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把农耕文化提升到崇德文化的高度，制造哲学把游牧类型文化提升到崇力文化的高度。生命哲学是崇德文化的又一大支柱。

从存在决定意识角度说，生命哲学产生自农耕文化，制造哲学产生自游牧类型文化。但生命哲学产生后，就把农耕文化提升到了崇德文化的高度，同样，制造哲学也把游牧类型文化提升到了崇力文化的高度。崇德文化与农耕文化，崇力文化与游牧类型文化是有质的差别的。换言之，生命哲学没出现，农耕文化还是农耕文化，还不是崇德文化，相对农耕文化来说，崇德文化相当于上层建筑，而农耕文化相当于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的设计师，就是生命哲学。崇力文化亦复如是。因此，可以说，生命哲学是崇德文化的灵魂，同样，制造哲学是崇力文化的灵魂。

什么是生命哲学？就是把整个宇宙无不看作是生命的表征、生命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认识系统与意志、情感、行为系统。

什么是制造哲学？就是把整个宇宙看作是可制造或可改造物理实体，人的本质力量就在制造或改造物体中体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认识系统与意志、情感、行为系统。

落实到某个具体的哲学理论，要判定其属于生命哲学还是制造哲学，情况就比较复杂。就像一些血型决定性格说，在给出血型的基本性格特征后，往往要声明，纯粹的A型、B型、O型、AB型血的性格是极为少见的，往往是混合了两种及以上的血型性格，而看哪一种性格所占成分更多。判定具体的哲学理论的崇德文化或崇力文化的性质，是更为复杂的事，窃以为也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堕入妄生分别的戏论。但从文化比较的基本范畴的高度，提出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性质差别，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必须补上的一课。因为生命哲学是崇德文化的灵魂，制造哲学是崇力文化的灵魂，对一个人的灵魂没有正确的认识，就谈不上认识了这个人，更谈不上对这个人作适当的价值评判。

多年以来，中国的哲学界已习惯对某哲学理论作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定性，这固然有简单化、公式化、贴标签之嫌，但认为哲学理论与流派只能以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唯物的、物质第一性的、物质决定精神的、物质派生精神的，还是唯心的、精神第一性的、精神决定物质的）来进行划分、判定，已成思维定式。对生命哲学有所认识后，我发现，“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帽子，套到“生命哲学”的头上，都还太小，因为生命哲学认为“第一性”（宇宙的本源本体）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物质”与“精神”是相互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相互转化的，但不是谁决定谁、谁派生谁的关系。（这将在以后详论。）由此，意识到提出“生命哲学”概念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意识到了与“生命哲学”对待的概念“制造哲学”。

“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概念以及相对显现的特性，是在《还吾庄子》《还吾老子》《心经摸象》《坛经摸象》的写作过程中初具轮廓、逐步完善的。开始是因为非此不能正确理解老孔庄、儒释道的心谛，到话语体系成型以后，才知道，生命哲学对当今与未来世界有大用，因为制造哲学已然盛极而衰，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而在制造哲学的话语体系内是极难认识弊端之所在，因此，病笃乱投医的结果，往往反是加重病症。故而，提出“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概念，不啻是学术意义，更有现实意义；不啻是认识意义，更有作用意义。对哲学作“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划分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

说生命哲学产生于农耕文化，是因为生命哲学的许多理念的形成，来自于对生命（动物、植物、微生物）现象的观察。

举例来说，《老子》提出宇宙的本源、本体是“恒”（本源是从发生角度说的，是历时态的、纵向的；本体是从性质角度说的，是共时态的、横向的），“恒”的作用方式分为“无欲”（无意志，无执着，名之为“无”）与“有欲”（有意志，有执着，名之为“有”），“无”的作用方式可以从天地形成之初，万物并生的状态来认识（无名天地之始）；“有”的作用方式，可以从大地有选择的培育万物（一样的种子，落在地里，有的发芽、生长了，有的坏死、干枯了）来理解（有名万物之母）。这个对“恒”的作用方式的描述，在《老子》哲学系统里相当于基础公理的性质，其他结论，都是从这条“公理”推理（包括类比推理）出来的。而这条“公理”显而易见是对生命现象观察的结果。即“生”是无选择的，“育”才是有选择的。生命个体都可以生，无所谓好的坏的，有益的与有害的，好、坏，有益、有害的标准，都是人根据其与自身的利害关系给出的，并不是或天、或神给出的宇宙不变的绝对标准。这就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截然不同，而创世说，明确提出世界有个造物者，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反过来，以世界的构造完美、秩序井然、运行合理，来证明一个世界像机器一样非得有人造出来不可，这个造物者就是上帝，或者用世界需要第一推动力来证明上帝的存在，都是制造哲学的典型思维。

更重要的是，生命个体一旦诞生，就要依顺它的个性去展开，所谓培育，就是帮助生命个体依照它的个性去展开它的生命历程。这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制造哲学里，造物者对所造物不满意了，可以改装、甚至可以拆毁，在制造哲学里造物者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在生命哲学里，宇宙的本源本体（或“恒”或“道”或“天”）对某一生命个体（称之为“物”，在东方生命哲学语汇里，“物”首先是指生命体）不满意了，把它按自己的意愿（或者称之为“宇宙真理”）改造，甚至毁掉重来，是不可以的，是不道德的，是犯罪；宇宙的本源本体如此，遑论声称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人。本来读佛经，对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把魔波旬降服或消灭，还以对魔波旬的承诺而入涅槃感到不解，明白了生命哲学的要义后，就消除了这一疑问，或者说，明白了这一疑问是受制造哲学思维定式影响而生的。

《老子》又指出，“无”和“有”，“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众妙”就是众生命（个体），“众妙之门”就是所有的生命个体从那里出来的产门。“玄”是“小”的意思，也就是说，《老子》把宇宙的本源设想为极小的一点。这个设想，似乎与宇宙大爆炸论的质点说异曲同工。但仔细分析，两者根据的经验事实是截然不同的。宇宙大爆炸论根据的是物理现象，而“众妙之门”根据的是对生理现象。一颗小小的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一个小小的胚胎，可以长成庞然大物。

《老子》还指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堇。”名之为“天地根”，就是说，“恒”是宇宙的本体。这也是从不同的生命个体内流转的是相同的生命力这一经验得出来的。

《老子》还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生”，不能理解为物品制造里的“产生”，而要理解为生命现象中的“化生”。否则的话，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道生一”，“道”产生了“一”以后，“道”还在不在？“道”与“一”是什么关系？“道”与“一”的异同点是什么？“二”、“三”、“万物”也一样。理解为“化生”，“道”化生为“一”；同理，“一”化生为“二”，“二”化生为“三”，“三”化生为“万物”，这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佛经里也多有这样用“生”的，如“种子生芽，芽生枝叶”等，这是对植物生理现象观察所得，带有农耕文化的鲜明特点。所以说，从存在决定意识的思路来看，生命哲学产生于农耕文化。

那么，为什么说制造哲学产生于游牧类型文化呢？

因为游牧类型文化一个共同点，就是迁徙的文化。迁徙的文化，就有与原住民的关系问题。游牧与殖民，都会招致原住民的抵制，发生战争是在所难免的，海盗是对正常的航行的打劫，使用武力更不必说了。商业文化，交易行为，本来是以货易货，不需要武力，但要谋取高额利润，进行不公平交易，甚至进行奴隶买卖，就要打开市场、保护市场、瓜分市场，对武力的依赖程度就逐渐提高。武力的提高，很大程度决定于武器的改进，所谓“船坚炮利”，因此，制造业（佛教称之为“工巧明”）就发展起来了。西方的制造业首先用于武器的制造（运输工具，从军事角度看来，就是武器，其他如辎重，也一样），现代科技依然如此。无线电、原子能、电脑、空间技术、网络，首先是为军事目的而研制的，然后再将一部分技术转为民用。

看清楚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外国人从崇力文化、制造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的定位。在“四大发明”提出之前，中国人很少对指南针、火药发明的伟大意义有所认识。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电的利弊》）。这不是中国人比起外国人来特别的蠢，而是在农耕文化的环境中，武器一般用不着。所以，中国历史上，在一场全面战争结束后，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传统，有把全国的武器收缴拢来，铸造大铜人的传统。这在西方崇力文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蠢举。国内的敌人被降服、消灭了，还有国外的敌人呀；今天的敌人被降服、消灭了，还有明天的敌人呀，今天的盟友也会变成敌人的呀！所以，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是升级为核军备竞赛。“化干戈为玉帛”、“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思路，在崇力文化语境中无立锥之地。武器因此成为国力最重要的标志，指南针与火药也就成为伟大的科技发明了。

提出指南针和火药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是好意，出发点是要肯定中国的文明成果、肯定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但在崇力文化的语境中，要正确定位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价值，谈何容易。在中国人看来，在农耕文化的角度看来，中国古代比指南针、火药的发明价值高得多的发明，多得去了。略数一下，就有水利、天文、医学、栽培、丝织、陶瓷、建筑、冶炼、铸造等。

就说水利，不用说像大禹治水，以疏导为主，引流入海，克服大洪水这样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就像都江堰，用一道堰来调节两条河流（内江、外江）在枯水期、洪水期的水位，这样的智慧，也是千古独步。

再说天文，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夏朝（据最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就制订了夏正历（现称“夏历”、“农历”）。农历又习称“阴历”，其实是阴阳合历。以朔日定月，以设闰月（十九年七闰）使阴历年（一年十二个月）与太阳历之回归年（365.2422日）调谐，以太阳历设定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事，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沿用至今、历史最悠久的历法。中国的天文研究，还与医学挂钩，形成了独有的运气学说，预测流行病的发生，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再说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中国医药学体系，是生命哲学的完美体现，是一个功能定义、动态平衡、身心兼理、防治结合、知行统一、传创不悖的有机体系。其经验积累与创新能力，是世界上其他医学体系所无法比拟的。

“养蚕取丝”，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相传始于黄帝的妻子嫘祖，考古发现，在河南荥阳青台遗址中有丝绸碎片，距今约5500年，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织绸的国家。丝绸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是专供一些欧亚国家王公贵族享用的最高档的奢侈品，各国商人长途跋涉，到中国来贩运丝绸，踏出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再说建筑，所谓“秦砖汉瓦”。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砖瓦，用于建筑。砖木建筑，其实是建筑史上一大革命。对比金字塔、罗马神庙这样的垒石建筑，砖木建筑，人工要省得多，所以，不需要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我想，这也是中国没有出现奴隶社会的一个原因。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第一注重的是农事，“民以食为天”，因此，大规模的工程建筑，都要求放在农闲的时候进行，“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第一》）；即便如此，大兴土木，还是统治者的一大失策。秦始皇修长城，是砖砌的长城，抵御外敌像石头长城一样坚固，但为修长城大量调用民夫，结果民夫起义，几年里把秦皇朝推翻了。长城延绵千年，秦皇朝却只有短短十几年，这是一个象征。举目世界，埃及金字塔、罗马神殿还在，当年的埃及民族、罗马民族却早已不复存在。在中国，消灭的只是朝代，在国外，消灭的却是一度非常强盛、横行世界的民族。因此，以砖瓦来代替垒石，反对大兴土木，标志着一种新的建筑文明理念——人本的建筑理念的诞生，不再是以物质来标志文明。物本的建筑理念，文章做在质材上，多少吨重的石块，怎么切割，怎么运输，怎么垒上去，怎么垒得这么高？人本的建筑理念，文章做在人的智慧上，怎么不用一根钉，怎么不用一根梁柱，怎么造拱顶、飞檐，怎么雕饰梁柱、门窗，怎么造成回声效果？砖木建筑方面的技术，中国至少领先西方几百年。

