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第一章
绪 论

概论

1917年12月16日，列宁颁布法令废除了沙俄军队。1918年1月28日，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工农红军》的法令，正式宣布建立苏维埃军队。这个法令同时规定了以“工农红军”命名的新军队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1918年2月23日，即纳尔瓦和普斯科夫击败德国军队的这一天成为了苏军的建军日。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下，托洛茨基从1918年3月4日开始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负责秩序和纪律的恢复。托洛茨基直接负责军事行动和组建苏联红军的工作，成为了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和领袖。虽然苏联红军在大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白军仍然在继续战斗，且在1921年才结束同波兰的冲突。因此，苏联红军的第一次活动，发生在可怕的国内战争时期，随着布尔什维克取得最终的胜利，内战于1923年才结束。

恢复和平以后，苏联红军进行了程度有限的现代化，并且开始对自身进行“清洁”。不信任的人员被淘汰并被替换为党信任的人员；对苏联红军人员进行了精简，实行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的混编制度。在新的高级军官（例如1925年11月至1928年5月任苏联红军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的领导下，苏联红军发展了新的战术和战略理论。此外，20世纪30年代纳粹运动实力的不断壮大也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更多地将重心转向了国防工业，其表现是军队人员和装备的数量上都有所增长。

1937年，苏联红军面临着一系列政治危机，国家领导人生活在自己的恐惧当中，他们担心三百万军事人员将推翻现有政权。斯大林自1924年成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后，便开始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以确保士兵和军士能够更加严格地遵守党的路线。

1937年4月28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提醒战士们，他们的职责也是包括像公民一样，同外国在内部的敌人进行战斗，这篇文章的含义再直接不过了——斯大林要开始清算军队领导人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可谓立竿见影：斯大林签署了处决苏联红军领导人的命令。1937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三位元帅被逮捕后被处决。然而斯大林的偏执并没有就此结束，全部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所有军区的司令员、海军和空军的司令员及参谋长、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4名、67位军长中的60位、199名师长中的136名、397名旅长中的221名以及所有军区司令，都死于内务部队的子弹。五位元帅中，仅剩下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这两位斯大林的无条件支持者得以幸免。这种不断恶化的破坏一直持续到1938年，当时新提拔的军官也被逮捕了。1937-1938年苏联红军“大清洗”的直接结果是：近35000名苏联红军指挥员被处死了，其中近80%是高级军官。如果根据《伟大卫国战争简史》的说法，情况更为严重。苏德战争爆发前，所有集团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团长，多数集团军、师和旅的军事指挥员和三分之一的团指挥员都被捕了。干部损失的方式不仅限于被杀和被捕，还有几千名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都因“丧失警惕性”被降了职，或者开除后转为预备役，有些则被开除了党籍。这次“大清洗”的结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人们不禁哀叹“我国军事学院在培养干部方面所做的多年工作等于全部白费了，军队中的党员数量大大减少了。”“无论哪次战争，无论哪一个军队都没有像苏联军队在战前那样遭受那么大的损失”。“大清洗”使得苏联红军的干部素质极大地降低了，军队纪律涣散、士气低落，其代价难以估量。经过这次全面清洗和镇压，幸存下来的，大多数是官僚的应声虫，他们受到政委们的恐吓，缺乏主动性和作战经验，这给苏联红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致命损害。

1939年9月1日，苏联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苏联红军人员数量获得了增加，并且从1938年起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就是发展和生产现代化武器。有两场战争允许苏联人综合运用飞机、坦克和大炮来检验他们新的战术理论。苏联军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西班牙共和国这一方担任了顾问，部分人员还直接参与作战，来检验和测试苏联提供的军事装备。不久之后，在中国东北同日本的冲突中，他们又运用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学到的经验。1938年的哈桑湖战役和1939年5月至8月的哈拉哈河战役，苏方都取得了胜利，这使他们坚信他们是无敌的。

