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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

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

怎样叫作“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后(1842年),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之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逐鹿中原的豪杰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在名称上把“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洪、杨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两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的,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出一个“超西方”(Post-W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

所以在19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

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

以今鉴古,言归正传,我们再去看看洪杨之变:

我们读史者,如把太平天国14年中所已经发现的史料和史书,摊开来心平气和地去审查审查,我们便觉得他们在“智慧”与“机运”两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对他们所起的只是些负作用,而“机运”对他们也只有半个是正面的——洪、杨那个时代,他们只具有个极大的“改朝”的机运,而无“换制”的机运。洪秀全搞了14年,所靠的就是这半个“机运”。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个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决中国近代史上的“换制”问题的。“换制”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长久。后来的孙、袁、蒋诸公,对这个“换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况洪、杨乎?此笔者所谓之“时代设限”也。

但是话说回头,洪、杨如真是英雄,他们应能掌握那半个“改朝”的机会,学学闯王李自成,一鼓作气把北京打下,登基太和殿,号令全国,过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几十年的皇帝瘾。并此而不能,终至尸填沟壑,及身而败,那就太窝囊了。

笔者于此短篇拙作中,无意效颦贾生,来写篇《过洪论》,只想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端,以见太平兴亡之由而已耳。

洪天王就是恺撒琼斯

据笔者的一家之见,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在是他们那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它,败也由它。

洪秀全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如一般史家所称颂的,什么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领袖。相反,他从头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个狂热教派(a fanatical christian sect)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当他这个狂热教门形成之时,却正赶上发自广西的清末改朝换代的机运。洪氏及其一些狂热信徒乃被卷入了这个有时代性的政治旋涡里去,从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来,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变成“逐鹿中原”豪杰中之一股了。终致酿成死人数千万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宗教原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虽然它在我国历史上还没闯过太多的祸乱,但是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历史里,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谓“宗教战争”,已不知发生过几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兰教之兴起、十字军之东征、圣女贞德之奇迹,固不必提。且举一两桩近在目前的小例子,来比较一下,便可概其余。

近在1978年,美国三藩市 有一名叫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师。他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生了神灵感应,使他变成了一位有奇异疗效的医生。他能为病人医治一些奇病杂症,包括肺癌,因此一时声名大噪,信徒四集。群众增多了,琼斯竟自称是“耶稣转世”(reincarnation of Jesus);甚至说他自己便是“上帝”(God),并自封为“恺撒大帝”(Caesar)。号称是苦难人民的救世主、社会主义之大护法。他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叫作“人民庙” (People’s Temple)。庙内废除私产。全体信徒同吃、同住、同劳动。琼斯视其全体信徒为上帝的儿女,全体“儿女”亦齐呼琼斯为“爸爸”(Dad)。大家毁家纾难,捐献相从。三藩市附近一时被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鱼乱。居民与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驱逐。琼斯终于在美国无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窜至南美洲之盖亚那 (Guyana)南部,人迹罕至之热带丛林中,自建其“琼斯堂”(Jonestown),划地称王,不受美国之法律约束。然琼斯本人及其绝大多数之信徒究系美国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来,不加闻问。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国家广播公司”(NBC)亦想抢此奇特新闻,前去一探虚实。1978年11月中旬,乃由国会议员里奥·阮(Leo J.Ryan)氏率队乘小飞机前往视察。孰知打草惊蛇,“人民庙”中的狂热叛逆分子竟认为阮氏一行四人为政府特务,乃一举将其枪杀。

人民庙徒既闯下大祸,琼斯深知政府围剿之不可免。同时他也认为他和他的全体信徒的大限已至,乃决定集体殉道——全庙成员自“爸爸”而下凡911人(亦说913人),竟于11月18日一夕之间,全体服毒自杀。一时消息传来,举世震惊。电视上男女老幼,尸体横陈——有举家相拥而亡者,有少妇怀抱婴儿而死者……情况之惨绝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

笔者亲眼目击之余,关掉电视,唏嘘太息,不禁试问:胡为乎而然欤?

