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上海话难于造长城

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有个短篇小说，说一个中年汉子回家时乘车过了站，于是，他从街道的另一头步行回家。他诧异地发现，那条住了许多年的街坊，在眼前呈现出一派新的面貌。他像走在一条陌生的马路上，这种感觉使他欣喜、陶醉，乃至当看到前面走着一位风姿绰约的女郎时，不禁心旌荡漾起来。他悄悄地跟在那位女郎背后，一路缓步行去，走进一幢大楼。上了楼，来到一扇门前。那女郎开门时，他情不自禁地上去搭话。女郎回过头来，他愣住了，原来正是他的妻子。再一看，他正站在自己的家门跟前。妻子对他莞尔一笑，问，我换了打扮，你看好么？

小说固然是虚构的，但生活中换个习常的角度，有时确能发现平日熟视无睹事实的全新意蕴。

换个角度思考，上海话就叫我大吃一惊。

原来我辈一贯“萝卜不当菜”的上海话，却是个了不得的文化现象。这是近百年来，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上、从几亿发展至十几亿的人口中，唯一新生成的方言。

生成一种方言谈何容易。我的知识有限，不知道将历史往前倒推，已有多少年没有生成新方言了。我曾从书上看到语言学家从今天杭州话中的儿化音，考证出这是南宋建都临安，北方汉人大量南下，北方语调融入吴越乡音的结果。以此推算，杭州方言诞生至今也已有六七百年了。从那以后，大概还有新的方言产生过，但恐怕是寥若晨星。若从今天能观察到的现象反过去推测的话，孕育一种新方言应该比建造一座万里长城还要来得艰难、伟大。建一座物质的长城，哪怕工程浩大，哪怕阻力重重，哪怕民怨沸天，以致产生了像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这样悲壮的传说，人的意志毕竟还能起作用；而孕育一种新方言，则是许多客观条件自然冲撞、消长、化合、交融的结果，看不见，摸不着，不能订规划、设步骤、发命令、下措施，既不能反对、阻挠，也无从提倡、促进，再睥睨一世的帝王，再雄才大略的领袖，再智慧盖世的圣贤，对此也无能为力。不仅做事先诸葛亮办不到，即便要做事后诸葛亮也不容易。面对如同石头缝里爆出来的精怪似的新方言，你倒分析、归纳它的成因看看，要能自圆其说还得有相当本事。由战争造成的人群大迁移，固然可以是形成新方言的一个因素，如杭州话，但并非有大迁移必有新方言。五方杂处、众商云集的大都市，也可能产生新方言，如上海话，但历朝历代的大都市没有生出一种新方言来的也多的是。上海话得以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似乎是鸦片战争后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但同时被辟为通商口岸的还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而香港则更是被割让为英国殖民地，为何其他几处未能产生新的方言呢？

方言的一个明显的特性，就是它的顽固性。在上海，老一代的移民与本地人共同为孕育新方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本人却一辈子乡音难改。虽然这乡音多少有些上海化，但老山东终究不能将舌头平展，老浦东怎么也去不了鼻音，老苏州总要婉转拖腔，老宁波改不掉吐字生硬，老广东的上颚依然绷紧，老苏北难舍太多的余韵。在把上海话操练得流利、圆熟、纯正、鲜亮、左右逢源、推陈出新的后生晚辈面前，不得不自叹弗如。而上海郊县的居民（崇明除外），就方言的继承与嬗变来说，他们的语音与市区居民说的上海话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如今郊县与市区的交流又那么频繁，可以说是水乳交融，但各自所操的方言却偏偏不肯通融。川沙、南汇、上海、嘉定、松江、青浦、奉贤、金山、宝山等县的新一代，大多还是坚守着老祖宗的口音，仿佛天生的口腔构造就不同似的。这里将崇明除外，因为那里的口音更为特别，倘若大语系中要分小语系的话，它则属于吴方言语系中的另一小语系。崇明话与上海话融为一体的日子，似乎更加遥遥无期了。但是，生长在上海市区的崇明人的后代中，也有把上海话说得非常顺畅，一点不带崇明口音的。上海市区的土地似乎有一种特别强大的磁场。上海话何以有对各种差别很大的方言的消解整合能力，细想起来真让人匪夷所思。