1939年9月，苏联红军占领了半个波兰，并继续向西，“解放”了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向芬兰政府提出了交换领土、租借军事基地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后，1939年11月-1940年3月，苏芬冬季战争爆发了。事实上，当苏联指挥官使用相同的战术对付日本人和波兰人的时候，他们遇到的却是不同类型的地形和对手。在进攻芬兰时，苏联人的第一次进攻损失惨重，并且他们的“蒸汽压路机”战术并没有取得希望的效果。同样在芬兰，苏联红军通过战争学习并吸取教训，以130000多人的死亡为代价，赢得了并不光彩的胜利。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为保障自己的安全，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表面上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合算的协定。因此，在1941年苏联红军确认自已具有某种优势。但经过肃反，指挥人员仍旧生活在政委的恐惧当中，仅有少数军官具有那么一点作战经验。同样的，苏联红军在装备和后勤、通信和医疗等领域仍然存在重大缺陷。苏联红军拥有大量的坦克和飞机，但绝大多数都已经过时了。武器生产依然不足，装甲军用车辆仅有80万辆，大量部队依旧落后地依靠马匹牵引。然而令人鼓舞的是，在同一年，苏军接收了第一种性能优良的喀秋莎火箭炮，同时，新式坦克、新式战斗机也开始生产。1941年6月，苏联红军共拥有420.7万人，组成了303个师，包括198个步兵师、31个摩托化师、61个坦克师和13个骑兵师。这其中有125个师正在进行组建，余下的师中只有几个是满员的。这些力量的绝大部分集结在西部边境，以应对德国这个潜在敌人的威胁。

在二战期间，包括在战前的1941年，许多苏军士兵就接受过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通过党的领导以及军队的协作，苏联在学校对处于青少年期的学生进行前期军事训练，主要采取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组织形式进行。当时的辅助军事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的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于1927年由苏联国防后援协会与航空和化学工业之友协会合并成立。这个协会在下列领域对青少年进行前期军事训练：射击、飞行、跳伞、通讯、急救、骑术、防空、防化和机械。所有顺利完成这些军事训练的年青人都将被授予资格章和证书。这个协会的会员从1927年的29500名增长到1941年4月的1350万名。

征召

“保卫祖国是每个苏联公民的神圣职责”，1936年苏联宪法这样写道。根据1937年9月1日的《普遍义务兵役法》，所有年满19岁的公民都要服兵役，其中陆空军征召人员需服满3年现役，海军5年。随着战争危险的扩大，1939年9月1日，苏联颁布《普遍义务兵役法》，宣布服兵役是全体苏联公民的义务。应征服现役的年龄有两种：年满19岁的公民和18岁的中学生或相当于中学学校毕业的学生。《普遍义务兵役法》取消了1925年《兵役法》中关于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够在作战部队服役、非劳动成分只能从事其他军事勤务的阶级限制，要求所有公民都要强制服兵役。征召人员中不包括已被逮捕、被流放、被剥夺选举权的服刑人员和外国人。兵役由现役和预备役构成，士兵和初级军官的现役年限为：陆军和内务部队士兵2年，初级军官3年，空军、岸防部队和边防军4年，舰艇和海军5年。为了核实征召人员的能力，应征人员需经过一次彻底的体检，并根据体检结果由征兵委员会分为五类（A、B、V、G和D），来决定是适合服兵役、延期服役，还是免除服役。以陆军士兵为例，如果征召人员适合服兵役，就将服满5年期限的兵役并分成两个时期，即2年的现役和从列兵开始的3年预备役（3年才成为军士）。入伍后的军事训练包括三个阶段，在入伍后的第一天，这名应征人员将被分配给某一连队，并由该连政治指导员负责。紧接着是一次面试以核查其身份，如果这名应征士兵是一名党员当然会更加的可靠，然后会分配给这名士兵一个服役编号。在紧接着的体检和预防接种后，应征人员会被评估并被分配给某一特定单位，然后会将战士证、制服和装备一起配发给他。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政治、军事和体能训练，最后第三个阶段基本上是进行连队训练和更严格的政治教育。这三个阶段总共近45天，应征人员有时也会被要求参加爱国主义讨论。

