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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春节刚过不久，老同学雷午生就以一辆奔驰，把我拉到了他的家乡五里亭镇。
雷午生，看他的名字，似乎是属马的。据说，他曾经在马路上遇见一个看相算命的，递上来的名片上写着“九华山道教周易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声称能通过名字算命，百发百准。雷午生报上名字，那人便问：“您是不是属马的？”雷午生点点头，这位易经专家就连声说：“这名字好，这名字好！这位先生中年如不大富大贵，您来找我。雷者震也，震卦属东方木，午属火，木生火，是一重生，名字里还有一个生，是生之又生，生生不息。中年当大发，晚年得长生，又荫及子孙。”雷午生被他捧得晕头转向，也忘记了自己的属相，一出手给了那位常务理事一道“壶口瀑布”，还到处广而告之。有位朋友忍不住问他，你怎么属马呢？不属马他这话还对不对呢？雷午生这才恍然。他略愣了一会，说：“一样的，一样的，午就是马，有午等于属马，一样的。”但这以后，就难得听见他提及算命这回事了。
其实，雷午生的名中有“午”，只是跟他在家中排行第五有关，所以他的小名叫阿五头。“五”“午”谐音，父亲就给他取名“午生”。这“午生”也算歪打正着，因为他虽不属马，却是阴历五月出生，阴历五月，恰是午月，与马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他是年不属马月属马。但这一点我一直没跟他说，免得他自我感觉太好。
雷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贯的自我感觉非常好。在中国，自我感觉太好是犯大忌的。《尚书》里就有“谦受益，满招损”的古训，但雷午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却一直受益到如今。所以，比他的自我感觉更好的，是他的命好，命运女神处处眷顾他，给了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足够资本。他虽然在家里排行第五，但上面四个都是女性，他是独养儿子，又是最小的，受到格外的宠爱自不必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初中毕业分配时，上面的姐姐都早已在上海的工厂、机关里工作，任他父母有再大的法道，也不能将他塞进“上工”档子，留在身边，而街道的“上山下乡学习班”与锣鼓队，又敲得他没法安顿在家里吃老米饭，于是，他就报名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去插队落户。别人去千里外插队免不了有生离死别之感，火车汽笛一响，少有不泪水哗哗的，而这位仁兄却始终是笑呵呵的。他带的行李最少。他反过来安慰来送行的同学，我很快就要回来的，春节我一定回来。说这话时，已到了阳历年的12月底。他还说，大串连时，就是没有到过东北，听说长白山的雪景是非常美的，长白山的野山人参很便宜。他那谈笑风生的样子，叫本来怀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阶级感情去送行的同学都嫉妒得心头痒痒的，回家后心情比抱头痛哭过一场更不好。而雷午生却不管别人的心情怎么样，没到除夕，他果然如约出现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别人，他父亲认识的一个铁路上的朋友，正好是跑延边到上海这条线的。这次他回来，不仅全程免票，而且被安排在乘务员的专用车厢里，吃的是乘务员的工作餐，待遇胜过软卧包厢。而他到延边去赏过雪景，把一只小铺盖丢在那里，在大队与小队里分发掉几斤大白兔奶糖，采购了几支野山人参与几斤哈士蟆油回来，就算是镀过了金，从此呆在上海家里做寓公，便再也没人来过问了。过了两年，他父亲想办法把他的户口从延边迁到了家乡，他的身份又变成投亲插队了。投亲插队没多久，他就被上调到县办工厂里当工人，很快就入党提干，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已经是县工业局里的一名科长了。知青大回城，班里的同学，远远近近，未婚已婚，有病没病，差不多都杀回老家来了，唯独他安安心心地呆在家乡不见动静。大家说起这事有些奇怪。有人说，他肯定是中了美人计，脱不了身了。也有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文革中别人都在吃苦头，他是左右逢源，活得挺自在。现在别人时来运转，他恐怕要追悔莫及了。不料在一次同学聚会时见到他，他还是活得那样心安理得，气壮如牛。他说，我也不是什么思想好，做扎根派，我有我的道理。经过文革，我们都成熟了，不再是小青年了，考虑问题也要全面一点、实际一点。现在回上海，能给我干什么？到生产组里去做？什么时候能熬出头？什么时候能给我结婚分房子？我在乡下大小是个科级干部，房子可以分几间。同级工资自然比上海要低，但吃用开销也比上海省得多。文革告诉我，到东到西，只有受穷的百姓，没有穷的官。革命口号再响，做官的好处总比百姓多，否则这革命谁来干？老古话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尾。还有，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大回城是便宜事，所以没好货，我想来想去不眼热。做穷得答答滴的上海人，我宁愿做富得冒油的乡下人。他这一番话，笑里藏刀，把一班回城同学心中好不容易像韭菜一样勃发生长出来的良好感觉、自我陶醉，都割得一干二净。而大家受了他的伤害，还要赔笑脸点头称是，因为他只是说要把握自己，没想要指导别人。
后来他又从机关出来，到乡里去承包了一家企业。现在他可以驾着奔驰到上海来联系业务、探亲访友，足见他事业有成。他多次邀我到他家乡去玩几天，与我长谈长谈。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这一代人，总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成名成家的思想，不像我们的下一代认识彻底，有钱便有一切。他如今有了钱，自然就想出名，想成家，弄个企业家当当。但他又不屑赤裸裸雇个写手来为自己树碑立传，因为他内心认定这样的书是过眼烟云，毫无价值的。他希望我这个写过几年小说的老同学主动提出为他撰文扬名，或者他提出这一希望，而我能欣然同意，这样，他就可以踏实地认定我代表一种社会良知承认了他的价值，使他的生活充满了意义。想到自己被人选为社会良知的代表，我心里不啻有一种满足感，所以，我也想尽量满足他的愿望，何况他是我的中学同学中的难得的成功者，而他的成功，总的来说不是靠权钱交易、靠拍马钻营、靠损人利己得来的，靠的是他的审时度势、外圆内方与坚持不懈。只要他同意我按照他的实际情况略加提升、稍作无伤大雅的包装，而不是浓彩重抹、厚施脂粉，妆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豪杰，我想这件事还是不难办的。但这层窗户纸并没有捅破。彼此心照不宣，留有余地，这也是我们已达“知天命之年”人的处事风格吧。
此行本来是有较明确的目标的，谁知刚到五里亭镇，事情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刚到雷午生的家，瓷盖杯里泡的浓茶，叶片还大多氽在面上，雷午生就接到镇长打来的电话。他皱着眉头听了好一阵，又操着当地土话嘀咕了一阵，然后挂上电话，脸上挂着抱歉的笑容，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兄，今天晚上只能屈尊请你陪我参加镇政府的一个小型工作酒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