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与成就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事实上，两者之间有时候并没有什么联系。邦迪十分聪明，有着超乎常人的思维能力。但是，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Strange”McNamara）以及其他被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称为“出类拔萃之辈”的奇才一样，邦迪在越战中的表现缺乏一定的远见、常识和谦逊。我在撰写《智者》时，曾在邦迪所在的纽约大学的办公室里采访过他几次。在谈到约翰·麦克洛伊、罗伯特·洛威特和埃夫里尔·哈里曼等前辈时，他的笑容和态度透露出一丝傲慢。这些把我们从冷战中解救出来的银行家也许没有邦迪辉煌，但事实证明邦迪反倒不如他们明智——我在为1996年《时代周刊》撰写这篇邦迪的讣告时试着慢慢道来。

他那激光束般的智慧从镶着透明镜框的眼镜后面折射出来，笑容可掬，目光冷峻。哪怕他的智商只有聪明人的一半，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伟人。事实上，邦迪诠释了骄傲自负的美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形象，他们带领着美国趾高气扬地踏进了“越战”这片泥潭。

20世纪60年代早期是一个知识分子精英和贵族精英平起平坐的特殊时代，邦迪的经历正是这个兴衰交替的时代的标志。某个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势集团成员，恬不知耻地把美国的领袖角色（还有他们自己的领袖身份）视为神圣的使命。作为这个权势集团的传人，邦迪化身为大卫·哈伯斯塔姆在《出类拔萃之辈》一书中的特写人物，满怀好意却骄傲自负。邦迪生于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洛厄尔家族后人，在格罗顿学校读书时就表现出既圆滑又犀利的个性。在大学委员会入学考试时，他拒不回答有关暑期生活或最喜爱的宠物这类论述题，而是论证了这些话题是多么愚蠢。尽管一开始评分人给了他不及格，但是监分人后来却给了他满分。其他入学考试的科目的情形也都如此。

在耶鲁大学（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骷髅会），邦迪写了一篇著名文章《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在《耶鲁日报》上发表了呼吁撤销足球队的社论；撰写了一篇支持美国参加“二战”的学术论文，称“我相信人有尊严，政府有法可依，我尊重事实，相信伟大的上帝。这些信仰值得我用生命和更多的东西去追求，而阿道夫·希特勒没有这些信念”。

邦迪以哈佛知名学者团体学者协会成员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在因视力不佳被拒后，他通过熟记视力表加入海军，后来又回到哈佛任美国外交政策课程的讲师。每年在慕尼黑讲课时，他都会对课堂中谈及的人物进行模仿。

他的课总是满座，甚至还有不少人站着听课。他高调地表达自己在绥靖形势下的现实主义态度，肯定了军事力量在外交中的作用。

1960年大选后，约翰·肯尼迪在飞往位于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棕榈滩途中，思索着如何让邦迪成为他的国务卿，但是邦迪太“年轻”了。最后，邦迪成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且史无前例地扩大了这个职务的权力。当时正是邦迪和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等人积极酝酿有限核战争方式和反叛乱理论的高潮时期。尽管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山姆·雷博恩（Sam Rayburn）向令人敬畏的总统林登·约翰逊抱怨过：“（这几个人都没有从政经验，）他们中间哪怕只有一个人竞选过一次警长，我对他们也会放心多了。”但他们的智力战最终还是弄晕了大半个华盛顿。

肯尼迪总统在任期间，邦迪对越南问题持公正、中立的态度。约翰逊总统虽然骄傲地称邦迪为“我的智库”，却总是在自己如厕时听邦迪汇报工作，以此来羞辱邦迪。1965年年初，约翰逊派他去越南做了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地考察。邦迪抵达越南时，正值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对美国在越南的军事阵地波来古镇发动直攻。邦迪与白宫通话请求反击，然后亲自前往波来古镇督战。在其冷峻理性的一生中，这是他唯一一次感性反应。

他的报告成了美国升级“越战”的首次声明：“越南的状况日趋恶化，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失败将不可避免……现在仍有回转的余地，但是希望并不大……美国的国际威望和巨大影响力正面临直接的挑战。”因此，一个被邦迪命名为“持久的反击”的新政策诞生了。约翰逊对邦迪说：“是他们将你塑造成了一个令人信任的人，不是吗？”

在1966年辞职后不久，邦迪依旧支持“越战”。他曾在1967年的一个资深政要会议上对约翰逊说：“撤出越南不得人心，因而也是行不通的。”但是在第二年3月份的又一次资深政要会议上，邦迪却告诉约翰逊他们的想法发生了巨变。这次会议标志着冷战以来美国独断骑士精神的瓦解，美国霸权主义也随之破产。

接下来的几年里，邦迪化身为一位颇具魅力的人物，成了众多怀才不遇的治国奇才的代表人物，这些奇才中就包括邦迪的兄弟比尔·邦迪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们接受审判，游走在炼狱中，竭力为自己在“越战”问题上的错误赎罪，试图抹去那段在车内遭到大声疾呼的反战者们围攻的记忆。邦迪的挚友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在评论邦迪时说道：“邦迪将用余生为自己在越南问题上的错误行为辩护。”（金曼·布鲁斯特在肯尼迪劝说邦迪不要接受耶鲁校长一职后，于1963年被任命为耶鲁校长。）当上福特基金会的会长后（本应在国务卿卸任后再上任的一个全新职位），邦迪写了一本厚厚的书来研究原子弹与外交关系（书中几乎没怎么提及“越战”一事），并发起了一个研究核扩散的卡内基基金会项目。

1986年，我和《新闻周刊》编辑伊万·托马斯在撰写有关美国冷战外交的历史《智者》一书时，邦迪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权势集团这回事。如果真如邦迪所说，那么就是邦迪这样的人终结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外交政策是由一帮观点相同、互相信任的贵族绅士决定的。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是邦迪的继任者，他说1968年由邦迪主持的资深政要会议临近闭会时，“美国权势集团就已经死亡了”。

在我为亨利·基辛格所著的传记中，我将他描述为一位对世界政权平衡有着独到观察力的杰出分析家，但我也试图展现他行动诡秘、喜欢操纵的风格，这一点是由于他没有正确认识公开性、价值观和理想主义在美国民主中的价值（他将之视为美国的劣势）。他在自己于1994年出版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中涵盖了四个世纪的治国之道，为他的现实主义方法提供了历史依据。读罢此书，我深受震撼，于是写下了这篇书评，发表在《时代周刊》上。

