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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蹄形的中心高地，是中华帝国最持久稳定的地区之一。虽然有周期性的移民出入浪潮，该地却是一批相当稳定并扎根于此的人口的发源地，他们往往操一种圆润的地方口音，与毗邻各县有显著区别。
除了偶有旅居于此的商人之外，该地族群的同质性极高。本书附录收入了关于麻城人口的官方报告。此类官方数据虽然令人怀疑，但其一般趋势并不出人意料。就是说，麻城人口稳定地增长了十倍，从明初的10万增至20世纪80年代的近100万。假定漏报人口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总体增长幅度会有所降低，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各个时期的情况并不一致。明代前期和中期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激增，增幅在两倍以上，这表明在帝国持续和平的时期，这个并不富庶的县份会出现怎样的人口增长。
相反，人口显著减少的两个时期，则显示了大规模暴力对当地居民死亡和逃亡的影响。明末的人口下降(从1556年到1644年征服期间下降了25%以上)或许反映了帝国的一般趋势
，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人口锐减(1923至1941年间减少了将近20%)则更具体地证实了该地区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可怕暴力。
这两个悲惨时期，就是本书上下篇以之作结的“大屠杀”时期。
根据官方数据，1923年麻城县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29∶100，我猜测这也是此前几个世纪的大致特征。由于麻城绝不是一个拓荒者或男性旅居者为主的社会，这一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例暗示了溺杀女婴行为的高发率。(经过国共两党数十年的反溺婴运动，1964年达到了更加平衡的性别比例102∶100，上述推测似乎由此得到了证实。
)还明确揭示了男性独身现象的高发率。奴仆制度对底层男性结婚率的强行控制(我们将会看到，这是数百年间麻城社会的一个特征)，对于独身人口的长期存在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个人数众多的没有家庭纽带的男性群体，以及独特的暴力行为倾向，共同构成了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所谓“光棍亚文化”
。
麻城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是美国农学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所说的中国“长江稻麦区”的一部分。据估计，20世纪初其经济产量的80%仍然来自农业，绝大部分来自谷类作物。麻城的大部分土地不适合耕作。方志资料往往把该县描述为“40%的山区、30%的丘陵、30%的平原”，或者“70%的山、10%的水、20%的耕地”。卜凯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该县总计4531平方公里土地中，只有790平方公里的耕地，17%的耕地比例与黄州地区是一致的，但远远低于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38%。
不过可耕作地区总有很好的土地，土壤肥沃，并得到充足雨水和山溪泉流的良好灌溉。例如，清朝地方官在17世纪的原始调查中登记了麻城约一百万亩可征税的农田，其中近四分之三属于一级稻田。
当地气候往往风调雨顺，温度适宜，四季分明，常有大量降雪，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间很长，最好的耕地可以种两季作物。县志中不乏干旱、洪水、大风雪之类的记载，而且往往伴随着歉收、饥馑和瘟疫，但其频率和程度并未超出华中地区的总体情况；事实上，麻城在历史上更多地不是制造难民，而是从农业匮乏地区接受难民(通常是穿过山区而来的豫南难民)。
当地作家(无疑是精英)总是把本县描述为一块丰饶富庶之地、欢乐之地(乐壤或乐土)，只要能将暴力和混乱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