述的进行则主要靠堆砌，词语就像经过观礼台的受阅阵列，稍作停留后就会匆匆退场，它们之间的互动就只能通过听者的记忆和联想来实现。荷马史诗中没有三段论，它以事件而非范畴组织经验。只有借助文字，叙述结构才能具体体现正确的理性论证。亚里士多德则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不仅把论证本身，而且把对于这些论证的研究视为一种工具。他的逻辑学体现出对于文字不断增强的自觉意识，毕竟逻辑是由文字构成的。“如若马可能不属于任何人，那么人也可能不属于任何马；如若白的可能不属于任何人，那么外衣也可能不属于任何白的。因为如若它必定属于有些白的，那么白的也必然属于有些衣服。” 在做出这番论述时，亚里士多德既未要求，也未暗示任何有关马、衣服或颜色的个人经验。他已经脱离了现实，然而他通过操纵文字得出了结论，创造了知识，并且这是一种高级的知识。

翁神父指出：“我们知道，形式逻辑是古希腊文化在吸收掌握字母文字以后的产物。”——古印度和古中国也同样如此——“这样一来，由字母文字所萌发的思考方式就被内化成了人类智力资源的一部分。” 为此，翁神父引用了苏联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鲁利亚在20世纪30年代深入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偏远地区，对不识字的居民进行的田野调查。 鲁利亚在不识字与哪怕识一点字的人们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差异——不在于他们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逻辑直接涉及符号系统：万物各属其类，而类各有经抽象和概括而来的属性。但口语文化中的人缺乏范畴的观念，比如几何形状，而范畴这一观念已经成为书面文化中人的第二天性，即使是不识字的个体也是如此。如果给口语文化中的人看圆形或正方形的绘图，他们只会说这个是“盘子、筛子、桶、表盘或月亮”，那个是“镜子、门、房子或杏仁晒板”。他们不可能，或者也不会接受逻辑三段论。当被问及如下一个问题时：

在极北之地，那里有雪，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

新地岛位于极北之地，常年积雪。

请问，那里的熊是什么颜色的？

他们常常会回答：“我不知道，我见过黑色的熊，别的熊我没见过……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动物。”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哪怕只学过一点点读写的人就会说：“依你所言，那里的熊肯定都是白色的。”依你所言——就这个小短语，反映出来的却是一种境界的提升。现在信息摆脱了个人经验的束缚，而存在于一个个文字当中。口语同样可以传递信息，但它不会像书面文字那样给人带来某种自觉意识。会读写的人将他们对于文字的意识视为完全理所当然，类似的还有相关的一系列机制，如分类、引用和定义等。然而在文字出现以前，这些技术却完全不为人知。鲁利亚曾这样问道：“请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树。”一位农奴回答说：“为什么要解释呀？所有人都知道树是什么，他们不需要我来告诉他们。”

“从根本上说，这个农奴说得没错。”翁神父这样评论道，“在原初口语文化中，你没办法驳斥他的说法。要想做到这一点，你只能离开口语文化，而进入书面文化。”

从实物到文字、从文字到范畴、从范畴到隐喻和逻辑，这是一段曲折的历程。给树下定义看起来已经不够自然，而如果要定义文字就更加令人手足无措了。并且像定义这样有用的辅助词起初也并不存在，因为一直以来没有这种需求。“在逻辑的童年期，某种思维形式必须先被发明出来，然后人们才会往其中填满内容。”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作品译者，本杰明·乔伊特如是说。 口语必须进一步演化，才能跟得上形势。

语言和推理配合得是如此之好，以至于使用它们的人往往看不出其中的瑕疵和不足。不过，任何一种文化中只要出现了逻辑，悖论也就接踵而至。在中国，与亚里士多德差不多同时代的哲学家公孙龙捕捉到了这样的几个悖论，以所谓“白马非马”的对话形式给出。 这些文字写在竹简上，以皮绳捆扎，因为那时还没有发明造纸。它的开篇如下：

“白马非马”，可乎？

曰：可。

曰：何哉？

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形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从表面上看，这段对话很令人费解，它已经开始关注语言和逻辑。公孙龙属于名家，就是有关“名”和“实”的学派。他对于这些悖论的探讨构成了中国历史学家所谓古代“语言危机”的一部分，即围绕着语言本质进行的一系列辩论。名与实不相副，类与子类不相容，导致原本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推理进行不下去，比如“某人不喜欢白马”竟不能推论出“某人不喜欢马”。