基辛格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直在掐架，但在一件事上双方长久以来已有共识：基辛格擅长分析关于国家利益和力量平衡的形势。大家都认为如果他能从公司咨询事务和盛装社交活动中抽出身来的话，没准可以留下巨作，也可能在当代优秀外交思想家行列争得一席之地，与“遏制”政策始创人乔治·凯南平起平坐。

现在他已经做到了，他的《大外交》也将名垂青史。《大外交》一书以黎塞留（1624～1642年间任法国首相）开篇，以当今世界的种种挑战结尾，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展示了世界史上的种种力量。基辛格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的所有政治家身上选取了最有力的案例来展现国际事务中的现实主义，也就是普鲁士语中所说的现实政治。正如乔治·凯南在冷战初期以他独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塑造了美国人的观念一样，基辛格重视国家利益而轻视道德情操的态度也构建了一个应对正在崛起的多极世界的框架。基辛格的这本书读来让人兴奋，注定将成为同类作品里的经典。

应当指出，我对这本书越来越感兴趣。两年前，我给《时代周刊》写过一本《基辛格传》，他的很多批评者和一些所谓的朋友都说我太手下留情了，但是他的忠实维护者（包括他自己）却谴责我写得太犀利。我的结论是基辛格对各国利益的相互影响有着高于常人的见解，但是没有意识到美国可以从民主体制的开放性中汲取力量。他的绝妙战略战术使美国与中国恢复邦交变成可能，但他诡秘的风格和对能够加强美国使命感的道德主义的不屑使得美国左右翼都强烈抵制与苏联和解。《大外交》重申了我对基辛格作为一位卓越分析家的尊重，但对于他对曾使美国民主制度成为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的价值观的轻视做派，我则持保留意见。

基辛格写道，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多极化时代，在这里，那些势均力敌的国家根据自身变化的利益或竞争或合作。美国一直没有适应这种力量平衡的格局。基辛格认为，为了理解历史上这种新秩序的建立所带来的教训，我们应该研究350年前就在欧洲外交舞台上开演的外交事件。外交正是基辛格擅长的学术领域，这一点或许并非偶然。

黎塞留是当时法国的第一任宰相，在阻止神圣罗马帝国复兴的过程中创造了国家利益的概念。虽然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都信奉天主教，但黎塞留认为它是法国安全的威胁。从此，国家利益再也不可等同于宗教或者道德目标了。在18世纪，英国把大国平衡外交发挥到极致，而当时英国还是一个在欧洲大陆寻求平衡以获得安全的岛国。

谈到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后世界的相对稳定状况时，基辛格借鉴了他已经发表的关于19世纪奥地利杰出外交家梅特涅（Metternich）和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和一篇关于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学术论文。（基辛格像一位专业的教授，总是为自己的论述加注。）基辛格早期的作品与《大外交》的一个区别是，这一次他对正义和价值观的作用稍稍重视了一些。他写道，“欧洲大陆的国家由共同的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实力与正义是紧密相关的。”

基辛格指出，道德关切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议题。理想主义者相信普及美国价值观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现实主义者则强调国家利益、公信力和权力。基辛格毫不掩饰地加入现实主义者的阵营。

基辛格把尼克松归为自罗斯福以来白宫第一个现实主义者。为证明该论断，基辛格引用了他自己编纂的尼克松年度外交政策报告。但是正如基辛格承认的那样，尼克松在内阁厅公然放置了一张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肖像，并且不断宣扬美国政策的利他主义。基辛格鄙弃地用“新奇”形容利他主义，但我认为这是典型的美国特质。

基辛格指出“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伊始为止”（他不说“直至1990年”，而是用这样一个典型的夸张短语），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似乎是完胜的”。但他对此并不满足；他以称赞美国理想主义作为书的结尾，但每句话都以“但是”转折。最终，“但是”占了上风：“美国理想主义曾经是主流，甚至也许会越来越重要，但是在新型国际秩序下，理想主义的作用就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提供一个面对各种模棱两可的选择时支撑美国的信念。”

基辛格认为，冷战的结束使威尔逊输出美国价值观的想法“可操作性降低”。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为了避免与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道德上决一雌雄，美国必须努力与欧洲、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维持平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比起冷战和“越战”时期（当时他有机会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基辛格对国家利益和大国平衡的重视在当今时代显得更具有政治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2002年为《新共和》（New Republic）撰写的文章很快就会过时。该文主要讲述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邀请亨利·基辛格担任“9·11恐怖袭击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的事情。一周后，基辛格辞去该职务，因为他不想曝光他的咨询公司的客户信息。然而，这篇文章确实道出了几点事实，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至今依旧是不争的事实，即大国开始审视历史可能做出的审判后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回到1975年，当时伊拉克最大的敌人是伊朗国王。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国会小组会议上承认了自己曾调查美国给予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反对派秘密援助的问题。在库尔德人败局已定之时，美国立即抛弃了他们，任由他们遭受迫害。被问及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基辛格回答：“秘密工作不应与传教活动混为一谈。”

这个回答揭示了很多层面的问题：它表现了基辛格的黑色幽默、对感情用事的厌恶以及对现实主义在混乱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还有他对道德在维护民主方面作用的短见。此外，这个回答还说明了基辛格对调查小组搜查美国政治权术秘密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不适感。就像他在抱怨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科尔比（Bill Colby）时所说的那样：“每次比尔·科尔比走进国会山，总统总是傻傻地不打自招。”

如今基辛格被派去管理这样一个调查小组，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公开性质的调查小组，任务是调查导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政策失误。新的调查小组要想弄清事实需要具备两种品质：理性严谨和开诚布公。前者对基辛格来说不成问题；至于后者，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30年从政生涯里表现得一直不是很明显。这对基辛格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基辛格此前在白宫的亮相提醒了那些曾以评论他为乐的人们，他又要引起喧哗了——他回来了！这句话的背后是百感交集。基辛格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也被诋毁过是战犯。他是继乔治·凯南之后最受尊敬的一位杰出外交家。他饱受争议，但是只要提到与他的名字相关的两件外交大事——“越战”停战谈判和美苏关系的缓和——就会引起左右翼的一阵骚乱。他的选择虽然令人惊讶，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事实证明这些选择也是颇具创见的选择。