战术训练是建立在更加详细的夜战、徒手搏斗和冬季战斗训练基础上的。在一场战役中，苏军士兵需要的补给非常的少，他们天生坚韧、灵巧，并且带有天赋的机敏，然而他们也经常被描述为始终如一的服从。在基本训练末期，士兵将在一个政治仪式上举行宣誓仪式。苏联共产党通过这种仪式培养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士兵在政治上更加忠实可靠。青年战士经过宣誓仪式后，才算正式成为一名苏联红军战士。新兵宣誓的那一天也是部队的休息日，要像过节日一样欢度那一天。

军士由部队指挥官和政治委员挑选，这次晋升也意味着要格外服役一年。军士的挑选根据士兵的学历或根据其履行职责的情况直接提升，也从完成中等教育（6年级）的公民中招募，但是在1941年，苏联红军中缺乏足够的军士。事实的情况是，义务教育念到小学毕业（4年级）后，更多的孩子就开始工作而不是继续接受教育，因此苏联红军虽然拥有大量的士兵，但却没有足够的军士。缺少军士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军士培训学校。军士服完现役后会进入预备役，作为一类预备力量，一年要应召接受二个月的复习军训。35至45岁年龄段的人员，将作为二类预备力量征召，其训练期就很短了。45至50岁年龄段的人员，将作为三类预备力量。当战争在1941年爆发的时候，苏联征召了1920、1921和1922年出生的人员。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征召人员承受了惨重的损失。1941年，征召人员中90%的人员死亡、负伤或被俘。由于战争导致人员伤亡惨重，苏军不得不一再压缩基础训练时间，将其减少到了最低程度。16至50岁之间的人员都被机械地征召服役，动员计划指示每个征兵中心在不超过10天的期限内训练1200～1500人！这样做的结果是，部队在将士兵派往前线前，只进行了不超过15天的训练。这多亏了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入伍前期军事训练，才使得大部分新兵曾接受过真正的军事训练，但这些训练依然不足的士兵一旦被派上前线，损失仍然会非常的高。1942年，42%的动员士兵只接受过不超过10天的训练，40%的动员士兵所接受的训练刚刚接近一个月，只有18%的人员接受了超过一个月的训练！1943年，在经过巨大的努力后，苏军延长了新兵的训练时间，理论上的基础训练时间从4个月增加到了5个月。在1944年夏季，苏联从解放区动员了200万名新兵，在经过训练后将其补充给了乌克兰第1、第2、第3和第4方面军。

复员

在战争结束后，苏军开始进入复员阶段。到1945年5月，苏军共计有1136.5万人复员。1945年6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作战军队中13种超龄军人的复员法，即《关于复员作战部队中年龄较大的人员》。在对日作战胜利后，这个复员法也适用于远东地区部队。整个复员工作共分6次进行，第一批开始于1945年6月23日，第二批开始于1945年9月7日。根据规定的复员标准开始复员，例如根据年龄和职业。复员法规定，某些行业人员享有复员的优先权，例如苏联急需的工人和矿工。复员优先权也包括教师、至少负伤三次的老兵以及从1938年就被动员的军人。根据复员法规定，苏联将根据一名军人在前线服役的年份发给他一笔安家费：给有4年军龄的士兵发960～1500卢布，有4年军龄的军士发1200～3600卢布，给有1～4年军龄的军官发2～5个月的薪金。一旦宣布复员，就会发给士兵一张保证他能返回家乡的运输证明和一本新的兵役证。

军官

“如果一个敌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不久他们就会看到我们苏联红军最强有力的回击。”——摘自1939年苏联红军野战条令

在苏联武装力量中，1943年以前没有正式使用“军官”这个词。在苏联红军建立的最初的年代里，担任指挥员（首长）职务的人员属于各类主管人员，按其所担任的职务分为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35年9月22日的命令，决定对指挥人员和主管人员实行军衔制。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7月24日和8月10日的命令，陆军中获少尉至上校军衔的指挥人员和主管人员，以及海军中获少尉以上军衔的指挥人员和主管人员开始被称为军官。

