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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到了——”
门推开了，门口站着一位剪短发的英姿飒爽的姑娘，这声清脆悦耳的通报就是从她的口腔里发出来的。第一眼印象，真还以为她是这酒店的领班，对镇长安排了这样隆重的接待礼义感到诧异。但我很快就明白自己的判断失误，那位女性正是镇长助理赵敏。因为室内的来宾都是男性，我先入为主地把镇长助理当成男的了。看她两颊上兴奋的红晕，似乎透出对“大师”的由衷的崇拜，更激起我们一睹大师丰采的热望。
大师出现了，至少第一眼印象没有使人失望。他身材魁梧，大腹便便，在形象上给人以厚实可信感。头发留得较长，好像有两三个月未经修剪，但也没到有些男画家、雄歌星披发盖颈，可以束起来执一根马尾辫的长度，自然蓬松着，为他那张有着两三层下巴的长方脸掩去了一点肥硕。他穿着一件棕色的唐装，这件唐装与众不同，但穿在他身上倒很相配。今年春节穿唐装的人很多，室内八个人，除了镇长、雷午生与我，其他五个都穿唐装。赵敏也穿一件唐装，宝蓝色的，跟菲律宾女总统穿的很相似。但虽然说唐装是中国人的传统服装，但我总觉得穿上唐装很漂亮的不太多，相比之下，还是那位大师穿着唐装显得很气派，仅此一点，似乎说明他值这个身价。
关于这件唐装，以后还会谈到。况且，我不是那种“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人，刚见面，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的脸上、嘴上，衣着等等只是一个大概印象。
大家站着寒喧了一通，互相介绍，交换名片。轮到我，雷午生介绍是他的老朋友、上海的客户，我推说自己忘带名片。大师递了一张名片给我，说：“没关系，回上海以后可以继续联系。”然后镇长请大家入席。大师毫不客气地坐在背北面南的主位上，他面前玻璃杯里的白餐巾折成一个马头形状。大师饶有兴趣地对这餐巾造型研究了一会儿。镇长坐在他的左边，赵敏坐在他的右侧。我和雷午生挨着坐下，正好与大师面对面。我把他给我的名片端详了一会，只见名片上印着：
看到这样的名片，刚才第一眼他给我的尚好的印象，一下子荡然无存。
我对雷午生看看，他也双手捏着名片，放在一尺外的地方认真地研究着。我知道他看到我在看他，但他并不理会，神情格外专注地盯着名片瞧，脸上毫无表情。我立刻意识到，大师与镇长、赵敏正从对面看过来。我们眼角眉梢的一点细微的感情变化，都会很方便地落入他们眼中。“难得糊涂”，看来阿五头对这样的场面早就应付裕如了，我真得好好向他学学。
坐在镇长旁边的孙董已开口向大师发难了。“大师的名片上印着‘居士’，请问您是不是佛教信徒，是不是皈依过？”孙董清矍瘦峻，戴一副无边的眼镜，但遮不去他眼中透出来的精明。他这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却能掂出对方的斤量，可谓绵里藏针。
大师回答说：“居士是汉译佛经中对‘优婆夷’这个称谓的意译，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但我在这里用的是这个词的本义，也就是呆在家里的读书人。我现在不在传统意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供职，对我们这类人，社会上有两种称呼，一叫‘自由职业者’，一叫‘社会闲散人员’，这两种称呼，我认为都不太合适。‘自由职业者’，显得太潇洒，好像我们这些人择业自由度很高，高兴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其实，在现代社会，人都被整合到各种经济关系之中，只是自给自足地生产一些能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产品的劳动者，或许在穷山僻壤里还有，在城市里是绝无仅有。城市里的自由职业者，可以说是一种乌托邦。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设想的弹性工作制，在家里上班等等，只是上班形式的改变，实质并没改变，还是为老板打工，为资本卖命。至于‘社会闲散人员’，常常出现在治安通告里，是个贬义词。‘散’则可能有些‘散’，‘闲’则谈不上，至少是大部分人不情愿的。有钱有闲是真闲，要休闲，但有钱人大多也只愿多多有钱不愿稍稍有闲，何况没钱的人，消受不起这份闲。所以，我考虑来考虑去，选用‘居士’一词。在家的读书人，与宗教信仰无关。居士，过去说，‘学得圣贤书，货于帝王家’，现在是，研究经济学，卖给资本家。”
这话引发一阵笑。但笑过之后，孙董连忙更正：“我们算什么资本家，一样是打工的。而现在有一种时新的称号：‘知本家’，您倒是个货真价实的知本家。”
“是啊，是啊。”立刻有几个人附和，但神情中似乎带着些献媚。
大师说：“诸位如果觉得‘资本家’不入耳，那就叫‘企业家’。我这么说，只是做个小小的试验，这个试验要证明什么，以后我会说的。”
与座的人不由得面面相觑，一见面就稀里糊涂地被人“试验”了一下，这滋味有些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