等等，等等……

不说那些大的方面，就是小的发明，如围棋（游戏方面）、筷子（餐具方面）、算盘（计算器方面）、毛笔（文具方面），也是迄今为止于所在领域无出其右的发明，但这些都不能进入西方伟大的科技发明的视野，原因就在，这些发明都是用于安居生活的，与战争无关。

造纸和活字印刷，不是只与“文”有关，怎么也被西方人认同是伟大的科技发明呢？

只要稍知西方近代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有了造纸和印刷术，使保留在基督教经院收藏的羊皮纸手抄本里的知识得到解放，通过纸本的印刷品广为传播。而这些知识中，直接被“大百科全书派”、经验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学者汲取、利用的，就是通过细分研究，可以制造出符合目的要求的机器，成倍提高效率的思路。前面已经说过，制造首先是武器的制造，船坚炮利，给“炮舰政策”、“殖民主义”、瓜分国际市场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样，精神就瓜熟蒂落的变为物质，“知识就是力量”当然毋庸置疑，“文”与“武”也因此无缝对接，造纸术与活字印刷在崇力文化的视野中被奉为神明。

厘清了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存在基础（或者说产生的语境），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对比它们之间的差异。

生命哲学认为，宇宙（世界）的本原、本体是最大的生命，具有生命的一切指征。其根本性质，借用物理术语来说，就是一片动力，其实就是生命力。制造哲学认为，宇宙是个物理实体，它或者是上帝创造的，或者是可以被人根据他的意愿改造的。

论述这个问题，先从制造哲学角度说，容易看清楚。

在制造哲学中，不可或缺的就是那个制造者，除了这个制造者以外，其他都是他的制造物。在基督教神学里，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上帝就是那个制造者——造物主，世界、动植物、人类都是他制造出来的。他的权柄来自他的造物主身份，既然他制造了，当然有权使用，使用不灵，有权修理，也有权毁灭。

上帝也是全知全能的，就像人相对机器而言，是全知全能的。因为机器的“智慧”正是人给予的，是人按照自己的智慧制造出来的。所以《旧约·创世记·第一章》中便说：“神（唯一的神，或译为‘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形象，包括身体与精神两个方面。犹如我们把机器人所有的“智慧”称之为“人工智慧”一样，人的智慧，在“上帝”（如果存在）看来，也是一种“神工智慧”。人的智慧（神工智慧）和神的智慧是同质的，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神的智慧的程度。而且，基督教神学认为，人如果要发展自己的智慧，那就可能闯祸了、犯罪了，使世界大乱，所以，告诫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不要去吃智慧树上的果子。而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后，就把他们逐出伊甸园。因此，人的原罪，来自人要发展自己的智慧。今天美国拍的机器人造反的科幻片，就沿袭了这个“原罪”模式。

仅从这一点来看，基督教的原罪模式似乎和老庄的“反智”倾向是一致的，然究其实，却是南辕北辙。基督教神学反智，反的是人类的“智慧”，并不反上帝的智慧，而且，正是以上帝的智慧来证明反人类智慧的必要性。这种“证明”的温和的表述，就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人类的思考归根结底是错误的，是要惹是生非的，是要破坏世界完美的秩序的。所以，这种“反智”，是一种思想的压制，是很专制的。作为反弹，人类一定要宣布“上帝死了”，才能从这种思想专制的话语中解放出来。

而老庄的“反智”，是要人将思维从“知识”“智谋”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提升到“智慧”的高度。而儒释道都认为这种智慧是在“人性”中的，是与生俱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智慧不是可以从外界学得来的，但通常是被后天的“习”（知识、智谋）所遮蔽，需要去发现，去磨垢重光，去见本来面目；所以，这提升，其实是回归。这种思维，从“民主”“专制”的角度去定义，那是绝对的“民主”；从“人本”“神本”角度去定义，那是绝对的“人本”。每个人的本性发现就是“智慧”，就是正确无误的，不需要某个权威来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告诫你什么是错误的，也没有什么权威能做到这一点，还有比这更民主、更人本的理念吗？

如果说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么，为什么上帝会造出魔鬼，会造出那么多的害虫猛兽？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与灾害？用这样的问题去问热忱传教的中国的基督教徒（外国传教的基督徒我没接触），可以保证，他们说得口燥舌干，你还听得莫名其妙。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释的，用上帝的全知全能是相对人的不全知全能而言，就可以说明。就像人的智力是有局限的，但相对他制造出来的机器是全知全能的。人的全知全能包括他有认识错误、改正缺点的智能，上帝的全知全能如若这样理解，一般人就容易接受了。问题是中国的基督教信徒也许不肯这样说，他们认为这样说是对上帝的大不敬，是大逆不道的。上帝的全知全能是绝对的，上帝也不可能犯错误、有缺点。所以，只能无视这样的质疑，硬撑着“全知全能”下去。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制造哲学因为非得要有个绝对权威的造物主，所以它的思想方法的专制性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专制的思维方法是其题中之义，不专制，也就没有制造哲学。

前面已经说过，制造哲学是在游牧类型文化的语境中产生的。游牧类型文化，是以战争为常态的文化，赢得战争的胜利，高明的指挥官非常重要，而指挥官要令行禁止，树立绝对权威就非常重要；所以，崇拜英雄、服从权威，实行专制政治，是游牧类型文化的自然要求。这个指挥官形象化为造物主形象，“造物”为“造物者”的绝对权威地位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根据，于是，制造哲学就成型了，它的一系列的推理就变成了宇宙的真理。所以说，制造哲学把游牧类型文化提升到了崇力文化的高度。

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基督教神学似乎不再占有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制造哲学的思维方式，其实一点没有改变。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是为超人的出台制造舆论、扫清道路。尽管尼采被希特勒奉若神明，但他在二战后的西方不仅没有声名狼藉，而且照样被推崇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就因为他的“超人”只不过是“造物主”换了个名称，比起“造物主”来，又多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诗意，就像吟诗饮酒的李白若当上将军，一定比治军严厉的孙武更得士兵的欢心，所以，尼采哲学很对被制造哲学潜移默化的西方哲学家的胃口。“造物主”在现代西方的中庸的也是正统的表述，就是大百科全书派推出的“理性的人”。人类因为拥有理性，就成为万物之灵长，成为宇宙的中心。理性是什么？理性就是按照逻辑思维的规则，进行分析、综合、推理的能力，就是认识真理的能力。宇宙间存在着客观规律，被认识了就是真理，动物不能认识真理，唯有人才能认识真理，所以，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主人地位是理性赋予的。而这种能力，并不是到认识真理就为止了，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恩格斯说过，对一事物有了认识，并不说明已经能完全把握此事物了，只有能复制此事物，才说明完全把握了此事物。因此，理性，不仅是认识能力，更是实践能力，也就是制造能力，理性的人，也就是拥有像上帝一样的制造能力的人。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人的制造能力是无限的。人和上帝的不同，就是人会犯错误，而上帝不会犯错误。但因为上帝不会犯错误只是一个无法证实，却似乎可以被逻辑悖论（前面说的质疑就是一个逻辑悖论）所证伪的命题，而理性的人可以不断地纠正错误，就等于没有错误，所以，理性的人实际和上帝是等价的。因为并不是凡人就是理性的人，所以，人之中只有一部分人才与上帝等价，其他人对少数理性的人应该像对上帝一样顶礼膜拜，所以大百科全书派推出的与基督教神学的神本主义分庭抗礼的人本主义，其实还是神本主义，只不过这个“神”换个名称，不叫“上帝”叫“理性的人”了。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科学”的定义，“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定义，正是西方哲学中通用的概念，就像“几何学”中对“多边形”“圆”“长宽高三维”的定义一样。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并不反对这些定义。按照因明学的理论，只有共同承认这些概念，才可以展开讨论。我们这一代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接受这些概念的，所以，我说明这些概念，自然会提到马恩的著作。但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制造哲学，就可以用“制造哲学”一言以蔽之。“制造哲学”本身有其产生的原因与社会条件，有其适用的方面，有其现实性，也就是存在的合理性，不能一言以蔽之，何况含有制造哲学成分、受到制造哲学思路影响的各种哲学流派、哲学理论。现在分析制造哲学的思维方式，似乎含有贬义，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制造哲学的思维方式，被认为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科学；而生命哲学的思维方式，却被认为是玄学、神秘主义，是伪科学，这就需要清理一下、辨析一下。生命哲学，把握世界的方法不是那么机械，不认为观察、实验、逻辑推理的手段，就可以穷尽对世界的知识，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现在科技的发展，物理学、化学的最新成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并不是说生命哲学的道理是“玄之又玄”，无法用逻辑语言来表达。

佛教说的“第一义谛无法言说”，与文字般若是不矛盾的。佛教的义理主要还是通过逻辑语言来弘扬，而不是通过显神通（人所不具有特异功能）来服人。道教也是如此，儒家纯粹说的世间法，更是如此了。儒释道的理论逻辑系统是很完美很严密的。在理论上比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神学）的逻辑系统高的地方，就是清醒地意识到此理论仅是“名言”（概念与推理），名言只能达到自洽，系统里没有自我矛盾地方，是否反映了本质，是不能确定的。而且世界万物是在不停地变化的，适用于此时此地的理论，不一定能适用于彼时彼地，相反的理论也存在其合理性，可以补充正方的理论的不足，因此，对理论（名言）不可执着，“尽信书不如无书”。

故此，佛教因明学明确，理论的讨论，只能在双方共同承认的逻辑基础上展开。故而，佛教辨经，除现量（在经验事实上展开的推理）外，还大量运用了圣言量（在佛菩萨论断的基础上展开的推理，如从“众生皆有佛性”推出“一阐提〔断善根者〕也能成佛”）、比量（类比推理），根据就是引用的“圣言量”与“比量”得到辩论双方的承认。这种规则与西方逻辑学提出的推理的逻辑前提必须为“真”比较起来，显然要合理得多、客观得多。西方的逻辑学把前提的“真”绝对化了，因此，在前提是否为“真”不能确认的情况下，推理就无法展开。而前提是否为“真”恰恰是最难确认的，所以，严格按照西方逻辑学的规则，大多数现象层面上的推理都无法展开，遑论要用逻辑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了。恩格斯说过，今天之前的每一天早晨，太阳都从东方升起，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明天早晨，太阳还是照样从东方升起。这话就说明了西方逻辑学的局限性，在于前提为“真”难以确认。因明学以辩论双方共同承认来解决了推理逻辑前提必须为“真”的问题，也丰富了推理的手段。这样，西方逻辑推理无法深入的形而上的问题，在东方因明学里是讨论的主要方面。波普尔提出的科学哲学，从思想渊源来说，是得益于因明学。把现有的科学结论都视作未被证伪的猜想，就是假定前提为“真”，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科学知识体系与科学哲学体系了。即此可以证明，生命哲学的逻辑体系不是比制造哲学的逻辑体系落后，而是比之高明。

