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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已是一种形态成熟的方言，这一点恐怕得到了公认。也已经有研究上海话的文章和专著出现。就我看到的文章，现在专家、学者们分析上海话，从语词着手的比较多。我从一个上海人的体验出发，觉得上海话的成熟更表现在形成了自身独有的语调上。语调这东西诉诸耳感，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不像语词除声音之外多少还承担着一些意义，无论怎么勉强，总可以用一定的文字表现出来，比较好把握。但俗话说，南腔北调，有了腔调，才标志着一种方言有了主体。其他方言的语词，乃至外国话和古文中的语词，就可以作为营养被吸收进来，也可以不断创造些新词出来，以壮大自身。上海话作为一种最新诞生的方言，必然大部分借用其他方言乃至外文的语词，倘没有一种特色鲜明的语调作主心骨，就变成了一锅大杂烩。这样，也不会给外地人留下一种新方言的明晰印象。譬如，绍兴地区的绍兴、余姚、上虞、诸暨、嵊县等地的方言，在这一地区的人听来，是有明显差别的，部分语词的发音也有所不同，但因为腔调相近，外地人容易把这一地区人的方言混为一谈，统称为绍兴话。而上海话与毗邻的苏州话就不会相混，跟嘉兴、湖州话也泾渭分明。区别主要不是在语词的发音上，而是在腔调上。
上海话语调的成熟，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窥其端倪。
第一，它与本地话的语调的分离。
这一点，你去听沪剧的传统剧目，如《阿必大回娘家》、《庵堂相会》、《卖红菱》、《借黄糠》等，感觉便十分明显。老一辈申曲演员在剧中使用的已不完全是本地土话。为了念白演唱的需要，必须对土音作一些改造。这种申曲念白已带有准官话的性质，但在今天的上海观众听来，这腔调是土味十足。
在审美趣味方面，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更喜欢这种土味，听来十分过瘾。因而对新一代的沪剧演员的念白表示不满，觉得他们丢了申曲味。然而，日常生活用语角度来说，这种带申曲味的语调毕竟已不是正宗的上海话了，哪个年轻人平时说上海话带有这样的口音，就有被认为是阿乡的危险。在上海人的观念中，土生土长的上海郊县人并非正宗的上海人，哪怕他们的表格上籍贯栏里赫然填写“上海”两字，没有人能说不对。上海人说“阿乡”，不客气地把他们统统包括进去。上海的滑稽演员用方言起角色，将浦东话也作为一种方言来使用，与其他的方言一视同仁。这种有趣的现象，正说明上海话是一种新方言，它与上海本地土话有质的区别。（这种把郊县土语作为方言对待，数典忘祖的文化现象，并非自上海始。在苏州评弹中，就把郊县吴县话作为一种方言来使用。这也许体现了近现代新兴工商城市的居民急于要抬高自己的身价的心理。这固然是种浅薄的势利，但若考虑到代表一种新兴文化的中国市民阶层本来就缺乏根基，又受到来自官方与农村的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压力，这种以攻为守，虚张声势的姿态，也是情有可原的。）而连申曲念白这种准官话语词也显出了土味，更能反衬出上海话语调的成熟。
被超越的还不光是申曲念白。上海电台的沪语播音员，他们对上海话语调趋向成熟的作用可谓大矣，但今天再来听那些老播音员，如万仰祖的广播，也会觉得他的发音运腔跟一般上海小青年口说的有了距离。街上通行的上海话，要比他的语调更软熟，更妥帖，更自然，更有韵味。连万仰祖等也完成其历史使命，不免为明日黄花，这应该能说明上海话已臻于何种境界了。
第二，主体语调形成后，就显示出对外来语、古汉语及其他方言的语词吸收改造的强大能力，使这些语词的发音稍作改变后，成为上海话非常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得让人忘记或混淆了它的语源。
