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沉寂的鼓点响彻黑色大陆：

那是一切音乐的基调，一切舞步的关键；

会说话的鼓是这片未经勘测的丛林中的无线电。

——艾尔玛·瓦塞尔（1943）

用鼓说话时，没人会说得直截了当。鼓手们不会说“回家吧”，而会说：

让你的脚沿它去时的路返回，

让你的腿沿它去时的路返回，

让你的腿脚驻立于此，

在这属于我们的村庄。

他们不会简单说“尸首”，而会展开详述成“仰面躺在土堆中的人”。如果想表达“别害怕”的意思，他们会说“把你的心从嗓子眼放回原处，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现在把它放回原处”。这些鼓说得叠床架屋，似乎表达效率相当成问题。这到底是卖弄辞藻，还是另有妙用呢？

长久以来，到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欧洲人对此都毫无概念。实际上，他们根本想不到，这些鼓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在他们的文化中，只有在一些特殊场合中，鼓才会像军号和钟那样用来发信号，传递一些简单的讯息：进攻、撤退、到教堂做礼拜，诸如此类。但他们无法设想，可以用鼓来说话。1730年，弗朗西斯·穆尔驾船沿冈比亚河向东航行，发现可以直驱九百多公里。 在整个旅途中，他都为这个国家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尤其让他惊为奇观的是“牡蛎长在树上”（指红树林）。他称不上是个博物学家，而只是个为英国奴隶贩子在当地牵线搭桥的经纪人。在那片土地上居住着不同的黑色和褐色人种的居民，据他所见，有“曼丁果人、乔黎夫人、波利人、福禄普人，还有葡萄牙人”。穆尔注意到一些当地人的鼓，它们约一米长，上宽下窄，由整块木头雕成。当妇女们听到鼓声时，她们就会随之起舞。他还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个鼓，用来警示“有敌人来袭”以及“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向邻村求援。不过，穆尔的见闻也仅限于此。

一个世纪后，威廉·艾伦海军上校在一次尼日尔河探险 中，通过观察他唤作“格拉斯哥”的喀麦隆向导，有了进一步的发现。据艾伦的回忆，当时他们正一起待在铁桨船的船舱里。

突然，他凝神往外倾听了一会儿。当我们责备他分心时，他说：“你没听见我儿子在和我说话吗？”我们真的没听见什么人的声音，就问他怎么听见的。他回答说：“是鼓声在向我说话，叫我到甲板上去。”这听起来实在奇异。

格拉斯哥进而说服他，每个村庄都有这种“音乐通信的工具”，这时上校的怀疑变成了惊奇。尽管有点难以置信，上校最终还是接受了，以这样的方式可以把包含许多句子的详细讯息传递到数公里之外。他写道：“我们常常惊讶于，在军队展开阵型时，军号声能被人们如此准确地理解。但要是与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所达到的成效相比，它可就差得远了。”这个成效正是欧洲人孜孜以求的，即找到一种比步行或骑马更快速的远距离通信方式。擂出的鼓声可以沿着河流，穿透静谧的夜色，传出近十公里之遥。这样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地传递下去，只消一个钟头，消息就可以传至一二百公里开外。

在位于比属刚果的波棱吉村，一个女婴的降生通知可能会是这样的：

batoko fala fala, tokema bolo bolo, boseka woliana imaki tonkilingonda, ale nda bobila wa fole fole. asokoka l’isika koke koke.

接生的衬垫已经卷起，我们感到浑身充满力量，一个女人从森林里来，来到这个开放的村庄。这次就说到这里吧。

传教士罗杰·克拉克还记录下了这段召集村民参加一位渔夫的葬礼聚会的鼓声：

la nkesa la mpombolo, tofolange benteke biesala, tolanga bonteke bolokolo bole nda elinga l’enjale baenga, basaki l’okala bopele pele. bojende bosalaki lifeta bolenge wa kala kala, tekendake tonkilingonda, tekendake beningo la nkaka elinga l’enjale. tolanga bonteke bolokolo bole nda elinga l’enjale, la nkesa la mpombolo.