在早期政治生涯中，基辛格曾获得过许多有权势的政治家的青睐，但是这种优势对他当下的任务并没有什么帮助。首要的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是一名历史学者。79岁的他正在设法保全他在美国外交界的正当地位，于是他要维护自己行事的独立性和思想的完整性。在其1957年所著的《重建的世界》一本书中，基辛格引用了拿破仑评价奥地利政客梅特涅的一句话，“他用阴谋搅浑了政治”。现在他有机会避免自己留下同样的骂名。事实上，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沃夫·布里泽（Wolf Blitzer）问及《纽约时报》一篇质疑他的行事独立性和思想完整性的社论时，基辛格表明那是他的目标（并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他承诺会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让《纽约时报》刮目相看并为此道歉。

基辛格能感知世界上某个角落发生的大事会对另一个地方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点可以帮助他实现上述目标。他明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对中国开放会影响美苏关系。鉴于此，他建立了一个“越战”后维持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政策框架。他在哈佛工作的时候练就的直觉，有利于他游走于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之中。他有理由怀疑那些官僚非常抵制创造性思维，这种怀疑态度使他对一些政府部门提出了挑战，其中就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因为基辛格认为它们过于关注自身的特权。

基辛格的经历说明了一个公认的事实，即原始情报信息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能把它们整合到一个概念框架中。基辛格成为国务卿之前，国务院每年提交的外交政策报告都是些陈词滥调，观点不一。他上任后反复强调（有时甚至一怒之下把初稿砸到地板上）思考要更有洞察力（还要忠实于自己的思维），然后综合情报信息，做出缜密的国际形势判断。

小布什政府执政以来形成了一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工作方式，即使在实践中不一定总是如此，至少在言辞上是有所体现的。与之相比，基辛格的世界观则要微妙得多。他工作时是一个不动感情的现实主义者，权力范围覆盖中东——从沙特阿拉伯到叙利亚。他也是一个务实的国际主义者，意识到了联盟和获得多边支持的重要性。2002年9月初，基辛格借一次非公开的机会批评了国防部的几个办事理念，还写了一篇专栏文章称美国必须要“有原则地制定政策”，这些原则是与其他国家商议得出的结论，而非来自单方所宣称的“不受约束的优先权”。但几天后当小布什总统赞同国防部的单边主义、公然挑战联合国之时，基辛格却修改了这篇专栏文章，称赞小布什总统“重视这一需要国际社会合作的‘挑战’”。

长期以来，基辛格与布什家族及其顾问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其政治生涯也因此变得十分有趣。1971年中美建交后，基辛格访问中国，但他并没有与当时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老布什开诚布公地谈论此事，而老布什当时正竭力保全台湾不会被踢出联合国，结果他所有努力都因为基辛格访华泡汤了。因此，老布什在自传中把他为数不多的矛头指向了基辛格。

1974年，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成为福特总统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后，他试图改变那种由国务卿基辛格而非总统决策外交的观念。（基辛格在这方面犯过一次错误。在媒体追问他为什么福特总统参加了苏联外交大臣关于秘密武器管制会议的时候，基辛格说：“我们觉得在讨论中有必要运用一些技术能力。”）拉姆斯菲尔德甚至主张应该是福特，而不是基辛格出席北约峰会的所有新闻发布会，基辛格因此以辞职威胁。第二年，福特任命拉姆斯菲尔德为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为总统办公室主任，基辛格更加相信是这两个人在背后使坏，逼他放弃除国务卿之外的另一个职位，即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于是基辛格又一次考虑辞职了。

1976年，当罗纳多·里根与福特总统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时，基辛格成了保守派和新保守派攻击的对象，他们认为基辛格在美苏关系缓和、中美建交以及“越战”停战协议方面丢弃了道德感。他们的初衷是发起一次名为“外交中的道德”政纲的投票，顾名思义，其实是在贬低美苏和解与“越战”停战中的“秘密协议”。基辛格希望福特总统反对这个纲领，但是切尼成功地说服总统默认了纲领。同时，拉姆斯菲尔德为了搁置这个争议，成功说服了福特不顾基辛格的反对放弃了与苏联的武器管制协议的商谈。

4年后，基辛格成了安排福特作为里根（而非乔治·布什）竞选伙伴的关键人物。福特做出了以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为前提的计划，但是里根不同意。基辛格在里根政府中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中美洲问题两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也为他当前的任务铺平了路。基辛格曾默默地抱怨说：“他们把‘好东西’都给我了。”尽管基辛格一心希望从保守党将他放逐的荒境中东山再起，他也批准了最后一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将来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援助，要根据当地控制践踏人权行为的情况而定。

基辛格接任新职时被问到的问题和1974年尼克松辞职后被问到的一样。时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当时问道：“基辛格会选择更公开的做事风格吗？还是他依旧会是那个多年来一直让人捉摸不透、喜欢操控的聪明外交家？”在其从政生涯中，基辛格最大的弱点就是抵触公开性，这使得美国外交工作变得更加不堪，但同时也为外交活动提供了国内民主的基础和国外的道德权威。从入侵柬埔寨到对中国开放，基辛格听从尼克松的建议，总习惯于暗箱操作。但他在自传中有时表现得很坦率，可以看出他是知道启迪民智是有必要的。

若想名垂青史，基辛格需要有两种品质：开诚布公和对公众负责的态度，这两点恰巧可以帮助他完成“9·11”恐怖袭击事件调查。他长于理性分析，相信理智的判断，甚至理智得有些残酷。他也能分清当下将严谨分析和大胆直率的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对国家有利，对自己也有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认同一个事实，即给予公众所需的真相可以使民主政治汲取力量，而非失去力量。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使其对伍德罗·威尔逊模式的改造主义者十分小心，他们会远征别国土地以保障本土的民主安全。当代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外交总统是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他促成了冷战的和平落幕，发动了目标明确的伊拉克战争。但讽刺的是，主张远征的最大改造主义者就是他的儿子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后者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安排了一系列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民主进程。虽然我过去质疑过基辛格的现实主义，但小布什的政策却让我渴望在外交平衡中多一点现实主义。这一点我在2005年再版的《基辛格传》的简介中有所提及。

在卸任后的30年里，基辛格始终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其见解也在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的影响力和名声比当代任何政治家都要持久。如今他依然是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建议被政界和企业的领导采纳，他沙哑的声音是广播中的常客，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分析报道中。

