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与人生

我本来以为，上海的弄堂，作为一种与北京的胡同相对应的文化现象，其背景应该由石库门（包括改良的）乃至棚户所构成。现在的新村小区固然也有弄堂，而且弄堂要比旧式里弄的弄堂宽敞得多，有的相当于旧城区里一条小马路，更有像我现在居住的新村小区，官名（邮件投递地址）则是某某路某某弄，但是，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弄堂”，它已经变了味。数年前，我从市中心的石库门搬到现在居住的新村，在起初一两年中，这种感觉非常明显。第一条是里委、居民小组概念的淡化。在几十个月里不需要跟这两级基层组织打交道，乃至不知道里弄干部是谁，居民小组长住哪家，这给人一种类似解放的感觉。以前是要淡化也淡化不了。甭说“文革”及以后数年内居民小组要每周定期读报、学习，就是以后这类学习改成“大家自觉”了，少不得为了公用部位分割、邻里纠纷等事要请里委干部出来做“老娘舅”。因为里弄干部的出场多数是没好事，问题不管结果解决得怎么样，当事人心头总是憋着一肚皮气，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使之全部畅快地发泄一空，故久而久之，里弄干部的形象就蒙上了一层灰。出现在一些文艺作品里的居民小组长，常常是“马列主义老太太”，有的甚至嫉贤害能，下井落石，幸灾乐祸，无事生非。这对大部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琐琐碎碎地为人排忧解难的里弄干部来说，实在有些不公平。这是生存空间的逼仄所引起的乖戾之气转嫁到她们头上的结果。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大多数人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觉得这种情感有什么不对头，就像我不是现在坐在书桌前，在台灯柔和的光照下，将自己的思绪心平气和地条分缕析，不会发现自己应该为那种不公正的情绪对她们说声抱歉。但尽管我现在肯说抱歉，却还是不愿看到里委、居民小组的作用重新强化起来。所以，搬进新村的第二条明显的感觉，也是更为本质的感受，是切切实实体验到了“家庭”这个私人生活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反过来，更感到过去的“家”是缺门少窗，被弄堂所销蚀的。

我在石库门房子里诞生，在其中生活了三十多年，但可以说，我对这样的居住环境毫无好感。我在长篇小说《正常人》中写到：“石库门为什么就该出名呢？每当我踏进破庙似的灶披间，看见被十几只炉子熏得像古旧的泼墨山水画似的墙壁；每当我像瞎子一样，凭着裤管的感觉，摸索走向那道被我的朋友戏称为‘煤矿’的楼梯时，我总要问，石库门为什么那样地出名？它既不是上海数量最多的民房，更不是水准最高的住宅。艺术上平庸得简直谈不上风格，从居住条件来说又非常的不实惠，而且不像北京四合院那样找得到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可一提起上海的房子，首先想到的便是它，真要把那些典雅秀美的花园洋房气死。某天，我忽然悟出了两条有力的根据：一、兴业路‘一大’会址是典型的石库门。二、石库门是旧上海小康人家居住的房屋。要住上这样的房子，往往得付一两根条子的订费，赤贫的扛包子、拉车子、扫垃圾、倒马桶之士无力问津。小康之家，我们叫小资产阶级，国外现在叫中产阶级或‘白领’。这部分人，是整个社会中最叽喳的芸芸众生。对地位更高的人们，他们有眼羡也有不满，想进身又怕失身；对地位更低的人们，他们有同情也有鄙夷，想援手又怕湿手。他们鼓鼓噪噪，叫叫嚷嚷，时而如此，时而那般，结果在有意无意中，把属于他们的一切宣传成天下最中庸、最合理、最实际、最理想的东西。更阔的人们，很乐于鼓励这种安分守己的陶醉；更穷的人们，则不敢嫉恨这点可怜巴巴的优裕。因此，属于这一层次的生活标准、享用物品、兴趣爱好，往往得到全社会的公认，获得一种全民的知名度。”石库门之不适宜居住，不光是生活设施简陋，更因为这种环境使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没有一点必要的疏离。亲密无间，常常也会使人觉得受不了。打个比方说，谁家夫妻之间没有相骂吵架，俗话说，夫妻间是“船头上相骂，船梢上白话”。然而，住石库门，夫妻相骂音频高到60分贝以上，周围邻居一般会去相劝，因为一则板壁薄，隔壁吵如同在自己室内吵，自家的正常生活就无法进行下去；二则“见死不救”，有违人道，邻里关系本来很融洽，袖手旁观，让人觉得是半吊子，面子上过不去。而住新公房，各家一门关死，虽然鸡犬之声不可能一点不闻，但即使邻居家里闹翻天，电视机摔得粉碎，你也不必去过问。看起来似乎新公房里人情淡薄，但从我两处居住经验的对比来看，我相信上海人还是欢迎后一种生存方式与人际关系。在石库门里，哪家夫妻吵架场面火爆、声浪掀瓦而无人去劝，是很塌台的事，说明这户人家平日人缘很差。所以是非去劝不可，因为当事人可能为羞愧的潜意识所驱使，一味蛮吵下去，不断使冲突升级，直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但真让人劝歇手了，日后见到来劝的邻居，总觉得有话柄落在别人手中，又要猜疑邻里在背后如何笑话议论，心里也要疙疙瘩瘩好长一段时间。住新公房，因为吵架之初就有没人劝的足够心理准备，所以到时一般都会适可而止。而正因为是自生自灭，与旁人无关，所以见到邻居也坦坦然，不必疑神疑鬼。上海人长时间生活在人群之中，故而对独立的私人生活空间要求很高。我曾把家庭比喻为“灵魂的澡堂”，一到家可以毫无顾忌地脱得赤条条地摊手摊脚地放松休息，因此希望居住地尽可能地摆脱其他一切社会联系。上海人听到外地单位建住宅，同事又是邻居，觉得很别扭，乃至有点可怕。上海这样的单位住宅并非没有，但一般是大单位，如公司、总厂建一片住宅，小单位同事通常不住一幢楼里。即使这样，有办法的人，如负一定责的干部，还要将住宅换到别处去，哪怕降格以求。另外，上海人喜欢三人（一对夫妻加一个孩子）小家庭，不喜欢几代同堂的旧式大家庭，这些，都表现了上海人维护私人生活空间相对独立性的顽强愿望。我曾想为告别弄堂、住进新村写一篇颂歌式的小说，歌颂城市文明的进步，宣泄享受到这种文明的愉悦。