在黎明时分，我们不要集结去劳作，我们要在河边举行聚会。波棱吉村的男人们，不要去狩猎，也不要去打鱼。我们要在河边举行聚会，在黎明时分。

克拉克注意到了若干事实。虽然只有一部分人知道怎样使用鼓声来沟通，但几乎所有人都能够听懂鼓声中的讯息。有些人敲鼓的速度较快，有些人则较慢。固定的短语会反复出现，几乎一成不变，但不同的鼓手会使用不同的“措辞”来传递相同的讯息。克拉克判断，这种鼓语既带有很强的规律性，同时又十分灵活。“鼓声信号表示的是一些传统的、高度诗歌化的习惯短语的音节的声调高低。”克拉克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可惜他未能迈出最后一步，知其所以然。

这些欧洲人言必称“土著思维”，以为非洲人“原始”而“信奉万物有灵”，结果却发现，非洲人早已实现了所有人类文化的一个古老梦想。他们的传讯系统，速度比世界上最好的信使骑着最快的骏马在最好的道路上通过驿站层层接力还要快。依靠脚力、束缚于地面的传讯系统从来都令人失望，其速度有时甚至还不如大军行进。据苏维托尼乌斯在公元一世纪的记载，比如尤利乌斯·恺撒，就“经常本人已经大驾光临，提前派出宣告消息的信使却还在路上”。 当然，古人不是没有应对之策。据荷马、维吉尔和埃斯库罗斯的记载，早在公元前12世纪，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时就已经使用了烽火。在山顶上燃起一堆篝火，就能够被三十多公里外的守望台哨兵看到，有时甚至可以距离更远。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在特洛伊城被攻陷的当天夜里就得到了消息，而她当时身处六百多公里之外的迈锡尼。“究竟是谁如此迅捷，能够将讯息这么快地带来？”满是疑问的歌队长问道。

克吕泰涅斯特拉把这个及时送信的功劳归于火神赫淮斯托斯，“他将那信号放出，开始传递，一站接一站，火的信使一路传来”。由于这个成就非同小可，且观众也很期待进一步的说明，因此，克吕泰涅斯特拉接下去又用了数分钟时间将途中的所有细节一一展开。先是从特洛伊城东南的伊得山上燃起火光，信号穿过北爱琴海抵达楞诺斯岛，随后又从那里传递到马其顿的阿托斯山。然后一路南下，跨越平原和湖泊，抵达马喀斯托斯山。而在墨萨庇翁山守望台上的哨兵“望见远处的火光映照在欧里波斯海峡的潮水上，于是便在干枯的金雀花堆上点燃了新的信号，消息就这样一站站地传下去”，传到了喀泰戎山，又传到了革剌涅亚山，最终传到了靠近她自己城邦的阿剌克奈翁山的守望台。克吕泰涅斯特拉这样自夸道：“一站接一站，火光沿着设定的路径前后相继。” 德国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尼希（Richard Hennig）在 1908年追踪并测量了这个烽火传讯的路径，确认此事真实可行。 当然，讯息的意义必须预先约定，并精简到一个比特。换句话说，必须是个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有事或无事：火光燃起，表示有事；这一次，它表示“特洛伊城已被攻陷”。传递这一个比特信息，需要用到周密的计划、高度的警觉，以及大量的人力和薪柴。很多很多年后，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夜，波士顿旧北区教堂的灯笼也同样给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传递了一个珍贵的比特：一盏灯代表英国人走陆路，两盏灯代表英国人走海路。

要是传达的情报内容不那么特殊的话，所需的信息容量就更大了。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如旗帜、号角、时断时续的狼烟和反光的镜子等，甚至想象出天使和灵来传递信息——天使，顾名思义，就是传递神的信息的使者。而磁性的发现，似乎预示着某种颇有希望的前景。在迷信魔法的时代，磁石被视为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天然磁石能吸引铁制品，并且这种吸引力能够隔空以看不见的方式传播，连水和普通固体障碍物也阻止不了。人们在墙壁的一边拿着一块天然磁石，就可以移动在墙壁另一边的铁块。最为神奇的是，磁力似乎能跨越遥远的距离操控物体，甚至是跨越整个地球，就像指南针所展示的那样。如果用一根针可以操控另一根针，那可能会发生什么呢？这个设想曾一度广泛流传。托马斯·布朗在1640年写道：

