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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
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
怎样叫作“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后（1842年），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之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逐鹿中原的豪杰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在名称上把“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洪、杨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两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的，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出一个“超西方”（Post-W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
所以在19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
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
以今鉴古，言归正传，我们再去看看洪杨之变：
我们读史者，如把太平天国14年中所已经发现的史料和史书，摊开来心平气和地去审查审查，我们便觉得他们在“智慧”与“机运”两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对他们所起的只是些负作用，而“机运”对他们也只有半个是正面的——洪、杨那个时代，他们只具有个极大的“改朝”的机运，而无“换制”的机运。洪秀全搞了14年，所靠的就是这半个“机运”。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个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决中国近代史上的“换制”问题的。“换制”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长久。后来的孙、袁、蒋诸公，对这个“换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况洪、杨乎？此笔者所谓之“时代设限”也。
但是话说回头，洪、杨如真是英雄，他们应能掌握那半个“改朝”的机会，学学闯王李自成，一鼓作气把北京打下，登基太和殿，号令全国，过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几十年的皇帝瘾。并此而不能，终至尸填沟壑，及身而败，那就太窝囊了。
笔者于此短篇拙作中，无意效颦贾生，来写篇《过洪论》，只想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端，以见太平兴亡之由而已耳。
据笔者的一家之见，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在是他们那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它，败也由它。
洪秀全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如一般史家所称颂的，什么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领袖。相反，他从头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个狂热教派（a fanatical christian sect）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当他这个狂热教门形成之时，却正赶上发自广西的清末改朝换代的机运。洪氏及其一些狂热信徒乃被卷入了这个有时代性的政治旋涡里去，从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来，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变成“逐鹿中原”豪杰中之一股了。终致酿成死人数千万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宗教原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虽然它在我国历史上还没闯过太多的祸乱，但是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历史里，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谓“宗教战争”，已不知发生过几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兰教之兴起、十字军之东征、圣女贞德之奇迹，固不必提。且举一两桩近在目前的小例子，来比较一下，便可概其余。
近在1978年，美国三藩市
有一名叫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师。他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生了神灵感应，使他变成了一位有奇异疗效的医生。他能为病人医治一些奇病杂症，包括肺癌，因此一时声名大噪，信徒四集。群众增多了，琼斯竟自称是“耶稣转世”（reincarnation of Jesus）；甚至说他自己便是“上帝”（God），并自封为“恺撒大帝”（Caesar）。号称是苦难人民的救世主、社会主义之大护法。他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叫作“人民庙”
（People’s Temple）。庙内废除私产。全体信徒同吃、同住、同劳动。琼斯视其全体信徒为上帝的儿女，全体“儿女”亦齐呼琼斯为“爸爸”（Dad）。大家毁家纾难，捐献相从。三藩市附近一时被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鱼乱。居民与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驱逐。琼斯终于在美国无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窜至南美洲之盖亚那
（Guyana）南部，人迹罕至之热带丛林中，自建其“琼斯堂”（Jonestown），划地称王，不受美国之法律约束。然琼斯本人及其绝大多数之信徒究系美国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来，不加闻问。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国家广播公司”（NBC）亦想抢此奇特新闻，前去一探虚实。1978年11月中旬，乃由国会议员里奥·阮（Leo J.Ryan）氏率队乘小飞机前往视察。孰知打草惊蛇，“人民庙”中的狂热叛逆分子竟认为阮氏一行四人为政府特务，乃一举将其枪杀。
人民庙徒既闯下大祸，琼斯深知政府围剿之不可免。同时他也认为他和他的全体信徒的大限已至，乃决定集体殉道——全庙成员自“爸爸”而下凡911人（亦说913人），竟于11月18日一夕之间，全体服毒自杀。一时消息传来，举世震惊。电视上男女老幼，尸体横陈——有举家相拥而亡者，有少妇怀抱婴儿而死者……情况之惨绝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
笔者亲眼目击之余，关掉电视，唏嘘太息，不禁试问：胡为乎而然欤？
亲爱的读者，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个“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因此这种在世界各地史不绝书的“宗教狂”，在我国历史上却并不多见。偶亦有之，它也不能为我们知识分子（包括古今的历史家）所能了解、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来登大宝、夺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因此我国传统历史家，对这一类史籍秉笔直书之时，不是咒骂他们“妖言惑众”（如赤眉、黄巾、白莲教和天地会），就歌颂他们只是单纯的“农民大起义”“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陆上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搞宗教只是“伪装”或“假托”而已。
我国传统和现代两派执笔人都把这极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给完全忽略了，因为这宗史实在其他民族史中（包括奉行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全部）虽然司空见惯，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史中却发生得太少了——我国史家没有对这项史实执笔的经验，所以一碰到宗教难题，往往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不幸的是，我们“洪天王”所搞的却正是“恺撒琼斯”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洪秀全也是我国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
再举个小例子：目前在美国还存在，并且活动频繁而怨恨猬集的另一个狂热的基督教支派，“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的教主文鲜明牧师（Rev.Sun Myung Moon），不也是说他见过摩西、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且分别和他们谈过话吗？