生命哲学的逻辑构成真正比制造哲学的高明之处，在以后详论，这里，先以假定为“真”的思维方式，来介绍生命哲学对宇宙本源本体的论述。

前面已经说过，宇宙的本源本体，在《老子》中称之为“恒”。“恒”不是《老子》命名的，《老子》之前的古籍中就有这样的称谓。通行本《易传·系辞》中“易有太极”一语，在帛书《系辞》中作“易有大恒”。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四篇佚书，有学者认为即是《黄帝四经》，其中《道原》一篇，一上来就说：“恒，先之初，洞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中也整理出《恒先》一篇，一开头便说：“恒，先无有，质静虚。”，“恒”都是宇宙本源本体的指称。王弼本《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帛书《老子》中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帛书《老子》乙本就改“恒”为“常”，后世人望文生义，就把“常道”认作“永久的道”，而不知道是“‘恒’的道”（“恒”的作用方式）了。

“恒”虽然不是《老子》首先命名，但《老子》采用了这个称谓，从“名实相副”的命名原则，也可见古人对宇宙本源本体的一些想象。

《说文》：“恒，常也。从心，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

这说明“恒”是个会意字，从“二”，从“心”，从“舟”。“二”代表水之两岸；“心”是“中心”的意思，两岸间的中心，一般为水流的最深处；“心舟”（水中心的船）“在二之间上下”，此“上下”乃指驶向上游或下游；舟在水流中心，不会搁浅，利于行驶，故云“心以舟施，恒也”。因而，“恒”所表示的存在状态，不仅表示时间的无限，还表示自由度的无限，且从自由度的无限引申出时间的无限。还有一点有意思的是，“在二之间上下”，这样，若把水流比作时间的话，就不是一条有起点无终点的射线，而是一条两端均无终点的直线。所以，在时间观上，孔子有“逝者如斯夫”的兴叹，而老子有“反也者，道之动也”的达观。如这样的直线性时间观，我当年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读到，惊诧莫名。永久的自由的存在，这就是“恒”的象征意义。

“恒”的古字“亙”，现通常写作“亘”，正可看作两岸之间一条船，也可见“心”为“中心”义，以后为了突出这一点，加了个“心”字上去，加“心”是为了强调“恒”的自由性。

这使人联想到佛经中对“我”的定义。“我”定义为“能主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佛经认为“众生无我”而“佛有我”，因为众生其实对自己的存在状态不能主宰，生病了你不能令其立刻不病，缺钱了你不能令己马上有钱；而佛则是随心所欲，有求必应，没有不能如所愿的。“能主宰”就是无限的自由。佛教与道家，都把自由看作是生命的应然状态，是其哲学立论的基点。也正是从这一基点上，可以看出佛学与道学的生命哲学的鲜明特征。

“亘”还有一个义项，为月亏。月有盈亏圆缺，但月之亏缺为常态，而月之盈圆倒是特例，故从月亏引申出了恒常义，也可以说是一种会意法。此会意中隐含有“谦”、“小”为“常”之义，与这一章（还真本《老子》第一篇道章〔王弼本第一章〕）下文说到的“恒”之两名（“无”与“有”）“同谓之玄（本源，小）”相通。

在佛教中，宇宙的本源本体称之为“妙明真心”。从佛教将宇宙本源本体称之为“心”，似乎可以得出佛教是唯心主义的结论，但这其实是望文生义的误解。

佛教所认为的宇宙本源本体，借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其实是一片无限无穷的“动力”。“动力”这个概念，又是物理学从生物学借用过来的，最初是用来描述力学中的物体位移现象，以后扩展到分子与原子的运动。但在牛顿力学中，是“动则恒动，静则恒静”，物体由静到动，加速度，是需要推动力的，物体由动到静，也需要止动的力量；动力形式可以转换，需要动力来推动或止动则是必须的。西方基督教神学，正是以宇宙需要第一推动力才能开始运转，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恩格斯提出：“没有不运动的物质，没有非物质的运动”，正是为了证伪“上帝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的论断。但他的论断，在物理学领域里，只是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的假设，所以，他的立论难以否证上帝存在的理论。

但在生物学领域里，只要把“物质”换成“生命”，“没有不运动的生命，没有非生命的运动”，这话就是经验事实，也就是常识。即便是无生命的物体的位移与分子、原子运动，一般也可以看作是生命体以某种方式将动力加诸其上（如细胞里的蛋白质分子的运动）。因此，在生命哲学中，不存在“第一推动力”的问题，生命不需要第一推动力。生命体从诞生的一刻起，就在不停地运动，运动就是生命体存在的标志。生命体不运动了，是意味着“死亡”。佛教说“众生皆有佛性”，所有的生命体都具有的共同性质，唯有生命力。或者说，在所有生命体里流转作用的，是同一性质的生命力。

但佛教为什么又把宇宙的本源本体称之为“见性”，又称之为“妙明真心”呢？

这与佛教的宇宙观有关。

我们现在作为毋庸置疑的真理来接受的宇宙观，其实只是一个公理系统。在这个宇宙观的公理系统里，宇宙先于生命体存在，宇宙也大于生命体的存在。宇宙中少数星体可能有生命体存在，更少的星体上可能有类似人的高级生命体存在。这个公理系统是自洽的，也就是所有观察到的现象绝大部分可以得到一种以上的解释，得不到解释的现象也无碍于对其它现象的解释，譬如，对“麦地怪圈”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无碍我们按照现有的知识去耕种麦田；对气功发放外气治病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无碍我们去医院求诊，无碍西医、中医按照他们掌握的知识与经验给人治病。

但是，这样的宇宙观（可以称之为“物理的宇宙观”），并不是唯一的宇宙观，基督教神学就有另一种宇宙观。在神学的宇宙观里，宇宙先于生命体存在、也大于生命体存在，但后于上帝的存在。宇宙是上帝的创造物。在这样的宇宙观里，除了能观察到的天空、大地、星体、银河外，还有人观察不到的天堂与地狱。这样的宇宙观也是自洽的。有企图以物理的宇宙观去否证神学的宇宙观，譬如问，天堂在哪个星球上，怎么高倍望远镜看不到啊？地狱又在哪里，怎么掘地几百米只有采出石油来，没有采到过一个鬼魂？这样提问，逻辑前提是人什么都能观察到，但这个前提，已经被逻辑的否证了，人的观察能力是有极限的，哪怕借助望远镜与显微镜这样的工具使观察能力“无穷”延伸，还是有现象观察不到。如今引进了高维度的概念，认为人所能观察到的三维空间之外，还有四维甚至五维空间存在，就更不能以人的观察能力去证明“天堂”与“地狱”只是虚构了。从逻辑上说，无法证明四维、五维空间不存在，相反，从蚂蚁只有二维空间概念，不能“感受”与“理解”三维空间，可以逻辑的证明，如果高维度空间存在，绝大多数的人，也是不能“感受”与“理解”的。

现在，大多数人是以神学的宇宙观来理解佛学的宇宙观，其实，这两种宇宙观是有根本区别的，它们的区别，是由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不同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

佛教的宇宙观也认为宇宙不是最初存在，是后存在，但宇宙不是后于上帝这唯一的神，而是后于每一个最初生命体（无始无明，一连串由因果报应组成的生命长链的始端）。为了便于言说，将最初生命体及其后由不断转世形成的生命长链名之为“生灭体”（“生灭体”是从无穷世角度来考察的生命个体与群体，“生命体”是从一世来考察的生命个体与群体），一个生灭体诞生了，相对于他的宇宙也就诞生了，所谓宇宙，只是这个生灭体的感觉能力的综合。

《楞严经》中说，在生命的本源状态，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未分，“见”也未分，是浑沌一片的。这一片“见性”，从时间上说无始无终，从空间上说无边无际，因此，也就是没有时空、超越时空的。佛将这一片见性，名之为“妙明真心”。妙明真心本来是无所不包、无时不在的，但它会产生一种对象化的冲动。这种冲动，佛称之为无明或妄心。这种对象化的冲动，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我”到底是什么？即把自身对象化。佛说：“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这里的“觉”，指的就是作为认识活动结果的“我”——对“我”的认识，对象化的“我”。但本我，这一片妙明真心，是最根本的存在，最原始的存在，不可能是被认识的对象，不可能是认识活动的结果。因为若是这样，就存在着一个先于这存在的认识主体，它就不成其为最根本、最原始的存在了，故而说“觉非所明”。这个“明”，就是指的认识活动，犹如能照明的阳光。“觉非所明”，即通过认识（明）不能见到本源自身，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觉），也就是说“明不能觉”。“明”其实不能“觉”，但以为能“觉”，所以是一种妄念。产生了这种妄念，需要有所明的对象，这就叫“因明立所”，“所”是“所明”的简称，即对象的意思。这个“所明”似“觉”，自然是妄立的。但只要有了这个对象，哪怕是虚妄的，认识活动就能开展起来，故曰“所既妄立，生汝妄能”。

有声闻弟子问，既然这妙明真心本来是圆满的，那么这妄念又是怎么会产生的呢？佛回答说，既然称之为妄，怎么会有原因呢？如果有原因，就不成其为“妄”了。他举了个例子，城里某人，有一天照镜子，突然发狂地叫起来，啊呀，我的头在镜子里，我没有头了，于是满世界地跑去找头。这“失头”、“找头”是个大妄念吧？你说产生这妄念有什么原因呢？照镜子能说是妄念的原因吗？妙明真心里产生的最初妄念，亦是如此。这种妄，要想“明”“觉”，其实恰恰是“无明”。这种“无明”，既没有产生的原因，也推不出最早发生的时候。那没有“无明”的本源（因地）上的妙明真心，直要到佛最终实证到以后，才能确知它的存在。所以，那“无明”也是无始的。“无始”有两重含义。其一、对某个生灭体来说，理论上应该是有始的，因为那个生灭体，从“无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形成一长串因果链，于是这生灭体就有了时间这一维度，尽管这时间是在不同的空间中延续的，但直要到这生灭体证成佛果后才结束，而即使在成佛后，这条因果链还是可以回顾的、检索的，就像佛说的那些本生故事。然而，就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的整体来说，则是无始的。其二、即使对某个生灭体来说，这无明之始也是无法追溯穷尽的，而且，这追溯穷尽也是毫无意义的，对修行毫无意义，佛称之为戏论。故此，佛将“无明”又称为“无始无明”。