一个设想在世间流布，引起人们的注意，轻信的愚人们很快就深信不疑，而那些较为审慎的头脑也并不都排斥。这个设想着实不错，如果出于某种神圣力量，效果的确可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像灵那样进行沟通，甚至可以在地面与月亮上的墨尼波斯对话了。

哪里有自然哲学家和自信满满的艺术家，这个“感应”之针的设想就会出现在哪里。在意大利，就曾经有人向伽利略推销过“一种利用磁针的某种感应，与远在两三千英里之外的人通信的隐秘方法”。

我告诉他，我很乐意购买，前提是他得站在一个房间里，我站在他的隔壁，我们一起做个实验，来看看这种方法到底灵不灵。他回答说办不到，因为在这么短的距离内效果根本看不出来。这么一说，我就把他打发走了，说我没兴趣为了做成这个实验而跑到开罗或者莫斯科去，不过如果他愿意跑一趟的话，我可以留在威尼斯来做另一端的配合。

这个设想的要点是，如果一对铁针同时被磁化（按照布朗的说法，“让它们接触同一块天然磁石”），它们就从此会保持感应。即使被分隔千里，这种感应仍然存在。大概也可以把这个现象称作某种“纠缠”吧。发送者和接收者各持一根针，然后商量好在同一时刻统一行动。他们分别把针放到边缘写满了字母的圆盘上，发送者通过转动针来拼写讯息。布朗解释道：“根据自古以来的说法，不管相距多远，只要一根针指向圆盘上的一个字母，那么另一根针也将出于奇妙的感应指向同一个字母。”其他人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只有布朗亲手做了一次实验。但实验没能成功：当布朗转动其中一根针时，另一根纹丝不动。

布朗并未排除这种神秘的力量有朝一日可以用于通信的可能性，但他也提出了一个疑虑。他指出，即使真有可能实现这种基于磁力的通信，发送者和接收者在试图进行同步时，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即他们如何知道对方所在地点的时间。

想要知道在不同地点的不同时间，这可不是个普通问题，不是翻阅年历就能解决的。它是个数学问题，就算是最聪明的人也还没有找到完全满意的解决方法。根据各地的经度可以推算出各地的时间，但是并非所有地方的经度都已然清楚。

这个先见之明完全出于理论推断，所依据的则是 17 世纪天文学和地理学的新知识。它首次质疑了长久以来被认为确实可靠的假设，即各地处于同一时间。不论如何，布朗注意到，专家们对此意见不一。不过，要直到两个多世纪以后，人们旅行或通信的速度才能快到可以感觉出两地时差的程度。但在当时而言，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像那些目不识丁的非洲人一样，使用鼓声进行那样丰富、那样迅速、那样远距离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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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伦上校发现会说话的鼓的1841年，塞缪尔·芬利·布里斯·摩尔斯则正在为他自己的击键编码大伤脑筋。这种编码相当于一种电磁鼓点，可以通过电报线路以电脉冲形式传播。发明一种编码方式可是件复杂的细活。他一开始甚至没把它想成是一种编码，而是想成了“一种表示字母的符号系统，使用直流电流的连续快速通断来指示和标记”。 这在发明年鉴里基本上查不到任何类似的先例。如何把信息从一种形式，即日常语言，转换成另一种适于在电线上传输的形式呢？这个问题极大地考验着摩尔斯的智慧，比发明电报时需要考虑的机械问题要难得多。因此，历史上更多的是将摩尔斯与他发明的编码而非发报设备联系起来，可谓恰如其分。

他手头的现成技术似乎只允许他使用最简单的电脉冲，即通过开关电路造成电流的通断。但他如何能够使用电磁铁的开合来传达含义丰富的语言呢？他的第一个设想是发送数，每次发送一个数字，用点击和停顿来区别。比如，序列··· ·· ·····表示325。每个英语单词都对应一个数，在收发两端的电报员则会查阅一个特殊的词典来翻译。摩尔斯开始亲自动手制作这样的词典，还浪费了许多时间把它誊写到大的对开本上去。*1840年，他在自己的第一个电报专利中阐明了这种设想：

