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2月16日,列宁颁布法令废除了沙俄军队。1918年1月28日,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工农红军》的法令,正式宣布建立苏维埃军队。这个法令同时规定了以“工农红军”命名的新军队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1918年2月23日,即纳尔瓦和普斯科夫击败德国军队的这一天成为了苏军的建军日。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下,托洛茨基从1918年3月4日开始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负责秩序和纪律的恢复。托洛茨基直接负责军事行动和组建苏联红军的工作,成为了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和领袖。虽然苏联红军在大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白军仍然在继续战斗,且在1921年才结束同波兰的冲突。因此,苏联红军的第一次活动,发生在可怕的国内战争时期,随着布尔什维克取得最终的胜利,内战于1923年才结束。
恢复和平以后,苏联红军进行了程度有限的现代化,并且开始对自身进行“清洁”。不信任的人员被淘汰并被替换为党信任的人员;对苏联红军人员进行了精简,实行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的混编制度。在新的高级军官(例如1925年11月至1928年5月任苏联红军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的领导下,苏联红军发展了新的战术和战略理论。此外,20世纪30年代纳粹运动实力的不断壮大也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更多地将重心转向了国防工业,其表现是军队人员和装备的数量上都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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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苏联红军面临着一系列政治危机,国家领导人生活在自己的恐惧当中,他们担心三百万军事人员将推翻现有政权。斯大林自1924年成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后,便开始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以确保士兵和军士能够更加严格地遵守党的路线。
1937年4月28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提醒战士们,他们的职责也是包括像公民一样,同外国在内部的敌人进行战斗,这篇文章的含义再直接不过了——斯大林要开始清算军队领导人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可谓立竿见影:斯大林签署了处决苏联红军领导人的命令。1937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三位元帅被逮捕后被处决。然而斯大林的偏执并没有就此结束,全部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所有军区的司令员、海军和空军的司令员及参谋长、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4名、67位军长中的60位、199名师长中的136名、397名旅长中的221名以及所有军区司令,都死于内务部队的子弹。五位元帅中,仅剩下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这两位斯大林的无条件支持者得以幸免。这种不断恶化的破坏一直持续到1938年,当时新提拔的军官也被逮捕了。1937-1938年苏联红军“大清洗”的直接结果是:近35000名苏联红军指挥员被处死了,其中近80%是高级军官。如果根据《伟大卫国战争简史》的说法,情况更为严重。苏德战争爆发前,所有集团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团长,多数集团军、师和旅的军事指挥员和三分之一的团指挥员都被捕了。干部损失的方式不仅限于被杀和被捕,还有几千名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都因“丧失警惕性”被降了职,或者开除后转为预备役,有些则被开除了党籍。这次“大清洗”的结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人们不禁哀叹“我国军事学院在培养干部方面所做的多年工作等于全部白费了,军队中的党员数量大大减少了。”“无论哪次战争,无论哪一个军队都没有像苏联军队在战前那样遭受那么大的损失”。“大清洗”使得苏联红军的干部素质极大地降低了,军队纪律涣散、士气低落,其代价难以估量。经过这次全面清洗和镇压,幸存下来的,大多数是官僚的应声虫,他们受到政委们的恐吓,缺乏主动性和作战经验,这给苏联红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致命损害。
1939年9月1日,苏联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苏联红军人员数量获得了增加,并且从1938年起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就是发展和生产现代化武器。有两场战争允许苏联人综合运用飞机、坦克和大炮来检验他们新的战术理论。苏联军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西班牙共和国这一方担任了顾问,部分人员还直接参与作战,来检验和测试苏联提供的军事装备。不久之后,在中国东北同日本的冲突中,他们又运用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学到的经验。1938年的哈桑湖战役和1939年5月至8月的哈拉哈河战役,苏方都取得了胜利,这使他们坚信他们是无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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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苏联红军占领了半个波兰,并继续向西,“解放”了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向芬兰政府提出了交换领土、租借军事基地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后,1939年11月-1940年3月,苏芬冬季战争爆发了。事实上,当苏联指挥官使用相同的战术对付日本人和波兰人的时候,他们遇到的却是不同类型的地形和对手。在进攻芬兰时,苏联人的第一次进攻损失惨重,并且他们的“蒸汽压路机”战术并没有取得希望的效果。同样在芬兰,苏联红军通过战争学习并吸取教训,以130000多人的死亡为代价,赢得了并不光彩的胜利。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为保障自己的安全,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表面上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合算的协定。因此,在1941年苏联红军确认自已具有某种优势。但经过肃反,指挥人员仍旧生活在政委的恐惧当中,仅有少数军官具有那么一点作战经验。同样的,苏联红军在装备和后勤、通信和医疗等领域仍然存在重大缺陷。苏联红军拥有大量的坦克和飞机,但绝大多数都已经过时了。武器生产依然不足,装甲军用车辆仅有80万辆,大量部队依旧落后地依靠马匹牵引。然而令人鼓舞的是,在同一年,苏军接收了第一种性能优良的喀秋莎火箭炮,同时,新式坦克、新式战斗机也开始生产。1941年6月,苏联红军共拥有420.7万人,组成了303个师,包括198个步兵师、31个摩托化师、61个坦克师和13个骑兵师。这其中有125个师正在进行组建,余下的师中只有几个是满员的。这些力量的绝大部分集结在西部边境,以应对德国这个潜在敌人的威胁。
苏联拥有由多个民族组成的1.93亿人口,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分别占总数的60%和20%,还有22.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漫长的边境线(43万公里的海岸线和17万公里的陆地边界)。这片辽阔的疆界给苏联带来巨大优势的同时,还存在许多缺点。首要问题是气候。在秋季和冬季,因为气温变化造成的土壤解冻,使许多公路和道路在一年当中几乎有六个月的时间都无法使用。1941年苏联的铁路网非常有限(1万公里才有4公里长的铁路),其道路也很粗糙。苏联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矿藏、石油),但其工业能力处于当时世界平均及较低水平,其农业经济比较发达。
苏联领导人面对的另一个敏感问题是需要面对不同性质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加盟国在民族、语言和宗教等方面存大巨大的差异和多样性,这才是共产党政权需要真正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共和国联盟内,俄罗斯人被看作是殖民主义者,与此同时,一些民族的忠诚度则更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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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期间,包括在战前的1941年,许多苏军士兵就接受过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通过党的领导以及军队的协作,苏联在学校对处于青少年期的学生进行前期军事训练,主要采取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组织形式进行。当时的辅助军事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的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于1927年由苏联国防后援协会与航空和化学工业之友协会合并成立。这个协会在下列领域对青少年进行前期军事训练:射击、飞行、跳伞、通讯、急救、骑术、防空、防化和机械。所有顺利完成这些军事训练的年青人都将被授予资格章和证书。这个协会的会员从1927年的29500名增长到1941年4月的1350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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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祖国是每个苏联公民的神圣职责”,1936年苏联宪法这样写道。根据1937年9月1日的《普遍义务兵役法》,所有年满19岁的公民都要服兵役,其中陆空军征召人员需服满3年现役,海军5年。随着战争危险的扩大,1939年9月1日,苏联颁布《普遍义务兵役法》,宣布服兵役是全体苏联公民的义务。应征服现役的年龄有两种:年满19岁的公民和18岁的中学生或相当于中学学校毕业的学生。《普遍义务兵役法》取消了1925年《兵役法》中关于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够在作战部队服役、非劳动成分只能从事其他军事勤务的阶级限制,要求所有公民都要强制服兵役。征召人员中不包括已被逮捕、被流放、被剥夺选举权的服刑人员和外国人。兵役由现役和预备役构成,士兵和初级军官的现役年限为:陆军和内务部队士兵2年,初级军官3年,空军、岸防部队和边防军4年,舰艇和海军5年。为了核实征召人员的能力,应征人员需经过一次彻底的体检,并根据体检结果由征兵委员会分为五类(A、B、V、G和D),来决定是适合服兵役、延期服役,还是免除服役。以陆军士兵为例,如果征召人员适合服兵役,就将服满5年期限的兵役并分成两个时期,即2年的现役和从列兵开始的3年预备役(3年才成为军士)。入伍后的军事训练包括三个阶段,在入伍后的第一天,这名应征人员将被分配给某一连队,并由该连政治指导员负责。紧接着是一次面试以核查其身份,如果这名应征士兵是一名党员当然会更加的可靠,然后会分配给这名士兵一个服役编号。在紧接着的体检和预防接种后,应征人员会被评估并被分配给某一特定单位,然后会将战士证、制服和装备一起配发给他。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政治、军事和体能训练,最后第三个阶段基本上是进行连队训练和更严格的政治教育。这三个阶段总共近45天,应征人员有时也会被要求参加爱国主义讨论。