无始无明发生以后，就竭力地要去“明”“觉”——即“明”“我”。佛打了个比方来形容这种状态。他说，就像一个人瞪大眼睛去望虚空，看得久了，眼睛疲劳，虚空中就会出现一些像花朵一样的图像。这种“虚空花”，既不是从虚空中产生的，也不是从眼根中产生的。（注意，这里说的是眼根，而不是说的眼睛这器官。西方的一些研究佛教的东方学者，往往分不清这种“根”与“器”的区别，造成概念混乱。这也是他们的文化积淀、思维习惯所致。但现在国内的一些译经、解经者，以西方的思维方法来译解佛经，甚至说佛经中的一些说法不科学，已经过时，这至少是张冠李戴。佛教言“根”，是指的一种感觉能力——攀援性，就像树根、草根一样会伸展出去抓住泥土、岩石。如果将眼根误解为眼器官，现代知识分子也许会说，这种“虚空花”，乃是眼球内玻璃体及视网膜上感光细胞某种活动变化所导致的，自有原因可循，毫无神秘可言，因此而笑两千多年前人知识的浅陋。其实，从方便说法角度来看，即使是说眼器官，也是照顾到当时听众的接受水平，何况这是个比喻。但从佛立说时明确将眼根与眼器官分开这一点，不正可以感受到释迦牟尼佛的思辩是多么缜密，又多么精深吗？）这是眼睛疲劳的结果，是虚幻不实的，佛称之为“瞪发劳相”。

妄念初动的瞪发劳相，看到的是一片虚空。这虚空虽无一物，却已经不同于妙明真心的原始真空，已是妄念“明”的结果；已经外在于“能明”的妄念，变成了“所明”的对象。所以，它虽然还只是一片虚空，而且还是“明”的结果，但相对妙明真心来说，却已经是“晦昧为空”，这空是晦暗的。晦暗是相对于妙明真心的智光而言的。妄念再执着地盯着这晦昧的虚空看，虚空的明暗分野越来越明显。这明暗还是瞪发劳相，明的还叫空，暗的就变成了色，有了颜色和形状，这叫“空晦暗中，结暗为色”。这过程，有点像中国儒家所说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无极犹如妙明真心，太极犹如瞪发劳相的虚空，两仪就是：“空晦暗中，结暗为色”。结暗为色以后，对象化的外部世界就开始形成。从看见虚空到看见虚空中的世界万物（色）的形成，这个过程体现出一种主观意志行为，佛称之为“行”。

为什么这“宇宙”的形成，在一片浑沌的见性中，特别突出看见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称为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由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小千世界，由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一千个中千世界，由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称为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其实由十亿小世界组成），在华藏庄严世界海无边妙华光香水海中，是“以金刚庄严为际，依种种色，风轮所持”。译成现代用语，也就是说，这个娑婆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种情况，在佛所描绘的大宇宙（华藏庄严世界海）中，并不普遍。《华严经》中说：“彼一切世界种，或有以十方摩尼云为体，或有以众色焰为体，或有以诸光明为体，或有以宝香焰为体，或有以一切宝庄严多罗华（花）为体，或有以菩萨影像为体，或有以诸佛光明为体，或有以佛色相为体，或有以一宝光为体，或有以众宝光为体，或有以一切众生福德海音声为体，或有以一切众生诸业海音声为体，或有以一切佛境界清净音声为体，或有以一切菩萨大愿海音声为体，或有以一切佛方便音声为体，或有以一切刹庄严具成坏音声为体，或有以无边佛音声为体，或有以一切佛变化音声为体，或有以一切众生善音声为体，或有以一切佛功德海清净音声为体，如是等，若广说者，有世界海微尘数。”由“色”构成的娑婆世界，自然“看见”作用在其形成过程中显得特别重要。

由此可见，佛教把宇宙的本源本体称之为“见性”，是针对娑婆世界的众生说的，便于娑婆世界的众生理解。设想一下，如果佛在以音声为体的三千世界为众生说法，那就要将宇宙的本源本体称之为“闻性”了。

但不管在以什么为体的大千世界，生灭体的最初冲动（行）的结果是形成“识”，而非形成“色”（对以音声为体的世界的众生来说，就是“声”），那个外部世界，只是“识”的附属产品，佛教说是“依报”。“识”以了别为性，对外了别种种境界（与主观感受能力相对的是境，主观感受能力与境的结合就是界；也可以认为，对一个生灭体来说是“境”，对感受能力基本相似的一群生灭体来说就是“界”，“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客观环境，而“境”就属于主观感受了，譬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对内了别种种感受，并执之为实，或贪求、或拒斥，造成因果业报，轮回生死不已。这个“识”，就是我们称之为“我”的生灭体。因为此“识”是造成轮回的主体，所以称之为“正报”，佛教又称之为阿赖耶识。与阿赖耶识相对，宇宙的本源本体就称之为妙明真心。因此，“妙明真心”的概念比“见性”更大，只有在娑婆世界里，“见性”与“妙明真心”才是重合的。还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生命体，是有意识（佛教称之为“识”与“想”）、情感（受）、意志（行）的生命体（众生），所以，佛教又称之为“有情众生”、“含识众生”。因为只有有情含识众生才可能修行成佛，所以，严格的说，佛教认为宇宙的本源本体是有情含识众生所有的生命力。

“见性”也好，“妙明真心”也好，都是以功能态来定义，给“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生命力命名，以证明生灭体的执着的虚妄。而明白了生灭体（阿赖耶识）执着的虚妄，就是超脱生死轮回的开始，这就是“了生死”。因此，把作为宇宙的本源本体的生命力定义为“妙明真心”，是为了凸现“识”是造成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是要警醒众生以“了生死”的需要，望文生义地认为佛教是唯心主义，佛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精神派生物质，乃郢书燕说。

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对宇宙的本源本体定义不同，依此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推演出一系列不同的结论。

制造哲学，把制造产品的经验上升为不易的真理。制造产品，必须把对象整体拆解成一个个零部件，确定它们的位置与功能，以及和相邻部件的关系，分别制成，然后把它们组合起来，做成一件东西，发挥它的效用。这种认识方法搬到哲学上，就是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就是目的论，就是所谓定性定量的科学实证主义。这种认知态度推而广之，就是以制造者对待机器的态度来看待生命及世界的一切现象。如活生生的人，在这种眼光的透视下，变成了由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到系统的合成，精神活动只是一些信息在神经细胞之间窜来窜去而造成的一系列的生理与生化反应。难怪搞电脑的科学家们，不少怀着复制人的精神的勃勃野心。又如西方神学家们证明上帝存在的理由为：我们能见的世界多么井井有序，多么和谐合理；星星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地球上的生物一物降一物，构成了生物链……这一切，如果没有一个主体来创造、安排，怎么可能呢？所以非得有个主体，作为这世界的创造者、主宰者与调节者。这个主体就是上帝。所谓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就是说上帝是这个世界总目的的体现。认为没有目的是不可想象的，这正是一切制造者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可以称之为造物意识。

这种造物意识发展到极端，第一个结果，就是认为世界上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有可能被制造出来的。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正是这种狂妄自得的心态的写照。“人的认识能力是无穷的”，这在西方文化系统中，似乎是条不证自明的公理。但西方的科学思维遵循这样一条认识论的原则，理论的真理性要由实验不断地来加以验证。而所谓实验，就是要制造与理论预期相关的诸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制造出的必要与充分的条件下，实现了理论的结果，理论才能被认定是正确的。这种观念，已经通过中学的物理、化学实验课，灌输到了青少年的头脑中，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故而，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穷的”，等于是说“人的制造能力是无穷的”。这样，能制造就成了绝对的、先验的条件，也可以说是一切科学最基本的信念，换言之，科学不承认不能为制造（哲学术语曰“实践”）提供依据、指导的理论的意义与价值。科学思维把实践推到了绝对的地位，也就是把制造推到了绝对的地位。

这在物理领域也许至今还是通行的（可自从有了量子论的“测不准原理”及“波粒二重性”后，情况似乎开始有些不妙），但到了生命领域中，是否还能畅通无阻呢？科学要证明它还是能够所向披靡，于是就有了“克隆羊”。

这下人类被大大地震惊了。世界闹闹攘攘的像开了锅，几个发达国家的政府纷纷研究对策，采取紧急措施，以防人类被“克隆”。

对此，我是冷眼观之。我不相信人真的能被“克隆”。我认为“克隆”技术对人类构成的潜在危险，还远不及试管婴儿与精子库。整个“克隆”风波，我看是传媒商业炒作的结果，意在制造一种“科学神话”，或者干脆说是“科学迷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克隆”意味着复制一个与母体完全相同的异生命体。我不知道对羊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说“完全相同”的；而对人，细胞基因完全相同，就能断言两个个体完全相同了吗？他们的思想、情感、直觉、智商、好恶也能被“克隆”得完全相同吗？如果真能“克隆”得一模一样，那么，两个克隆人之间岂不是能达到心灵的高度默契？何止“心有灵犀一点通”，何想、如何行吗？这样的“克隆人”，配对去打乒乓女子双打倒是挺不错的。真能这样，那就首先得承认思想、情感等等心理活动有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而且这个结构是先天性的，它对后天环境主要只是作出反应，很少有所改变。于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承认有灵魂的存在，因为灵魂就是我们对那个“先天的相对稳定的精神结构”的命名。但所有认为有灵魂该是“心有灵犀点点通”。彼此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心照不宣，都能准确预测对方下一步该作如的学说，又都主张它是独立于肉体的存在，肉体对于灵魂，就好像屋子与住宿的人。故而不可能通过“克隆”细胞来复制灵魂。这样，在理论上就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境。而且，在承认有灵魂的各种学说中，又都认为灵魂是变动不居的。尽管在有的学说，如佛教大乘有宗中，认为灵魂的这种变动是自身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这种学说提出“境由心造”、“识有境无”，从根本上否定有实在的外境，但灵魂的变动还是绝对的。大多数宗教学说认为，人的命运可以预测，而人的灵魂变化难以逆料。对两个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精神实体，要证明她们在形成或诞生的那一刻是完全相同的，这在西方科学思维系统中绝无办法。它无法付诸实验，无从制造相关条件。倘诉诸经验，那么，每个人尚且不能准确预料、绝对把握自己下一刻的精神状态，怎么设想有另一个“我”能比我还了解我？怎么设想我能比了解自己把握自己更了解与把握“克隆”我？

若撇开精神，只说肉体的完全相同，这又怎么能说与母体“完全相同”呢？世上已有惊人相似的孪生同胞，也多有孪生同胞间心灵与身体感应特别强的传闻，“克隆”人的出现比这样的孪生同胞又有什么更大的意义？人会有让自己的生命在另一人身上得到延续的梦想，但这“生命”指的是灵魂——精神，所以不会因为有一个与自己极其相似的孪生同胞，而觉得此梦想就得到了实现。倘若人们能认为肉体即可代表“生命”，那么死后捐献器官用于移植的热情将空前高涨，这对社会倒是件好事。可惜的是，即使已有病者移植心脏后改变了性情的报道，暗示灵魂可能寄寓在心脏里，可以在另一个人的躯体内再生，但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尸体被埋掉或烧掉。人们还是不相信由无数细胞构成的器官能是死后灵魂的可靠载体，那么，又凭什么相信一个克隆细胞呢？难道有一个如自己复印件般的儿女，人在延续生命方面就心满意足了？“克隆”新闻只能闹哄哄的一时煽起人们在这方面的热望。人们一旦冷静下来，看穿克隆技术与精神无关，那么，还会有热情去千方百计地克隆一个仅仅与我在身体上完全相同的“我”吗？细胞、基因的完全相同与我何干？我毕竟不是在细胞、基因的层面上活着。就像我知道构成细胞的原子中的电子、质子、中子与构成土壤的原子中的电子、质子、中子完全相同，一点也不会兴奋，不会觉得我就此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永恒了一样。