您说他在胡扯？而文牧师这位朝鲜佬却能指定数以万计的美国男女青年，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集体“盲婚”。他后来又去韩国的汉城
搞集体盲婚，规模更大。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和韩国啊！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可以说是人类万年历史上，最桀骜不驯，最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师有啥魔术，能把他们数万人，指定盲婚？据最近消息，文鲜明已打入苏联
，看样子他又要在莫斯科搞其盲婚了。
这就是“宗教”啊！希特勒、史达林也斗它不过的“宗教”啊！
明乎此，我们对100多年以前，洪秀全、杨秀清这两位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过半矣。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采，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考不了秀才。
广州一向是我国华南人文荟萃之区，在那儿考个秀才举人是极度困难的。那位才气纵横的文士，后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便是当年广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们要读读那些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双照楼诗词稿》中的诗词，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么“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吟剑诗》），什么“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龙潜》）等鄙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为什么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洪秀全虽没文才，但显然具有极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嚣尘上的所谓“特异功能”。因此当他25岁那一年，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广州应试又一次落第之后，受了过度的刺激，他那隐伏的宗教感和潜存的特异功能便被激发了。
我国帝制时代的贫家子弟想侥幸科名，原是全家乃至阖族的投资事业。往往阖家把微薄的资产和集体的希望都投在一个聪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连科及第，则阖家也就鸡犬升天。可是相反地，如在科场上一再失意，名落孙山，则其打击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又一次落第之后，回到花县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40余日，在昏迷中便产生了神灵感应（vision）。——他拜见那黑袍、金须、庄严肃穆的“上帝”。上帝说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绍给其“胞兄”耶稣，并嘱咐秀全仗剑“下凡除妖”。
洪秀全这种病中经验，在我们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士大夫笔下，简直是胡言乱语、荒谬绝伦。同样的，在现代派的革命史家书里，也被认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们看来，秀全只是“假托”迷信，来争取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罢了。其实，这殊途同归的新旧两派史家对洪秀全的解释，都是因为浸染于一个无神的文化传统，而无治宗教史和神学之经验的结果——把一个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了。
其实秀全这项vision，在任何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治宗教史或神学的作家，并把这灵异分成数种。一般于昏迷中受神灵之“诏”，清醒后记忆犹新，能遵“诏”办事或传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类。至于一些于昏迷状态中，能为神鬼传语（多用韵文、诗歌），而醒后自己本人却一无所知者，西人叫作“巫师”（shaman）。其实“先知”与“巫师”之别，只是替鬼神传语的方式之不同罢了。当然先知与巫师亦各有真假之别。货真价实的亦确有其“灵异”（miracle）之处；假的则是一些“魔术师”（magician）了。
根据上述分类，洪秀全（如所言属实）则应属于“先知”之列。先知之巨子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皆是也。
至于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圣经》（The Holy Scriptures）当然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学上替上帝传言的超级“弥赛亚”（Messiah）。等而下之，则有各教的“圣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 leaders）了。我们这位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衔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弥赛亚”“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称上帝”“耶稣化身”，下凡打倒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弥赛亚”“恺撒琼斯”，实在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属于走火入魔的那个低等级。
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可能是属于后一形态的shaman（巫师、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状态”（ecstatic 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杨则有“天父（上帝）附体”，萧则由“天兄（耶稣）附体”，各自替上帝和耶稣“下凡”传语，发号施令。如此一来，他二人托天父、天兄传旨，则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俯首听诏了。
杨和萧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下，可能都变成了“乩童”。此事都发生在1848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们联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灵异”，他对杨、萧二位“神灵附体”，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灵附体”这一套，在中国农村原极盛行，其情况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杨萧两位的神迹，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术表演。可是在他们打到南京之后，“天父”还要借秀清之口，向天王为东王“逼封万岁”，并借辞笞挞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问题了。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异功能”，似乎也是事实。他和能治怪病的琼斯牧师，甚或《圣经·新约全书》里的耶稣医师，都确有其相似之处。据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则秀全确实有“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见《洪仁玕自述》）的本领。清方的资料也有记载说“韦[昌辉]妻病危，医药罔效，洪逆治之立愈”（见半窝居士著《粤寇起事纪实》）。
洪氏这些法术，证之以今日风行海峡两岸的“气功师”“针灸师”，以及一度风行美国的印度“瑜伽师”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实。前些年有位瑜伽师在纽约表演喝硝镪水、嚼玻璃瓶等绝招时，观众之中竟有诺贝尔物理奖金得主承认他是“对科学的公开挑战”（an open challenge to science）。20世纪第一流的世界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19世纪僻居乡曲的大清帝国农村中之贫下中农乎。
既有此绝技随身，因此秀全于30岁（1843）于广州第四次落第之后，就舍弃功名而专心地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场失意，却在教场得意。他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之后，不期年便从者如云，远近来归了。
本来在农村中搞群众组织，在中国任何朝代里都是官家所不许的，因为“聚众”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则不免集体械斗、打家劫舍、铲富济贫、吃大户、抢仓库、杀官绅……乃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官家为防患于未然，也就对聚众滋事严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镇压，杀他一条血路，则滋事者便作鸟兽散，俟机再聚。没武力镇压，又招安无方，那群众组织就揭竿而起，杀官吏、占城池，称王称霸了。