上海人说起番施（face，脸）、打开司（kiss，接吻）、凡尔（valve，阀门）、法兰（flange，夹具）、冰淇淋（ice cream的意译“冰”和音译“淇淋”的结合）、掼奶油（cream的音译“掼”和意译“奶油”的结合）、巧克力（chocolate，可可糖）、麦淇淋（人造植物奶油，表意词“麦”加音译“淇淋”）、阿拉（原是宁波方言，“我们”的意思，现已成为上海人的代称，通常指“我”）、白相（原是吴方言，写作“薄相”，意为玩耍）、乖乖隆底冬（原是扬州民谣之一句，表示惊讶）、呱呱叫（原是苏北方言，表示好）、嗲（原是吴方言，表示娇态，现在上海话中更常用来表示好）等来，吐字轻灵，毫无生硬之感，这些已为人所常道。另外还有一些词，如木壳、肮三、台型、招势、垃三、十三点、触壁脚，有的认为是外来语或受外来风俗的影响，有的则认为是从俗语、帮会切口、民俗中演变而来，各方都能说出一番道理，这反过来更能说明上海话的消化能力之好。吃进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要从奶汁中去分析吃的是什么草，当然是困难重重了。
造成这种语源混淆现象的另一层原因，是由于上海人的翻译习惯。翻译事业在上海历来非常发达，到今天还有半壁江山之称。上海人搞翻译不求形似，而求神似，因而在翻译名词时，常常喜欢用音译，但选择一些义或形与原词有某种联系的字，使新词富于暗示，容易产生联想，以具有“朦胧美”。林语堂将humour译为“幽默”，就是一种典型的上海译法。“幽默”原来有寂静无声的意思，《楚辞·九章一怀沙》有言：“孔静幽默”，易由此让人产生冷眼旁观、冷面滑稽的联想。即使不知道这个词的来历（大多数人不知道，包括我，不查《辞海》还想不到它的血统源远流长），就从“幽”这个字，也会联想到“幽闲”、“幽居”、“幽明”、“幽灵”及上海人口头上常说的“笃幽幽”（笃悠悠），由“默”联想到“沉默”，联想到“无言冷笑”或“揶揄地微笑”，因而“幽默”一词，是有声有色，声色俱佳。类似的还有很多，如门锁的音译“司必灵”，从字面上看，含有“司其职而必定灵（好）”的意思，与锁的功能暗切。由于上海人翻译造词有这种嗜好，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在英语中有与“木壳”、“肮三”、“台型”、“招势”、“垃三”意义相近的词汇，反推过去，认为这些词是外来语，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反对者认为这些词多使用在黑道上，带有切口的性质，使用者大多文化层次较低，不大可能从外来语中吸收构词的营养，所以要从民间俗语俚词及帮会切口中去找来源，也言之成理。
其实，上海话中的新词，是先在口头上流传开来，传得老少与共、妇孺皆知，用得滚瓜烂熟，出神入化，使得一开始通常对之取鄙夷、回避态度的文人雅士不得不动心，无法抗拒的时候，才想出字来把它接纳进书面中。这里已经有一道翻译手续，不管这词源于外邦还是源于本土。故而当一些新词，在从口头译成文字时，已经颇费踌躇，很有一番争执，何况那些蒙上了一层岁月尘埃的老词。譬如最近在上海流行的“淘浆糊”，写出来到底是“淘”、“搅”、“捣”，就有一番争论，这并非无事生非，其实包含有各人对这个词的不同的理解。又如前一阶段流行的“鎯头”，到底是写作“鎯头”还是“浪头”，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写作“鎯头”的，因为有“掼鎯头”这种说法，认为这话是从甩重磅鎯头这动作中取相的。甩重磅鎯头是种重体力活，往往工人中会进行比赛，看谁能一气甩得多。这种比赛颇能显示男子汉的气概，所以把显派形容为“掼鎯头”。主张写作“浪头”的，是因为口头上又有“浪头大唻啰”这一说，觉得用大“浪头”来形容虚张声势很形象，以口头上还有“浪花大唻”的说法作佐证。其他如把出租车叫做“叉头”，到底怎么会叫出来的，谁也说不清。有种解释，说出租车的英文标志“TAXI”中的“T”与“X”的形象与树叉相似，故而成名，似乎有道理，但又有点勉强。又有说出租车像甲壳虫，而甲壳虫的头上有一对触须，故称之叉头。从表面上看，好像比前一种解释离题更远。但从我自己在叫“叉头”时的内心感受而言，则更倾向于后一种。那种解释中更多一些反讽与幽默，一种调侃的快意，确实和说“叉头”时的心境很吻合。但这只是个人的第六感觉，作为学术上的根据提出来，理由不太充分。 〔已有学者考证，老上海人把刚时兴的出租汽车叫“出差（音cā）汽车”，出车一次叫“拉一差”，“差头”由此而来。〕
好在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上海人不管这词来自何方，该怎么写，照样在口头上兴致勃勃地创造、传播，使上海话越来越蔚为大观，成为无法忽视的文化存在。上海人看不起上海话，却又实实在在地培育它，使它发扬光大，这大概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