从“克隆”人的必要性上提出问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造物意识趋向极端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万物皆应有用，所谓“有用即真理”。故只要人认为其无用，或用之弊大于利，就可以毫不留情地去除，或者坚决不实行。就像革去机器效用不大的部件，或考虑到投入后产出不大，就搁置某些新技术。这种观点用诸人体，即如认为盲肠、包皮无用有害，主张先下手为强，一刀切除了事，有病的胃、胆、脾、肝、肺、肾、肠等脏器，也是能切则切之痛快。眉毛被认为只有装饰功能，还是三下五除二地剃去，另画一条来得随心可意。等到后来认识到本来认为无用的其实有用，要弥补往往是来不及了。故而西方的认知态度，看上去很唯物，很尊重客观规律，其实出发点是把万物都当作主体的制造物或可改造物来对待，是很唯我独尊、很霸道的。特别是把他人与其他生命都当成客体，也就是都贬到了物的层次上，这就为唯意志论、法西斯主义埋下了伏笔。作如是观，对耽于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沉思中的海德格尔，会变成纳粹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以及麻原“奥姆真理教”的骨干分子中，有不少从事科学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就容易想得通了。

西方文化中的造物意识的集中表现，就是《旧约》中的上帝——造物主与救世主。“上帝死了”以后，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人”。所谓“理性”的第一步，就是要把除“我”之外的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视为客体，视为物，以此来制定对待的策略。萨特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就是告诫你若不能把他人都贬低、都贬为物的可怕后果。你要是能把他人都视为物，你就是上帝了，上帝怎么还会去入地狱呢？故而，文艺复兴运动提出的“人本主义”说穿了是我本主义，与个人主义是连理枝、并蒂莲。除“我”之外，一切都是环境，只不过环境有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之分罢了。

由制造哲学不断强化的造物意识，在生命哲学的语境中却不断地被削弱、破除与虚化。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女娲抟土为人的传说，但这传说后来被民间盛传的伏羲女娲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故事所替代，女娲形象由造物主转变成了夏娃。在印度原来也有造物主梵天。所谓“彼梵天作一切命、无命物。从梵天口生婆罗门，两臂中生刹利，两肋中生毘舍，从两脚跟生首陀”。但到了佛教经典中，大梵天王不过是色界初禅天的天主，只是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罢了，犹如我们今天谈论的比之地球人有更高科技文明的外星人，并非造物主。值得注意的是，在梵天造物的传说中，人并不作为物来对待。人在“一切命、无命物”之外，不是由梵天“作”（造）的，而是由梵天从身体的不同部位生出来的。就在这个造物神话中，已经蕴含了后来发展为生命哲学语境中的“生命意识”的因素。

与基督教神学宣扬“上帝全知全能”不同，佛学认为佛并非全能。《景德传灯录》载元圭禅师言，佛有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而不能即灭定业；佛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而不能化导无缘；佛能度无量有情，而不能尽众生界；是谓三不能也。”这就是说，可以认为佛是“全知”的，却非“全能”。因为佛与众生都是生命体，只是佛彻底打破了个体的时空局限，与本源本体生命力完全同一，所以不再是生灭体。故而，佛度化众生，不是改造众生、重塑众生，而是告诉众生解脱的门径，劝导众生自我改善、自我拯救、自我超脱。佛与众生的关系，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因此，佛十号（十种称号）中有一尊号为“天人师”。教师只是比学生先一步掌握了有关知识，他又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最终掌握并运用这些知识还要靠学生自己。因此，“知”在佛，而“能”却在众生，在“能”（解脱、了生死）方面，佛不能越俎代庖，所以佛不“全能”。

佛“三不能”中第三条：“佛能度无量有情，而不能尽众生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众生还会不断的生出来。这说明生命哲学是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相对而言，制造哲学是个相对封闭、静止的系统。

从生命哲学角度来看类似“克隆”的问题，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

譬如，今天有些科学家想用改造基因等技术手段，来改造或创造包括人类在内的更优越的新物种，从哲理上说，与生命哲学是相抵牾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从总体来说是尽善尽美的，从每一个体中体现出来的生命活力本来也是尽善尽美的，不存在从总体上或从个体的根本上来改善生命、提高质量的可能性。“新物种”即便能创造出来，这种“更优越”的价值判断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就像今天发明出来并经临床验证的针对某一顽症痼疾的特效药，过了几年发现此药会产生抗药性，此药只是激发了致病体的升级换代，不再有特效；或者会引起另一种严重疾患，结果只能把这种“新药”废了；如果人类被根据某种“更优越”的标准，用基因改造等技术手段改造成了“新人类”，结果发现有许多弊病，还不如不改，而再要改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今天对转基因食物的疑虑与抵制，正反映了成熟起来的人们对“科技可以改造世界”、“人定胜天”的理念的反思。西方社会获得这种反思，是在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于短时间里使科技高度乃至畸形发展，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有的是不可挽回的破坏之后。回头去看，人类享受到的“先进”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成果，远远抵不上地球环境所遭受的损失。这一二百年的科技“发展”，说“揠苗助长”还是轻的，可以说是“竭泽而渔”。整个人类为一小部分人的大发横财、穷奢极侈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而把“科技（至上）主义”看作一种话语，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这种掠夺性“改造”、“开发”、“发展”背后的这块巨大的利益蛋糕。所以，“更优越”的价值定位，在当今世界的文化背景上，其实应该作美妙动人的广告词看。所幸的是，工业或后工业社会对世界的“改造”，主要还在物理领域里，当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这种“改造”挺进生物领域时，许多人已经觉醒了。西方的有识之士目光投向东方哲学，汲取思想营养，以建立新的法则，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思想背景的。

生命哲学认为，第一性的是本源本体动力，第二性的是结构，包括物质结构与精神结构。其逻辑构成为立体的、分层次的。高层次者体现在一切低层次者之中，而低层次者之总和不等于高层次者。制造哲学认为，“实在为一切存在之总和”，由精神与物质构成平面逻辑结构，不是物质决定、派生精神，就是精神决定、派生物质。

今人对佛家、道家的哲学觉得难以理解，“玄之又玄”（取其以讹传讹、约定俗成义），与不知道生命哲学的立体逻辑结构密切有关。

在制造哲学里，基本范畴是一个平面上互相矛盾的两个概念，是平面的逻辑构成。“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就是这样的基本范畴。什么是“物质”？列宁对“物质”下的经典的定义是：“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就是说，物质是“感觉”（精神）外的存在，也即，非“精神”的存在就是“物质”。反过来说，非“物质”的存在就是“精神”。在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平面逻辑结构中，“精神”与“物质”囊括了一切存在，所以，容易得出结论，哲学意义上的“实在”就是一切存在的总和。

但这样的论断在东方生命哲学里就不适用。

生命哲学的基本范畴，在佛学中是“妙明真心”与“假有”（阿赖耶识），道学中是“道”与“物”，它们是在立体的不同层面上形成对待。高层次的实在在一切低层次的存在中体现出来，但一切低层次的存在的总和还是存在，不是高层次的实在。换成现代术语，生命哲学的基本范畴是“生命力”（动力）与“结构”，结构又分“精神”结构与“物质”结构，结构就是有条件的存在，“精神”结构与“物质”结构是“结构”这个基本范畴中二元对待的亚范畴，它们之间谁也不决定谁，谁也不派生谁。“生命力”在一切“结构”中体现出来，但一切结构的总和并不是“生命力”。

关于“生命力”怎么在“物质”结构中体现出来，这是今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的问题。按照佛教唯识宗的解释，“物质”（境界、身土）是阿赖耶识（假有）中相分种子的显现，就像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山水，相对阿赖耶识（假有）是更一重虚妄，称之为“幻有”，它的显现本身就是生命力作用的结果。对此，《坛经摸象》中有较为详细的解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生命力”与“结构”的立体的对待，可以用“电”与“电器”的关系来比喻。电在一切电器的运转中体现出来，但如果说：“能使一切电器运转的动力就是电”，则是对“电”的本质等于没说，所以，不能成为“电”的定义。

这样说，也许能使问题变得明了。但我要悟到这一点，却是花了“踏破铁鞋”的工夫。这是因为我们的思路已被平面的逻辑结构框住了。但等悟到了立体的逻辑结构，再回头来看平面的逻辑结构，有些推论就显出了荒谬。如我们惯常说“透过现象见本质”，怎么“透过现象见本质”呢？一般认为，从正面、反面、侧面多角度的去观察对象，把这些现象综合起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见到对象的本质。这其实就蕴含着“现象的总和就是本质”这样的逻辑判断。但是，对太阳的东升西落、一年四季、昼夜长短的所有观察结果的综合，就能揭示太阳运行规律这一本质吗？地心说也是在这些观察结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从现象上说，地心说比日心说更加直观。同时，人关于认识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并不是要掌握了所有的观察结果才能见到本质，也不是掌握的观察结果越多，越利于见到本质，从现象到本质需要认识产生一个飞跃，但飞跃的产生与观察现象的多寡无关。《老子》甚至认为：“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而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大量不能消化、处理的信息反而造成了对有用信息利用的障碍，正支持了这种说法。读书不仅要博览，更要精读，也是基于同样的思路。

我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中国人不擅长逻辑思维，或者说，中国文化中逻辑学的研究有缺陷，以我现在的认识来说，中国的逻辑学在源头上着实比西方的逻辑学高明，也许因为其高明，所以，对比较初级的形式逻辑规则就没有兴趣详加讨论。今天，我们认为对逻辑学有建树的先秦诸子有两家，墨家与名家，这两家，在思辨方面都要比老孔庄低一层次，而名家，本意是用一些明显违背经验事实的命题，如“白马非马”、“鸡三足”等，来证明纯粹的逻辑推理是不可靠的。

因此，对生命哲学的逻辑方面的优越性，亟待加深认识。

生命哲学认为，任何生命个体都具有两种与生俱来的特质。一者是能够创造出无限可能性的生命活力。这是一种来自本源本体的动力，或者说是本源本体动力在生命个体中的体现。另一者是每一生命个体的局限性以及同一层次生命群体的共同局限，与所有生命体无不具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制造哲学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没有局限的，上帝或者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是宇宙的主宰。

生命哲学的这种观念，直接从“生命力”与“结构”的立体二元对待的逻辑公理推出，用在世间法方面，就是要顺应天性求生存谋发展。这天性，包括生命活力与局限性两个方面。把天性只理解为佛性（生命力）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理解，又可能狭隘的推论为，顺应天性就是求成佛，求成佛就要出家，出家就要禁欲苦行。这样，有人就会问，如果人人出家，个个禁欲苦行，人类不繁衍后代，不是要灭绝吗？佛教岂不是亡国灭族的教义吗？这样的质疑，与把天性仅理解为佛性有关。“顺应天性”的理念，就是价值多元的理念。这一点将在以后详论。