战术训练是建立在更加详细的夜战、徒手搏斗和冬季战斗训练基础上的。在一场战役中,苏军士兵需要的补给非常的少,他们天生坚韧、灵巧,并且带有天赋的机敏,然而他们也经常被描述为始终如一的服从。在基本训练末期,士兵将在一个政治仪式上举行宣誓仪式。苏联共产党通过这种仪式培养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士兵在政治上更加忠实可靠。青年战士经过宣誓仪式后,才算正式成为一名苏联红军战士。新兵宣誓的那一天也是部队的休息日,要像过节日一样欢度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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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由部队指挥官和政治委员挑选,这次晋升也意味着要格外服役一年。军士的挑选根据士兵的学历或根据其履行职责的情况直接提升,也从完成中等教育(6年级)的公民中招募,但是在1941年,苏联红军中缺乏足够的军士。事实的情况是,义务教育念到小学毕业(4年级)后,更多的孩子就开始工作而不是继续接受教育,因此苏联红军虽然拥有大量的士兵,但却没有足够的军士。缺少军士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军士培训学校。军士服完现役后会进入预备役,作为一类预备力量,一年要应召接受二个月的复习军训。35至45岁年龄段的人员,将作为二类预备力量征召,其训练期就很短了。45至50岁年龄段的人员,将作为三类预备力量。当战争在1941年爆发的时候,苏联征召了1920、1921和1922年出生的人员。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征召人员承受了惨重的损失。1941年,征召人员中90%的人员死亡、负伤或被俘。由于战争导致人员伤亡惨重,苏军不得不一再压缩基础训练时间,将其减少到了最低程度。16至50岁之间的人员都被机械地征召服役,动员计划指示每个征兵中心在不超过10天的期限内训练1200~1500人!这样做的结果是,部队在将士兵派往前线前,只进行了不超过15天的训练。这多亏了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入伍前期军事训练,才使得大部分新兵曾接受过真正的军事训练,但这些训练依然不足的士兵一旦被派上前线,损失仍然会非常的高。1942年,42%的动员士兵只接受过不超过10天的训练,40%的动员士兵所接受的训练刚刚接近一个月,只有18%的人员接受了超过一个月的训练!1943年,在经过巨大的努力后,苏军延长了新兵的训练时间,理论上的基础训练时间从4个月增加到了5个月。在1944年夏季,苏联从解放区动员了200万名新兵,在经过训练后将其补充给了乌克兰第1、第2、第3和第4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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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民,当我加入工农红军队伍时,庄严宣誓,愿做一个忠实、英勇、遵守军纪、富有警觉性的战士,严格保守军事上和国家的秘密,绝对履行一切军队的规则和指挥官及长官的命令。
我发誓努力研究军事,尽力保护军事和国家的财产,直到最后一口气,始终忠于自己的人民、自己的苏维埃祖国和工农的政府。
我随时准备遵守工农政府的命令,保卫自己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如工农的苏联红军一样,我发誓果敢练达,以所长及真诚来保卫祖国,不惜以生命和鲜血完全战胜敌人。
如果我以可恶的企图来破坏我这庄严的誓言,那我愿受苏维埃严厉的法律的惩罚,让劳动大众们唾弃和鄙视。
在战争结束后,苏军开始进入复员阶段。到1945年5月,苏军共计有1136.5万人复员。1945年6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作战军队中13种超龄军人的复员法,即《关于复员作战部队中年龄较大的人员》。在对日作战胜利后,这个复员法也适用于远东地区部队。整个复员工作共分6次进行,第一批开始于1945年6月23日,第二批开始于1945年9月7日。根据规定的复员标准开始复员,例如根据年龄和职业。复员法规定,某些行业人员享有复员的优先权,例如苏联急需的工人和矿工。复员优先权也包括教师、至少负伤三次的老兵以及从1938年就被动员的军人。根据复员法规定,苏联将根据一名军人在前线服役的年份发给他一笔安家费:给有4年军龄的士兵发960~1500卢布,有4年军龄的军士发1200~3600卢布,给有1~4年军龄的军官发2~5个月的薪金。一旦宣布复员,就会发给士兵一张保证他能返回家乡的运输证明和一本新的兵役证。
“如果一个敌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不久他们就会看到我们苏联红军最强有力的回击。”——摘自1939年苏联红军野战条令
在苏联武装力量中,1943年以前没有正式使用“军官”这个词。在苏联红军建立的最初的年代里,担任指挥员(首长)职务的人员属于各类主管人员,按其所担任的职务分为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35年9月22日的命令,决定对指挥人员和主管人员实行军衔制。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7月24日和8月10日的命令,陆军中获少尉至上校军衔的指挥人员和主管人员,以及海军中获少尉以上军衔的指挥人员和主管人员开始被称为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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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苏联军官从完成8年学业的公民中挑选,年龄在18~23岁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要保证在政治上可靠(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同时他们也必须通过俄语、数学和地理考试。1941年,70%的军官是工人和农民出身,他们中只有极少的人接受过军事训练而且能力也很有限。步兵学校的学业为期2年,专业人员学期为3年。在战争期间,部分学校将学期缩短到仅有6个月。从学校毕业后,最好的学生会被晋升为少尉,并被分配到某一步兵或坦克单位,而其他的军官会被分配给后勤部队,在那儿他们必须去证明自已的价值。在军官的职业生涯中,军官必须要接受更多的军事和政治培训。任何一次晋升都要延长服役期,升中尉会延长两年,而升上校是四年。军官的晋升将由他的上级——一名政治委员来作出决定。为了获得晋升,党员证显然有助于其提升(在1943年,晋升军官中75%是共产党员)。1942年10月9日,苏军获得了足够的信心来取消政治委员,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的第307号命令,让他们担任主管政治工作的副指挥员,从而恢复了“统一指挥”,其中有12.2万人改任指挥员职务,并被授予相应军衔。
然而在战争期间,许多中尉、少尉尽管通过培训提升了他们的能力,但仍被认为水平不足而依然保持着低级军衔。在战后,通过前线学校提升了专业技能水平的军官成为了苏联具有知识和品行的社会精英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军衔的军官的关系是临时的,在任何交谈中都必须称对方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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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让女人走开”这一千古遗训已越来越成为过去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女性勇敢地加入了军队的行列,这其中尤以苏联为甚。与当时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相反,苏联对妇女一贯高度重视。虽然在战争刚开始时,妇女主要从事医疗勤务和通信工作,但后来几乎在所有的武装和勤务部队中都能发现女性军人。事实上,由于1941年和1942年苏军骇人听闻的人员损失,苏联的兵源也越来越紧张,导致苏联政府不得不断然采取措施,动员最大数量的男性和女性。女性征兵范围是18岁到25岁没有子女的妇女,但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外,许多有子女的妇女也积极要求参军。
由于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也对女性开放,妇女已经接受过一些军事训练,允许把她们分配到高射炮、迫击炮、坦克和航空兵部队,其中一些部队则完全女性化。女性不仅从事后勤及卫生员等工作,甚至也组成了步兵部队,例如总数7000人,大部分由19~20岁姑娘组成的独立第1女子志愿步兵旅。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军中共有约80万名女战士。女军人为苏联赢得反法西斯的胜利同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有87名女性成为了“苏联英雄”,一半以上是死后追授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女英雄当属18岁的游击队员卓娅,她于1942年2月16日被追授为苏联英雄。还有30人的称号是战后授予的,例如1946年5月15日近卫第46航空团的6名飞行员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胜利二十周年时一次授予14名妇女苏联英雄称号,其中12人是追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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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苏联严重缺乏军事干部,总共只有19所学院、10个地方高等院校附设的军事系和7所高级海军学校在培养高等和专科文化程度的主管人员。由于满足不了中级干部的供应需要,苏联扩大了中等军事学校网,从1939年7月至1940年12月,开办了77所中等军事学校。到1941年夏,苏联已有203所军事学校和68个进修班,共有学员30多万名。
军事院校是补充干部的主要来源,因此苏联通过军事院校来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开设的课程也包括语言、舞蹈和音乐。军事院校的名称采用军事或政党领导人的名字(伏龙芝、列宁、基洛夫、斯大林)命名。这些院校大部分位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其中最为著名的军事院校是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是一所遵照列宁的指示于1918年10月创办的工农红军总参学院,并于1921年8月5日改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5年10月,为了纪念逝世的前任院长伏龙芝,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更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1936年,为了培养高级干部,根据联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重组了总参学院,并于1941年以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命名,主要培训参谋人员和师级指挥员。在战争期间,该学院缩短了学制,其课程也紧跟前线的实际战略和战术,总共向部队输送了1.1万名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其70%的学员毕业后在苏联军事组织中担任了更高级的职务。