*他后来写道：“不过，简短的经验证明了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优越性。那本我花费了大量心血的大开本的按数排序的词典……就被弃在一旁，被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词典取代。”

在这种词典或词汇表中，单词按字母表顺序排列并按某种规则进行编号，分别以字母表中的字母打头。这样，语言中的每个单词都有了对应的电报编号，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符号来任意指定。

为了提高效率，他从不同层面权衡了成本和潜在价值。传输本身有成本：电线很昂贵，而且每分钟能够传输的电脉冲数量也是固定的。数的传输相对比较简单，但相应地会给电报员增添困难，从而增加额外的成本。电码本（查找表）的设想颇具潜在价值，在未来还会出现在其他技术当中，最终它甚至能用于中文电报。但摩尔斯意识到，如果操作员在收发电报时每个单词都要查表，那显然是太过麻烦了。

与此同时，他的助手阿尔弗雷德·韦尔（Alfred Vail）则在研发一种更易用的杠杆电键，以便操作员能够快捷地操纵电路通断。渐渐地，韦尔和摩尔斯的思路转向了对字母表进行编码，即先用符号表示字母，然后再用字母拼出每个单词。这样，他们需要想出某种办法，仅用少许符号就能表示出口语和书面语中的所有字词，也就是说，将整个语言映射到电脉冲的单一维度上。一开始，他们考虑了一种基于两个元素的系统：一个是点击（现在称为点），另一个是点击之间的停顿。后来，他们在摆弄电键原型时，萌发了加入第三个元素的想法：线或划，以“电路闭合的时间比发送一个点更长”来表示。 （这种编码后来被称为点–划字母表，但没有提及的停顿也同等重要，因此，摩尔斯电码并不是一种二进制语言。 ）人能学会这种新语言，在一开始看来，是很了不起的。操作员必须掌握这套编码系统，还要持续不断地完成双重的转换：从语言到符号，从大脑到手指。电报员掌握这些技能的内化程度之深，曾让当时的一个目击者大感惊奇：

在记录设备上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些令人费解的象形符号竟然如此精通，他们根本用不着查阅打印出来的记录，就能知道接收到的讯息是什么意思。记录设备对他们说着一种清晰能懂的语言。他们能听懂它说的话。他们可以闭上眼睛，一边倾听耳边那些奇怪的滴答声，听任机器把记录打印出来，一边就能立刻说出这些滴答声是什么意思。

摩尔斯和韦尔意识到，为了提高速度，他们可以设计让最常用的字母对应较短的编码，以减少击键的次数。但哪些字母才是最常用的呢？在当时，人们对于字母的使用频率还未作过统计。在调查字母使用频率的过程中，韦尔灵机一动，拜访了新泽西州莫里斯敦镇的一家当地报社。 在那里，韦尔仔细查看了他们使用的铅字盘，发现备货中有一万两千个E、九千个T，但只有两百个Z。他和摩尔斯据此调整了字母编码。本来，他们使用“划—划—点”来表示T这个第二常见的字母，现在他们仅使用一个“划”，帮电报员们省去了不可计数个按键动作。很多年后，据信息理论学家的计算，他们的英文电报编码方案距最优排列方案相差只有约15%。

当然，非洲鼓语的设计没有此类科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但它也要解决与设计电报编码时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即怎样将整个语言映射到单一维度的最简单的一连串鼓声上。这个设计问题是经过一代代鼓手、数个世纪的社会演进才得到解决的。到了20世纪早期，击鼓传信与电报之间的相似之处在那些研究非洲的欧洲人看来变得显而易见。罗伯特·萨瑟兰·拉特雷海军上校在给伦敦的皇家非洲学会的报告中这样说道：“就在几天前，我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讲的是非洲某地的一名居民如何得知远方一名欧洲人婴儿的死讯，以及这个消息是如何，按照报上的说法，遵照‘摩尔斯原理’利用鼓声进行传递的——其实它用的就是‘摩尔斯原理’。”