二战时期，苏联军官从完成8年学业的公民中挑选，年龄在18～23岁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要保证在政治上可靠（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同时他们也必须通过俄语、数学和地理考试。1941年，70%的军官是工人和农民出身，他们中只有极少的人接受过军事训练而且能力也很有限。步兵学校的学业为期2年，专业人员学期为3年。在战争期间，部分学校将学期缩短到仅有6个月。从学校毕业后，最好的学生会被晋升为少尉，并被分配到某一步兵或坦克单位，而其他的军官会被分配给后勤部队，在那儿他们必须去证明自已的价值。在军官的职业生涯中，军官必须要接受更多的军事和政治培训。任何一次晋升都要延长服役期，升中尉会延长两年，而升上校是四年。军官的晋升将由他的上级——一名政治委员来作出决定。为了获得晋升，党员证显然有助于其提升（在1943年，晋升军官中75%是共产党员）。1942年10月9日，苏军获得了足够的信心来取消政治委员，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的第307号命令，让他们担任主管政治工作的副指挥员，从而恢复了“统一指挥”，其中有12.2万人改任指挥员职务，并被授予相应军衔。

然而在战争期间，许多中尉、少尉尽管通过培训提升了他们的能力，但仍被认为水平不足而依然保持着低级军衔。在战后，通过前线学校提升了专业技能水平的军官成为了苏联具有知识和品行的社会精英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军衔的军官的关系是临时的，在任何交谈中都必须称对方为“同志”。

女军人

“战争让女人走开”这一千古遗训已越来越成为过去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女性勇敢地加入了军队的行列，这其中尤以苏联为甚。与当时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相反，苏联对妇女一贯高度重视。虽然在战争刚开始时，妇女主要从事医疗勤务和通信工作，但后来几乎在所有的武装和勤务部队中都能发现女性军人。事实上，由于1941年和1942年苏军骇人听闻的人员损失，苏联的兵源也越来越紧张，导致苏联政府不得不断然采取措施，动员最大数量的男性和女性。女性征兵范围是18岁到25岁没有子女的妇女，但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外，许多有子女的妇女也积极要求参军。

由于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也对女性开放，妇女已经接受过一些军事训练，允许把她们分配到高射炮、迫击炮、坦克和航空兵部队，其中一些部队则完全女性化。女性不仅从事后勤及卫生员等工作，甚至也组成了步兵部队，例如总数7000人，大部分由19～20岁姑娘组成的独立第1女子志愿步兵旅。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军中共有约80万名女战士。女军人为苏联赢得反法西斯的胜利同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有87名女性成为了“苏联英雄”，一半以上是死后追授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女英雄当属18岁的游击队员卓娅，她于1942年2月16日被追授为苏联英雄。还有30人的称号是战后授予的，例如1946年5月15日近卫第46航空团的6名飞行员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胜利二十周年时一次授予14名妇女苏联英雄称号，其中12人是追授。

军事院校

在战前，苏联严重缺乏军事干部，总共只有19所学院、10个地方高等院校附设的军事系和7所高级海军学校在培养高等和专科文化程度的主管人员。由于满足不了中级干部的供应需要，苏联扩大了中等军事学校网，从1939年7月至1940年12月，开办了77所中等军事学校。到1941年夏，苏联已有203所军事学校和68个进修班，共有学员30多万名。

军事院校是补充干部的主要来源，因此苏联通过军事院校来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开设的课程也包括语言、舞蹈和音乐。军事院校的名称采用军事或政党领导人的名字（伏龙芝、列宁、基洛夫、斯大林）命名。这些院校大部分位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其中最为著名的军事院校是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是一所遵照列宁的指示于1918年10月创办的工农红军总参学院，并于1921年8月5日改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5年10月，为了纪念逝世的前任院长伏龙芝，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更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1936年，为了培养高级干部，根据联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重组了总参学院，并于1941年以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命名，主要培训参谋人员和师级指挥员。在战争期间，该学院缩短了学制，其课程也紧跟前线的实际战略和战术，总共向部队输送了1.1万名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其70%的学员毕业后在苏联军事组织中担任了更高级的职务。