这样持久的声望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理解力，就连他的反对者也承认这点。如今，政策讨论常常出现两极化观点，其中夹杂着党派倾向，电视节目里的论点更是为此推波助澜。反对基辛格的人也对他严谨细密、颇具深度和实事求是的论点印象深刻。他的作品和演讲结合了历史规律和对时代的理解，既有一种大开大合的开阔视野，又有入木三分的深度分析，因而才会出类拔萃。

既然全球政治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变得简单，基辛格对大国平衡的解读和重视就显得越来越中肯。同样，他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各国彼此互相依存的格局——世界某处发生的大事将在另一处得到回应——这一点在复杂的全球化时代会越来越重要。

尽管基辛格的影响力仍在，他却莫名其妙地与政府官职无缘。从他在福特任期末离职到小布什上任之间的32年中，有3位共和党总统在位近20年。然而基辛格（作为共和党人）却未得到重用，原因何在？

答案是，共和党的政策有了变化，同时基辛格本人也在改变。基辛格代表了植根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大国平衡和实用主义的保守国际主义。本书中，我讲述了伤害他最深的并非是鸽派左翼分子或是自由民主人，而是新保守派和激进意识形态主义的共产党人，这些人见证了美国在远征海外、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以及情感问题上的种种挣扎。

正如本书的读者将要看到的那样，罗纳德·里根已经不再是基辛格意识形态上最残酷的对手。尽管里根曾经多次打算和基辛格缓和关系，但基辛格最后还是被排除在政府门外。更严重的是，里根的外交策略——通过远征获取自由而非追求大国平衡——渐渐成了共和党的主流意识。

这一点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更是成了事实，当时正值小布什任职期间。一些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者——比如最知名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因质疑外侵政策而闻名。基辛格对此也有疑虑，但是他表达得委婉巧妙，不易察觉。

基辛格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方面，基辛格的见解总是细致入微，他认为伊拉克问题和大中东计划极其复杂敏感，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个错综复杂、危险四伏的世界里，基辛格善于分析的能力（在与比较理想化的保守者主义者打交道时，这是“弱点”）使其不会将事情过度简单化。除此之外，他本能地反感公开做法，不愿直接挑战当权者，对保守的共和党更是如此，因为他知道他们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不信任是导致他仕途不畅的根源。

这一点与我在《基辛格传》中的一个核心论点相关，而且我认为这个看法如今更站得住脚。我觉得基辛格是少数影响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相对）中的一位。就此而言，他是大师。他对大国关系和权力平衡，尤其是势力范围和权力关系等问题有着独到的理解。他明智地构建了中美苏三边关系，从而使得美国在“越战”后仍能保持自身强大的国力和全球影响力。

另一方面，基辛格对理想主义价值观（他称之为“过于感性”）在民主制度执行的开放性以及赢得国内外民众持久信任方面的作用的感受并非一成不变。我认为他也并不完全赞同美国民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对美国外交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观点。受尼克松暗中授意，基辛格十分热衷并高度依赖暗箱操作的做法。

基辛格在我写的《基辛格传》出版后并没有非常激动，虽然他之前曾接受过我多次采访。我认为他会对保守派和自由派给他同样多的批评而感到吃惊。基辛格素来爱面子，所以我想在重读那些差强人意的回忆录时，他极有可能会暴跳如雷吧。

那本传记刚出版的一段时间里，基辛格并没有对我说什么。在我成了《时代周刊》的编辑之后，基辛格应邀再次出席我们的封面人物周年会。那天电话铃声响起，我一拿起听筒，他那独一无二的嗓音就传了过来：“沃尔特，即便是‘三十年战争’ ^[1] （Thirty Year's War）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我原谅你了。”（当然他承认他的妻子南希对百年战争更感兴趣。）自那以后，我们合作完成了很多项目，其中就包括阿斯彭研究所的中东项目。

在我们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基辛格称他早就意识到价值观在长期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国家利益与理想之间有一个平衡，而这一平衡最好是自然形成的。

在其1994年的著作《大外交》一书中，基辛格综述了外交政策上的平衡，包括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上至红衣主教黎塞留，下达现实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和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皆有提及。作为一个欧洲逃难者，基辛格比杰斐逊更加热忱地解读了梅特涅，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现实主义阵营中。他在书中写道：“除了美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站在利他主义的高度上表现出国际领袖的气度。”其他美国人可能会把这种态度视为一种骄傲，而基辛格在说这话的时候，却像一个人类学家在探究一种非常让人不安的部落风俗。他指出，将政策建立在理想而非利益之上的做法会把一个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宣传美国独特价值观时曾在法国上演了一出权力平衡的好戏，而此后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相互交织的。从《门罗宣言》到认为对外扩张是美国天命的“命定扩张论”，再到“马歇尔计划”，美国总是把利益与理想联系在一起，在冷战期间尤为明显。这次战争不仅是一次安全侵犯，也是一次道德入侵。

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的现实主义权力平衡法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维稳框架，但是没有获得政界双方的支持。这样的方法与维持国际社会参与民主的情绪并不相容，因此滋生了不健康的隐秘作风。

然而今天，美国政体面临的问题可能来自相反的方面：我们是否在理想主义的路上渐行渐远？我们需要来点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敏锐观察力吗？美国的全球战略极力推行自由主义，深受道德使命感和好战精神的驱动，因此现在是否需要谨慎小心、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冷静的利益权衡以及传统的保守主义等让人清醒的元素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正确认识基辛格在保守派权力政治的传统下扮演的角色。40年来，他一直在和热衷外侵的新保守派和道德自由主义者们感情用事的理想主义斗争。现在了解基辛格以及他对全球变动的看法与当时“越战”和冷战结束时了解这些一样关键。

詹姆斯·贝克被任命为伊拉克研究小组联合主席，因而我有机会在2006年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撰写的这篇文章中探究一个如此机敏温和的当权者是如何奠定身后之名的。我也曾在基辛格担任“9·11”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的短暂期间里采访过基辛格。但贝克的问题与基辛格不同。贝克想要成为一名智者，但是该诉求与小布什本能地视他为门客相冲突。

詹姆斯·艾迪生·贝克三世在回顾其一生时，说自己还有一个大目标没有实现：努力确保在他去世后，报纸刊登的讣告中“美国政治家”这一称谓要写在“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事件”之前。这也是贝克想要在伊拉克研究小组里做出一番对两党都有利的业绩的原因，他希望以此为自己求得“智者”圣殿里的一席之地。所谓智者，是指那些在政治家活跃的年代里处事圆滑的人。对他们来说，明智与两党合作是同义词。