同样，制造哲学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没有局限的，或者说，自由就是不受局限。看上去“自由”得很，其实是很专制的。上帝或理性的人之所以可以成为宇宙的主宰，又因为他具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当主宰的又一必要条件，自由意志使制造者善于造物。但上帝只有一个，理性的人却有好多，自以为有理性的人就更多得不计其数。这些上帝的代偿品一旦相互发生关系，是我把你当成被造物，还是你把我当成被造物呢？这大概只能看哪个自由意志强了。按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哲学，自由意志强的，在相互关系中占上风，成为主，自由意志弱的，甘拜下风，成为奴。于是，黑格尔哲学自然呼唤出了尼采的“超人”。超人就是自由意志最强，强到了亚上帝的地步。但有了超人的自由意志，就没有多数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超人哲学、唯意志论，在政治上必然导致专制、导致法西斯。

所谓“自由意志”，就是《老子》说的“知”与“欲”，由此可见《老子》提倡的“无知”“无欲”的“无为而治”，在哲学上的先进性、政治上的前瞻性。

生命哲学认为，修行，提高生命的质量，提升生命的意义，就是打破、消除生命个体的局限，趋于本质的同一与永恒。“吾丧我”，是东方生命哲学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制造哲学认为，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与动物的分野，主动改造外部世界和被动适应环境也是人和动物的分野。

上面一条是说的是现实，或者说是人的境遇，是客观环境，这一条说的是人的努力与作为。但生命哲学说的人的努力与作为，是出世法意义上的努力与作为，是根本的、值得人以毕生精力去作的努力与作为。

这是从生命哲学对“生命”的定义直接推论而得。

生命哲学认为“生命”不仅是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庄子》就认为“生”好比人出门漂泊，“死”好比游子回家，因此说“死生一条”，人的生命至少还包括死后。从这样的人生观出发，推出人生在世，第一要紧的是要保持天性完好的结论，就像庖丁解牛的那把刀，用了十九年还好像刚刚开刃一样新。这就是养生主（养生的要义）。为什么要保持天性的完好？死后受用。《庄子》既然把死视作回家，在当时的语境中（其实直到今天还是一样），回家后才是真正的过日子，出门谋生，是为了攒够钱回家过安稳的好日子。但闯荡江湖时如果把身体弄坏了，即使赚的钱够多，回家的日子也过不好，所以，人生在世，一定要注意保持天性的完好。《庄子》对死后的世界与生活没有很多的描述，或者有描述，在被郭象认为是“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而删去的十九章里，今天我们只能从保留下来的只言片语中去揣度《庄子》对死后世界的看法。从只有一生一死看，有点类似今天我们知道的基督教的人生观（据说早期基督教义中有轮回观念），死后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一次性处理；而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由生时的表现决定，这就与《庄子》的生时要保持天性完好的观点差不多了。

佛教认为生命体不是一次生死，而是多次生死，多次生死来自一个源头（无始无明），所以，多次生死可以视作组成了一条生命长链，这条生命长链我们称之为一个生灭体。当我们又将此生灭体称作“阿赖耶识”时，此“阿赖耶识”其实是个集合，是无数分段生死的阿赖耶识的集合。

我们把本源本体生命力视作一条两端无终点的直线，在这条直线上有无数点，每一点上都可以引出一条线，这就是生灭体，生灭体的原始形态是一条首尾相接的封闭曲线，形成了一个结构（图形）。这个图形可以变大变小，但无论怎么大，还是封闭图形，像汽球，吹大了，慢慢泄气，又会变小，或大或小，就是生灭体的轮回。意识到封闭图形的局限，要将它拉开，向直线靠拢，这就是开始觉悟，发菩提心。因为这努力是要打破封闭图形，做减法；而世俗的努力是使这封闭图形扩大，做加法，因此，这种做减法的努力称之为“修行”，修，就是削减。打破封闭图形的努力开始好像也是使图形扩大，这就是修十善业、声闻法、缘觉法，但不以此为满足，不停止努力，封闭图形终究会被打开，这就是进入修菩萨道了。打开的封闭图形，这条线的两端落在直线上，直线成了新的图形的一条边。这新图形好像还是封闭图形，但若把直线边看作虚线，那新图形就不是封闭图形，而是开放图形了。这条虚线边可以看作是菩萨的法身，打开的封闭曲线是菩萨的报身与化身，新图形象征菩萨乘愿力到六道轮回中来化度众生，所以，菩萨还是以众生的形象示世。这条线不断的拉伸，向直线靠拢，终究与直线完全重合，变成有起点无终点的射线，这就是成佛了。

但就每一次生死（佛教称之为“分段生死”）而言，修行不可能脱离这一世的阿赖耶识（正报与依报，有情世界与器世界）进行。这就是“佛教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打破结构，在这一世里，没有特别的办法，就是使结构增大的办法。我们假设娑婆世界的生命体的结构是这样分等级的，佛是零级（无结构），菩萨（八地以上）是一级，辟支佛（相当于第七方便地菩萨）是二级，声闻（最高阿罗汉，相当于第六现前地菩萨）是三级，天神道是四级，人道是五级，阿修罗道是六级，畜生道是七级，饿鬼道是八级，地狱鬼道是九级。其中，从佛到声闻（零级到三级）没有对应的器世间（天台宗所说的“十法界”，佛至声闻也是“法界”，容易产生歧义，使人认为也有相对应的依报、器世界。天台宗的第九祖湛然就提出“无情成佛”说，以与佛土、佛身是佛的依报，佛之法界就是佛、佛身、佛土三者结合的理念相适应，对此的辨析，请参见《坛经摸象》），佛至声闻的法报化三身就显现在天等六道的器世界中。因此，对依业报而轮回的众生来说，若这一世为人，下一世为天神，就是结构增大，下一世为阿修罗，就算结构减小，遑论为畜生、饿鬼、地狱鬼；声闻以上众生，虽然也有结构增大、减小（佛教称之为“退转”，佛经说二地以上菩萨就不退转），但因报身是依愿力到六道中来，所以，不能以下一世在哪一道论结构的增大减小，八地以上菩萨有了化身，更其如此。

但不管依业报到六道中来的众生，还是依愿力到六道中来的菩萨报身或化身，在这一道中打破结构的修行，看上去就是使结构增大的修行，所以，惠能说，修十善业就是修禅宗，而昼夜打坐、入静，却不能说是修禅宗，因为这是身外觅佛。

一般凡夫的修十善业，与修菩萨道的修十善业，区别不在修的内容，而是在对修行的成果（善业果报）是否执着。这就是金刚经说的，是无住相布施，还是有相布施。金刚经还说，“无一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一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证成佛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为“无上正等正觉”），没有特别的修行法，没有什么独门秘诀；“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众生按照所在之道的善法修行，终究可以证成佛果。“即身成佛”的意思，就是即此众生身可以成佛，在人道是人身成佛，在人间成佛；在天道是天身成佛，在天宫成佛。释迦牟尼佛在人间示现成佛、入般涅槃，乔达摩之人身就是佛身，阎浮提就是佛土。不是释迦牟尼佛别有佛身、别有佛土，也不是说十善业、八正道、四谛、十二因缘、般若波罗蜜多外另有佛法。所以，我在《坛经摸象》中将佛知见总结为两条：“佛性就是生命力”、“修行就是不着相”。因此，出世法的修行与世间法的修行，在表面形式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差别就在对修行之行与果是否着相。着相，善果至多是资粮，不着相，善行就是菩提道。

不着相，《庄子》就称之为“吾丧我”。“吾”是大我、本我，“我”是小我、形我，“吾丧我”，佛教称之为“菩萨初发心”，就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说，“吾丧我”是东方生命哲学的出发点与归结点。

与生命哲学相反，制造哲学却是要强调着相、强调差别，把差别绝对化。这是因为制造哲学的核心就是确立制造者的地位，强调制造者对被制造物、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权力。所以，制造哲学强调人与动物的差别，而且差别点正是在使用与制造工具上（火也可以视为工具）。顺理成章的，主动改造外部世界和被动适应环境，也成了人和动物的分野。人固然与动物相比，有改造世界的能力，但若将此提升到人和动物的根本差别的高度，那么，为了维持“人”的高贵地位，也要不断地去改造世界。人若不去改造世界，而是去适应环境，就把自己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这就是人性的堕落。最近几百年来，世界就被这样的话语笼罩了。在这样的语境下，尽管我们内心深处对崇德文化有一种渴望，但在显意识的层面上，要提倡和谐理念，可以想见会有多难。因此，话语的力量，是比经济、军事实力更强的力量，建设崇德文化的话语，千难万难，也刻不容缓。

生命哲学认为，一切生命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平等的，因此，主张和谐、共存，求同存异；认为只有生命体自身觉悟，才能得到彻底解脱。制造哲学认为，造物者和被制造物是不平等的，造物者决定被制造物的命运，上帝决定人类的命运，主决定奴的命运。被制造物要改变被决定的命运，只有反过来成为造物者。因此，西方有机器奴役人的观念与机器人统治世界，控制、奴役人类的非“科学幻想”，因此，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生命哲学强调平等性，突出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制造哲学的专制性，也在思想方法上表现出来。

我们就从“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这句话开始，来进行辨析。

我们这一代是读《矛盾论》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我们对哲学的基本知识是从《矛盾论》与《实践论》中得来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从我们努力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开始，它对我们就是绝对真理，毋庸置疑，只能理解。但到今天回头来看，我发现对这句话还是理解有误。所谓“矛盾”，是指的一个矛盾体，或者说是包含有内部矛盾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能很大，大的矛盾体（系统）中就有多个小矛盾体（子系统），因此要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等。也可能很小，极其单纯，就含有对立的两方面。这句话里的“矛盾”，就指单纯的矛盾体。“矛盾的统一”，就是指对立的两方面存在于一个矛盾体中；“矛盾的斗争”，就是指矛盾的两方面的运动取向相反。这还好理解（虽然对一个初中生来说还是有相当难度的），说“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就不好理解了。我们接受的解释是，因为矛盾的双方经过斗争，一方完全战胜了一方，被战胜方消灭了，战胜方也失去了在这一矛盾体中存在的理由，也消亡了，这个矛盾体就解体了。战胜方与另一方组成新的矛盾体，在新的矛盾体中又继续斗争。所以，由矛盾双方的统一而组成的矛盾体是有条件的，有形成与解体的，故而说：“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而不管在什么矛盾体中，矛盾双方总是不停地斗争，旧的矛盾体解体了，保留下来的一方到新的矛盾体中还是要与新的一方作斗争，故而说：“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

这样的解释，还是能自圆其说的，因此，作为理论，还是能成立的。但这样的理论，被实践检验下来，对有些问题就不能很好解释，譬如“和谐社会”。说“和谐社会”也是个矛盾体，“和谐社会”也是通过矛盾对立双方的斗争而发展，最后由一方战胜另一方而解体，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真理多跨出半步就是谬误”，那么，矛盾理论的边际又在什么地方？