曰：“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

该哲学家探究了基于属性（白、马）进行分类的抽象过程。这些类究竟是现实的一部分，还是仅仅存在于语言中呢？

曰：“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

两千多年过去了，哲学家们仍在与文字苦苦挣扎。逻辑融入现代思维的路径是迂回曲折、支离破碎而纷繁复杂的。既然悖论似乎是存在于语言之中，或是与语言相关，那么消除悖论的手段之一就是净化这个媒介：将模棱两可的字词和含混不清的句法从语言中剔除，转而采用严格而纯粹的符号。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助于数学。到了20世纪初，人们觉得只有量身定做一套符号系统才能够使逻辑正常运作，使其不再有误差和悖论。然而，数理逻辑的梦想后来证明也并非无懈可击，在其中悖论仍然会死灰复燃。尽管如此，如果不是逻辑和数学的结合，人们也就无从理解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数学，同样地，也是随着文字的发明而产生。古希腊常常被认为现代数学之河的发源地，经过若干世纪的奔流，这条大河已经不断分出众多支流。但是古希腊人自己却常常暗示，他们源自另一个更古老的传统。他们称之为迦勒底，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巴比伦。这个传统消失在细砂之下，直到19世纪末，才重见天日，当时一些黏土制成的泥板从失落城市的土丘里被发掘了出来。

一块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

人们先是找到了几十块，后来又找到了数千块泥板。它们大多是人的巴掌大小，压印着个个不同、边缘锐化、有棱有角的所谓楔形文字，即“像楔子一样的文字”。成熟的楔形文字既非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符号简约而抽象），也非字母文字（楔形文字的符号数量众多）。直到公元前3000年，一种使用了大约七百种符号的系统还盛行于乌鲁克，这座具有围墙的城市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是英雄之王吉尔伽美什的故乡，位于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冲积沼泽地带。德国考古学家在贯穿20世纪的一系列考古挖掘中，将乌鲁克城发掘了出来。这种异常古老的信息技术所需的材料唾手可得。只需一只手拿着潮湿的黏土，另一只手拿一枝削尖的芦苇，抄写员便能够将这些小小的字符按行或按列压印出来。

就这样，他们留下了关于古代文明的秘密讯息。解密的工作，花费了好几代人的心血。“就像原本遮蔽这些璀璨文明的大幕被拉开，文字让我们得以直接一窥这些文明的究竟，即便我们还是无法看得太清楚。”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这样写道。 有些欧洲人一开始还心存怨恨。17世纪神学家托马斯·斯普拉特曾写道，“我们确实要把知识的发明归功于亚述人、迦勒底人和埃及人”，但是“他们同样逃脱不了对于知识的讹误所应负的责任”，因为他们将知识通过难解的文字隐藏了起来，“将对于自然以及习俗的观察都裹藏在难以解读的文字中，这是他们当中的智者惯用的伎俩”。 （这种说法好像在暗示说，更友善的古人本该使用一些斯普拉特更熟悉的文字来写作似的。）最早期的一些楔形文字，困扰考古学家和古语言学家的时间最久。这种最先被书写下来的语言——苏美尔语，未在后续的文化和口语中留下任何别的痕迹。苏美尔语就这样变成了一种语言学上的孤立物，没有留下任何已知的衍生语种。而当学者们最终读懂了乌鲁克泥板上的文字以后，他们发现上面以独特的方式尽记些无聊的内容，诸如民事记录、契约和法律条文，以及大麦、牲畜、油、苇席和陶器的账单，等等。像诗歌和文学这样的东西，是数百年之后才在楔形文字中现身的。这些泥板不仅记录下了处于萌芽时期的商业和官僚政治的日常活动，而且也是最初使这些活动得以出现的条件。

即使在那样的早期，楔形文字也已经有了各种用以计数和度量的符号。不同的符号，以不同的方式排列，就可以表示不同的数量和重量。一种更系统化的数字书写方法直到汉谟拉比时期才成形。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统一到了伟大的巴比伦城治下。汉谟拉比本人可能是第一位识字的国王，可以自己书写楔形文字而不用依赖抄书吏。并且他建立帝国的过程，清楚地表明了文字和社会控制之间的联系。杰恩斯评论说：“征服和影响之所以能够层层推进，正是借助了前所未有众多的字母、泥板和石碑。文字是进行社会控制的新方法，实际上，其模式也是今天我们基于备忘录进行沟通的政府的开端。”