莫斯科同时也是许多高级军事院校的大本营:列宁学院负责政治教育,捷尔任斯基学院负责炮兵,古比雪夫负责工程兵,斯大林学院负责机械工程和汽车运输,伏罗希洛夫学院负责防化。1943年8月22日,苏联建立了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和纳希莫夫海军学校。这些学校培养青少年升入高等军事院校,允许年满10岁的战争孤儿入学。在经过七年学习并毕业后,这些学生会被授予少尉军衔。
战争爆发后,苏联严重缺少干部,为此,苏联对军事院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规定,高等军事学校和军事学校的学员一律提前毕业,还规定了军事学院的训练期限为6~8个月(各军种和专业兵种学院为8~12个月),军事学校为4~10个月。同时,苏联扩大了军事院校网和容量。在战争初期,陆军军事学校的数量由138所增加到了164所,学员编制数量增加了67%;空军军事院校的数量减少了,而保留下来的学校学员编制数却增加了11%;海军学校的数量和编制仍保持不变。到1941年底,在军事学校和各种指挥人员训练班学习的有53.45万人。1941年10月,各集团军举办培养步兵排长的少尉训练班和各兵种指挥人员的进修班网也显著扩大。1942年2月至4月期间,苏联开办了53个新的军事学校,在所有的方面军和军区举办了少尉训练班,在3月还举办了炮兵指挥员训练班。这些举措扩大了干部培训的规模。1942年,军事学校和训练班共培训出56.4万多名指挥和主管人员,但其中的许多人依然训练不足。随着战争形势向有利于苏军的方向转化,苏联对军事院校和少尉军官训练班的训练期限进行了延长。1943年,军事学院、军事学校和训练班为各兵种部队培养和输送了约36万名青年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陆军院校培养了12.5万多名军官。到1944年初,已经建立起了严整的干部培训体系。1944年,苏联军事院校共为武装力量培训了31.7万名军官。
在战争期间,苏联陆续组建了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蒙古等国部队,还有自由法国的诺曼底-涅曼飞行团。1941年12月组建了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步兵营,并于1943年1月配属给沃罗涅什方面军;于4月29日组建捷克斯洛伐克第1独立步兵旅;12月底在莫斯科军区组建捷克斯洛伐克空降旅。波兰人曾在1941年9月到1942年2月间组建了6个师,总计75000人,但由于波兰政府的要求,于1942年夏被派往伊朗。1943年春,开始组建波兰塔德乌什·科斯久什科第1步兵师,该师编有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和1个坦克团及一些分队。同年底,组建波兰第1步兵军,其编制包括塔德乌什·科斯久什科步兵师、2个新建步兵师、1个炮兵旅、1个坦克旅及一些勤务部队和分队。1943年底,开始组建罗马尼亚图多尔·弗拉基米列斯库第1步兵师,及1个1200人的南斯拉夫营。苏德战场上,外国部队人数急剧增加,由年初的1000多人增加到年底的44000人。随着战争的进行和现实的需要,苏联于1943年成立了主管外国军队的特别司令部来处理苏联国土上的外国部队问题。到1944年夏秋,苏联红军中共有重新成立的6个波兰步兵师、3个波兰坦克旅、1个罗马尼亚步兵师、3个捷克斯洛伐克步兵旅和1个坦克旅、1个法国航空兵团。后来为警卫作战部队后方和交通线服务,在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领土上组建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挥的6个师,每个师5000人,其中蒙古人则有16000人。所有这些部队都按照苏联模式的编制与装备进行组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所有的休假都被取消了,仅有苏联英雄奖章获得者才会获得2个月的休假作为奖励,但大多数人都拒绝了。在三个月的高速推进之后,部队在前线和后方会得到一段休息时间。部队用这段时间来进行休整,包括进行人力和装备的补充,同时由政委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部队在休整的同时也在解放区吸收和训练新兵。
我于1941年8月6日被征召,并于1947年1月9日复员,在整个战争期间,除了仅有的一次去医院治疗我的四处伤口外,我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来自于罗谦柯·米凯尔·丹尼洛维奇上尉(Riabtchenko Mikail Danilovitch)的回忆。他曾在第399、第206、第149和第61步兵师服役。
苏联政府每月给士兵支付一次薪水,但他们几乎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笔钱,除非是在后方。全部或部分薪金也可以交给士兵的家属,但由于大量平民的转移和人员伤亡,有时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薪金就常常没有发给士兵。在未来某个时间,这名士兵可能会收到这笔延后支付的薪金。发给士兵的薪金是免税的,1943年,一名列兵的基本月薪是600卢布,下士是1000卢布,中士是2000卢布。同时还有一些特种补贴,包括作战部队、近卫部队、反坦克部队和坦克部队的作战补助费(基本工资的50%),伞兵的跳伞补贴(每次跳伞25卢布),以及获得某种勋饰的奖金。在战争期间,为了鼓励军人英勇杀敌,苏联也发放了一系列附加津贴,例如击落敌机奖金、击毁敌坦克奖金等。同时还有供养费,士兵供养超过60岁的父亲、超过55岁的母亲、伤病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以及16岁以下儿童也会获得相应供养费。通过发给军人家属的薪金供给证,这些薪金由家属所在地区的兵役局凭证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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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规定,士兵的葬礼伴随着一个仪式,苏共尽可能地通过这种场合来向那些为祖国捐躯的人表达最深的慈悲和谢意。然而在战争初期,由于国家面临的灾难突然降临,有大批死者未经确认就被埋在了万人坑。如果前线比较平静,那么死者会在一项简单的仪式中得到荣誉。除非死者的制服需要拿走重新使用,否则士兵在埋葬他之前会用他的大衣把他包裹起来。如果附近有村庄,村庄的墓地将被用来埋葬阵亡的士兵。由于共产党提倡无神论,所以这些阵亡的士兵将不会得到宗教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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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士兵比较质朴,看起来粗劣的食物也容易满足士兵的需要,当然苏军也需要根据季节变化来对食物进行调节和改进。在1941-1943年期间,由于德军占领了苏联大片领土,尤其是对苏联粮仓乌克兰的占领,食品短缺一直是苏联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农村中的大部分男劳动力和技术设备被战时动员所调用,粮食生产问题也比较突出。在战争爆发后不久,苏军给养供应部制定了给养供应新标准。1941年9月20日经国防委员会批准,国防人民委员部的312号命令确定了14种给养定量标准,在前线与后方之间产生了区别。从这一天开始,部队和后勤人员实行有差别的给养供应标准。这些标准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保持稳定,并且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在执行新的定量标准的同时,还实行了食品替换表:当某种给养短缺时就进行替换。1941年9月,国防委员会作出决定,对方面军所属部队给养定额,取消按编制人数发放的制度,改为按实有人数发放,但不能超过规定的口粮数量。9月底,给养改为按月计划供应,规定了部队的给养储备量:卡累利阿方面军30个日份,列宁格勒方面军20个日份,其余各方面军及独立集团军为15个日份。由于不能保障供应,10月,苏联国防委员会作出一项新决定,规定原先只储备15个日份的方面军,在秋冬期间可增加到20个日份,但这个储备量仍不能保障在进攻战役中对各方面军部队的不间断供应。鉴于铁路、公路交通距离太长,1943年国防委员会决定,规定各方面军的给养储备一律增加到30个日份,而卡累利阿方面军则可储备40个日份。这个各方面军作战部队的给养储备标准一直执行到战争结束。
一顿饭通常由小麦汤、黑面包和一些猪油组成。有时还有洋葱、葵花籽或鲱鱼(小咸鲱鱼)。肉类在战争期间早已消失了,作为《租借法案》的一部分,直到美国提供了牛肉或猪肉罐头后,肉类才再次在战场上出现。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军队每天给我们750克面包,有时还有热水和一小撮面粉,依靠这些我们有责任在寒冷的环境中日夜坚持战斗。
我们不能洗脸或刮胡子,也不睡觉,但战士们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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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克拉夫琴科·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中尉(kravchenko vladislav nikolaievitch)的回忆,他当时是第57集团军第199步兵师第1惩戒排长。
我们吃得不好,我们一天仅允许获得800克面包,偶尔才有几个土豆。我们每晚都要艰难夜行7个小时,有时路很崎岖,甚至还要全负重行军。
摘自近卫第32师女军人萨巴达·玛丽亚·谢尔盖耶夫娜中尉(Sabada Maria Sergeinovna)的回忆录。
根据军人所属的不同种类,他们可能会获得额外的口粮,例如奶油糖或果酱。一名飞行员或一名侦察员会获得比一名基本步兵更多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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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一种错误说法,认为苏军每餐都配有伏特加。苏联红军中的酒精饮品随着1942年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命令而出现。当部队不得不投入一场进攻的时候,一名政委就会发给每位参战士兵150克酒来痛饮壮胆。但有一项规定:伏特加酒只有军官才有资格饮用。当无水可用的时候,例如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期间,部队就喝克里米亚香槟来解渴。
指挥员的命令对下级来说就是一项法律,必须立即执行。——摘自野战条令
部队的纪律由士官、军官和部队所有政工人员来负责维护,同时还要归功于苏联不断的宣传。遵守纪律不是基于恐惧,而是作为对现政权忠诚的证明,是基于一种责任感、一种完全的信任并自觉服从于一位领导者的表现。士兵的士气同时由功勋和效仿的信念所维持,如果一名士兵在战斗中或在军营里表现出模范的行为,那么他就将成为别人的榜样。苏联红军的纪律制度也包括奖励和表奖刻苦钻研和认真履行职责的人员。奖励按渐进的顺序颁发,并始终需要政治委员的批准。奖励颁发时都伴随着由全体人员参加的一个仪式,以使尽可能多的人看到榜样的力量。奖励包括:荣誉称号、光荣榜、奖品(烟盒、手表、食品)、奖章或优秀战士证章。在战争过程中,苏联又引入了新的奖励办法,例如根据新的奖章或勋章而带来新的薪资奖励,撤消纪律处分,荣誉证章,增加养老金和伤残补贴等。