依我现在的认识，觉得关键还在基本概念（范畴）的定义上。

矛盾理论的基础就是把“事物”（或者称之为“系统”、“单位”、“集合”、“组织”、“个体”等等）都看作是矛盾体，或者说都从矛盾角度去考察。一“事物”与他“事物”是矛盾的，这是外部矛盾；一“事物”内部也有对立的两方面的矛盾斗争，这是内部矛盾。这样说起来，无论外部还是内部，只要发生关系的无不是矛盾关系，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如果我们把“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看作是一个公理系统的基础公理，那么，显而易见，这条公理是依据“事物一切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都是矛盾关系”这样的定义而来的。按照沈雄风的说法，这叫“定义吃公理”。我们今天所知的许多公理，其实都是这样的“定义吃公理”。譬如，著名的欧几里得几何的平行线公理，一个平面上的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就是从平行线定义：“一条直线上的任意两点到另一条直线的垂直距离相等，这两条直线就叫做平行线”得来的。平行线公理其实是可以给予逻辑证明的：“如果a、b两条平行线相交，交点的垂直距离为0，在a直线再任意取一点A，作一条垂直线，与b直线相交于B，则AB大于0，因为平行线上任意两点的垂直距离相等，所以，a、b不可能是平行线。”因为平行线定义是“定义”而不是一条“推理”，所以，我们说平行线公理无法证明。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只要你承认平行线的定义，承认有一个平面上两条垂直距离相等的直线存在，你就得承认平行线公理。

但是，如果是在球面上，那么，就像地球上的经线，在一段距离中是平行线，但到南北极则分别会出现交点，这样，平行线就有了两个交点，这样的平行线公理的基础上，就形成了非欧几何的公理系统。非欧几何其实并没有推翻欧几里得几何的平行线公理，只是修改了平行线的定义，把平面上的平行线，改成了弯曲面上的平行线，尽管这弯曲面可能在可观察的范围里呈现为一个平面。因此，还是“定义吃公理”。

因此，要否证“矛盾的斗争的绝对的”的绝对性，也还是要从“定义”的着手。

对一“事物”（“系统”、“单位”、“集合”、“组织”、“个体”等等）除了从矛盾角度去考察，定义为“矛盾体”外，更加直观的，其实是从整体角度去考察，定义为“统一体”。从“统一体”的定义出发，就可以得到从“矛盾体”定义出发大不相同的结论，而这些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其实可以看作一个分币的两个面，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对分币的认识，这就是《庄子》说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从“统一体”定义出发，对立面的统一就是绝对的了。这是因为：一，不在一个“统一体”中，就不构成对立面，不能成为考察对象。一男一女不在家庭这样的统一体内，就不能考察夫妻这样的对立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在辩证法的三原理之一“对立统一关系”中，“对立”仅是指相对，并没有“相反”、“矛盾”的含义，因为译成“对立”，望文生义的产生了“相反”、“矛盾”的含义，佛经中描述这种关系用“对待”，其实更加合适。为约定俗成故，这里仍用“对立”）。考察更大范围的男女关系也一样，不在“父系社会”或“母系社会”的统一体中，就无从考察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

二，考察“统一体”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延续这个统一体，而不是拆散、毁灭这个统一体。在生命哲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统一体就是生命体，或者说，把事物都看作生命体或生命体的属性（如人之外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佛教都看作是阿赖耶识里的“相分”，是“幻有”的境界，也即是“人”这种生命体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佛教说“心能转物”、“即身成佛”）。

即使佛教认为众生之“生命体”都是“生灭体”，但并不因此得出结论，众生要以求速灭来入涅槃，涅槃也只是识心寂灭，而不是生命力的寂灭，不是彻底的无所作为。归根结底，佛教还是教众生把生灭体转成真正的生命体，使生命力永恒，使见性永恒，永远的大自在，还是要在终极意义上无限延续“生命体”这一“统一体”。

而制造哲学除主体“我”（制造者）外，把其他的人与物都视作客体、被制造物，所以，客体如果有缺点，就要改以改造；不理想，也要加以改造；落伍了，也要加以改造；改造不了的，就拆毁重造。在这样的哲学思路中，“统一体”总是暂时的，要被淘汰、取代的。与其让别人改造现有的，或造出新的东西（统一体），使自己拥有的东西被淘汰、被取代，还不如自己抢在前面来改造或新造。

所以，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一样承认事物是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但得出的结论（或者说应对这种客观规律的方法、策略）却截然不同。

制造哲学就是用不断的改造、新造来引领潮流，以免被淘汰、失去制造者（主体）的地位。改造与新造事物的标准，完全是根据制造者的利害、好恶、认知来给出的，从不考虑被改造者、新造者的“理由”。

而生命哲学认为，一个生命体诞生以后，就不可能改造与重造，一个生命体无权对另一个生命体进行改造，即使被改造的生命体是那个施于改造的生命体生出来的也不可以（这改造是指改变根本特性的改造，如生出的孩子是兔唇，用手术缝合，这不能算是“改造”。但如果希望生个女孩，结果生了个男婴，就对男婴做变性手术，则不允许），遑论毁了重造（如为要生或养活男孩而溺死女婴）。一个生命体只能帮助另一个生命体依照其天性去发展、去成就，去克服局限性，去代偿功能的缺陷。所谓“发展”、“成就”，都是依生命体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的，而不是依另外的权威的标准。一个生命体按自己的天性生存、发展，就是最高标准，最理想的标准。所以，这标准（在人类社会里集中表现为价值观）既是统一的（对每个生命体都适用），又是多元的（每个生命体的天性都有所不同，都有其特异性）。

至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佛教唯识宗为什么把“第七末那识转平等性智”看作是菩萨在因地修行中的关键了。唯识宗的众生八识转佛四智（前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转成所作智，第六意识转妙观察智，第七末那识转平等性智，第八阿赖耶识转大圆镜智），关键就是末那识能转，末那识就是“我思故我在”的“我”，能意识到并执着于“我”是实体的“我”，也就是众生之所以是众生的那个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就是执着于“我”与他者的区别（我执），“我”与环境的区别（法执），总而言之，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就是不平等，主体与客体的不平等。因此，在制造哲学里作为立论基础的主客体的对立，在生命哲学里正是要消解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提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克服唯意志论，有个“客观规律”罩在“主体”头上，使主体只能依客观规律行事，不能随心所欲。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因为在根本上还是把主客体对立看作绝对的，把创造力（制造能力）看作的人的本质力量，看作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以，此积极意义是极其有限的，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一不小心就会滑到唯意志论上面去，因为是否客观规律，具体“真理”的边际在哪里，完全是由“人”（主体）的认知来决定的。而“人”（主体）对真理多跨出半步造成的谬误，能做事后诸葛亮已经算是好的了，“只缘身在此山中”。

因此，制造哲学的思路，容易接受把事物看成“矛盾体”的概念，生命哲学的思路容易接受把事物看成“统一体”的概念。

生命哲学是这样描述“统一体”的：“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还真本《老子》第五篇德章〔王弼本第四十二章〕）。“阴”，直观的形象就是山的背阴面，照不到阳光的地方，在八卦图中用黑色表示。按楞严经的说法：“空晦暗中，结暗为色”，“阴”又引申为“物质的”、“有质地的”、“器”的概念；“阳”，是山的朝阳的一面，在八卦图中用白色表示。与“阴”相对，“阳”引申为“精神的”、“能动的”、“神”的概念。“中气”，王弼本中作“沖气”，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中气”就是一种气，一种起凝聚作用的气，把阴阳两气凝聚为一体。另一是“中”（沖）作动词解，混合的意思，“中气”就是把阴阳两气调和为一体，这“中”还有阴阳平衡的意思。“阴”是有质地的，因此是有重量的，所以用“负”，就是新生的生命体把有重量的身体像包袱一样背着。如果联想到《西游记》里孙悟空说，唐僧的肉身凡胎很重，因此不能驮着他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一下子就到西天灵山雷音寺，再想到步履蹒跚的老人，觉得身子沉重拖也拖不动，就可以知道这个“负”字下得准确。“阳”是能动的、活泼的，所以要“抱”。古人衣服没有口袋，把衣襟叠合，外面用腰带束住，用来藏东西，这就是“怀藏”。怕怀藏的东西掉落，外面用手臂兜住，这就是“怀抱”。《老子》说：“善抱者不脱”，可见怀抱携物，在当时也是一种技艺（术）。“负阴”、“抱阳”，又要背，又要揣，是很累的，但“阴”“阳”一个也不能少、不能丢，故而要“中气以为和”，“阴”“阳”两者取得了平衡，抱的向上的力与背的向下的力，在某种姿势正好相抵，这样就很省力、很自由了。

因此，从“统一体”的定义出发，“统一体”内部相待的两方面的平衡是最重要的。内部平衡了，“统一体”就可以自由活动，长期承续。对“生命体”这种“统一体”来说，生命力自会使生命体在承续过程中发育、成长，到达顶点后转为衰老，但内部平衡、外部自由的状态，使生命体能青春期延长、衰老期延缓，这就是对生命体来说的发展。发展归根到底是使生命体的存在时间尽可能的久长。

没有一种价值比生命的价值更高。“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诗，是渴望自由的激情表达，但从生命哲学看来，是不合理的。“爱情”与“自由”的价值，都建立在生命的基础上。离开“生命”，谈何“爱情”与“自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用生命去换，故而《庄子·骈拇》中说：“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追求统一体内部的和谐、平衡，统一体与统一体之间的和谐、平衡，从生命哲学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组成家庭，不是为了夫妻双方争夺对家庭的控制权，不是要使自己成为主人，使对方成为奴隶，而是要共同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扩而大之，人类群居，组成团体、部落，形成民族、国家，就是为了在这组织中共同生活，使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做独裁者，让其他人都受自己的奴役。团体的领袖开始是公推出来的，而不是像猴王一样靠搏杀、决斗出来的。人类的历史证明这才是事实，而不是像黑格尔说的主奴斗争是人类历史的开始。

因此，在开始讨论问题之前，怎么“定义”概念，是很重要的事。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生命哲学强调平等性，突出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制造哲学的专制性，也在思想方法上表现出来。释迦牟尼佛一再强调对“法”不要执着，在说法时“随说随扫”，告诫说：“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乃至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金刚经》）就是防止对佛的说法断章取义、生搬硬套，使一些有适用范围的观点变成教条。《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还真本《老子》第三十四篇德章〔王弼本第七十一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还真本《老子》第十九篇德章〔王弼本第五十六章〕），“大音希声”（还真本《老子》第三篇德章［王弼本四十一章］）；《庄子》辨析“道”与“知”、“言”的区别，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齐物论》），指出“物”的“知”“言”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养生主》），也是这个意思。也许，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可以在这里找到思想源头。因为逻辑思维是求真，求的唯一性；而形象思维求美，求的是在多元性、丰富性基础上的统一性，而不是单一性，并且明确提出，要防止将单一性误认为是统一性。所以，《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在西方制造哲学看来，逻辑思维要高于形象思维，现代中国人一般也接受了这个观点，其实，以生命哲学为本位的古代中国人，是认为形象思维高于逻辑思维的。所以，中国古代对形式逻辑很少有研究论著，而对认识论、辩证逻辑的研究却是很深入的。例如，对认识论，就有“格物致知”与“心即是理”两种理路，据此分出了理学与心学，有“先知后行”与“知行合一”的两种实践观。在西方的美学理论中，还有直觉思维、悟性思维的概念，认为直觉思维、悟性思维高于逻辑思维（理性思维），但这一观点，在现当代中国的知识界并不被普遍接受。既然是在美学理论中提出的，在西方的知识界也不是主流话语。