莫斯科同时也是许多高级军事院校的大本营：列宁学院负责政治教育，捷尔任斯基学院负责炮兵，古比雪夫负责工程兵，斯大林学院负责机械工程和汽车运输，伏罗希洛夫学院负责防化。1943年8月22日，苏联建立了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和纳希莫夫海军学校。这些学校培养青少年升入高等军事院校，允许年满10岁的战争孤儿入学。在经过七年学习并毕业后，这些学生会被授予少尉军衔。

战争爆发后，苏联严重缺少干部，为此，苏联对军事院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规定，高等军事学校和军事学校的学员一律提前毕业，还规定了军事学院的训练期限为6～8个月（各军种和专业兵种学院为8～12个月），军事学校为4～10个月。同时，苏联扩大了军事院校网和容量。在战争初期，陆军军事学校的数量由138所增加到了164所，学员编制数量增加了67%；空军军事院校的数量减少了，而保留下来的学校学员编制数却增加了11%；海军学校的数量和编制仍保持不变。到1941年底，在军事学校和各种指挥人员训练班学习的有53.45万人。1941年10月，各集团军举办培养步兵排长的少尉训练班和各兵种指挥人员的进修班网也显著扩大。1942年2月至4月期间，苏联开办了53个新的军事学校，在所有的方面军和军区举办了少尉训练班，在3月还举办了炮兵指挥员训练班。这些举措扩大了干部培训的规模。1942年，军事学校和训练班共培训出56.4万多名指挥和主管人员，但其中的许多人依然训练不足。随着战争形势向有利于苏军的方向转化，苏联对军事院校和少尉军官训练班的训练期限进行了延长。1943年，军事学院、军事学校和训练班为各兵种部队培养和输送了约36万名青年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陆军院校培养了12.5万多名军官。到1944年初，已经建立起了严整的干部培训体系。1944年，苏联军事院校共为武装力量培训了31.7万名军官。

苏联红军中的外国人

在战争期间，苏联陆续组建了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蒙古等国部队，还有自由法国的诺曼底-涅曼飞行团。1941年12月组建了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步兵营，并于1943年1月配属给沃罗涅什方面军；于4月29日组建捷克斯洛伐克第1独立步兵旅；12月底在莫斯科军区组建捷克斯洛伐克空降旅。波兰人曾在1941年9月到1942年2月间组建了6个师，总计75000人，但由于波兰政府的要求，于1942年夏被派往伊朗。1943年春，开始组建波兰塔德乌什·科斯久什科第1步兵师，该师编有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和1个坦克团及一些分队。同年底，组建波兰第1步兵军，其编制包括塔德乌什·科斯久什科步兵师、2个新建步兵师、1个炮兵旅、1个坦克旅及一些勤务部队和分队。1943年底，开始组建罗马尼亚图多尔·弗拉基米列斯库第1步兵师，及1个1200人的南斯拉夫营。苏德战场上，外国部队人数急剧增加，由年初的1000多人增加到年底的44000人。随着战争的进行和现实的需要，苏联于1943年成立了主管外国军队的特别司令部来处理苏联国土上的外国部队问题。到1944年夏秋，苏联红军中共有重新成立的6个波兰步兵师、3个波兰坦克旅、1个罗马尼亚步兵师、3个捷克斯洛伐克步兵旅和1个坦克旅、1个法国航空兵团。后来为警卫作战部队后方和交通线服务，在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领土上组建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挥的6个师，每个师5000人，其中蒙古人则有16000人。所有这些部队都按照苏联模式的编制与装备进行组建。

休息与休假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所有的休假都被取消了，仅有苏联英雄奖章获得者才会获得2个月的休假作为奖励，但大多数人都拒绝了。在三个月的高速推进之后，部队在前线和后方会得到一段休息时间。部队用这段时间来进行休整，包括进行人力和装备的补充，同时由政委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部队在休整的同时也在解放区吸收和训练新兵。