懒惰或疏忽的士兵会受到惩罚,但也会对其以多种方式进行再教育,例如在他同伴面前或自我批评会议上接受审判。由于陆军部队经常由一座工厂、一个集体农庄或一个村庄来支援,所以通报批评会寄给他所在的工厂或集体农庄,他会受到党小组处分或者在部队报纸上被公开批评。如果士兵被发现不服从命令、攻击上级、浪费或盗窃,他会被处以劳役、延期外出、禁闭,或者被派往一个惩戒营并有可能失去他的军衔和奖章。奇怪的是,最严重的惩罚是从军队中开除。事实上,这种处罚会被写进档案,这名男子将永远无法获得一份国有企业的工作。一名男子如果被认为玷污了荣誉,会被由同衔级士兵组成的“同志审判会”审判。
苏联红军的法律制度很复杂,没有一部编纂法规适用于所有的轻重犯罪行为,也没有单一的机构去执行。惩罚由指挥人员根据军人的军衔来做出何种、什么程度的处罚。随着军衔的升高,其处罚职权也就越大。例如,一名班长或副排长能对他的手下进行警告、严重警告、私下训斥、惩罚一周不得外出或处罚一天劳役。一名连长则可以训斥他的所有下属,有权惩罚士兵六周不得外出,军士则是四周;对士兵处罚八天劳役;军士则是四天;禁止休假或关三天禁闭。
根据规定,所有征召军人和军官如果开小差或没有上级命令擅自脱离岗位都将被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财产,但在现实中,军官和应征军人怯懦、退缩或没有命令擅自撤退、帮助敌人和从事间谍活动也将被处决。
如果是擅离职守,这名士兵会失去军衔、奖章,并被派往惩戒营呆6~24个月,并且这个污点会被写进他的服役档案。每个师都有一个惩戒连,由经过挑选的正直的并且在政治上可靠的军官和军士领导,然而有时也由受惩罚的各种军衔的军人来担任这些连队的指挥职责。1944年,这些惩戒连变成突击连,并且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第一批惩戒营于1942年8月组建于东北前线,最后的突击连组建于1945年1月,用于维斯瓦河-奥得河攻势。这些惩戒部队是根据1942年7月28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著名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27号命令而组建的。这个命令非常残酷,但在1942年夏季的特殊环境下,发布这一命令也是迫不得已的做法。
227号命令简而言之归结为以下几条:
1.无条件地消除退却的情绪。
2.无条件地撤销听任部队擅自撤离阵地的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并解送大本营交军事法庭审讯。
3.在方面军中成立1~3个(视情况而定)惩戒营(每营800人),派中级和高级指挥员和相应的政工人员前去任职……
其中关于惩戒部队的使用也作了决定:
在集团军内成立5~10个(视情况而定)惩戒连(每连150~200人)——把他们放在集团军的困难地段,使他们可以用血赎回自己对祖国的罪行……
通常情况下,普通犯人会被立即押往这些惩戒部队,在那儿他们会设法犯下新罪行,希望被重新送回监狱,因为在监狱他们会有更好的生存机会。由于是“特殊营”,组成惩戒营的人员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惩戒营人员当中也包括一些少数民族,例如伏尔加德意志人,以及曾生活在占领区的新兵和逃脱回来的战俘。
1942年,我被派指挥第57集团军第1惩戒连(当时是第60连),这个连由试图逃避被动员的人和被抛弃的胆小鬼组成。然而大多数士兵知道他们的工作,但没有人变得神经崩溃。其他人是直接从监狱中放出的普通罪犯和“补偿背叛祖国“的人,这些人是危险的,他们敌视苏联政权并且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
来自中尉克拉夫琴科·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Kravchenko Vladislav Nikolaievitch)的回忆。
1940年,从芬兰遣返回家的战俘被送往集中营,并通过了严格的审讯。1941年,斯大林下令对一切投降行为都将处以死刑。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1年8月16日第270号命令:
我命令:
1.凡在战斗中撕下肩章的投降者即为最可恶的逃兵,其家庭成员因违背军人誓词、背叛祖国应予逮捕。此类逃兵应就地枪决。
2.凡陷入包围者应战斗到底,冲出重围回到我方。凡屈膝投降者,应以一切手段予以消灭。对投降的苏联红军战士家属,应剥夺其享受的国家补贴和救济。
3.凡英勇果敢的人员,应予积极提升。
此命令应在一切连队、航空兵分队、炮兵连队中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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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事条令并没有关于被俘的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规定,但普遍的看法却是被俘不只是耻辱的,而且是事实上的背叛。斯大林认为,对任何一个被俘过的人都不能信任,除了隔离队以外,他还亲自批准建立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集中营来“审查”突围归来的人员。在战争头几年,苏联建立了相当多的这类集中营,档案留下了斯大林的以下批示:
贝利亚同志:
我不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三个集中营来审查后撤部队的问题。
约·斯大林
1942年8月24日3时35分
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
有大量归来的战俘被送进集中营,并被判处10~20年刑期,其中一些人就死在了集中营。
我是海军步兵第142旅的一名军医。我受了伤并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期间被俘。我和其他的女兵一起被押往一个德国的战俘营。1945年初我逃跑了,继续战斗,仍旧履行军医职责直到5月份。回来后,内务人员委员部对我进行了审问,因为他们想知道我是如何被俘的,以及战俘营内的情况。在此之后,很长时间不允许我作为一名医生工作,我成为了一名助产士。
来自盖多科娃·保利娜·瓦西里耶夫娜(Gaidoukova Paulina Vassilievna)的回忆。
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为迅速动员一切力量去反击敌人,国防委员会于1941年6月30日成立,由斯大林任主席。成立的决议对国防委员会的职权作了如下规定,“国家的全部权力集中于国防委员会”。这就是说,在战时处理有关国防重大问题的国家管理机关活动,都必须以国防委员会的指令为根据。国防委员会统一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领导大权,并且国防委员会的决议有战时法的效力。国防委员会由以下政府成员组成:莫洛托夫(副主席负责外交)、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后来又增补了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沃兹涅先斯基。1945年9月4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苏联国防委员会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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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3日,在德军入侵苏联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恢复了沙皇时代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决定,苏联成立以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为主席,朱可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和库兹涅佐夫为成员的苏联武装力量统帅部大本营,对苏联武装力量实行战略领导。最初被称为统帅部大本营,1941年7月10日改组成为总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包括军事、政治和内部安全的高级领导人,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铁木辛哥、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朱可夫。1941年8月8日,斯大林成为最高统帅,总统帅部大本营改名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最高统帅部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领导,其主要工作机构为武装力量总参谋部。1945年2月17日,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被任命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成员有:斯大林(最高统帅)、朱可夫(副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布尔加宁、库兹涅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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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的总参谋部最早源于1918年的全俄总参谋部,在1921年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下属的野战参谋部合并为苏联红军参谋部。由于当时机构过于庞大,1924年伏龙芝对参谋部进行了改组,除重要部门外一概撤销。1935年9月,苏联红军参谋部改名为总参谋部,并于1936年开办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来培训参谋军官和指挥人员。在战争爆发后,苏军的全部作战、动员和组织工作集中在总参谋部。到1941年初,总参谋部共有8个部,分别为:作战部、情报部、组织编制部、动员部、军事交通部、后勤与供应部、部队补充部、军事测绘部;4个处:总务处、干部处、筑垒地域处、军事历史处。1941年7月,总参谋部成立了指挥员专门小组(处级),方面军小组为2人、集团军3人、师2人。历任总参谋长为梅列茨科夫(1940年8月)、朱可夫(1941年1月11日)、沙波什尼科夫(1941年7月10日)、华西列夫斯基(1942年5月11日),安东诺夫(1945年2月17日)。
由于苏联国土广大,二战前全国共划分为16个军区和一个方面军。欧洲军区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军区、加里宁军区、列宁格勒军区、莫斯科军区、北高加索军区、奥廖尔军区、波罗的海沿岸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基辅军区、哈尔科夫军区、敖德萨军区、外高加索军区、中亚军区。亚洲军区有:远东方面军(1935年5月组建,1936年该军区重新改称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并行使军区职权,1938年根据命令扩建为红旗远东方面军)、西伯利亚军区、乌拉尔军区、外贝加尔军区。等到战争结束,苏联共有31个军区,其司令部驻地通常位于大城市,由军区的军事委员会来负责动员、扩充和管理其辖区预备役人员。