数字的书写，当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当详尽的系统。数目仅由两种基本部分组成，一种是竖直的楔形代表1（ ），一种是尖角的楔形代表10（ ）。这些楔形组合起来，就组合成标准字符，所以 代表3、 代表16，依此类推。但是巴比伦的数字系统并非十进制，以10为基数，而是六十进制，以60为基数。 从1到60的每个数目都由一个单独的字符表示。为了表示大数，巴比伦人使用了数位： 表示70（一个60加十个1）、 表示616（十个60加十六个1），依此类推。所有这些，在泥板初见天日之时，都还没弄清楚。不过，一种大同小异的内容多次出现，后来它被证明是乘法表。在六十进制的系统中，乘法表只需涵盖从1到19的倍数，以及20、30、40和50的倍数，其他数的倍数可由此算出。更难以解读的是倒数表，它引入了除法和分数。在六十进制的系统中，倒数关系分别是2:30、3:20、4:15、5:12……增加数位后，就还有8:7,30、9:6,40，等等。*

^* 在转写楔形文字的数时，习惯上会用逗号来区分六十进制数的不同数位，比如7,30。但是抄写员实际上并不用这样的标点符号，并且实际上在他们的记法中，并无记号用来标识数位。换言之，他们的数实际上是所谓的“浮点数”。一个由两位数字构成的数7,30既可能是十进制的450（七个60加三十个1），也可能是 （七个1加三十个 ）。

这些符号很难说是一种文字，或顶多算是一种怪异、狭长、僵化的文字。它们在陶土上以显而易见的模式排列，并反复出现，简直像艺术作品。它们和考古学家所见过的任何散文或诗歌都不一样，倒像是一座神秘城市的路线图。这也是对它们进行解码的关键，这些有序的乱码当中肯定隐藏着某种意义。不论如何，探明这种意义，似乎是数学家要做的事，而最终的发现也表明，这些符号还真和数学有关。数学家从中发现了几何级数和乘幂表，甚至还找到了求平方根和立方根的步骤。虽然这些学者对于一千多年后出现的古希腊数学已经非常熟悉，但他们仍震惊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这么早就具备了如此广度和深度的数学知识。阿斯格·奥博在1963年写道：“人们一度认为，巴比伦只有某种数秘主义或是数字命理学。但现在我们发现，这种观点与事实相比，是多么地粗陋。” 巴比伦人会求解线性方程、二次方程，以及在毕达哥拉斯很久之前就知道了毕达哥拉斯数。不过，与随后出现的古希腊数学形成对比的是，巴比伦数学并不重视几何学，除非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巴比伦人也计算面积和周长，可是他们并不证明定理。但他们的确可以做到将复杂的二次方程降次。他们的数学，似乎最为推重计算能力。

这一点，直到计算能力开始具有实际意义的时候，才得到了重视。而当现代数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巴比伦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泥板业已毁损或散佚。比如，在1914年前从乌鲁克发掘出来的一些碎片，被散藏在了柏林、巴黎和芝加哥，但 50年以后，人们才发现它们上面记载着天文学的原始计算法。为此，20世纪杰出的古代数学史家奥托·诺伊格鲍尔不得不将散藏在大西洋两岸的碎片重新拼凑起来。1949年，当博物馆所收藏的楔形文字泥板数量（按他的粗略估计）达到了50万块时，诺伊格鲍尔不由感叹道：“我们面临的任务就好比仅仅从一个大图书馆的废墟里偶尔找到了几片幸存的残页，却要依此把整部数学史还原出来。”

阿斯格·奥博分析的楔形文字泥板上的一张数学表格

1972年，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先驱高德纳研究了一块平装书大小的古巴比伦泥板残片。它的一半存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四分之一在柏林的国家美术馆，其余的部分则已经缺失。高德纳感觉只能用“算法”一词来描述他所见到的，虽然这个说法有点时代错位。