我于1941年8月6日被征召，并于1947年1月9日复员，在整个战争期间，除了仅有的一次去医院治疗我的四处伤口外，我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来自于罗谦柯·米凯尔·丹尼洛维奇上尉（Riabtchenko Mikail Danilovitch）的回忆。他曾在第399、第206、第149和第61步兵师服役。

薪金

苏联政府每月给士兵支付一次薪水，但他们几乎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笔钱，除非是在后方。全部或部分薪金也可以交给士兵的家属，但由于大量平民的转移和人员伤亡，有时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薪金就常常没有发给士兵。在未来某个时间，这名士兵可能会收到这笔延后支付的薪金。发给士兵的薪金是免税的，1943年，一名列兵的基本月薪是600卢布，下士是1000卢布，中士是2000卢布。同时还有一些特种补贴，包括作战部队、近卫部队、反坦克部队和坦克部队的作战补助费（基本工资的50%），伞兵的跳伞补贴（每次跳伞25卢布），以及获得某种勋饰的奖金。在战争期间，为了鼓励军人英勇杀敌，苏联也发放了一系列附加津贴，例如击落敌机奖金、击毁敌坦克奖金等。同时还有供养费，士兵供养超过60岁的父亲、超过55岁的母亲、伤病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以及16岁以下儿童也会获得相应供养费。通过发给军人家属的薪金供给证，这些薪金由家属所在地区的兵役局凭证发给。

葬礼

作为一项规定，士兵的葬礼伴随着一个仪式，苏共尽可能地通过这种场合来向那些为祖国捐躯的人表达最深的慈悲和谢意。然而在战争初期，由于国家面临的灾难突然降临，有大批死者未经确认就被埋在了万人坑。如果前线比较平静，那么死者会在一项简单的仪式中得到荣誉。除非死者的制服需要拿走重新使用，否则士兵在埋葬他之前会用他的大衣把他包裹起来。如果附近有村庄，村庄的墓地将被用来埋葬阵亡的士兵。由于共产党提倡无神论，所以这些阵亡的士兵将不会得到宗教的祝福。

陆军伙食

苏联士兵比较质朴，看起来粗劣的食物也容易满足士兵的需要，当然苏军也需要根据季节变化来对食物进行调节和改进。在1941-1943年期间，由于德军占领了苏联大片领土，尤其是对苏联粮仓乌克兰的占领，食品短缺一直是苏联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农村中的大部分男劳动力和技术设备被战时动员所调用，粮食生产问题也比较突出。在战争爆发后不久，苏军给养供应部制定了给养供应新标准。1941年9月20日经国防委员会批准，国防人民委员部的312号命令确定了14种给养定量标准，在前线与后方之间产生了区别。从这一天开始，部队和后勤人员实行有差别的给养供应标准。这些标准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保持稳定，并且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在执行新的定量标准的同时，还实行了食品替换表：当某种给养短缺时就进行替换。1941年9月，国防委员会作出决定，对方面军所属部队给养定额，取消按编制人数发放的制度，改为按实有人数发放，但不能超过规定的口粮数量。9月底，给养改为按月计划供应，规定了部队的给养储备量：卡累利阿方面军30个日份，列宁格勒方面军20个日份，其余各方面军及独立集团军为15个日份。由于不能保障供应，10月，苏联国防委员会作出一项新决定，规定原先只储备15个日份的方面军，在秋冬期间可增加到20个日份，但这个储备量仍不能保障在进攻战役中对各方面军部队的不间断供应。鉴于铁路、公路交通距离太长，1943年国防委员会决定，规定各方面军的给养储备一律增加到30个日份，而卡累利阿方面军则可储备40个日份。这个各方面军作战部队的给养储备标准一直执行到战争结束。

一顿饭通常由小麦汤、黑面包和一些猪油组成。有时还有洋葱、葵花籽或鲱鱼（小咸鲱鱼）。肉类在战争期间早已消失了，作为《租借法案》的一部分，直到美国提供了牛肉或猪肉罐头后，肉类才再次在战场上出现。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军队每天给我们750克面包，有时还有热水和一小撮面粉，依靠这些我们有责任在寒冷的环境中日夜坚持战斗。