传统意义上的“东线”包括广大的地区,为了便于对各地区部队进行指挥,苏联于1941年将部分军区改为方面军,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群,平均来说,100万人要负责250公里的正面。在卫国战争时期,苏军方面军编成少则3~4个,多则8~9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3个坦克集团军,1~2个空军集团军,数个坦克军、机械化军、骑兵军,以及支援的各兵种及后勤部队,并可以得到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加强。在战争初期,方面军有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军,包括被苏军占领的波兰东部地区(1939年9月-10月),其他方面军包括西北方面军,形成于苏芬战争时期(1939年11月-1940年3月),这条战线在战争中一直持续存在直到1945年9月2日。为了对付轴心国1941年6月的入侵,共有8个分布在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高加索以及苏联欧洲地区的军区参与了作战。1941年12月形成了13个方面军,分别是布良斯克方面军(1941年12月形成)、中央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北方面军(1941年8月分裂成卡累利阿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西北方面军、后备方面军、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外高加索方面军(1941年12月更名为高加索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西方面军,远东方面军(1941年1月14日形成,由在远东方面军基础上组建的红旗独立第1、第2集团军负责,沿中苏边境防止日军可能的入侵)。
尽管大多数方面军经历过第二次“重组”或重新命名,方面军数量由1941年11月的13个发展到1943年晚期的20个,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仍旧保留了战略预备方面军供紧急调配。1943年10月,苏联对几个方面军进行了改组,改编为带有数字番号的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如1943年10月10日,苏联在第三次组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野战机关的基础上组建的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于10月20日改称为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同时将加里宁方面军改变番号组建成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
一个野战集团军是一个基本战略集团,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苏联共有60个集团军,番号为第3~第61集团军和滨海集团军。这些集团军中,组建于1939年的13个集团军(第3集团军至第15集团军)进攻波兰、芬兰和比萨拉比亚;2个集团军(第25集团军和第35集团军)组建于远东方面军,担负苏联国境边防任务,防止日军的入侵。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组建了第17集团军和第36集团军,共有43个集团军(第16、第18~24、第26~34、第37~61和滨海集团军)参与了对轴心国的战斗。
成立于1941年的一个集团军通常包括集团军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包括三个团(补充团、工兵团、通信团)和12~14个营(2个侦察营、警卫营、2个工程建设营、道路维护营、军械营、2~4个汽车运输营、化学营、火焰喷射营和惩戒营),在其指挥下还有3~4个军,原来6个“独立”集团军(第7、9、51、56、57和滨海集团军)也分配给各个方面军。由于难以指挥庞大的部队,曾被改为缩编的集团军,每个集团军辖5~6个师,取消军级指挥机构。在战争后半期,随着集团军实力不断增强,诸兵种合成集团军趋于稳定,通常辖3~4个步兵军(7~12个师)、3~4个炮兵团和迫击炮兵团和1个炮兵旅、1个独立坦克团及一些专业部队。
苏军共有109个军,其中有62个步兵军、3个地方军、7个骑兵军、5个坦克军、1个特种军和31个机械化军。一个野战集团军按规定由三个步兵军组成,但由于1941年6月的大规模动员,“大清洗”导致合格将领严重短缺,而轴心国的推进速度又迫在眉睫,实际上180个临时军司令机关中仅有约62个(序列1~62)组建了起来。因此,1941年7月15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废除军司令部,每个集团军只留下了一个紧巴巴的集团军司令部去直接控制步兵和其他师(6个军司令部实际上幸存了下来,主要在远东前线)。1941年,几乎所有的步兵军部被解散,到年底,苏军仅剩下6个步兵军。苏军在1942-1943年又重新恢复建制,到1943年1月1日共编有34个步兵军,同年12月1日增至150个。1944年,1个步兵军下辖3个步兵师、1个炮兵团和其他兵种与专业兵部队和分队,有的近卫步兵军还有炮兵旅。1个步兵军共有27个营,300~500挺重机枪、450~500门迫击炮和300~400门火炮。
步兵是陆军的基础,一个1939年(1939年9月引入)编制的步兵师,拥有18841人的实力,在师指挥部拥有6个营的师部直属部队和4个师部连,再加上1个轻型或中型火炮团(每个团拥有3个3连制营)和3个步兵团。1940年型步兵师(1940年6月13日编制)略微改变了分配的个别武器装备数量。1941年型步兵师(1941年4月5日),人员减少到14483人,由5个团(3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团)、2个独立炮兵营(反坦克炮兵营和高炮营)、5个独立营(侦察营、通信营、工兵营、汽车运输营、卫生营)组成,拥有10420支步枪、1204支冲锋枪、558挺机枪、210门火炮和迫击炮(不含50毫米迫击炮)、16辆轻型坦克、13辆装甲车、55辆汽车和3000多匹马。在步兵师编制上的这种变化,反映了苏联红军快速扩张的野心过于庞大。1941年6月1日,五个边境军区的177个师和2个旅中,没有一个是满员的。144个师每师只有8000人,19个师每师只有600人至5000人,因此一种新型的拥有10859人实力的1941年型步兵师于1941年7月24日引入。
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1941年6月22日至12月31日期间,苏联红军就损失了44473820人,解散了124个步兵师,重新组建和改编了308个师,其中有24个民兵师。1942年步兵师的编制实力增加到12725人,7月跌落到10400人;1943年7月一度减至9430人。这三次修改的目的是提高步兵师的战斗力,但由于人力短缺,即使这样编制,人员也几乎不可能得到满足。随着前线范围不断扩大,1944年12月,步兵师的实力上升到11700人,并保持这一水平直到1945年。步兵师的实际人员通常低于编制数,平均为5000~6000人。
苏联也有一些专业的步兵编制,其中最大的就是山地步兵师。苏军于1940年8月引入了1940年型山地步兵师。1941年苏联红军有19个山地步兵师:6个(第44、58、60、72、96和192师)在基辅特别军区,1个(第28师)在北高加索军区,7个(第9、20、47、63、76、77和138师)在南高加索军区,3个(第68、83和194师)在中亚军区,1个(第101师)在远东军区,1个(第30师)在独立第9集团军。山地步兵师的编制比较独特,拥有4个5连制的山地步兵团,省略了中间的营级环节。这些山地步兵师,尽管兵员是从山区征集的,并且为其补给增加了大量的马匹和骡子,但并没有经过专门的山地训练,不像精锐的德国山地部队。在战斗中这些山地步兵师自身与普通步兵师也并无明显区分。这些山地师很少被使用,近乎处于无用状态,在战争初期也与正规步兵师大致相同,除第28师1941年9月因损失被撤销外,最高统帅部决定将其余山地师改编为标准的步兵师。在战争余下时间里,山地部队的结构也曾有过一些改变,例如第20山地师于1944年5月被改为步兵师,但立即又恢复成为一个新的第318山地师,而且在战争剩余时间里,第318山地师和近卫第128师、第242师一起组成了第3山地军。一个山地师拥有14163人的实力。
山地师主要用于苏联南方,而北方的寒冷天气也需要相应的不同类型的步兵,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进攻芬兰的时候,苏联红军并没有滑雪部队。在苏芬战争中,芬兰滑雪部队在茂密的树林和厚厚的积雪中神出鬼没,将苏军步兵分割成一块块。在整支苏军步兵和装甲部队被重创后,芬兰人又像出现时一样迅速消失。1939年12月,苏联红军开始实施一项计划以组建这样的滑雪部队。在大多数情况下,滑雪部队的组建采取了简单的方法,例如将一个师中所有滑雪手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单位,并将其组建为一个临时的滑雪营。第二批滑雪营于1941年冬季早期开始组建,其中一些营直接从后备滑雪团中选出,其他师则采取类似冬季战争期间的方法组建。这些滑雪营的实际组织各不相同,军方编制滑雪营拥有578人,1942年早期减至556人。滑雪营由1个营部、3个126人的步兵连和1个130人的迫击炮连组成。一个滑雪步兵连由各拥有3挺轻机枪的3个排组成。一个迫击炮连由3个50毫米迫击炮排和2个82毫米迫击炮排组成,每排拥有3门迫击炮。营部由一个强击工兵排、一个通信排和一个急救站构成。尽管只有一点儿准备时间,但一旦开始,苏联人就狂热地进行滑雪部队组建工作,1941年12月提高到不少于84个滑雪营,紧接着1942年1月就增加了77个, 1942年2月和3月则超过了135个。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滑雪营作为独立营使用,但1942年3月第1突击集团军合并10个滑雪营组建了第1和第2滑雪旅,同时卡累利亚方面军又利用其他营组成第2、3、4、5、6滑雪旅,紧接着4月又组建了第7、8滑雪旅(卡累利亚方面军的滑雪旅仅由3个营组成)。从1942年3月开始,苏军对滑雪旅和滑雪营这一季节部队进行解散,而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保持完整直至5月,在北方的最后的23个营直到8月才解散。有两个滑雪旅,第5和第6旅在北极地区的第14集团军的指挥下作战,整个夏天继续存在并进入秋季,且合并成为新的第31滑雪旅。
通过早期部队运用学到的经验,第三批滑雪部队在组建时吸取了这些教训,在训练各部队成为滑雪部队以前,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训练以掌握基本步兵技能。1942年9月苏军组建了第1~35、第37~45和第48~50滑雪旅,紧接着10月又组建了第51旅,与此相反,仅组建了3个独立滑雪营。一个滑雪营由3个步兵连、1个反坦克枪排和1个机枪排组成,没有中型或重型迫击炮。一个滑雪步兵连由7名军官和129名士兵组成,装备43支半自动步枪、55支冲锋枪、7支狙击步枪、6挺捷格加廖夫轻机枪和3门50毫米迫击炮。一个滑雪旅由3个这样的营组成:1个侦察连、1个冲锋枪连和1个迫击炮连(6门82毫米迫击炮)、1个反坦克营(3个各装备4门45毫米反坦克炮的炮兵连和1个装备18支反坦克枪的反坦克枪连)、1个高射机枪排(3挺DShK重机枪)、1个卫生连和1个供给连。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继续存在。
1941年,苏联军备计划的重点是生产坦克和飞机,因此苏联舰队的大部分就只能停靠在码头上。由于战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本来准备建造舰只的成千上万吨钢铁被用于制造急需的坦克。因此苏联海军虽然有大量的人员,但却缺少舰船可用,水手们被纷纷用于保护海军基地和沿海地区。1941年,一些海军部队就在列宁格勒地区和塔林参加了战斗,作战勇猛顽强,表现优异。1941年10月1日,国防委员会决定建立海军步兵旅,海军步兵旅编制由3个步兵营、2个火炮营和1个迫击炮营及保障分队组成。这些被德国人称为“黑色死神”的海军步兵,虽然仅装备着轻武器,但作战英勇顽强。二战中苏军共组建了42个海军步兵旅,分布如下:
波罗的海舰队:总计125000人,组成了11个旅,主要在列宁格勒地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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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海舰队:总计57197人,组成了12个旅,1943-1944年在克里米亚半岛参加了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
北方舰队:总计39281人,用于保卫摩尔曼斯克和海岸线。
太平洋舰队:有149264人,1945年在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对日作战。