然而，这个明显的类比会误导人们。结果他们发现无法破解鼓声的编码，因为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编码。摩尔斯的系统建立在一个中间符号层，也就是字母表的基础上。字母表将口语和他最终的编码联系了起来。摩尔斯的点–划编码，与口语语音并无直接联系。点–划编码仅仅用来表示字母，字母再组成书面单词，最终书面单词才表示口语中的单词。非洲的鼓手们就没有这么一种中间编码可用，无法通过一个中间符号层来完成这样的抽象，毕竟就像目前世界上现存六千多种语言中的大部分，非洲的各种语言没有字母表。鼓语其实是口语的一种变形。

而对于这种现象给出正确解释的重任，落在了约翰·卡林顿肩上。他是一名英国传教士，1914年生于北安普敦郡。卡林顿 24岁时去了非洲，并在那里待了一辈子。鼓语很早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他从大英浸信会的亚库莎（位于刚果河上游）据点出发，在班布尔森林中的村庄传教。有一天，他一时心血来潮，动身前往小镇雅农伽玛，却在抵达时意外地发现教士、医护助理以及村里的老师已经聚集在那里恭候他的光临了。他们解释说，有鼓声提前通知了他们。后来，卡林顿逐渐了解到，鼓声不仅可以用来传达通知和警报，还可以用来祈祷、吟诗，甚至讲笑话。鼓手们并不是在发送信号，而是在说话：他们说的是一种特殊的、改造过的语言。

后来卡林顿自己也学会了怎样敲鼓。他主要使用的是克勒语（Kele），它属于班图语支，现在主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使用。一位洛克勒族村民这样评价卡林顿道：“他其实并不是欧洲人，只是有着欧洲人的肤色而已。他的前世就生活在我们村，本来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投胎时神灵误把他投到了万里之遥的一个白人村庄，附体在一个白人妇女的婴儿身上，结果他没有出生在我们这里。可是因为他属于我们，他不会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所以他回来了。”那个村民又大度地补充道：“如果说他在敲鼓方面有什么不足的话，那是因为白人给他的教育太糟糕了。” 卡林顿在非洲生活了四十多年，成为一位杰出的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是非洲语言谱系结构方面的权威。非洲的语言纷繁复杂，各地方言数以千计，迥异的语言也达数百种。他也注意到，要成为一名好的鼓手，需要多么健谈才行。1949年，他最终将自己的发现出版成了一本小薄册子，标题就叫做《非洲会说话的鼓》。

在破解鼓声谜团的过程中，卡林顿在相关非洲语言的核心特点中找到了破解的关键。这些语言都是声调语言，声调升降就像不同的辅音或元音一样也能区分意义。而大多数印欧语言，包括英语，都没有这种特点。它们只把音调用于某些句法方面，如用以区分疑问句（“youarehappy ”）和陈述句（“youarehappy ”）。但对于另外一些语言来说，其中最著名的有汉语普通话和粤语，声调在区分不同的字词时起着主要的作用。绝大多数的非洲语言也是如此。即使欧洲人学会了使用这些语言来交流，他们往往也会由于缺乏切身体验而意识不到声调的重要性。而当他们把听到的单词转写成拉丁字母时，音调的区别就被完全忽略了。这时，他们实际上无异于色盲。

例如，有三个不同的克勒语单词都被欧洲人转写为 lisaka。这些单词只是语调上有不同：由三个低音音节组成的单词lisaka的意思是水洼，最后一个音节读升调（不一定重读）的lisa ^{k a} 的意思是承诺，而l i ^{s a k a} 则是一种毒药。又例如，单词li ^a la的意思是未婚妻，而liala则是垃圾坑。转写后，它们似乎是同音词，但其实并不是。明白其中的关键后，卡林顿回忆道：“想来真不好意思，我好像有过很多次叫仆童‘划船去取一本书’，或是‘把要来拜访他的朋友钓上来’。” 但欧洲人就是没耳力听出其中的差别来。卡林顿知道，这种声调不分能闹出多大的笑话来：