以制造哲学为本位的西方哲学，尽管有“非理性主义”的话语，但实际还是理性至上。他们是用理性的语言（逻辑思维的方法）来证明“非理性”比“理性”优越，实际上所谓“非理性”只是另一种“理性”的“知”。例如，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潜意识的作用其实要大于意识的作用，把意识作用定义为“理性”，潜意识的作用就是“非理性”。而“潜意识的作用大于意识的作用”的判断，在这种“非理性主义”里，又被认为是基础公理，又是“理性”的。

因此，真正的“非理性”，不是要否定“求真”这种逻辑思维的方法，而是要正视所谓“真理”的相对性与局限性，而这一点正是在制造哲学中缺乏的。所以，论辩的对手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批判的武器”会变成“武器的批判”。根源就在制造哲学把“求真”等同于“求唯一”，因此，真理变成了话语的专制，理论的影响力也以“话语权”来表达，而话语权又自然而然的被望文生义为“发言权”，从而产生了话语暴力。

在教内各派也可以信仰的名义动刀动枪的语境中成长起来的西方人，对中国古代的佛寺、道观可以同居一名山，道观里可以慈航大士的名义设观音殿，佛寺里可以伽蓝护法神的名义设关公殿，信奉儒教、信仰佛教的中国士大夫还可以皈依基督教，就不能理解，遑论“方便说法”、“儒释道三教合一”及“天人合一”的理念了。

因此，制造哲学是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理性的人”与“君命神授”的君主是“同出而异名”。真正的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源头还要到崇德文化、生命哲学里来找，或者说，崇德文化、生命哲学的活水才能浇灌出真正的人本主义、民主思想之花。

生命哲学常对概念进行动态的、功能性的界说，以与把活泼泼的生命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相适应。而制造哲学则习惯对概念进行静态的、定性定量的界定，这与其把一切当制造物来研究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

说到对概念的定义，还要说对概念的定义的方法。这一点，我所知的中外学者都没有意识到。

想来也很自然。在西方哲学系统里，虽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中取来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等可以为完善制造哲学所用的话语。古希腊哲学中即使有生命哲学的话语，也被忽略了。他们的知识局限与经验局限，使他们无法知道乃至想象还有另一种定义的方法。而东方（以我的知识所限，这里主要指中国与印度）古代的哲学家、学者尽管习惯用生命哲学功能态定义的方法来定义概念，展开推理，但他们不知道还有静态的定性定量的概念界定法存在，所以，在他们的著作里，没有这方面的比较研究。而近现代的中国学者，通常认为哲学是舶来品，西方哲学一整套的理论是金科玉律，多是以此来套中国原有的学说、著作，对他们的理论原则，当科学定理看待，不敢有怀疑。因此，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实际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遑论概念定义方法这样很专业、很冷门，一般认为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

这也许就是圈外人、门外汉的好处了。许多东西都略知皮毛，因此就相信常识，而不惧怕“玄之又玄”（取其约定俗成义）的理论。也不迷信权威（多数情况是我不知道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与权威地位有多高），不讲什么学统、学派，倒少了些所知障。我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上，在撰写《还吾庄子》时，由分析熊十力对“法”的定义的错误，意识到佛教哲学定义概念的这一特点的。在《还吾庄子》中有详细的阐述，不再赘述。这里要说的，是我于写下本段文字的前一日（2010年7月22日）写的一段博客日志：

今晨，似醒未醒之间，在与人论“道”，醒来觉得几句话很重要，即记下备忘，以便今后在修订《还吾老子》等著述时用：

所谓“道”论，就是方法论。说明中国古代哲学已发展到这样的高度，有了方法的自觉。将方法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考察，而且意识到宏观的方法与微观（具体）的方法的不同，“道”论着重研究宏观的方法，就是行为法则、治世原则，这就是“道”。具体的方法，后来称之为“术”，“道”与“术”分别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是没有的。西方哲学最多有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区别，相对真理有局限性，但绝对真理就是相对真理的总和，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的部分。但“道”与“术”的关系，就不是总体和部分的关系，而是层次差别，这与西方哲学是平面的逻辑构成，东方哲学是立体的逻辑构成有关。

另外，东方哲学是生命哲学，宇宙本源本体不是不动的存在（实在），而是恒动的生命力，所以，宇宙本源本体是从功能态角度去认识、定义的，本体论就是方法论，没有离开方法论的本体论，这也是持西方哲学话语者无法理解的。以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的概念去衡量东方哲学，不是刻舟求剑，就是削足适履。

生命哲学本体论就是方法论，方法论就是本体论，对我来说，不是新的观点，然而是对此观点的一种更加明晰、更加准确、更加有力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一种新观点（就讨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而言，或对东方哲学、中国古代哲学有没有本体论而言）。在此之前，我说《老子》是有本体论的政治哲学著作，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中，不可能产生纯粹的哲学著作，这种说法是对的，但还不够明确与准确，我现在要说，《老子》哲学是以政治等世间法为研究对象的生命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合一的哲学。（请注意我对《老子》加的书名号，表明我说的《老子》哲学是就《老子》这个文本而言，对此文本到底是不是老聃所写，我没有很大的兴趣。尽管我在《还吾老子·道论》中说，如果《老子》不是周守藏史老聃所著，我的一些结论就要被推翻，这是基于我的一些结论，如《老子》说的是帝王术，是专对侯王说的政治哲学书，《德经》部分是他从唯他能看到周王室图书馆收藏的文献中摘出来的四十四段有关政治的论述，《道经》部分是他对其中三十七段写的注，也可以说是点评，与他的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长、中国社科院院长身份地位密切有关，但即使这点被证伪，也不影响我对《老子》文本字面义的甄读。老实说，我确信，再有地下的考古资料发现，也不可能证伪这一点。但我之所以要强调只是基于文本，是因为老学研究与红学研究一样，作者是谁，一度成为“热点”，红学研究今天还在这问题上喋喋不休，老学研究好一些，但已经转移了对文本的关注。对一部著作的研究，本来应该是文本研究第一位的，对作者的研究，只是为了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但“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作者研究怎么说都是次要的。还是钱钟书先生说得好：“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现在的研究，往往捏着鸡蛋不吃，却去费心揣测它是哪个母鸡生的。）而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则必须对生命哲学的定义方式有足够的认识。没有认识到生命哲学定义方式的特性，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此结论，是基于将“宇宙本源本体”（《老子》中称之为“恒”，《庄子》中称之为“道”，佛经称之为“妙明真心”）定义为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也就是从功能态上来定义。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首先体现在其定义方式上。

生命哲学是四维思维的哲学，时间维度不仅为认识论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而且为价值观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标准。制造哲学追求一时的效果，忽视长久的效应。

前面已经说过，农耕文化追求的是“久”，游牧类型文化追求的是“强”。但这种追求，是自发的，或者说是由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潜意识的。哲学思维，使这种潜意识的追求倾向明确化、逻辑化，成为话语。而要确立“久”的价值目标，必然要引入时间维度，使之成为四维思维，要求在变动的条件下考察对象。《老子》说：“天下皆谓我‘大’，‘大’而不肖。夫唯不肖，故能大；若肖，久矣其细也夫。”（还真本《老子》第三十篇德章〔王弼本六十七章〕），是这种四维思维的典型表述。

这段话译成白话文，为：“天下的人都说我‘大’，但‘大’又不像大。其实，只有不像大，故而能成为大；如果像大，时间久了，还不变成细小吗？”

为什么像“大”，时间久了，就会变“细”“小”呢？这话现代人理解起来有些困难，解释起来颇费口舌，而在《老子》文本里，不做任何解释，好像这么一说，闻者就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了，由此也可见，人们在崇力文化的语境中、在制造哲学（《庄子》称之为“机心”）的影响下生活“久”了，心智是如何变“细”“小”了。

我来试着解释一下。我的解释，也是对老孔庄的心谛有所理解后，从崇力文化的语境中跳出来获得的认识。因此，这解释可能也是很受局限的。但我还没有看到对此更好的解释。

像“大”久而变“细”“小”，首先是固执于“大”，不愿变化、不肯变化，甚至害怕变化。但事物一定是在变化之中的，今天的“大”，一定不就是明天的“大”，不能随之变化，甚至反对变化、对抗变化，那么，即使这个“大”内容未变，到明天它一定在相形之下变“小”了。“大”与“小”是相对而言的。但不能说，是因为明天产生了更大的事物，所以使它变小了，因此得出它还要不断地使自己变大的结论。主要还是“大”的概念变化了。譬如，过去钢铁业的霸主，也是整个业界的龙头老大。但现在钢铁业变夕阳产业了，因此，它即使还是钢铁业的霸主，在整个业界，就排不上龙头老大的地位了。所以，《老子》说要“为而不恃”。不要使成果固化，更不要使成果成为包袱。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提出，不怕打碎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从哲学思维上说，就是源于《老子》“不肖‘大’”的思想。如果固执于“大”，固执于好不容易得来的抗日根据地的一城一地，打阵地战而不是运动战，像打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样打延安保卫战，在东北也是固执于“独占东北”的决策，而不是及时转变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战争的结果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因此，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战略决策的高下，而战略决策的高下，又决定于决策者的哲学思维的高度。现在有一种意见说，你们说儒释道的思想如何高明，怎么不见儒释道思想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意见，在逻辑上是不值得一驳的。但举此一例，也可见《老子》哲学思想光辉之一斑。

其次，“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是好事，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好结果。但拥有“大”的好果实却生怕被人染指，甚至因“大”的地位而仗势欺人，贪求更大的好果实，那么，“大”就变成了孤家寡人、众矢之的，难逃前功尽弃，甚至身败名裂的下场。从“大”到变“细”“小”，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此，要“久矣其细也夫”。如果要“肖‘大’”，那此结果就是必然的。要避免变“细”“小”的结果，就一定要“大而不肖（大）”。“夫唯弗居，是以弗去。”（还真本《老子》第二篇道章〔王弼本第二章〕）

就我的阅读所及，《老子》这样的哲学思想，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联系到当今世界“崇尚一体化，追求巨大化”的主流话语正在把人类社会急速拖向崩溃的边缘，可见生命哲学的四维思维，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引导人类走出黑暗迷宫的一支火炬。

要了解《老子》完美、严密、高深的哲学体系，请参看《老子走近青年·综论·五．〈老子〉哲学体系简介》。 9UrjlK1N99g8EIOdBjBt0CJcTdI28jWvkIl/lfeQEXxkxrd3Mx26kC7vEgi9aBk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