1944年,许多舰队,特别是波罗的海舰队重新吸收了许多海军步兵作为舰船水手,只留下了5个旅参加地面战斗:第3和第8旅在卡累利阿,1945年1月1日解散;第12旅在北方军方面军;第255旅在克里米亚半岛和巴尔干地区;第260旅1945年4月在东普鲁士。苏联也曾经重新组建了8个海军步兵旅(第70~72、77、79、80、83和85海军步兵旅),于1944年在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内作战。但到1945年,仅有两个旅留下了记录:第83旅于1月在布达佩斯,第72旅于4月在布拉格。战争结后,海军步兵很快被解散了,但1963年苏军又对其进行了重建。
当我完成了基础训练,我被分配到近卫步兵第55师;我只是一名列兵,但我的薪金证上标有“海军步兵”字样。我们穿着标准的制服,但我们的上衣配有“BF”字样(波罗的海舰队)的黑色肩章。
来自近卫步兵第55师波德米亚·帕维尔·科米耶维奇(Podemya Paviel Komieyevitch)的回忆。
作为这一领域的先驱,早在1929年苏联就建立了空降部队。事实上,在中亚的巴斯玛奇运动(Basmachi)中,苏军就曾派出过15名军人空降加尔姆城打击叛乱分子。巴斯玛奇运动是一起以突厥人为主的穆斯林针对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在中亚的统治发动的起义,从一战期间的1916年开始,由反沙皇和反俄起义发展成为长期对苏联的内战,直到1920年代晚期才渐渐平息。苏方将其描述为一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叛乱运动。由于空降突袭取得了成功,苏军马上想到应该大规模使用空降部队。1930年,苏军在列宁格勒军区第11步兵师中建立了1个试验性的航空摩托化空降兵支队。
再一次,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这个准军事组织在苏联空降兵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其组织的跳伞运动从30年代开始流行,在该组织的2万所学校里为苏军培养未来的伞兵和滑翔机飞行员。1932年12月11日,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列宁格勒所属空降部队组建一个空降旅,命令还要求在1933年3月1日之前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莫斯科和伏尔加军区建立空降机械化特遣队,并在苏军所有步兵团和骨干步兵师中组建非混编空中突击营。1933年,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其他军区的步兵团和骨干步兵师中又组建了29个非混编特种作战空降营。截至1934年1月1日,苏联共有1个空降旅、4个空降机械化特遣队、29个独立空降营以及几支连排级部队,总人数1万人。
1933年9月,在列宁格勒的卢加,第3空降旅在图哈切夫斯基的观察下进行了战术演习,图哈切夫斯基对结果非常满意,以后又在明斯克组织空降演习。在1935年的一次演习中,苏联空降兵在众多高官的注视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一个拥有500人的营就降落到了地面上!1936年,在高尔基(Gorky)空降兵与第84步兵师举行联合演习期间,5700人在十分钟内就空降完毕。1938年,苏军将已有空降部队转编为6个空降旅,每个旅拥有3000人的实力。1941年3月至4月,空降部队再次进行了加强,除了远东军区的202旅,5个旅被扩充为空降军,每个空降军拥有三个旅,但战前并没有完成组建空降军工作。1942年夏,激烈的战斗转移到了南方,由于斯大林格勒激烈战况的需要,10个空降军被改编为步兵部队,并于1942年6月被重新命名为近卫步兵第32~41师。作为这些改编部队的替换单位,1942年秋,最高统帅部下令组建8个新的空降军,然而又一次,当地面作战迫切需要部队的时候,这些新组建的部队于1942年12月被改为步兵部队,同时3个现存的空降旅成为了10个新型部队——近卫空降师的一部分。虽然受过伞兵训练,并且保留了空降兵的名称,但这些部队按近卫步兵师的编制进行了改编,并作为标准步兵参加战斗。再一次,最高统帅部几乎要重新开始建立空降兵。苏军在1943年4-5月组建了20个新的空降旅,9月除了三个空降旅外所有这些部队被组成6个近卫空降师(第11~16师)用于正规地面行动。后来苏军仍努力改进其空降部队,1944年8月最高统帅部命令由近卫空降第37、38和39军组成一个独立空降集团军。
1939年,第221旅和第212旅参加了哈拉哈河对日作战,紧接着1940年,第201旅、204旅和214旅参加了占领比萨拉比亚行动。德国入侵后,苏军空降兵被作为正规步兵使用,但由于仅装备着轻武器而损失惨重。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的苏联空军几乎全军覆没,几乎没有任何运输机来进行伞兵空投。在1941-1942年莫斯科会战中的1942年的1月-2月期间,空降第4军的1万余人被空投进维亚济马地区(Viazma)以围歼敌军,但这次行动由于德军的反击而失败了,这就是苏军二战中最大规模空降作战的维亚济马空降战役。在苏军空降兵又进行了多次小规模空降作战后,1943年9月24日,为配合地面部队强渡第聂伯河,苏军又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空降作战,空降第3、5旅进行了空降,但又一次由于缺乏协调导致失败。部队分散在2700平方公里的大范围地域而不是100平方公里,部分还降落到了敌人驻地。这次空降由于过于分散受到了很大损失,幸存者在敌后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此次大规模的第聂伯河空降战役后,苏军再未进行较大规模的空降作战。1945年8月18日-27日,苏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一些重要城市进行了20多次机降,占领了一些大城市,加速了日军的投降。
我们爬上山坡,就像魔鬼从地狱中出现,在这些山脊顶部等待我们的是自由还是什么?不,这是苏联红军哥萨克!
突然,他们冲下斜坡,尖叫着,挥舞着他们的马刀。他们用我们一百年前的老办法冲锋,这些哥萨克骑兵,径直向前飞驰,没有任何怜悯。
来自一名德军比利时志愿兵,保罗·泰尔兰(Paul Terlin)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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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他国家已经减少了他们的骑兵部队,但在内战当中,广阔的空间和相对较少的人员,非常适合骑马部队的使用,骑兵的地位上升了。在1939年9月入侵波兰的行动中,苏军骑兵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马上部队包括第2、3、4、5和第6骑兵军。有证据表明,每个师包括30~45辆老式的BT-2和BT-5坦克,在某些情况下还有10~15辆装甲车。在与芬兰的冬季战争中,骑兵部队并没有参加。此后,骑兵部队的实力继续减弱。1941年在与德国的战争爆发时,苏联仍然有13个骑兵师和4个骑兵军部,实力是60560人。然而在1941年,由于骑兵无力抵挡德军坦克而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为了战争需要,1941年7月,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组建20个新的编制3000人的轻骑兵师,到年底,苏军就拥有了82个骑兵师。在苏联国内,原来被认为对党怀有敌意的“骑马”民族,也被动员起来保卫祖国,此时提及得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党的价值观。随着坦克装甲车辆及部队的逐步增多,骑兵师的数量减少了。1943年5月1日,苏联拥有26个骑兵师,总兵力为238967人和226816匹马。这个数字后来减少了,部分骑兵师进行了机械化。然而骑兵仍然维持着重要地位,直到战争最后的几个月。巨大的前线、广阔的地域和森林允许骑兵进行有效的部署,在泥泞的季节,骑兵仍然是唯一能够进行机动的部队。
骑兵在1944年的科尔松口袋(Korsun Pocket)作战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被围德军突围后,苏军立即派出骑兵和坦克攻击德军部队。由于德军杂乱无章,缺乏空中支援,所以骑兵屠戮了四散奔逃的德国人。这一沉重的代价造成的强烈心理冲击使德国人久久不能忘记。这些骑兵师能够在数日间行进数百公里,可以迅速出现在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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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苏联红军拥有91493门火炮和迫击炮,其数量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多,其中许多都是战前在德国的帮助下设计的。大部分炮兵部队装备着76毫米和122毫米火炮。然而战争爆发后,在1941年6月到12月期间,苏联红军损失了各种口径的火炮40600门和60000门迫击炮。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苏联红军对炮兵进行了训练,并且配备了更为现代化的装备(无线电台、射表等)。火炮的现代化更多的以反坦克火炮和轻型火炮为主,203毫米和152毫米火炮的生产被放缓,加速生产了57毫米、76毫米和122毫米火炮。生产工艺的改进也减少了76毫米火炮的生产工序(1942年生产一门火炮需1029工时,1944年只需475工时),并加快了生产速度。1941年7月1日至1945年9月1日,苏联生产的各型、各口径火炮和迫击炮83.4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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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苏军炮兵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加强统帅部预备队炮兵、解散战前反坦克炮兵旅,代之以反坦克炮兵团,每团4~5个炮兵连。1941年8月,苏军开始组建火箭炮兵部队。到1941年底,统帅部预备队炮兵编成内已有223个炮兵团(其中有8个火箭炮兵团)、73个独立火箭炮兵营。1942年秋,苏军开始组建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师,每师编8个炮兵团,共有168门火炮。经过实战的检验后,1942年12月,苏军对炮兵师编制改进编成4个炮兵旅,共有248门火炮和迫击炮。1943年春开始组建由6个炮兵旅组成的突破炮兵师,后又组建拥有7个炮兵旅的突破炮兵师。从1943年5月起,苏军开始组建火箭炮兵师,由3个火箭炮旅组成,拥有432门火箭炮。1943年4月,苏军开始组建突破炮兵军,编有2个突破炮兵师和1个火箭炮兵师,按编制共有712门火炮和迫击炮,432门火箭炮。在战争中,苏军还组建了高炮师、自行火炮团、反坦克歼击炮兵旅等不同编制来应对战争。到1945年初,陆军就拥有89个炮兵师和火箭炮兵师、138个炮兵旅、反坦克歼击炮兵旅、迫击炮兵旅和火箭炮兵旅。
炮兵战术原则的发展改变了战争进程,在每次向德军防线发动进攻时,苏军都能保证提供连续的掩护炮火。在每一次步兵或坦克发起进攻之前,都会伴随一场猛烈的炮火准备。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苏军的火炮密度达到了每公里330门各种口径火炮;在进攻柏林期间,这个密度达到了战争年代的最大数值——在突破地段达到了650门!在巷战中,火炮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向这个城市倾泻了22000吨炮弹。在整个战争期间,苏军火炮表现出了优秀的品质,简单并且坚固耐用。在战争中,炮兵赢得了“战争之神”的美誉。
苏联是大规模集中使用坦克的第一个国家,成为了这一领域的先驱。1930年,苏联组建坦克团,以及摩托化步兵团,坦克战术的使用是在航空兵的支援下执行突破任务。事实上,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力开发和批量生产新式坦克。1936-1938年,苏联援助给西班牙共和军331辆坦克和60辆装甲车(T26B轻型坦克281辆、BT-5快速坦克50辆、FA-I装甲车20辆、BA-3装甲车3辆、BA-6型37辆)。由于在西班牙内战中苏联坦克表现不佳,巴甫洛夫回国后,基于在西班牙使用坦克的经验,提出使用坦克的新原则,对过时的技术装备提出批判意见,要求制造威力更大和更灵活的新型坦克。
