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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动力掩盖着该县长期存在的另一种张力——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张力，二者交互作用。乡村与该县主要城镇中心之间的相互敌意是一种地方病，它在麻城市最为显著，但在宋埠、中馆驿、岐亭和白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这个程式里，“乡村”或许有理由把乡村精英(乡绅)也包括在内，而不仅仅是他们更贫穷的邻居。有很多因素胁迫和激发着乡村对这些哪怕规模不大的城镇的怨恨之情。它们毫无疑问是该县最富有的地主和商人的所在地，这些人在当地被称作城内士绅。中心城镇还是该县大部分食物储备的仓库，所以总在匮乏时期成为目标。在经济困厄之时，城里人承受的痛苦显然没有农民那么严重和直接。
到19世纪，这些市镇每一个都筑起了围墙，挖掘了护城河，其中麻城和岐亭是由政府、其他各地则是由定居于此的商业精英发起的。实际上，这个极其显著的成就对于乡村百姓来说，或许是一种矛盾的福祉；就像1573年大规模重建麻城县城一样，修建这些城墙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往往完全来自乡村，但这样的劳动也可能是政府在歉收时节为饥饿的农民提供工作机会的一种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城镇(尤其是麻城，但偶尔也包括其他城镇)是国家政权在当地的代理人的居所。它们是政府国库和法庭的所在地，是该县评估和征收税款的地方，也伴随着(我们将看到)可能引起的各种怨恨。它们是政府军队的来源地——不仅是在和平时期维持乡村治安，由知县、同知和县丞率领的小股部队的来源地，更重要的是在动乱时期充当更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基础。我们将会看到，麻城历史为这一原则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统治者守卫筑有围墙的城市，而将乡村留给自己的敌人，或者确切地说，在撤到城里之前采取措施防范对乡村的大肆抢劫(清野)。这意味着要全面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例如，1858年麻城知县致书湖北巡抚胡林翼，询问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该如何处理粮食供给问题时，胡的答复残忍而直率：“至城守以积储米粮为第一，城中各富户租谷，应勒限搬入城内。”
(而不是留在或运往乡村救济乡民。)不仅如此，从蒙古人到国民党的历届政权，总是将中心和西南地区的城镇当做根据地，借以“肃清”该县边缘地区骄横的反叛者。
所有这些因素还使得城镇成为乡村袭击的首要目标，这也是麻城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主题。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出现时，中心平原和举水河谷的精英会大批涌入城镇避难。他们在那里为乡村民众是否可以信赖而烦躁不安。自己的佃农会不会逃亡而让土地抛荒？他们会不会成群涌向城镇？或者他们会不会转向叛乱者那一边？面对外来的武力，乡村民众究竟是精英们可以信赖的同胞，还是敌人的“内应”？负责麻城防务的帝国官员一再报告了这些被围困的城镇和城郊精英的恐慌情绪。
也许没有人比孟广澎更好地表达了这种心态，他是出生于当地的一位全国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应国民党县政府之邀为1935年的县志撰写了序言。孟回顾他所看到的历史教训，识别出了一种重复出现的事变模式：由失学年少者和无业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从该县的山区沿界向下流窜，给正直而富有的平原居民带来难以形容的灾难。
但凑巧的是，麻城县乡村—城市或者中心—边缘的动力机制还要复杂得多。麻城人文生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在动乱时期存在着驻扎精英、掌握财富和拥有食物补给的一种有围墙的安全避风港，它们在帝制晚期发展迅速，这就是寨或堡。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会详加论述。这些筑有工事的乡村居住区，有时甚至会完全改变在社会动乱时期独自盘踞在城市中心的官员和文人精英的传统习惯。这并不是说麻城的主要城市和集镇没有受到围攻——它们确实经常被围攻。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城市显贵们在极端的情况下其实会放弃城市，藏身于一处山区堡垒，就像1234年该县遭到蒙古人蹂躏时南宋县令所做的那样。这可能意味着，乡村叛乱者们控制了他们所夺取的城市，却又陷于朝廷官员和堡寨精英的联合围困之中。它还意味着，来自麻城某一边缘地区(最典型的是东山丘陵地区)的乡村强人并未被排除在以县城为中心的行政机构的防御事务之外，反而或应邀或主动地实际负责这类事务。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这种复杂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