再者洪秀全在1837年“升天”时所看到的那一位穿黑色长袍、留齐胸金须的大王爷和他的儿子，可能是我国小说《乌盆记》里的包公，或《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和他的儿子关平或关兴，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老几。等到他再度翻阅一年前所收藏的梁发著的《劝世良言》时，才豁然大悟，原来这位大神便是梁发书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儿子原来就是耶稣。可怜我们这位洪塾师那时还未读过《圣经》，不知道上帝是“无形无体”的，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子”。可是洪氏显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上帝并且介绍他见过自己的“长子”耶稣。因此洪氏在读过新旧《遗诏书》（新旧约）之后，认为《圣经》记载有误，乃以上帝次子的身分，把《圣经》窜改了70余条。当欧美在华传教士，闻风大哗之时，洪二太子还下诏亲征，和他们舌战笔战一通。他认为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过天堂，焉知天堂内之事乎？真应闭起鸟嘴……此是后话，下篇再详叙之。
总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变成一位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殆无疑问。等到他与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冯云山组织了“拜上帝会”之后，乃决心做个终身的职业传教士，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洪、冯二人传教之初，他们在广西所传的大致也只是个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当洪氏于1844年底东归花县继续其塾师生涯时，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乃日趋精密。据说在其后两年（1845—1846），他居然写了“五十余帙”的劝世诗歌。其三篇精品，我们也或可称之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们是：《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虽然写了这许多，秀全显然还认为自己悟道不深。因此他于1847年再去广州，向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处又学习了三个月。不幸的是罗氏是位头脑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华裔教徒对洪又大为嫉视，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广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继续传教。
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里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理由是这样的：
我们这已有3000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中；也可以说，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皆鬼，分身不得。
可是现在好了，作为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他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舆风水、阴阳五行……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
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畴，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但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
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钱著《国史大纲》第634页），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认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动群众，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洪氏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既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因为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
有些太平史家认为秀全在1847年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之前，未读过“新旧约”。此点笔者亦难苟同。不用说上述老三篇（秀全1845、1846年的作品），非有新旧约根底不能写出。犹忆笔者于五十年代之初，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所编之“中国文化史精义”计划翻译太平天国史料。在太平《幼学诗》中便碰到“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的诗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学诗》（载于《太平天国诗文钞》，该书有《蒋中正序》），书中则改为“有知与无知”。我当时翻译，本可舍难就易，但自觉“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几经周折，才把“割”字译成“circumcies”。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盖在古犹太民族之社会习俗中，男性在“幼儿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实在是一桩极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犹太教（Judaism）里，“有割”与“无割”，盖为两种不同之人类，未经“摩西十五律”所规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难成为“上帝之选民”也。
《幼学诗》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文献。诗中呈现着浓厚的儒家道德观。如所咏“妻道”一节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强调的还是儒家的“三从四德”和大男人主义。但是《幼学诗》对于基督教的教义，却已相当深入了——基督教教义对“无割之民”并不歧视。所以秀全在晤罗孝全之前，便早已学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古怪的教义了。
所以笔者不揣浅薄，认为太平诸领导，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个发宗教狂的狂热教主，和吉姆·琼斯是同一类的人物。琼斯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国”——一个不受世俗权威干扰的，任由他和信徒们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生活即“琼斯堂”生活的“天国”。
洪秀全、冯云山早期所追求的显然也只是个“琼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两人一到紫荆山便写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见《太平天日》）。他们并没有与满洲皇帝争天下的大志。
后来杨秀清等一伙加入拜上帝会，想建立一个“小天堂”，可能还是这个意思。不过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到在人间建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们可能就开始羡慕苏杭宁这个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国”。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琼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国”罢了。
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这一名词可能在天王登基之前早就出现了。
且看在我国近代史书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在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
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
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村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事后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营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团营以后，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造起反来的呢？
