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德斯丧生后数小时内,JG-51就被改称为JG-51“莫尔德斯”联队,纳粹政府除为其举行了国葬之外,还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位战争英雄的榜样力量。1941年末,戈培尔宣传部的“中央文化办公室”找到莫尔德斯的母亲安娜玛丽,要求她协助出版一本关于莫尔德斯的宣传册。安娜玛丽同意予以协助,制成后的宣传册的封面是画家维尔里希(Wolf Willrich)1940年所绘的一幅油画,画面中的莫尔德斯正坐在JG-53“黑桃A”(Pik-As)联队的一架战斗机里准备升空作战。戈林在序言中写道:“拥有这些英雄人物的国家当然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失去了儿子的安娜玛丽当然悲伤万分,但她也在所写的信中展示出普鲁士人淡定的一面,她以致所有失去儿子的德国母亲的口吻写道:“……我们所有人——不管姓甚名谁——都是英雄们的母亲,但如果说仅凭这一点就能止住我们的痛苦和悲哀,那也是不可能、不光彩的。我们这些母亲都知道,由于我们挚爱的孩子——是我们给予了他们生命、现在却失去了他们——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精神的一部分也已回归永恒了。他走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安娜玛丽还动情地说,儿子的早亡并非莫尔德斯家第一次为国捐躯——她的丈夫“一战”中就丧生于法国,但她理解“男人们应召作战——有时还要献出生命——有其高贵的目的……只要世界还存在,女人们就会厌恶战争,但也会热爱勇士,因为最勇敢的战士恰恰就是最优秀的男人”。她还称“自己并不孤单,因为整个国家都在支持她,都在感受她的丧子之痛”,每个母亲都要学会区分“充满勇气的悲伤”和“不当的哀嚎”,因为前者“可以转化为富有创造性而且快乐的活动”。
莫尔德斯之母没有看到“勇士辈出”的德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反而经历了德国滑入深渊和地狱的时刻。不过,安娜玛丽倒是见证了儿子战后的哀荣和一度被视为军人楷模的历史地位。战后的西德联邦国防军在寻找角色典范、吸引优秀青年从军的过程中,有两个名字被频频提及,其一是被塑造为反希特勒抵抗运动领袖和民族英雄的隆美尔元帅,另一个就是被誉为战术创新家、卓越的飞行员与领导者的莫尔德斯。1968年4月13日,安娜玛丽和其他亲属作为贵宾应邀来到美国缅因州的一处海港,观礼西德海军订购的美国造导弹驱逐舰D-186号的下水仪式,这艘“亚当斯级”驱逐舰的名字就是“莫尔德斯号”。该舰一直服役到2003年,除役后停泊在威廉港的德国海军博物馆里供人参观,纪念莫尔德斯的铭牌至今依然悬挂在战舰中。1972年11月9日,西德空军第34通信团第2营位于下萨克森州菲瑟尔赫沃德的军营被命名为“莫尔德斯军营”。1973年11月22日,在纪念莫尔德斯去世32周年的活动上,空军JG-74联队被命名为JG-74“莫尔德斯”联队,莫尔德斯的遗孀和女儿、曾经的导师奥斯特坎普、战时先后出任JG-51联队长的多位老兵等在现场观礼,空军总监拉尔中将亲自把绣有“莫尔德斯”字样的袖标系在时任联队长埃勒曼( Rudolf Erlemann)上校的右臂袖口。这当然是个不同寻常的荣誉——空军为继承军事传统和保持延续性,曾煞费苦心地为4个联队命名荣誉称号,遴选出的4个名字中有3个是“一战”王牌飞行员:里希特霍芬、波尔克和殷麦曼,只有莫尔德斯是唯一与“二战”相关的人物。同时,莫尔德斯也是唯一被战后的海军和空军同时纪念的“二战”军人。
柏林伤残军人公墓里的莫尔德斯墓穴曾在1975年被东德政府铲平,但两德统一后有关方面又于1991年进行了重建。虽然莫尔德斯的影响力直至今日仍犹存于德国和英语世界,但其声誉在20世纪末时遭到了挑战,凸显了后人在战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情境中评价“二战德国英雄”时的两难境地。此事源于1997年4月,当时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小城格尔尼加(Guernica)被炸毁的60周年。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共和党人占据的格尔尼加遭到“秃鹫军团”和意大利空军的大规模轰炸,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约有千余无辜平民丧生,60%的民宅和建筑被完全摧毁。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稍后曾以两个月的时间创作出传世名作“格尔尼加”,不仅刻画战争为人类带来的灾难,还表达了自己以绘画为武器抵抗和打击敌人的决心。1997年,时任德国总统的赫尔佐克(Roman Herzog)代表国家和德国人民致信格尔尼加轰炸的幸存者表示歉意,声称自己希望代表所有德国公民伸出“友谊与和解之手”。次年4月24日,也即格尔尼加轰炸的61周年纪念日前夕,德国国会的议员们在当日的全会上决定,以“和解的姿态承认德国的罪行和责任,借此提升各国人民的友好与和平合作的精神”。国会提出动议,在当今之德国不再以任何方式纪念参加过“秃鹫军团”的德国人。随后几年里,像很多提案一样这个动议也未取得进展,如果不是诺伊堡地区的一些活动家在某些媒体的支持下大声鼓噪,此提案可能会就此偃旗息鼓。但是,媒体不会放过任何有卖点或哗众取宠的机会,一家电视台在节目中就把莫尔德斯描绘成“一个充满热情的、志愿加入针对西班牙平民的战争的、典型的纳粹军官”。除媒体的不依不饶外,有些左翼政客也一直在努力地把“第三帝国时期的战争英雄”从各种标识和纪念物中抹去。终于,2005年1月28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施特鲁克(Peter Struck)做出了决定——将“莫尔德斯”这几个字从菲瑟尔赫沃德军营的全称中除去,JG-74战斗机联队也不再以莫尔德斯之名命名,军旗和飞行员的袖标上也不得再出现这几个字。