alambaka boili［－_－－_ _ _］=他望着河岸

alambaka boili［－－－－_－_］=他把丈母娘给煮了

19世纪后期以来，语言学家认为音素是区分不同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例如，英语单词chuck包含三个音素。把ch换成d，或把u换成e，或把ck换成m，就会生成不同的意义。音素这个概念很有用，但并不完美：语言学家之间甚至难以就英语或其他语言的精确音素表达成共识（大多数人估计，英语的语素在四十五个左右）。然而问题在于，口语流是连续的。语言学家是可以依据某种抽象的或武断的原则将它们分解成离散的单位，但这些单位的意义对每个说话者而言都不一样，而且还和上下文相关。同时，大多数说话者对于音素的感知和运用，还受到了书面字母表的影响，后者也是以不免武断的方式对语言加以了固化。无论如何，由于引入了新的变量，声调语言所包含的音素要远多于对此不熟悉的语言学家乍看之下所看到的。

非洲语言的口语把声调作为举足轻重的一部分，鼓语则更进一步——它仅使用声调。这是种只有一对音素的语言，完全通过高低音的变化构成。鼓的原材料和制作手艺各有不同。比如，梆鼓（slit gong）就是取一段花梨木，掏成中空，再切出个长而狭的口子，就可以一端发高音而另一端发低音；还有一些鼓是蒙皮的，可以成对使用。但紧要的是，造出来的鼓要能够发出两个可辨别的音符，彼此相差约一个大三度。

在将口语映射到鼓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信息会丢失。因此，鼓语存在着先天不足。无论在哪个村庄和部落，鼓语都是基于口语单词，然后丢弃其中的辅音和元音。这可是丢弃了很多，余下的信息流难免就会有歧义。在高音的一端连敲两下［－－］，可以匹配克勒语中sango（父亲）一词的声调，但它自然也完全能够表示songe（月亮）、koko（鸡）或fele（一种鱼），或其他任何由两个高音构成的词。即便是在亚库莎的传教士所掌握的没包含多少词的词典中，这样的词也有130个之多。 将声调丰富的口语单词简化至如此单一的编码后，又如何使用鼓声来区分它们呢？重音和敲鼓的时机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但光靠这些技巧还不足以弥补辅音和元音缺失带来的损失。卡林顿发现，为此，鼓手总是会为每个单词加上一些“小短语”以示区分。比如，单词songe（月亮）可以表示成“songe litangela manga”（那俯览大地的月亮）。单词 koko（鸡）可以表示成“koko olongo la bokiokio”（鸡，那啾啾叫的小东西）。这些额外的鼓点，可不是画蛇添足，正是它们提供了上下文信息。每个模棱两可的词在一开始都有很多种可能的解释，但随着鼓点的推进，那些歧义性统统消失了。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虽然听者听到的只是断断续续、有高有低的鼓点，但实际上他们也“听到了”那些缺失的辅音和元音。而且他们听到的是整个短语，而非单个的单词，正如拉特雷上校在报告中所说的：“对于那些不知文字或语法的人而言，如果将其从所在的声音组合中抽离出来，一个单词本身差不多不再是可辨识的了。”

鼓语中有许多定型的长尾巴，它们引入的冗余克服了歧义。但它也不乏创新，可以自由地为北方传来的种种新鲜事物创造新词：“蒸汽船”、“香烟”以及“基督教上帝”是三个特别引起了卡林顿注意的词。不过，鼓手们总是从传统的固定程式开始学起的。鼓手们沿袭的程式中偶尔还保留了一些在日常用语中早已被遗忘的旧式说法。对于雅温得人来说，大象永远是“笨拙的巨物”。 无独有偶，荷马史诗中也大量使用程式（例如，不只说宙斯，而说“集云的神宙斯”；不只说海，而说“酒色的大海”），这恐怕并非巧合。在口语文化中，创作的灵感首先要服务于清晰、易记的目标。本来嘛，缪斯女神都是记忆女神的女儿。

——

虽然克勒语和英语都没有哪个词是表达“为了克服歧义和进行纠错而专门引入额外的比特”这样的意思，但这正是鼓语所做的。引入冗余，不言而喻，效率肯定会打折扣，但它是避免混淆的一剂良药，它提供了第二次机会。事实上，每一种自然语言都内在地包含冗余，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读懂错别字连篇的文章，可以在嘈杂的房间里听懂交谈内容的原因。英语的内在冗余性启发了 20世纪 70年代著名的纽约地铁海报创意（以及詹姆斯·梅里尔的诗作）：

if u cn rd ths

u cn gt a gd jb w hi pa!