我称赞名人渴望成为“智者”的心理，不仅是因为我曾经与人合写过一本以此为题的书，在那本书里我赞扬了几名冷战专家，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任纽约州州长的苏联问题专家埃夫里尔·哈里曼、哈里·杜鲁门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洛威特和曾任世界银行行长和几任总统顾问的约翰·麦克洛伊。当他们步入老年后，又被林登·约翰逊总统召回，担任越南战争顾问。开始他们建议总统坚持到底，但是在1968年年初他们终于得出了一条务实的结论：美国必须撤出。纵观他们的事业及晚年的经历，他们讲究务实和现实主义，不受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的限制，并从中获益。

贝克面临的问题是，他的结局是会像老一辈智者中最杰出的代表洛威特那样被人铭记，还是会轻易成为另一边的手段高明的政治家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面对“智者”荣誉只能望洋兴叹，因为他无法摆脱自己作为党派的投机家和操控者的臭名。

从出身和教养来看，贝克更像洛威特。洛威特是一个共和党银行家，曾出任哈里·杜鲁门的美国副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作为得克萨斯州贵族后裔，他们之间有着相似——实际上是相互交织——的背景。19世纪90年代，洛威特的父亲和贝克的祖父一起协助建立了休斯敦铁路律师事务所，事务所后来几经易名，曾使用过“贝克”、“博茨”及“贝克 洛威特”等名字；詹姆斯·贝克现在是该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和洛威特一样，贝克信守冷静但苛刻的实用主义。他处理问题时总是果断坚定，但允许协商讨论，绝不受个人情绪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会感情用事。

但两人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洛威特对党派绝对忠诚。有一次，杜鲁门在他面前批评了共和党，洛威特马上回应道：“总统先生，别忘了我是共和党人。”杜鲁门回答说：“可恶，我又忘了。”但我们不能说贝克也是一个忠于党派的人。

同样，克拉克·克利福德也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政治生涯是从担任杜鲁门总统顾问和竞选策划人开始的。民主党人克利福德和共和党人贝克一样温和。和贝克一样，克利福德处事圆滑，富有远见，但又总是处心积虑。在总统林登·约翰逊解雇了饱受争议的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后，即将退休的克利福德召回接替这个职务，为越战出谋划策。尽管他努力地扮演一个聪明睿智、受人尊敬的政治家角色，却摆脱不了投机取巧地解决政治问题和染指党派阴谋、阿拉伯富商的钱财的阴影。

遗憾的是，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贝克——还有前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华盛顿州律师弗农·乔丹（Vernon Jordan）、美国首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和研究组里其他几位值得称道的人——难以在当今时代获得类似洛威特的地位，其主要原因是，在博客、有线电视和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这样的事物大行其道的时代，外交政策和其他事情一样具有很强的党派特征。除此之外，当今政治家和媒体玩的捉迷藏游戏更有攻击性，这就意味着哪怕是洛威特这样品质高尚的人都会因为一些事陷入被动局面：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联合太平洋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等都曾是洛威特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它们之间有过不少战时交易。

不过贝克和他的研究组成员在一个重要方面与老一辈的智者们一致。和新保守派、民主激进派不同，他们在本质上都不是改造家和极端的空想主义者。当一群功成名就的人聚集在一起抚摸着下巴商讨事宜最终达成共识之时，并不是所有平衡都有被打破的危险。他们都谨慎务实，当然也都非常明智。

体制是造就这群人的部分原因。一流的共识寻求者们一般不会持有极端或鲁莽的看法。当然也有个人原因，实用现实主义者贝克的例子尤具代表性。身为国务卿的他经常敦促老布什不要试图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占领巴格达；他也在小布什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前提出类似的警告。由于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贝克总会受到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排挤。因而他在回忆录的最后一卷提到这些人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外交政策时，一直在努力抑制着自己幸灾乐祸的情绪。

如果贝克和他的团队想出一个办法弥补由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国家利益损失，如果他能坚持下去帮助美国实现这个计划，那我们这些撰写历史书籍的人就能为他在智者圣殿中，在洛威特和迪安·艾奇逊旁边留一席之地作为奖励。小觑作为外交政策目标的稳定和牵制因素，并嘲笑一流的决策者很容易，但是在今天，渴望拥有政治家风度的抱负——即便是为了美化身后之名——也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品质。为此，在外交政策上，我们需要拥有做事谨慎的勇气和放低姿态的自信。

在我们搜索当代智者的过程中，有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智者圣殿最初的建立者们应该早就注意到这件事了。那就是，最接近智者的人本该是总统最容易控制的人，但他反而是最难搞定的人，或许个中原因只有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或莎士比亚（或许是弗洛伊德）才能解释吧。这个人就是老布什。为了代替他，他的顾问詹姆斯·贝克必须充当代理人，幸运的是，他愿意戴这顶帽子。

美国的国务卿们每天究竟都在干些什么？我们读过很多关于他们的洞察力和影响力的故事，但我有时很好奇，他们在全球奔忙时，又是如何掌握治国方略的基本要点的呢？成为《时代周刊》编辑之后，我刻意地每年都走出去，写些故事。为了1999年的封面故事，我说服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允许我在她身边待一个星期。那个星期很充实，我试图弄清楚外交家们是凭什么赚取薪水的。

“此时的危险在于进攻策略是得不偿失的，而种族清洗举措又是不允许的。”集结在德国空军基地某飞机库的部队欢呼雀跃，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正在向他们解释科索沃战争。对她来说，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在后冷战世界中的一次关键任务，也是从小就躲避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她的一项私人使命。当她完成任务时，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称赞道：“奥尔布赖特国务卿，谢谢你能够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坚决捍卫巴尔干半岛的人民自由。”

科索沃战争常常被奥尔布赖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说成是“马德琳的战争”。在她看来，欧洲的稳定直接关乎美国的利益，反对种族清洗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正因为植根于她内心的价值观在不断成熟，她才相信美国利益不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剥离开来。她说：“我们正在重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作为民主、稳定和欧洲大地上人民尊严的捍卫者的核心使命。”