但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新村非弄堂”乃是一种错觉。那天，我儿子做完功课，趁晚饭前一两分钟的间隙，向我郑重提出要求：“爸爸，让我到弄堂里去玩一会儿好吗？”我问他：“你今天不看电视了？”他认真想了一下，说：“我还是想出去玩一会儿。”电视节目是他热烈向往的《变形金刚》，他竟然愿意舍弃，不能不令我刮目相看。他冲下台阶，飞奔向弄堂的轻燕般的身影，使我猛然想起自己在孩提时代，获准能到弄堂里去玩耍时那种如遇皇恩大赦的欢喜心情。几十年时光化为转眼一瞬，我不禁哑然失笑。弄堂还是弄堂，在我儿子的心中并没有变味。

以后我又注意到，有许多老头老太，他们跟小孩一样，对弄堂怀有深厚的感情。常有几个老太围坐在弄堂里一起拣菜；冬天晒太阳，夏天乘风凉，其乐融融。新村的绿化地里也渐渐出现了组织起来的早锻炼人群。听一群白发老者围住一棵雪松或玉兰，兴致勃勃地朗声高叫：“香——香——”你会觉得生活是多么温馨。尽管新村里装空调的人家越来越多，但夏夜的弄堂里还是出现了观棋的人堆。我熟悉的旧弄堂景观，像蘑菇一样又在新弄堂的土壤上渐渐滋生出来。我终于明白，弄堂还是弄堂，还是孩子的理想乐园与老人的休闲俱乐部。

弄堂只有对中青年来说，才仅仅是条普通的走道，抑或是传播流言蜚语的是非之地。我以为新村的弄堂变味了，实在是内心希望它有所改变。青壮年为自己保留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的空间的愿望最为强烈，所以要摆出一副拒斥弄堂的姿态。不是因为青壮年在社会上人际交往太多而生厌烦的缘故，而是在人生的这段时期内，交往中带有功利目的行为实在太多，出于感情需要的真乃凤毛麟角。与其为赢得这凤毛麟角去向世人敞开心扉，因而招来许多无可逆料的侵扰，还不如“躲进小楼成一统”，以换得片刻相对的内心宁静。“他人即地狱”，正是这种蜷缩心态的哲学的也是极端的表述。他人即地狱，弄堂自然就是陷阱了。

而小孩与老人，或者还没进入、或者已经退出了这个社会功利圈。他们的人生都取一种游戏姿态，弄堂便成了适意顺性的自由天地。比起游乐设备齐全的少年宫、老年之家来，弄堂正因为它的背景空白，使想象力得以充分的发挥，也使介入者少拘束，少局限。一个孩子在弄堂里拿着玩具枪，扮演奥特曼所得的乐趣，不会亚于在某某乐园、某某迷宫里之体验。一个老人在弄堂里谈天说地，话古论今，也不输给泡茶馆。弄堂由于孩子与老人的创造而富有诗意，它在都市中也许是会永葆其青春的。

我们中青年则是弄堂中的匆匆过客，从诗意的一头走向诗意的另一头。我们现在走的正是人生中最缺乏诗意的一段路。人就是这样，恐怕毫无办法。但我们可以不自以为是地拒斥诗意。老实承认缺乏诗意是一种遗憾，在磨起厚茧的心房里尽量保留一点对诗意的向往，因为诗意是人生的起点与归宿。

可以说，我们的一生就像在穿过一条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