莫尔德斯获得的战功勋章
1969年,在西德海军将驱逐舰D-186号冠名为“莫尔德斯”号之后,JG-51的几位战时联队长应邀参观该舰。
1972年11月9日,西德空军第34通信团第2营位于菲瑟尔赫沃德的军营,镌刻上了莫尔德斯的名字,图为“莫尔德斯军营”的外观。
德国画家维尔里希1940年所绘的莫尔德斯画像
摄于1973年11月22日,即莫尔德斯去世32周年之际,西德空军第74战斗机联队被命名为JG-74“莫尔德斯”联队。
东德政府1975年铲平了柏林伤残军人公墓里的莫尔德斯、乌德特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墓穴,德国统一后,莫尔德斯(右下)与乌德特(右上)等的墓穴在1991年进行了重建。
德国国防部办公厅在写给莫尔德斯91岁的遗孀的信中,曾以令人窒息的傲慢向这位老妪保证说“一切都是对事不对人”。如果人们相信这个解释,那么前述决定自然有着时代的背景和深刻的政治原因。这个决定立刻引起了莫尔德斯的众多支持者、幸存下来的空军老兵以及联邦国防军许多军官的强烈抗议。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发表的文章称,包括许多将军在内的老兵都对国防部长的决定感到震惊。2005年3月22日,抗议者们借举办莫尔德斯诞辰92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向“模范战士和战斗机飞行员莫尔德斯”致以热情洋溢的颂词,宣称他们深为同情JG-74联队的官兵们,因为他们“被迫把使用了半个世纪的‘莫尔德斯’之名从联队的全称、军旗和袖标中除去”。莫尔德斯的支持者反复强调他是在1938年4月才到西班牙的,而格尔尼加大轰炸则发生在1937年4月,“把一年前的旧账算在一年后方抵战场的莫尔德斯身上真具有讽刺意味”。支持者们递交了大批抗议信,指出莫尔德斯一直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仅举行了宗教婚礼仪式,还邀请被纳粹政府视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克拉维特为其主持婚礼。另外,支持者们还强调莫尔德斯青少年时即加入了“新德意志联盟”,1929至1931年间还是该组织的青少年领袖,而这个组织在纳粹上台后即被视为威胁,1938年1月的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还曾发文称该组织“因已经坐实的颠覆帝国的活动而被取缔”。对于这一陈述,位于波茨坦的“德国武装力量军事历史办公室”(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简称MGFA)曾回应称,莫尔德斯虽是“新德意志联盟”的成员,但这一经历并不能更多地证明他对纳粹政权持有批评态度,“相反,莫尔德斯在1941年丧生前是否与国家社会主义保持有足够的距离倒很令人生疑”。 一批现役和退役将领以及政治活动家,包括拉尔中将、屈巴尔特中将(Jörg Kuebart,1991至1994年任空军总监)、泽霍费尔(Horst Lorenz Seehofer,2005至2008年在默克尔内阁担任食品与农业部长)等人,都曾恳请有关当局改变心意,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拉尔是经历过第三帝国时代的最后一位超级王牌飞行员,他也在2009年带着未能为导师莫尔德斯争回名分的遗憾离世了。
莫尔德斯无疑是纳粹时代的宣传宠儿,是希特勒和戈林的爱将,也是他们一手栽培并给予了他至高无上的荣誉。如果说他与纳粹政权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也纯属无稽之谈。但是,他从来都不是纳粹党成员,相反还经常批评纳粹政权的政策和信条,他不仅是非政治化军人的典范,更是宗教信仰根深蒂固之人,无论人们怎样发挥想象力,也无法把他与“典型的纳粹军官”这一妄称划上等号。正如以研究德国空军著称的军史家维尔(John Weal)所言:“第三帝国的领袖们赠予莫尔德斯的奖赏与称颂,源自于他自己作为战斗机飞行员的强大能力,而不是因为他对他们那个邪恶事业的支持。” 莫尔德斯作为一个军人,他尽到了对国家的职责和义务;作为一个战友和领导者,他受到了所有相识者的永久爱戴和昔日对手的真心仰慕;作为一个战术创新家和超群出众的王牌飞行员,他无疑在空战史上占有无法泯灭的显赫地位。
“二战”结束60周年时的2005年,曾经的德国英雄莫尔德斯被褫夺了本应属于他的荣誉,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谁才算得上是现代德国的战争英雄?”这个话题依然会沉甸甸地压在人们心头。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撇开所有的是非不论,德国官方真诚思过的坦荡态度倒是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疑也会令东瀛龌龊之国的政客们更加无地自容。
第2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加兰德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