亲爱的读者,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个“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因此这种在世界各地史不绝书的“宗教狂”,在我国历史上却并不多见。偶亦有之,它也不能为我们知识分子(包括古今的历史家)所能了解、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来登大宝、夺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因此我国传统历史家,对这一类史籍秉笔直书之时,不是咒骂他们“妖言惑众”(如赤眉、黄巾、白莲教和天地会),就歌颂他们只是单纯的“农民大起义”“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陆上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搞宗教只是“伪装”或“假托”而已。

我国传统和现代两派执笔人都把这极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给完全忽略了,因为这宗史实在其他民族史中(包括奉行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全部)虽然司空见惯,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史中却发生得太少了——我国史家没有对这项史实执笔的经验,所以一碰到宗教难题,往往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不幸的是,我们“洪天王”所搞的却正是“恺撒琼斯”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洪秀全也是我国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

再举个小例子:目前在美国还存在,并且活动频繁而怨恨猬集的另一个狂热的基督教支派,“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的教主文鲜明牧师(Rev.Sun Myung Moon),不也是说他见过摩西、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且分别和他们谈过话吗?

您说他在胡扯?而文牧师这位朝鲜佬却能指定数以万计的美国男女青年,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集体“盲婚”。他后来又去韩国的汉城 搞集体盲婚,规模更大。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和韩国啊!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可以说是人类万年历史上,最桀骜不驯,最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师有啥魔术,能把他们数万人,指定盲婚?据最近消息,文鲜明已打入苏联 ,看样子他又要在莫斯科搞其盲婚了。

这就是“宗教”啊!希特勒、史达林也斗它不过的“宗教”啊!

明乎此,我们对100多年以前,洪秀全、杨秀清这两位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过半矣。

文才不足,宗教层次也不高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采,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考不了秀才。

广州一向是我国华南人文荟萃之区,在那儿考个秀才举人是极度困难的。那位才气纵横的文士,后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便是当年广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们要读读那些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双照楼诗词稿》中的诗词,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么“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吟剑诗》),什么“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龙潜》)等鄙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为什么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洪秀全虽没文才,但显然具有极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嚣尘上的所谓“特异功能”。因此当他25岁那一年,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广州应试又一次落第之后,受了过度的刺激,他那隐伏的宗教感和潜存的特异功能便被激发了。

我国帝制时代的贫家子弟想侥幸科名,原是全家乃至阖族的投资事业。往往阖家把微薄的资产和集体的希望都投在一个聪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连科及第,则阖家也就鸡犬升天。可是相反地,如在科场上一再失意,名落孙山,则其打击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又一次落第之后,回到花县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40余日,在昏迷中便产生了神灵感应(vision)。——他拜见那黑袍、金须、庄严肃穆的“上帝”。上帝说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绍给其“胞兄”耶稣,并嘱咐秀全仗剑“下凡除妖”。

洪秀全这种病中经验,在我们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士大夫笔下,简直是胡言乱语、荒谬绝伦。同样的,在现代派的革命史家书里,也被认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们看来,秀全只是“假托”迷信,来争取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罢了。其实,这殊途同归的新旧两派史家对洪秀全的解释,都是因为浸染于一个无神的文化传统,而无治宗教史和神学之经验的结果——把一个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了。

其实秀全这项vision,在任何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治宗教史或神学的作家,并把这灵异分成数种。一般于昏迷中受神灵之“诏”,清醒后记忆犹新,能遵“诏”办事或传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类。至于一些于昏迷状态中,能为神鬼传语(多用韵文、诗歌),而醒后自己本人却一无所知者,西人叫作“巫师”(shaman)。其实“先知”与“巫师”之别,只是替鬼神传语的方式之不同罢了。当然先知与巫师亦各有真假之别。货真价实的亦确有其“灵异”(miracle)之处;假的则是一些“魔术师”(magician)了。

根据上述分类,洪秀全(如所言属实)则应属于“先知”之列。先知之巨子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皆是也。

至于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圣经》(The Holy Scriptures)当然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学上替上帝传言的超级“弥赛亚”(Messiah)。等而下之,则有各教的“圣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 leaders)了。我们这位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衔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弥赛亚”“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称上帝”“耶稣化身”,下凡打倒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弥赛亚”“恺撒琼斯”,实在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属于走火入魔的那个低等级。

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可能是属于后一形态的shaman(巫师、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状态”(ecstatic 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杨则有“天父(上帝)附体”,萧则由“天兄(耶稣)附体”,各自替上帝和耶稣“下凡”传语,发号施令。如此一来,他二人托天父、天兄传旨,则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俯首听诏了。