（“拒绝这种拼法的诱惑可能会拯救你的灵魂。”梅里尔在诗的最后这样说道。 ）大多数时候，语言中的冗余是为了提供背景信息。这种冗余对于电报员而言是巨大的浪费，但对于非洲的鼓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类似的情况也可见于另一种专业化的语言——航空通信的语言。飞行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来回沟通的信息，包括海拔、航线、尾翼号、飞行跑道和滑行道的标识、无线电频率等，大多是由数字和字母构成的。这些关键信息是在一个特别嘈杂的信道上传递的，所以必须引入一种专用字母表来减少歧义。口语里的字母B和V很容易混淆，不如读成bravo和victor来得保险；M和N则变成了mike和november。而在需要说数字的时候， five（五）和 nine（九）尤其容易混淆，所以分别被读作 fife和 niner。这些额外的音节与鼓语中额外的藻饰，起到的作用是相同的。

在专著出版后，约翰·卡林顿偶然发现，已经有研究者从数学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拉尔夫·哈特利在其论文《信息的传输》中，甚至提出了一个看上去有点相关的公式：H n log s ，其中H表示讯息的信息量，n表示讯息中的符号数，而s则表示语言中可用符号的总数。 25]哈特利的后辈克劳德·香农，后来就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研究，并应用自己的理论对英语的冗余度进行了精确度量。这里的符号，既可以是单词、音素，也可以是点和划。可选择的程度则根据符号集的不同而大小不一——它可以是一千个单词，或四十五音素，或二十六个字母，或电路的三种不同的通断状态。这个公式量化了一种简单现象（当然，是意识到后才觉得简单）：可用的符号越少，为表示出给定信息量所需传递的符号数就得越多。对于非洲的鼓手来说，需要传递的符号数是对应口语的八倍之多。

哈特利费了一番笔墨说明他对信息一词的用法。他写道：“在日常使用中，信息这个术语弹性太大，因此首先有必要为它规定更为确切的含义。”他建议从“物理的”（借用他的话）而非心理的角度度量信息。但他发现，这样会使事情更为错综复杂。而不无悖论的是，复杂性正源自这些中间符号层，如字母表中的字母或是点和划。这些符号是离散的，数量不大。更难度量的则是这些中间符号层与底层，也就是人类语音本身的关联。无论是对电话工程师还是非洲鼓手来说，正是这种带有意义的声音流才是通信的实质内容，虽然这些声音反过来也是更底层的知识或意义的一种编码。不论如何，哈特利认为，工程师应该要能从各种形式的通信中归纳出一种一般理论来，而不管它是文字，是电码，还是通过电话线或以太以电磁波形式传输的声音。

当然，哈特利对鼓语的事一无所知。并且就在约翰·卡林顿刚刚开始对鼓语有所理解后不久，鼓就开始从非洲的生活场景中逐渐淡出了。他眼见洛克勒族的年轻人中练习敲鼓的人越来越少，而上学的孩子们甚至连鼓语中的名字也没有了。他为此感到十分惋惜，因为对他而言，会说话的鼓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1954年，一位来访的美国人在刚果的传教据点亚伦巴村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那里经营一所传教士学校。他仍然每天都到丛林里散步，而每到午饭时间，他的妻子就会使用一阵急促的鼓声召唤他回家。她用鼓声说道：“森林里的白种男人精灵，回来回来，回到属于森林里的白种男人精灵的高高的木屋。女人和洋芋在等待着你。回来回来。”

要不了多久，这些人所使用的通信技术就将从会说话的鼓直接跨越到移动电话，而跳过了所有的中间环节。 sWIjNSnP9CaQIZabc3q96TLtYXOCOJ/peMtqAHeKsWUPw8yh/7FHB73ttZ9QKN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