在1938年对付日本的哈拉哈河战役中,朱可夫将坦克投入了进攻,杀得日本人大败。在芬兰,由于地形不利于装甲车辆的使用,苏军的装甲车辆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损失了3500辆坦克)。通过苏芬战争,也暴露出苏联坦克的严重不足:缺乏车载无线电台,燃料和弹药的供应也有问题。于是苏联人开始采取措施,来弥补这些不足,但德国的突袭使得苏联人的这些努力几乎变得一文不值。
在1941年上半年,苏联工厂停止生产T-26和BT快速坦克,增加了新式坦克的生产,但新式坦克也仅有393辆KV坦克、1110辆T-34和180辆T-40坦克下线,并交付给装甲部队。苏军还缺少3483辆KV坦克和12810辆T-34坦克。到战争开始时,五个边境军区总共有508辆KV坦克、967辆T-34坦克,当时部队还大量装备旧式坦克,包括BT快速坦克、T-26和T-38坦克等,其中许多已无法使用。到1941年6月15日,旧式坦克有29%需大修,44%需中修,完好的不超过27%。
尽管苏联人有从西班牙内战和苏芬战争中获得的经验,但他们的坦克不易操作,而且无法与其他部队进行有效协同,每个师只能在接收到坦克后才投入使用,而且没有得到步兵的有效支援。仅在1941年,苏联人就损失了20500辆坦克,1941年冬季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又额外损失了1386辆坦克。1942年3月,苏军开始组建第一批四个坦克军,7月给坦克军增加了支援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坦克军的编制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有什么部队就编什么部队。1942年5-6月间,苏军又开始组建2个(第3、第5)坦克集团军,7月底又组建了第1和第4坦克集团军,但这些集团军一个月后又解散了。9月,苏军又重建了坦克第5集团军,并开始组建机械化军。至于坦克旅则于1942年7月统一编制,原来编入军的坦克旅和独立坦克旅不同的编制不利于保障,为此进行了统一编制。机械化旅于1942年9月开始组建,还有若干独立机械化旅,旅的编制中摩托化步兵、炮兵和坦克兵的搭配更加合理。同时在1942年,还组建了必要数量的、编入坦克军的摩托化步兵旅,并组建了一些独立的摩托化步兵旅。同时于1942年9月开始组建独立坦克团,用于加强步兵,这种团的编制类似于机械化旅属坦克团编制。几乎与此同时,苏军开始组建编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独立重型坦克团,每团由4个坦克连编成,每连5辆坦克,还有一个技术保障连,全团214人,有21辆KV重型坦克。苏联坦克采取了这些更加灵活的方式编成,并获得步兵有计划的支援,坦克也装备了无线电台、额外的燃料桶,发动机和底盘实现了标准化,坦克手也获得了更好的培训。事实上,开始时由于坦克兵训练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坦克手非常缺乏,许多军士和军官被调往步兵和炮兵部队,许多坦克手仅接受过新式坦克1到2小时的驾驶培训。从1944年起,坦克手平均要接受14小时以上的驾驶培训,才能被派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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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通信由独立团、营和独立连(永备线路架设连、轻便线路架设连等)组成,这些实际上是教导队,在战时将被扩编,成为方面军和集团军通信部队的基础。在1941年,苏联通信部队相对其他兵种和勤务部队来说被忽视了,尽管苏联在野外无线电设备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生产却没有跟上,部队仍然装备着19世纪30年代设计的固定式通信设备,车载无线电设备根本就不存在,坦克之间的相互沟通只能通过彩色三角旗,这种联络方法在战斗中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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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苏联苏联红军仅拥有4.3万台无线电台。战争的爆发也并没有使苏联红军的无线电设备得以改善,因为15个专业工厂中,有14个转移到了乌拉尔地区,这些工厂仅在1942年末才开始大量生产无线电台。大多数无线电设备用于地面部队,仅有10%的坦克装备了无线电台,并且都是指挥坦克。由于专业人员,特别是无线电报务员缺乏,通信器材也不足,通信部队的组建也遇到了困难。通信设备的缺乏也意味着协调不足,苏联人的许多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和命令一般都来得太晚,德国人能够快速预测出他们的动向。为了扭转战争初期在通信保障方面极端困难的局面,苏军在通信兵编制体制、手段运用和器材技术保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全面加强了通信保障,终于渡过了难关。1941年7月23日苏联任命了邮电委员佩列塞普金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兼苏联红军总通信部主任,统一领导苏军战时的通信保障工作,8月5日把苏联红军通信部改为苏联红军总通信部,作为领导苏联红军通信兵全部活动的领导机关。由于采取措施得力,到1942年秋,苏联的通信团的数量增加了近3倍,通信营增加了近4倍,无线电营增加了1倍多。盟军依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大量装备也扭转了这种局面,盟军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无线电台(245000部)和电话。到1945年,步兵和炮兵通信分队装备了经过改进的А-7-B超短波电台,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器材装备数量明显增加了,到战争结束时,通信兵总兵力已达100多万人。
当我的家乡被解放后,我到军队小卖部,我立即被派到那个曾经解放我们家乡的部队下属后备团接受训练。然而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我没有完成摩尔斯密码训练。我属于为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总参谋部工作的第1028通信团。我们几个女人由曾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斯塔尔金娜(Starshina)指挥。
来自第1028通信团伊萨科娃·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Issakova Olga Nicolaievna)的回忆。
在当时的苏联医疗是免费的,但在全国各地医生严重的缺乏。虽然军队在平时就对医护人员进行了培训,但1941年开始动员的时候,仍然没有足够的医务人员、医生、外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到1941年6月9日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苏军拥有149家常设医院、35540张床位。到1941年7月1日床位达到了122000张,到1942年8月1日则达到了658000张,但仍感缺乏。战争开始后,为了弥补医生的缺乏,除了征召医务人员入伍并动员志愿人员入伍外,1941年8月至9月苏联还采取缩短训练期限让各高等及中等医学院校的在校学生提前毕业措施,医学学生匆忙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并尽可能快地被分配到新的单位。同时,苏联还建立了学制7个月的助理军医学校。苏联人面临的另一项困难是缺乏药物和具有现代化医疗设备的野战医院,为此,除了增加人力物力并增加床位外,还增加了包括野战医院和后送交通工具在内的其他卫勤机构。例如每个集团军都成立一个轻伤军人康复营(500人),而在步兵师成立一些需住院治疗10~12天的康复队(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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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我在乌拉尔完成了医务培训,并获得了医务中尉的军衔。1943年我被分配到近卫第32师担任卫生营营长。我们的职责是处理伤员、急救、在受伤人员后送卡上填军人的个人资料并后送他们。
来自近卫第3 2师萨巴达·玛丽亚·塞尔金诺芙娜(Sabada Maria Sergeinovna)的回忆。
卫生勤务按以下程序来进行:在前线对伤员进行恰当的处置后,然后由野战移动医院进行处理并对伤员进行分类和后送,他们也能够进行治疗,对轻伤员可以在不到15天的时间内治愈。接下来,通过卫生后送体系将重伤员送往后方专业医院,根据住院时间的长短,用多于或少于35天的时间来将伤兵分成两类。
我在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帮助下学到了有关急救的知识。当战争爆发时,我在撒马尔罕(Samarkand)一个医学速成班仓促地完成了学习。学业完成后,我被派往第3261野战医院担任一名外科医生。我们有大量的工作,坏疽是造成我们伤员大量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自第3261野战医院卢卡斯·海伦娜·康斯坦丁诺娃(Lukas Helena Constantinova)的回忆。
工程兵是与苏军同时建立起来的,1918年的编制中每个师有1个工程兵营,每个旅有1个工兵连,每个团有1个工兵队。在1924-1925年的军事改革中,苏军对工程兵进行了改编,每个步兵军配1个工兵营,每个师配1个独立工兵连和1个工程器材补给纵列,每个步兵团配1个工兵伪装排。从1929年起,苏军建立建制工程兵部队和分队。到1941年,工程兵由队属工兵、集团军和军区工程兵部队及分队组成。在战前,集团军和军区的工程兵营被改编为工程兵团和舟桥团。1941年11月,苏军成立了工程兵司令部、方面军和集团军工程兵司令部,并设立了工程兵主任、方面军和集团军工程兵主任职务,加强对工程兵的领导。在战争开始后,苏军在方面军和集团军内编有军事建筑部队,到1942年初,成立了10个工兵集团军(每个集团军有2~4个工程兵旅,每个旅有6~8个营),参加了包括莫斯科、斯大林格勒、高加索防御工程的构筑。1942年2月,苏军撤销了5个工兵集团军建制,其余改隶属方面军后也被撤销。1942年夏,苏军组建工程机械大队,每个军配1个大队,提高了工程保障的机械化水平。从1942年起,工程工兵旅成为最高统帅预备队工程兵的主要组织形式,同时,苏军还组建专业化工程兵旅、舟桥旅和工程工兵旅。工程兵旅由5到7个工程障碍营、1到2个电工营、地雷埋设营、电气化和机械化作业队及其他专业分队组成,1944年这些旅又被编入方面军和集团军。同时,最高统帅预备队还组建了特种工程兵旅、舟桥旅和强击旅。强击工兵专门针对城市作战进行训练和装备,包括使用火焰喷射器来为步兵开路。工程兵部队在东线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组织跨越江河以及构筑野外工事方面,同时在埋设地雷阻击敌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7月5日至17日,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工程兵就设置了9万个反坦克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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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20日的一项决议,苏联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或叫作“全俄契卡”,一般简称“契卡”,其职能是:
一、发现和肃清一切反革命、怠工的企图和行动。