从时空的更大范围看，方言的顽固性就更为显著。福建一个省，就并存三个大语系。常常翻过一道山梁，话就听不懂，相邻的村庄，言语不相通。据说，在闽粤一带操着纯粹客家话的客家人，有一支是南宋时迁徙到那里去的。六七百年来，他们依然严格遵守着那个时代的发音规则，以致他们的语言与风俗都成了古代汉民族的活化石。六七百年而不改初衷，不被当地的方言所侵蚀所消融，在这段岁月里，我们民族引为骄傲的砖石长城也毁坏、修复了几次，而方言筑成的围墙却岿然不动，它的顽强生命力真令人咋舌。

然而，胜于顽石的方言到上海却被消融了，熔炼成一种新的方言，上海话不是一大奇迹吗？

与方言相对的，还有一种国语。中国土地广漠，人口众多，虽说几千年来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但商品经济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世界上不说处于领先地位，至少也够发达的。而且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因此全国有一种统一使用的语言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得不关心的事。秦始皇建国伊始就颁布了“书同文”的法令，但仅仅书面文字相同，发音大异其趣，还是不行的。否则的话，皇帝在金銮殿上听大臣出班奏事，身边还得侍候着几个乃至几十个翻译。所以历朝历代都有类似今天的普通话似的国语。国语，古代的书面语称为“雅言”，也许出典在《论语》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老百姓没有孔圣人那么雅，他们就称之为官话——给当官的使用的话，意颇贴切。官话是人为痕迹最为明显的一种言语。《辞海》上称为“共同语”，“它的基础方言通常是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的方言。”这话不错，但我猜想，它或许还是都城所在地的方言与最高统治者的籍贯地方言杂交的结果。但即使是这种人为有意造成的言语，诞生后也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它往往具有跨朝代的承继性。改朝换代后，皇帝第一要忙着改国号，改纪元，却不一定要忙着改官话，只要老官话能为新皇帝与新官僚们容忍。由此推测，官话的更替应少于朝代的更迭。老官话就是被新官话取代，也不会即刻消灭，往往沦落为一种方言。然而，大一统的官话从来也未能消灭方言，只能在一些正规场合——如历史上的朝堂、官衙、学府，今天则加上电影、电视、广播等传媒——暂时地代替一下方言。官话从来难以渗透到私人生活空间，更难成为一个人的内心语言。人在本质上生活于方言构成的观念世界中。

据说当年为了是以北京音还是以中州韵作为今天使用的国语——普通话的标准音，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双方势均力敌，不得不由一个委员会投票表决，结果“北京音”派以微弱多数获胜。倘若是“中州韵”派获胜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全中国人都该像京剧、昆曲中的角色一样说话，把“小姐”念成“小鸡”。回顾起来似乎有些可笑，也有些“危险”，但其实是一件很正常自然的事。而且若从文化渊源上说，中州韵里保留有更多的古音。这样，我们诵读起古诗文、做起旧体诗来还能更顺畅些，更容易些。如今，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以“中州韵”为普通话的标准音有些别扭，有些滑稽可笑，是因为有了“北京音”的先入之见。强制与重复造成文化积淀，形成约定俗成的美感。从这点来看，更显出上海话形成的难能可贵。它不仅没有国语背后那种强大的行政力量作为支撑，相反，还要受到国语沉重的压力。上海人看不起上海话，觉得上海话低俗，正是这种压力的表现。然而，不管怎样，上海话在短短的百来年时间里形成了，成熟了。黑格尔说，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上海话这种新方言产生的合理性是什么呢？既然说“人在本质上生活于方言构成的观念世界中”；那么，上海话百年来的诞生成熟，是否标志着一种新的观念世界已在中国大地上诞生成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