我们不能洗脸或刮胡子，也不睡觉，但战士们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来自克拉夫琴科·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中尉（kravchenko vladislav nikolaievitch）的回忆，他当时是第57集团军第199步兵师第1惩戒排长。

我们吃得不好，我们一天仅允许获得800克面包，偶尔才有几个土豆。我们每晚都要艰难夜行7个小时，有时路很崎岖，甚至还要全负重行军。

摘自近卫第32师女军人萨巴达·玛丽亚·谢尔盖耶夫娜中尉（Sabada Maria Sergeinovna）的回忆录。

根据军人所属的不同种类，他们可能会获得额外的口粮，例如奶油糖或果酱。一名飞行员或一名侦察员会获得比一名基本步兵更多的口粮。

另一方面，有一种错误说法，认为苏军每餐都配有伏特加。苏联红军中的酒精饮品随着1942年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命令而出现。当部队不得不投入一场进攻的时候，一名政委就会发给每位参战士兵150克酒来痛饮壮胆。但有一项规定：伏特加酒只有军官才有资格饮用。当无水可用的时候，例如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期间，部队就喝克里米亚香槟来解渴。

纪律

指挥员的命令对下级来说就是一项法律，必须立即执行。——摘自野战条令

部队的纪律由士官、军官和部队所有政工人员来负责维护，同时还要归功于苏联不断的宣传。遵守纪律不是基于恐惧，而是作为对现政权忠诚的证明，是基于一种责任感、一种完全的信任并自觉服从于一位领导者的表现。士兵的士气同时由功勋和效仿的信念所维持，如果一名士兵在战斗中或在军营里表现出模范的行为，那么他就将成为别人的榜样。苏联红军的纪律制度也包括奖励和表奖刻苦钻研和认真履行职责的人员。奖励按渐进的顺序颁发，并始终需要政治委员的批准。奖励颁发时都伴随着由全体人员参加的一个仪式，以使尽可能多的人看到榜样的力量。奖励包括：荣誉称号、光荣榜、奖品（烟盒、手表、食品）、奖章或优秀战士证章。在战争过程中，苏联又引入了新的奖励办法，例如根据新的奖章或勋章而带来新的薪资奖励，撤消纪律处分，荣誉证章，增加养老金和伤残补贴等。

惩罚

懒惰或疏忽的士兵会受到惩罚，但也会对其以多种方式进行再教育，例如在他同伴面前或自我批评会议上接受审判。由于陆军部队经常由一座工厂、一个集体农庄或一个村庄来支援，所以通报批评会寄给他所在的工厂或集体农庄，他会受到党小组处分或者在部队报纸上被公开批评。如果士兵被发现不服从命令、攻击上级、浪费或盗窃，他会被处以劳役、延期外出、禁闭，或者被派往一个惩戒营并有可能失去他的军衔和奖章。奇怪的是，最严重的惩罚是从军队中开除。事实上，这种处罚会被写进档案，这名男子将永远无法获得一份国有企业的工作。一名男子如果被认为玷污了荣誉，会被由同衔级士兵组成的“同志审判会”审判。

苏联红军的法律制度很复杂，没有一部编纂法规适用于所有的轻重犯罪行为，也没有单一的机构去执行。惩罚由指挥人员根据军人的军衔来做出何种、什么程度的处罚。随着军衔的升高，其处罚职权也就越大。例如，一名班长或副排长能对他的手下进行警告、严重警告、私下训斥、惩罚一周不得外出或处罚一天劳役。一名连长则可以训斥他的所有下属，有权惩罚士兵六周不得外出，军士则是四周；对士兵处罚八天劳役；军士则是四天；禁止休假或关三天禁闭。

根据规定，所有征召军人和军官如果开小差或没有上级命令擅自脱离岗位都将被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财产，但在现实中，军官和应征军人怯懦、退缩或没有命令擅自撤退、帮助敌人和从事间谍活动也将被处决。