一个蓄水池。

池高为3,20［即 ］，容积27,46,40［即 ］已凿毕。

池长比池宽长50［即 ］。

你应该取池高3,20的倒数，得到18［即 ］。

将它与容积27,46,40相乘，得到8,20［即 ］。

取50的一半，自乘之，得到10,25［即 ］。

加上8,20，得到8,30,25［即 ］。

其平方根为2,55［即 ］。

将这一结果创建两个副本，增加［25，即 到］其中一个，减少［25，即 到］另一个。

就得到池长为3,20［即 ］，池宽为2,30［即 ］。

此即为解法。

“此即为解法”是泥板上一种标准的结束语，有如祷词，而对于高德纳来说，这个用语却富含深意。从卢浮宫收藏的一块泥板上，他发现了一种“解法”很像堆栈机器，如宝来 B5500 上的程序。他说：“我们必须赞美巴比伦人，他们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方式，既能定义一个算法，又能通过举例解释这种算法。”当时，高德纳正致力于为各种算法给出定义和解释的工作，因此他为古代泥板上的发现感到惊异不已。这些古代的抄写员会要求将数放入某个位置，比如创建一个数的“副本”，又比如将一个数“存入头脑中”。这种抽象的量占据抽象的位置的观念，直到很晚以后，才会再一次出现。

符号在哪里？符号是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需要一种自觉意识，而这并非是自然形成的。一经提出，这些问题便没完没了。哲学家们一直在苦苦索问，这些形形色色的符号到底是什么？

“从根本上讲，字母是表示声音的形状。因此，它们代表着通过眼睛这扇窗口而进入观念的事物。”在中世纪的英国，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约翰是12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秘书和抄写员，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和推销者。他的著作《元逻辑》不仅仔细阐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还催促同时代的学者投身于这种学问，就像皈依一种新宗教。（他毫不避讳地使用了这样的字眼：“谁不信从逻辑，谁就将遭受万世秽辱，须臾不得停歇。”）在那个书面文化荒芜的时代，他在羊皮卷上写下了自己对于书写行为和文字效用的观察：“通常，它们无言地诉说着不在场者的话语。”这表明，在当时文字和口语的概念仍然还纠结不清。视觉和听觉的混合仍在不断衍生新的谜题，过去和未来的混合（所谓“不在场者的话语”）也是如此。而文字则跨越了所有这些界限。

当时，每个使用文字的用户都是新手。那些撰写正式的法律文书如契据和证书的人，经常感觉有需要说给看不见的听众听：“喂！你们所有听到过、看到过这些的人啊！” （他们很不习惯要使时态保持一致，就像是电话答录机的新手们在1980年前后录下他们的第一条留言时常常遇到的那样。）还有很多契据是以“再见”结尾的。在书写文字成为自然而然、成为人类的第二天性之前，这些来自口语的遗响必须先逐渐清除。文字本身必须重塑人类的意识。

在书面文化所收获的诸多能力中，内省的力量不可小觑。作家们热衷于讨论文字，这远比吟游诗人讨论说话的意愿要大得多。他们能够看见媒介及其所传递的讯息，将对它们进行学习和分析，甚至他们还可以对文字进行批判。从一开始，这项能力就伴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失落感，这是一种怀旧的表现。柏拉图对此感同身受：

文字写作有一个坏处在这里，斐德若，在这一点上它很像图画。图画所描写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像是活的，但是等到人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却扳着尊严的面孔，一言不发。写的文章也是如此。你可以相信文字好像有知觉在说话，但是等你想向它们请教，请它们把某句所说的话解释明白一点，它们却只能复述原来的那同一套话。

很不幸，正如柏拉图所说，书面文字是停滞不动的，它稳定不变、不可移动。不过，柏拉图的不安在接下去的一两千年中几乎完全无人理会，因为书面文化结出了累累硕果：历史和法律、科学和哲学，以及对于艺术和文学本身的反思性阐释等。这些成就中没有一个能在纯粹的口语文化中出现。在那样的文化中，的确有可能并且也实际上出现了伟大的诗歌，但是它出现的代价高昂且几率很小。荷马史诗的创作、传播和长时间保存无疑需要占用相当可观的文化资源。