杨和萧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下,可能都变成了“乩童”。此事都发生在1848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们联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灵异”,他对杨、萧二位“神灵附体”,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灵附体”这一套,在中国农村原极盛行,其情况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杨萧两位的神迹,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术表演。可是在他们打到南京之后,“天父”还要借秀清之口,向天王为东王“逼封万岁”,并借辞笞挞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问题了。

“邪术惑众”和“聚众滋事”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异功能”,似乎也是事实。他和能治怪病的琼斯牧师,甚或《圣经·新约全书》里的耶稣医师,都确有其相似之处。据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则秀全确实有“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见《洪仁玕自述》)的本领。清方的资料也有记载说“韦[昌辉]妻病危,医药罔效,洪逆治之立愈”(见半窝居士著《粤寇起事纪实》)。

洪氏这些法术,证之以今日风行海峡两岸的“气功师”“针灸师”,以及一度风行美国的印度“瑜伽师”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实。前些年有位瑜伽师在纽约表演喝硝镪水、嚼玻璃瓶等绝招时,观众之中竟有诺贝尔物理奖金得主承认他是“对科学的公开挑战”(an open challenge to science)。20世纪第一流的世界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19世纪僻居乡曲的大清帝国农村中之贫下中农乎。

既有此绝技随身,因此秀全于30岁(1843)于广州第四次落第之后,就舍弃功名而专心地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场失意,却在教场得意。他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之后,不期年便从者如云,远近来归了。

本来在农村中搞群众组织,在中国任何朝代里都是官家所不许的,因为“聚众”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则不免集体械斗、打家劫舍、铲富济贫、吃大户、抢仓库、杀官绅……乃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官家为防患于未然,也就对聚众滋事严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镇压,杀他一条血路,则滋事者便作鸟兽散,俟机再聚。没武力镇压,又招安无方,那群众组织就揭竿而起,杀官吏、占城池,称王称霸了。

洪秀全的“老三篇”

再者洪秀全在1837年“升天”时所看到的那一位穿黑色长袍、留齐胸金须的大王爷和他的儿子,可能是我国小说《乌盆记》里的包公,或《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和他的儿子关平或关兴,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老几。等到他再度翻阅一年前所收藏的梁发著的《劝世良言》时,才豁然大悟,原来这位大神便是梁发书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儿子原来就是耶稣。可怜我们这位洪塾师那时还未读过《圣经》,不知道上帝是“无形无体”的,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子”。可是洪氏显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上帝并且介绍他见过自己的“长子”耶稣。因此洪氏在读过新旧《遗诏书》(新旧约)之后,认为《圣经》记载有误,乃以上帝次子的身分,把《圣经》窜改了70余条。当欧美在华传教士,闻风大哗之时,洪二太子还下诏亲征,和他们舌战笔战一通。他认为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过天堂,焉知天堂内之事乎?真应闭起鸟嘴……此是后话,下篇再详叙之。

总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变成一位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殆无疑问。等到他与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冯云山组织了“拜上帝会”之后,乃决心做个终身的职业传教士,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洪、冯二人传教之初,他们在广西所传的大致也只是个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当洪氏于1844年底东归花县继续其塾师生涯时,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乃日趋精密。据说在其后两年(1845—1846),他居然写了“五十余帙”的劝世诗歌。其三篇精品,我们也或可称之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们是:《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虽然写了这许多,秀全显然还认为自己悟道不深。因此他于1847年再去广州,向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处又学习了三个月。不幸的是罗氏是位头脑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华裔教徒对洪又大为嫉视,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广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继续传教。

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里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理由是这样的:

我们这已有3000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中;也可以说,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皆鬼,分身不得。

可是现在好了,作为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他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舆风水、阴阳五行……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

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畴,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但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

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钱著《国史大纲》第634页),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认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动群众,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洪氏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既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因为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

“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

有些太平史家认为秀全在1847年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之前,未读过“新旧约”。此点笔者亦难苟同。不用说上述老三篇(秀全1845、1846年的作品),非有新旧约根底不能写出。犹忆笔者于五十年代之初,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所编之“中国文化史精义”计划翻译太平天国史料。在太平《幼学诗》中便碰到“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的诗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学诗》(载于《太平天国诗文钞》,该书有《蒋中正序》),书中则改为“有知与无知”。我当时翻译,本可舍难就易,但自觉“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几经周折,才把“割”字译成“circumcies”。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盖在古犹太民族之社会习俗中,男性在“幼儿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实在是一桩极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犹太教(Judaism)里,“有割”与“无割”,盖为两种不同之人类,未经“摩西十五律”所规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难成为“上帝之选民”也。