原来广西省在19世纪40年代的末季，贫农、教门（如“天地会”“三合会”）聚众滋事，械斗成习，早已弄得全省骚然。清代广西省的政治区划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厅”。在洪、杨金田起义之前，据清方官书报道，这种打家劫舍、杀官绅、占城池的暴乱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地方官吏如巡抚郑祖琛等无力应付，只得隐瞒“贼情”，设法招抚。孰知愈招愈炽——这时武装暴动的群众，也早已目无官府。
清廷得报，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则徐，并自各省调兵。笔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调去了1000名。精兵四集，官方乃决心用武力镇压。林则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检大员接替，始有李星沅，继有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头衔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劳崇光，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协同提督向荣，认真督剿。他们最初的目标原是“三合会”“天地会”一类更严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经占领县城的天地会首领陈亚溃（贵）、杨捞家、徐亚明诸大股。据王定安著《湘军记》所载，“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秀全等独存”云云，也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官方，原没有把洪秀全这位落第秀才的“聚众滋事”看得太严重。可是等到其他各股一一散灭，四方“零星散匪”无枝可栖，乃纷纷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来归，秀全坐大，官军对洪乃开始弹压，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带数度接战，官军一再挫败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秀全这一股之凶狠，实远非陈亚贵等所能望其项背。官军之畏葸无用和会党临阵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励了秀全的党羽，他们益发不把官军看在眼里，而企图大举了。
[附注]陈亚溃的原名是“亚贵”，官书故意写成“亚溃”。正如孙中山原名孙文，清廷官书多写成“孙汶”，以示贬斥。
因此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由于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12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革命群众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300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借教主38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1851年1月11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语），庆祝一番。——所谓“万寿起义”，事实上也是事后追封的。
作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兴写了“五条纪律”，什么遵条令、别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傩（粤语和睦）、同心合力，作为与官军再度接战的准备，如此而已。
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欢喜写“诏谕”的教主。但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师辞》或《讨武曌檄》《讨粤匪檄》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其情况盖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军节”。——1927年8月1日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叛离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20余年之后，那一天竟被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
“金田起义”既没个确切地点，也没个确切日期，更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它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玕事后追述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这句话，大致是可信的。
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美洲发生的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
1851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实在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挟则愈来愈大，也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的境界。3月23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基”，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
同年9月25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太平军于1851年9月（本文均用阳历）窜入永安至翌年4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的举动便是1851年12月17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永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诏》。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称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20），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王”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清朝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那些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太平军盘据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14000人在北京的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杨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二三千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当。撄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地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在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8月克郴州，9月迫长沙。围城80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12月克汉阳，翌年（1853）1月乃攻克武昌。2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75000人（号称50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3月19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11年零3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定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70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进行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1927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孤城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得太快了。四年前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千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也就于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自建其江南大营；另一钦差琦善，也于扬州郊外建其江北大营。两两对峙，彼此慢慢扯皮，就胜负难分了。
【1990年11月25日脱稿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