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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故事话题，我们要说的是两起争夺孩子的案件。
话说西汉宣帝时，颍州郡有一家富户，兄弟俩结婚后住在一起。不但住在一起，妯娌两个人还一起怀了孕。
这本是好事，但是这位兄嫂挺不幸的，不久孩子就胎死腹中，而这位弟媳妇呢，很快生了个男孩。这位兄嫂特别嫉妒，就把这个男孩偷偷抱走了，说是自己的孩子。
外人都知道两口子一块怀孕的，过去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也不知道这兄嫂的孩子掉了，所以这孩子到底是谁的，还真不好说清楚。
结果，兄弟俩个反目成仇，打了三年官司，郡州的官员一直无法断案。
当时，黄霸新任颍州太守。黄霸这个人很了不起，后来官至汉朝的丞相大人。听说此事后，他就把两个女人叫来了，又让一个当差的抱着那个男孩，离两个女人各有十步远。然后下令她们同时过去争夺孩子，谁抢到手就是谁的孩子。
两个人一听，都急忙扑了过去，那速度和刘翔跑一百一十米栏差不了多少，你争我抢的。
三岁的孩子被两个女人拉得生疼，就又哭又闹起来。
这时，孩子的亲妈见到孩子这么痛苦，一时舍不得，就松手了，让自己的嫂子把孩子抢去了，但是她心里特难受，坐在地上就大哭大闹起来。
黄霸见到这情景一下子就看明白了，这是弟弟的孩子，于是就对兄嫂严加审问，兄嫂这才认了错。黄霸也觉得这两口子是可怜人，就原谅了他们。
其实，这样争夺孩子的案例那是屡见不鲜，南北朝时北魏时，寿春县有个叫苟泰的人，儿子长到三岁时，被强盗拐走了，这家人急坏了，找了很久，怎么找也找不到。
后来，经过多方查找，才发现原来是灯下影！这孩子闹半天没被拐多远，就在同县的赵奉伯家里养着呢。
苟泰去找赵奉伯要人，但是那时都是半大孩子了，这赵奉伯是真舍不得，一句话，就是说道：“不给。”
苟泰就告到了官府，审讯中，苟、赵二人都坚持说这孩子是自己的，而且都有邻居作证，郡县的官员也一时无法判断。扬州刺史李崇听说这事之后，说道：“这事容易搞清楚啊。”
便叫苟、赵二人与孩子分居各处，不许来往。几十天后，李崇就告诉他们说：“孩子得了疾病，已经突然死亡了。”
这也太突然了，苟泰一听则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悲痛难忍，而赵奉伯则仅仅是叹气而已。李崇查问了二人的情况，终于说出实情，说孩子没死，这是自己定的计策。然后他把孩子判给了苟泰，并追查赵奉伯的罪责。赵奉伯最后供认道：“我孩子早亡，所以才冒认了别人的孩子。”
人为万物之灵，极其富有感情，不过对于成人来说，感情平时都被理智所控制，往往不轻易流露出来。一旦碰到了突然事故，理智的闸门再也抵挡不住感情的洪峰。这种母子、父子之情就会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这时的感情才是真实可靠的。
黄霸也好，李崇均是借用了这种母子、父子之情，才使得亲子得到了公断。但是我觉得，即便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这些收养或者买受了这些无家可归孩子的家庭，对这些孩子也是十分有感情的，甚至他们失去孩子的感情，不比他们亲生父母差多少。
近年来，公安部下了一系列的文件，为了切断买卖儿童的市场需求，对被解救儿童，一律不得由买主继续抚养，让买主人财两空。
收买儿童的人继续抚养他们收买的孩子的报道近年来屡见不鲜，因为大部分的孩子被拐卖时都太小了，根本不记得他们到底是从哪被拐来的。
不过有了这个规定之后，买了孩子再想抚养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可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该如何安置呢？
当警方知道了这些孩子是被拐卖的，可以通过联网的DNA比对找到孩子的父母。但是对于没报案的，其中绝大多数是没户口的“黑孩子”。
这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近期，安徽徐州铁路警方解救10名被拐婴儿。然而，看似皆大欢喜，却很快又陷入到另一团矛盾和尴尬当中：这些被解救婴儿的亲生父母并不愿将孩子接回，因为这些孩子本来就是超生的，接回去也要受到计划生育部门惩罚，而链条另一头的收养户又强要挽留，民政部门又拒绝收留，目前被拐婴儿只能留在买婴人家中。
如果思路停留在被拐孩子的亲生父母和买孩子的养父母两端，问题就会显得无解：如果强行交给亲生父母，只能产生更大的悲剧；如果交给买他们的养父母，又会让人产生非法变合法的感觉，这似乎会加剧孩子被拐卖的风险。
到底，这些被拐卖的，亲生父母又不要的孩子该如何安置呢？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既然复杂，就不能简单化，既然是社会问题，就必须由社会机构来承担责任。
《收养法》第五条把送养人限定为（一）孤儿的监护人；（二）社会福利机构；（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
其实，如果我们理清楚一个事实，问题也许会变得简单一些，那就是让孩子到他最应该到的地方去。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其亲生父母所在处，这个地方，也不一定是买他们的养父母所在处，这个地方应该是福利机构、民间机构，以及想要收养他们而且符合条件、有能力收养他们的家庭。同时，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应该被时刻关注，应该有制度、有机构对他们进行定期查访，以保证他们获得健康的成长环境。如此，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才可以通过各种力量的汇集与联手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