二、将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提交革命法庭,并采取与之作斗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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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实施镇压而进行必要的预审。
全俄契卡在安全领域不断扩大权力,并进入促进实现党的目标的一切领域。其中,1918年苏联在边境地区的临时契卡设立了边境契卡,创建了陆军边防部队、海军边防部队和空军边防团。随着政权的巩固,已经没有必要再实行内战期间的“红色恐怖”,1921的全俄契卡开始进行改革。1922年2月6日,契卡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政治保卫局(GPU),其职能比全俄契卡受到更多的限制,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1923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改名为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OGPU),权力进一步扩大,在苏联宪法中对其权力没有任何具体的描述,苏联官方也正式承认秘密警察力量是苏联政治的一个永远不变的组成部分。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拥有审查权,可以对出版物、剧本、电影进行审查,具有劳改营和边防部队的管辖权。但其权力仍进一步扩大,1933年规定拥有执行枪决权,这样,1934年时,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便垄断了警察的一切职能。1934年7月10日,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并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其对外情报、国内安全和政治警察职能改由国家安全总局负责。1943年4月,国家安全总局又一次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分离出来,并重建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3年4月,军事反间谍和反颠覆职责交给了一个从国家安全总局中分离出来的组织,这就是SMERSH(死魔室)——即俄文“反间谍总局”(除奸部)的缩写。除了军事反间谍和反颠覆之外,其职责在苏联境内包括调查间谍嫌疑分子,审判和处理前线地区的间谍案件等;在越过战前苏联边界的占领地区,肃清或驱逐被认为对苏联政权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等;在德军投降之后,对被德国占领领土的前苏联公民进行侦察,即进行“净化”;审查被遣送回国返回苏联的战俘、镇压苏联公民中涉嫌与德国合作的内奸、叛徒和间谍分子等。1946年除奸部被重新命名为反间谍部,同时,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变成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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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必须在政治上坚定,而且大部分是党员或军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实力非常强大,其所属部队经过了军事训练,而且装备精良。他们同时担负军事警察的职责,押送和看守战俘、搜寻逃兵和反苏游击队、看守罪犯等。在卫国战争期间,内务部队的职责广泛,还包括保卫后方、疏散工业企业、保卫和防守最重要的交通线和重要设施等。1941年6月,根据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组建15个步兵师,1941年7、8月又组编了3个步兵师,以后陆续组建了其他部队。1942年初,苏联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编制内组建内务部队,担负解放后各城市的保卫工作,同敌空降兵、特务和土匪作斗争,其中部分部队直接参加了战斗。在卫国战争中,内务部队共有59个边防团、43个内务师、3个师和14个不同的旅,其中一些部队变成了步兵师,如第10内务师。这支部队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中表现优异,并于1943年2月5日成为了第181步兵师。
同时也应该提及1942年开始出现的“阻截队”,这些部队主要由内务部队组成,用于在前线后方阻止散兵游勇和逃兵。任何逃避职责的军事人员都将被逮捕,最好的情况是被押往惩戒营,否则经快速审判后被押往劳改集中营。这些阻截队是根据斯大林1942年7月28日的第227号命令组建的,第二天,《真理报》发表“苏联战士,绝不允许后退一步”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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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7号命令关于阻截队的内容如下:
在集团军中成立3~5个装备良好的阻截队(每队大约200人),把他们放在不坚定的师团后面很近的地方,责成他们在师团部队惊慌失措或慌乱撤退时,把惊慌失措的人和胆小鬼就地枪毙。
第199步兵师克拉夫琴科·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中尉(Kravchenko Vladislav Nikolaievitch)在回忆中写到:
虽然71年后我们可以随便批评这个命令,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命令是我们停止后退并进而赢得战争的唯一机会。直到今日,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些命令的成功所在,因为它们确实减少了战场逃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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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1年6月25日开始,苏联决定在靠近前线的地带动员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组建歼击营,至1941年7月底,共组成了1755个歼击营,总人数达到了32.8万人。由列宁格勒首倡建立民兵师,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在广播讲话中号召建立民兵部队,随后,组建民兵部队的工作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全面展开。组建民兵的工作由州(边疆区)、区、市党委进行,各市(州)成立民兵师,企业(机关)成立民兵团(营、连)。按笼统的规定来说,所有年龄在18~60岁之间的男人和18~50岁的女人都可以被征召,其中很多人曾在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服役,已经准备担负防空袭的民防、防空和交给的卫生勤务等职责。内务人民委员部也组建了安全营,其职责是守卫工厂和其他敏感地区,由男女士兵组成,都计算在内则人数高达1775人。在卫国战争中,经挑选的受训人员共组建了60个民兵师、200个独立团和大量分队。而且民兵为正规军补充了200万名战士。然而,由于这些民兵师往往严重缺乏训练和装备,导致在前线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其中也有一些民兵部队因为在战斗中表现优异而被改编为普通步兵部队。在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苏联在1941年7月-9月就在其市内组建了10个民兵师和16个独立机枪炮兵营,其中7个后来被改编为正规师。例如列宁格勒第2民兵师,于1941年7月组建,并于1941年9月23日被改编为第85步兵师,其炮兵团装备的火炮则直接来自基洛夫工厂。1941年7月,莫斯科第一批征召的民兵就编成了12个莫斯科民兵师,这些师于9月被改编成正规师编入西方面军。民兵在巩固后方和作为预备队补充军队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共有36个师被编入作战部队,其中26个师经历了整个战争,8个师获得了近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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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3日,自德国入侵后,斯大林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广播讲话,他下令在敌占区成立游击队。7月18日,联共中央通过了《在德军后方组织斗争》的决议,决议中具体说明了变游击斗争为真正的群众运动的任务和措施。截至1941年底,在敌战区活动的游击队共有两千多支,总人数达9万余人。这些游击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进行破坏活动,组织伏击、袭击敌守备部队、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破坏道路、侦察敌情,协同苏军部队行动。
1942年5月30日,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在文件中指出:“为了统一领导敌后游击运动并使运动进一步发展,在最高统帅部内成立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为了直接领导各游击队,在各个方面军军事委员内分别成立游击运动司令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联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波诺马连科被任命为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参谋长,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游击队的统一领导。1942年9月5日,斯大林发布《关于游击运动的任务》,使游击运动成为全民运动。1942年11月,《真理报》发表了《争取全民游击运动》的社论,大力推动了游击运动的开展。为了加强领导,国防委员会1942年9月6日设置了游击运动总司令职位,并将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置于其下,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被任命为总司令,开始集中领导敌后斗争。1942年11月间,国防委员会撤销了这个职位,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重新直属最高统帅部,由斯大林领导。
游击队的编制各种各样,大部分独立自主并且自己照顾自己,最大的游击队接收莫斯科的无线电命令。例如在斯塔夫罗波利耶境内建立的4个游击兵团集群:北方、东北、南方和西方,共联合了40个分队,有2000多人。克拉斯诺达尔边区组建了86个游击分队,总数5800人。卡累利阿游击队则由6个游击队组成游击旅,总人数648人。在乌克兰,科夫帕克兵团由5个游击分队组成,共约1100人。萨布罗夫兵团则由7个游击队组成,共计1600多人。到1942年底,游击队遍布敌后,引起了德军的严重不安。1942年底,希特勒发布命令,责成陆军总参谋长镇压德军作战地区内的游击队。希姆莱负责镇压帝国各总督辖区内的游击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在1942年下半年动用约10%正规军,采取严酷的手段来对付苏联游击队。游击队员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们经常要进行残酷的战斗,任何一名游击队员被俘都将被有组织地处决,因此游击队员只有拼死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