她的反对者们称，这从来都不是北约的核心使命。50年来，北约一直是一个防御性联盟，无论民主、稳定和人民尊严有多匮乏，只要欧洲国家不受侵犯就不会发动战争。反对者们将“马德琳的战争”视为受道德冲动和感伤情绪驱动的外交政策的最新案例，这一案例威吓斥责其他国家遵守美国所谓的神圣训诫，一旦他们不遵守就会受到轰炸和制裁的威胁。

早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内，奥尔布赖特就已经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了，当时正值美国与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的第一次决战，奥尔布赖特便显示了她的魄力。1993年，她会见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卢瑟·鲍威尔（Colin Powell）——后者信奉一条信念：军事要有一个设定好的清晰的政治目标，并要具备举足轻重的实力。当时奥尔布赖特质问鲍威尔：“如果我们根本就用不上你经常提及的顶级军队，那要它又有何用？”鲍威尔事后回忆此情此景时说：“当时我的血液都凝固了。”

从此以后就有了奥尔布赖特主义：以武力支撑的强势干涉主义——包括有限度使用武力，例如在没有其他更有威慑力的手段时使用空中精确打击——支持一系列战略和道义目标。克林顿政府的官员多是伴随着美国对“越战”教训的解读或者误读长大的，因此一提到战争便三思而后行；而马德琳本人却是《慕尼黑协定》的直接受害者，这种成长经历练就了她绝不妥协、强硬到底的性格。 ^[2]

1998年2月，时任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在科索沃自治省发动对阿尔巴尼亚族的袭击。对此，奥尔布赖特坚决不允许西方世界像在波斯尼亚内战问题上一样畏缩不前。1998年，她在伦敦外长会议上说：“历史正在注视着我们。”当年波斯尼亚问题也是在这个房间里探讨的。“在这里，我们的前任在波斯尼亚战火纷飞时贻误良机；如果我们重蹈覆辙，历史不会再对我们仁慈。”她根本没有妥协的意思。意大利和法国外长提议用他们的方法威胁塞族人以缓和局势，奥尔布赖特的亲密助手杰米·鲁宾（Jamie Rubin）悄悄告诉她也许可以接受该建议。但是她立马回绝：“你以为我们这是在哪，慕尼黑吗？”

一年多以后，虽然乌烟瘴气的轰炸行动持续了7个星期，但奥尔布赖特仍然视自己为强硬派，任务就是要阻止各种企图通过妥协之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过去一周，她在华盛顿和欧洲会见了俄罗斯外交官，与克林顿一起前往北约总部布鲁塞尔和德国军事基地，还在波恩主持召开了外长会议。她有许多问题要处理，其中之一便是上周外交斡旋的典型事例：努力拉拢俄罗斯，使其支持在科索沃部署国际维和力量。

1999年1月以来，奥尔布赖特一直在与时任俄罗斯外长伊格·伊万诺夫（Igor Ivanov）就该问题进行商讨，后来她飞往莫斯科告诉伊万诺夫“北约正在发出轰炸警告”，而当时后者正在波修瓦剧院观看《茶花女》，正逢幕间休息。4个星期以前，他们在挪威奥斯陆机场见过面，当时伊万诺夫从胸前口袋中掏出一张写有10条处理“原则”的纸条，奥尔布赖特注意到其中有几条原则与北约的一致。她提议用铅笔标出彼此都能接受的条款。3个小时后，伊万诺夫仍然没有接受美国的核心要求：在科索沃部署北约维和力量。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共识足以支持他们发表共同声明。

上周一，时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派俄罗斯前总理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前往华盛顿，重启了该议程。切尔诺梅尔金声明俄罗斯愿意（至少私下愿意）接受国际维和力量的介入，但是不一定是北约领导的维和力量。双方在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官邸讨论了整个晚上，而当时奥尔布赖特正在参加国宴。

周二早餐时，切尔诺梅尔金与奥尔布赖特用俄语（她会说6种语言）聊了几分钟，主要是说她儿时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经历，当时她父亲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她还描述了见到时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并给他献花的场景。切尔诺梅尔金坚持俄罗斯人不会公开支持塞族人反对的任何事情，奥尔布赖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太荒谬了。因为俄罗斯的角色“应该”是敦促塞族人，而不是单单表达自己的立场。美国坚持要求北约出动维和力量并非是从宗教出发，而是从实际考虑，即每个人都同意科索沃人应该返乡，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力量保证他们的安全，安全返乡就无从谈起。会议结束的时候，奥尔布赖特致电在莫斯科的伊万诺夫，确保俄罗斯前总理和时任外长这两位俄国人得到的信息毫无二致。

当晚，奥尔布赖特与时任总统克林顿连夜飞往欧洲。检阅了北约军队之后，她就忙着打电话了。她先告知乌克兰外长，俄罗斯也参与了该计划；然后与法国和英国外长通话，希望能在8国集团峰会上得到他们的声援。

最重要的两通电话是打给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还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安南并不参与行动，他的建议是他派出一支谈判代表团去处理贝尔格莱德问题。安南从一开始就是北约立场的可靠支持者，这让奥尔布赖特十分满意。但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几个联合国外交官力促妥协的场景。她说：“科菲，我们不需要哪儿都有谈判代表。”

周四清晨，奥尔布赖特和她的随访团与总统“分道扬镳”，乘空军飞机抵达波恩，参加欧洲和俄罗斯外长的8国集团峰会。她膝盖上放着一个标有“情报”的文件夹。按照惯例，她在短暂的路途中召开了晨会。“斯洛博丹感觉到了压力。”她说道，看到备忘录上关于米洛舍维奇软禁高级士兵的行为时，她抬起头，双眼一亮。

她经常冷嘲热讽，有时也会开开玩笑，偶尔会焦躁不安，但办事向来干脆利落。“我们必须再和科菲谈谈，确保他不会再增加谈判代表，”但是她知道如何运用对她有利的主动性因素，“要是见到伊万诺夫，我会向他强调联合国也将参与。”

大功告成之后，她就会从一名首席执行官式的人物转型为教授。她在演讲时靠着椅背，把眼镜戴在头上，说道：“记住俄罗斯与塞尔维亚的复杂渊源是很重要的。”它们之间长期以来有着文化和宗教的纽带，但是后来铁托与斯大林断交了，甚至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一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爆发时，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主义者。她强调，我们与塞尔维亚的战争使得俄罗斯处于危险的边缘，让它们帮助我们对付塞尔维亚对双方都有利。