在之后的岁月里，人们并没有怎么怀念那个已经消逝的原初口语文化的世界。直到20世纪，当各种传播的新媒体方兴未艾之时，那种不安和怀旧才再度抬头。作为早已被遗忘的口语文化最著名的发言人，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一次有关现代性的辩论中表达了这种不安和怀旧。他称颂新的“电子时代”，并不是因为其新，而是因为其向人类创造力本源的回归。他把这看作古老的口语文化的复兴。他借用了最新的录音录像技术的说法，宣称“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纪正在‘往回倒带’”。 他还构造了一系列对比说法：印刷词／口语词，冷／热，静态／流动，中性／神奇，贫乏／丰富，死板／创新，机械／有机，孤立／综合，等等。他写道，“字母是一种视觉碎片化和专业主义的技术”，它将导致“一片已分类数据的荒漠”。麦克卢汉对于印刷品的批判可以概括为，印刷品提供的传播渠道是狭隘、线性，甚至支离破碎的。而作为对比，口语主要是人的面对面传播，它伴随着手势和身体接触，调动了所有的感官，而不仅仅是听觉。如果说传播的理念是一种灵魂的交往的话，那么文字只能说是这个理念的一个可怜巴巴的影子。

其他受限的传播方式，也受到了同样的批评。这些传播方式是借助后来的一些技术而产生的，比如电报、电话、无线电广播，以及电子邮件等。乔纳森·米勒以信息学的准技术术语把麦克卢汉的论点重新表述了一番：“传播方式涉及感官的数目越多，利用副本可靠地传输发送者的思想状态的可能性就越大。 ” 对于经过耳朵或眼睛的字词流，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个的字词，还有它们的节奏和语调，也就是它们的音乐感。我们作为听者或读者，不是每次只听或只读一个字词，而是会把字词分成大小不等的组合，这样获取讯息。由于人类记忆力所限，读者可把握的组合长度要比听者所把握的更长，毕竟眼睛还可以往回看。不过，在麦克卢汉看来，这种方式是破坏性的，或至少是一种退步。他说：“听觉空间是有机的、综合的，通过所有感官的同步互动才能感受到；而‘理性空间’或图文空间则是单一的、序列化的、连续的，它制造的是一个封闭世界，其中缺失了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里那种丰富的回声。” 对麦克卢汉而言，这种“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是他的伊甸园。

由于人们依赖口语获取信息，他们就会汇集到一起，形成部落组织……口语承载着比书面语更多的情感……依靠听觉和触觉的部落人民，每个人都承载着集体无意识。他们的世界是充满魔力和整合的，由神话和仪式所规范，其中的价值是神圣的。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的确如此。但三个世纪以前，在书面文化尚是新生事物的时代，托马斯·霍布斯的观点可并没有这么乐观。在当时，他可以更清醒地看待无文字社会的文化。他写道：“人们基于粗放的经验生活，没有方法。换言之，没有人来播种和培植知识，只有谬误和臆测的杂草和普通植物丛生。” 这是个悲惨的世界，既无魔力，也不神圣。

麦克卢汉和霍布斯究竟孰是孰非？如果这让我们左右为难的话，那么早在柏拉图的时候，这个困惑就已经开始了。柏拉图见证了文字的日渐兴盛，一边肯定文字的力量，另一边却又惧怕它带来的僵化。在这位作家兼哲学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悖论，而相同的悖论会注定以各种形式一再出现，因为每一种信息技术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引发恐惧。事实证明，柏拉图所担心的那种“善忘”并未成为现实。而它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正是因为柏拉图与其导师苏格拉底、其高徒亚里士多德定义了思想的基本概念，将种种观念分门别类归入不同范畴，并确立了各种逻辑规则。这样他们实现了文字技术的最大潜能，使知识得以更为持久。

字词长久以来是构成知识的原子。而在不远的将来，字词依然还会让追踪它的人们捉摸不透，无论它是一阵稍纵即逝的声音还是一簇固定的笔画。翁神父说过：“大多数识字的人，当你对他说‘试想某个字词’的时候，他都至少会隐隐约约地把那个字词想象成某种浮现在他眼前的东西，即便真正的字词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那里。” 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那些字词呢？当然是在词典上了。翁神父还说过：“意识到心智中并无词典，而且词典是语言发展到晚近才出现的添加物，不免会令人泄气。” i1FbY/Z7Jbkqlf/3olg9RH1COxkOx15gnRa9vnpVAWDNZ2nExVSqbuPCaLdfIo7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