《幼学诗》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文献。诗中呈现着浓厚的儒家道德观。如所咏“妻道”一节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强调的还是儒家的“三从四德”和大男人主义。但是《幼学诗》对于基督教的教义,却已相当深入了——基督教教义对“无割之民”并不歧视。所以秀全在晤罗孝全之前,便早已学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古怪的教义了。

“太平天国”是宗教名词

所以笔者不揣浅薄,认为太平诸领导,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个发宗教狂的狂热教主,和吉姆·琼斯是同一类的人物。琼斯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国”——一个不受世俗权威干扰的,任由他和信徒们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生活即“琼斯堂”生活的“天国”。

洪秀全、冯云山早期所追求的显然也只是个“琼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两人一到紫荆山便写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见《太平天日》)。他们并没有与满洲皇帝争天下的大志。

后来杨秀清等一伙加入拜上帝会,想建立一个“小天堂”,可能还是这个意思。不过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到在人间建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们可能就开始羡慕苏杭宁这个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国”。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琼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国”罢了。

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这一名词可能在天王登基之前早就出现了。

金田“团营”是怎么回事?

且看在我国近代史书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在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 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

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村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事后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营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团营以后,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造起反来的呢?

原来广西省在19世纪40年代的末季,贫农、教门(如“天地会”“三合会”)聚众滋事,械斗成习,早已弄得全省骚然。清代广西省的政治区划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厅”。在洪、杨金田起义之前,据清方官书报道,这种打家劫舍、杀官绅、占城池的暴乱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地方官吏如巡抚郑祖琛等无力应付,只得隐瞒“贼情”,设法招抚。孰知愈招愈炽——这时武装暴动的群众,也早已目无官府。

清廷得报,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则徐,并自各省调兵。笔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调去了1000名。精兵四集,官方乃决心用武力镇压。林则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检大员接替,始有李星沅,继有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头衔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劳崇光,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协同提督向荣,认真督剿。他们最初的目标原是“三合会”“天地会”一类更严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经占领县城的天地会首领陈亚溃(贵)、杨捞家、徐亚明诸大股。据王定安著《湘军记》所载,“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秀全等独存”云云,也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官方,原没有把洪秀全这位落第秀才的“聚众滋事”看得太严重。可是等到其他各股一一散灭,四方“零星散匪”无枝可栖,乃纷纷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来归,秀全坐大,官军对洪乃开始弹压,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带数度接战,官军一再挫败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秀全这一股之凶狠,实远非陈亚贵等所能望其项背。官军之畏葸无用和会党临阵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励了秀全的党羽,他们益发不把官军看在眼里,而企图大举了。

[附注]陈亚溃的原名是“亚贵”,官书故意写成“亚溃”。正如孙中山原名孙文,清廷官书多写成“孙汶”,以示贬斥。

因此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由于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12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革命群众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300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借教主38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1851年1月11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语),庆祝一番。——所谓“万寿起义”,事实上也是事后追封的。

作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兴写了“五条纪律”,什么遵条令、别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傩(粤语和睦)、同心合力,作为与官军再度接战的准备,如此而已。

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欢喜写“诏谕”的教主。但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师辞》或《讨武曌檄》《讨粤匪檄》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其情况盖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军节”。——1927年8月1日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叛离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20余年之后,那一天竟被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

“金田起义”既没个确切地点,也没个确切日期,更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它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玕事后追述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这句话,大致是可信的。

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美洲发生的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

“永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1851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实在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挟则愈来愈大,也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的境界。3月23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基”,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

同年9月25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太平军于1851年9月(本文均用阳历)窜入永安至翌年4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的举动便是1851年12月17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永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诏》。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称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20),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王”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清朝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那些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

太平军盘据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14000人在北京的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杨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二三千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当。撄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地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在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8月克郴州,9月迫长沙。围城80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12月克汉阳,翌年(1853)1月乃攻克武昌。2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75000人(号称50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3月19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11年零3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在“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定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70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进行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1927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孤城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得太快了。四年前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千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也就于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自建其江南大营;另一钦差琦善,也于扬州郊外建其江北大营。两两对峙,彼此慢慢扯皮,就胜负难分了。

【1990年11月25日脱稿于纽约】 ObCXJ3/gMfq5xTTNyU5KtMOdph5m1mhmO57hd/5quTgxHtqmGKzvE3cc8agoum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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