一抵达彼得堡会议中心，她就举行了与伊万诺夫的私人会面。计划是双方各有三名助手，但是两人后来决定一对一面谈，甚至不设译员（因为他们彼此语言相通）。他们商议宣言中伊万诺夫易于接受的措辞，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在科索沃问题上公开支持国际力量。奥尔布赖特建议称之为“军事力量”。伊万诺夫回应他只能接受“驻外部队”一词。

“你必须认可‘安全’一词，”奥尔布赖特说，“伊格，你会同意这点来让我高兴吗？”

“好吧，”他说，带着一丝笑意，“但是你什么时候让我高兴呢？我可等着呢。”

伊万诺夫拿出一张纸，勾勒出安全部署的可能构成，用圆圈代表不同部队扮演的角色。奥尔布赖特则用钢笔写出北约参与的必要性，但是伊万诺夫不同意她的观点。“这不是我们两个能决定的事，”她最后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专家去解决。”

在彼得堡中心的大型日光浴场内，8国集团外长峰会按计划进行。在餐桌上，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和奥尔布赖特最后一次试图联合说服伊万诺夫接受比“驻外维和部队”更进一步的名称。库克建议在括号中添加“包括军事力量”的字样。伊万诺夫不愿意让步。“对不起，”他说，“我今天只能做到这么多了。”

对于奥尔布赖特而言，一个月之内促使俄罗斯公开支持将国际武装力量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已经足够了。俄罗斯的支持为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接受北约武装开辟了道路。

周四深夜，奥尔布赖特和她的团队与访问德国难民归来的克林顿会合，同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踏上回国的旅程。克林顿穿着宽松的雪兰毛线衣坐在他的空中办公室里，他认为美国的科索沃政策是美国的价值观与利益相互交织的结果。“欧洲的和平繁荣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次行动是一次引人注目的人道主义案例：如果美国对这种本可以对其施加影响的暴行置若罔闻的话，那么类似的情形就会扩散开来。世界上有很多种族冲突，从爱尔兰到中东，再到巴尔干半岛。如果能说服人民缓和这种紧张局势，那我们就实现了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

尽管克林顿欣赏奥尔布赖特，但他们并没有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直至今日，奥尔布赖特仍然对克林顿让她在莱温斯基丑闻事件暴露后面对媒体时称其无辜一事耿耿于怀。被问及是否欠奥尔布赖特一个公开的道歉时，克林顿目光冷冷地定了几秒钟，面无表情。“没有，”在沉默了很久之后，他说，“没有，对这个问题我无话可说。”但克林顿对奥尔布赖特在本职工作中体现出来的个人素养褒奖有加。“她不仅从《慕尼黑协定》中吸取了教训，也从捷克斯洛伐克学到了很多。”

的确，科索沃事件已经阐释了奥尔布赖特的个人经历是如何塑造了她的观点和风格的。她的父亲约瑟夫·科贝尔（Josef Korbel）是战时原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既有智慧又善于社交，和她一样懂得求生的诀窍。马德琳儿时在贝尔格莱德度过了孤独的两年，那时她就形成了对暴徒本能的反感。正如《时代周刊》的安·布莱克曼（Ann Blackman）在其所著的奥尔布赖特传记《生命的季节》中阐述的那样，她太像她父亲了：有着过人的智力和才华，但有时似乎为了避免接触与自我形象冲突的事情宁愿一叶障目。比如，数年来她总是有意逃避自己，就像她的父亲曾经逃避她一样，因为有证据证明她是犹太裔，而且多数家庭成员在大屠杀中被迫害致死。

通常人们有两种方法可以走出这样的阴影。有些人像奥尔布赖特一样，形成了一种激进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承诺“下不为例”让世界对暴行视而不见。另外一些人——基辛格是一个例子，作为纳粹灾难后的流亡者——则成了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对权力的微妙含义有着准确理解，看得懂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碰撞，鄙视那些在其看来是感情冲动和头脑发热的举动。

奥尔布赖特没有基辛格的能力（或者欲望）将宏观的战略结构概念化，也不会分析世界某一处的行为如何像涟漪一样波及其他地方。她也不擅长制订周密的应急计划，这一点成就了——但有时也毁了——许多法律顾问，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塞鲁斯·万斯（Cyrus Vance）、詹姆斯·贝克和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等人。结果，奥尔布赖特极力干涉科索沃，却没有考虑地缘政治分歧（比如，这会给俄罗斯、中国、马其顿和希腊等国带来什么影响）或者设计应急计划（比如，如何解决大量难民，如果米洛舍维奇反抗，如何做好陆军出动的准备）。

周四晚从欧洲回美国的途中，奥尔布赖特待在总统办公室旁一间小小的情况室里，坐着旋转座椅。我问她，科索沃和其他以道义为理由的干涉行动是否代表冷战后美国寻求利益的新方向？她回答：“我认为威胁我们国家利益的问题各种各样，（包括）由种族清洗导致的混乱与不安定局面。”我又问，我们如何定位和选择这种斗争的目标？为什么是科索沃而不是卢旺达？她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说明，必须视当时复杂的形势而定。我相信，而且曾经也这么说过，我们应该在卢旺达采取进一步行动。我们选择干预暴行严重且影响我们稳定的地区——欧洲的稳定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对美国一直意义重大，还会选择当地有某一组织能够应对暴行的地方。你不能在各个有需要的地方都有所作为，但这不等于你可以没有任何作为。我们正在完善相关条例。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切实指导我们开展行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正直是一种难得的美德，这种美德要求一个人表现出忠诚和诚实，而二者有时存在冲突。人们在理论上对这一美德褒奖有加，在实践中对此却没有那么认同。当小布什总统宣布科林·鲍威尔出任美国国务卿的时候，鲍威尔正饱受两大政治阵营的批评，甚至还受到小布什及其核心集团的诋毁。过去我觉得这一切对他而言太不公平了。在伊拉克战争的备战前期，鲍威尔相信了有纰漏的情报，但是如今想来那是一个诚实的错误。他比其他领导者更有正义感，而且他的行为值得尊敬。因此，我在2004年11月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这篇评论，目的是为他正名。

科林·鲍威尔心中有很多英雄，其中之一便是乔治·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Marshall），这位睿智的“二战”将军曾是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鲍威尔就在马歇尔的肖像注视下工作，在马歇尔曾经用过的桌子上办公。