惩戒部队

如果是擅离职守，这名士兵会失去军衔、奖章，并被派往惩戒营呆6～24个月，并且这个污点会被写进他的服役档案。每个师都有一个惩戒连，由经过挑选的正直的并且在政治上可靠的军官和军士领导，然而有时也由受惩罚的各种军衔的军人来担任这些连队的指挥职责。1944年，这些惩戒连变成突击连，并且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第一批惩戒营于1942年8月组建于东北前线，最后的突击连组建于1945年1月，用于维斯瓦河-奥得河攻势。这些惩戒部队是根据1942年7月28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著名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27号命令而组建的。这个命令非常残酷，但在1942年夏季的特殊环境下，发布这一命令也是迫不得已的做法。

227号命令简而言之归结为以下几条：

1.无条件地消除退却的情绪。

2.无条件地撤销听任部队擅自撤离阵地的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并解送大本营交军事法庭审讯。

3.在方面军中成立1～3个（视情况而定）惩戒营（每营800人），派中级和高级指挥员和相应的政工人员前去任职……

其中关于惩戒部队的使用也作了决定：

在集团军内成立5～10个（视情况而定）惩戒连（每连150～200人）——把他们放在集团军的困难地段，使他们可以用血赎回自己对祖国的罪行……

通常情况下，普通犯人会被立即押往这些惩戒部队，在那儿他们会设法犯下新罪行，希望被重新送回监狱，因为在监狱他们会有更好的生存机会。由于是“特殊营”，组成惩戒营的人员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惩戒营人员当中也包括一些少数民族，例如伏尔加德意志人，以及曾生活在占领区的新兵和逃脱回来的战俘。

1942年，我被派指挥第57集团军第1惩戒连（当时是第60连），这个连由试图逃避被动员的人和被抛弃的胆小鬼组成。然而大多数士兵知道他们的工作，但没有人变得神经崩溃。其他人是直接从监狱中放出的普通罪犯和“补偿背叛祖国“的人，这些人是危险的，他们敌视苏联政权并且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

来自中尉克拉夫琴科·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Kravchenko Vladislav Nikolaievitch）的回忆。

1940年，从芬兰遣返回家的战俘被送往集中营，并通过了严格的审讯。1941年，斯大林下令对一切投降行为都将处以死刑。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1年8月16日第270号命令：

我命令：

1.凡在战斗中撕下肩章的投降者即为最可恶的逃兵，其家庭成员因违背军人誓词、背叛祖国应予逮捕。此类逃兵应就地枪决。

2.凡陷入包围者应战斗到底，冲出重围回到我方。凡屈膝投降者，应以一切手段予以消灭。对投降的苏联红军战士家属，应剥夺其享受的国家补贴和救济。

3.凡英勇果敢的人员，应予积极提升。

此命令应在一切连队、航空兵分队、炮兵连队中宣读。

苏联军事条令并没有关于被俘的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规定，但普遍的看法却是被俘不只是耻辱的，而且是事实上的背叛。斯大林认为，对任何一个被俘过的人都不能信任，除了隔离队以外，他还亲自批准建立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集中营来“审查”突围归来的人员。在战争头几年，苏联建立了相当多的这类集中营，档案留下了斯大林的以下批示：

贝利亚同志：

我不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三个集中营来审查后撤部队的问题。

约·斯大林
1942年8月24日3时35分
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

有大量归来的战俘被送进集中营，并被判处10～20年刑期，其中一些人就死在了集中营。

我是海军步兵第142旅的一名军医。我受了伤并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期间被俘。我和其他的女兵一起被押往一个德国的战俘营。1945年初我逃跑了，继续战斗，仍旧履行军医职责直到5月份。回来后，内务人员委员部对我进行了审问，因为他们想知道我是如何被俘的，以及战俘营内的情况。在此之后，很长时间不允许我作为一名医生工作，我成为了一名助产士。

来自盖多科娃·保利娜·瓦西里耶夫娜（Gaidoukova Paulina Vassilievna）的回忆。 Qso02PeA3HK7xo/9GdSGnDZyIfvQUxHElyd2dgYrtcM+yd7EhFaqML/Pp0V/vf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