鲍威尔偶尔会谈起1948年某天的故事，当时杜鲁门正在考虑美国是否应该承认刚宣布成立的所谓以色列国。马歇尔当时建议他反对以色列建国，但是杜鲁门还是决定承认以色列国。鲍威尔说，马歇尔的一些助手当时围在他现在坐的这张桌子旁劝马歇尔立马辞职，而马歇尔反问这群人怎么把他当成了总统呢。他指出，杜鲁门才是总统，才是做决定的那个人。国务卿的角色是为总统提供最好的建议，然后给予支持。

鲍威尔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伊拉克战争才刚开始。很显然，他是在自比马歇尔将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在这些事上的主要区别是鲍威尔针对伊拉克给出的建议多数被证明是正确的，而马歇尔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建议却是错的。尽管如此——也可能正因为此，当今的评论家和未来的历史学家都不会给予鲍威尔如马歇尔当日获得的尊重，白宫也没有这样做。

鲍威尔的问题是小布什政府的拥护者和批评者都对他不满，前者是因为他不完全支持攻占伊拉克的战略战术，后者则是因为他没有公开承认自己属于该阵营。他注定要失败，因为他输掉了与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新保守派先驱的思想战。

然而，思想和直觉正确的政治家理应在历史中享有光荣的地位。我们暂且不去讨论鲍威尔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以占得上风，或是不那么失风头，我们先来定夺他在任期中有哪些教训应该被记录下来。

鲍威尔是一个可敬的人，我们应该通过他说的话来判断他的为人。和分属两个党派的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也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应被剥夺权力。因此他不会言不由衷，也不会赋予自己反对的政策以合法性。

然而他确实给出了警告和保留意见。任何军事干涉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任务，使用能恰好完成任务的武力，拥有一个清晰的成功或者撤退的战略——这是鲍威尔本人一直信奉的原则。他认为，在入侵他国之前需要更多时间来联合同盟国结成更广泛的同盟，需要更周密的计划来保障战后安全和生活。

从不同程度说，鲍威尔的所有观点都没有被五角大楼采纳。他对每件事几乎都有先见之明。而关于鲍威尔其人其事，我们应该谨记的不是他没有成功，而是他本应成功。

鲍威尔上任时也许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他曾是英勇的战士，也是有着摇滚明星魅力的睿智政治家。但是他的国务卿之路最终被一个官僚政治上的成功所带来的意外结果毁掉了：他说服总统去联合国寻求对伊拉克决议的支持。结果一张照片污损了他的身后之名——他与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向联合国呈递情报证据以证明伊拉克正忙于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种事情只有在事后发现才能令人信服。

外交政策权力集团的理想主义者——比如那些希望美国能帮助中东实现民主化的新保守主义者和主张谨慎行动、重视美国客观战略利益的现实主义者——中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是位现实主义者，也是鲍威尔的良师益友，更是老布什总统成功外交政策的管理者。他将这种分歧称为改革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每一种方案都是持久外交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从门罗主义到马歇尔计划，二者结合形成了美国外交的巅峰时期。

鲍威尔40年从政生涯一直是在两种方案间取得平衡的模范。他在布什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推动现实主义前进一点——多一点考虑、计划和谦卑，将之作为当前平衡的一部分。这个角色不可或缺，亦不该丢弃。

我在传记中试着探索两个对立的特质：擅长建立共识，比如富兰克林；对抗权威和传统认知，比如爱因斯坦。这两种特质对社会都有用。但如果任何一种特质走向极端就会带来危险：一个建立共识的人成了屈服于权威的帮凶（如同白宫录音带揭露基辛格有时屈服于尼克松一样），或者一个持异议的人成了害群之马或自以为是的狂徒。在上一篇中，我探究了科林·鲍威尔是如何努力避免这些错误的；在2007年4月我给《华盛顿邮报》写的这篇文章，则是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的。

在读乔治·特尼特的新书《身处风暴中心》（At the Center of the Storm）时，我想起我在最近参加的一次晚宴上听到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讲话。他是一名剧作家，曾任捷克总统，做过囚犯，还是一位人权斗士。他说他这些年曾与两种人打过交道：有着合作精神的人，还有乐于对抗权威的人。他本人显然属于后者。所以他用鄙夷的口吻讲述了一件欧洲大主教与共产主义者合作的事情。

在我看来，乔治·特尼特的痛苦来源于他迎合他人的天性，而不是向当权者讲述令人不快的事实。在观看美国资深新闻人比尔·莫耶斯（Bill AmericAn SketcheS Moyers）对于媒体未对美军出征伊拉克提出质疑的做法的报道时，我对自己曾经的类似做法进行了反思，在美国有线电视网工作的时候，我也很乐意接受权威人士的告诫。读了鲍勃·达莱克（Bob Dallek）写的有关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新书，我想起我曾写过的基辛格应该也是一个乐意迎合尼克松，并协助他实现某些不可告人的冲动想法的人。

通常来说，无视权威是不可能的，而且也算不得什么好事，我有时也竭力向我女儿解释这个道理。然而当我目睹人们（比如乔治·特尼特）努力为自己辩解时，哈维尔的特立独行对我而言似乎日渐意义重大。我觉得可以拿前老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做一下对比。斯考克罗夫特时常具有理智的诚实，当他与自己的前任意见相左时就公开或者私下表达出来，哪怕付出被内部开除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在我看来，对抗权威的反叛意愿最典型的人要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了。我最近写作的一本书就是爱因斯坦的传记。从他的政治活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柏林学术精英中唯一一个反对德国在“一战”中的军国主义的人，他后来也反对纳粹，到美国后就反对麦卡锡主义者。在上述所有情形中，之所以持有异议，就是因为他相信人们不应该被迫迎合权威。在个人生活中他也是如此。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因为蔑视权威被学校开除；后来作为年轻的专利主考官，他又学着对遇到的所有假设进行质疑。在爱因斯坦的逻辑中，他的成功来自他对牛顿关于空间、时间和重力公理的质疑。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爱因斯坦一样，事实上，很多时常对抗权威的人并不是英雄，而是疯子。另一方面，哈维尔在爱因斯坦和那些为了追求权力而过分尊重权威的人之间划了一条有趣的分界线的做法是正确的。 +iBTscfd0D4Eg5FzASOl4im9ecQ0HaLBOaAwCEgHZjl751qHHZ8Zsrjns9kok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