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塞林（Albert Konrad Kesselring）元帅可能是二战时期最被低估和忽视的德国将帅之一。就军衔和地位来说，凯塞林应是德军“精英群体”的主要代表，他在战时被下属称为“阿尔贝特大叔”，也被对手唤作“笑口常开的阿尔”，在西方和轴心国的老百姓中都是名声响亮的“当红人物”。凯塞林被认为是卓越的组织管理者和战术家，但缺乏曼施坦因的战略眼光和赫赫声名；他是德国空军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既担任过空军参谋长，也曾率领第1和第2航空队弄潮于闪电战，但其光彩却被古德里安等装甲战将的风头完全盖过；当他以元帅身份出任地中海战场总司令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风头正健的隆美尔身上，而当北非战局急转直下时，他却因与隆美尔在个性和方略上的矛盾而屡受指责；凯塞林具有军人罕见的外交才华和斡旋协调能力，在意大利政府与军界左右逢源，却被希特勒表面上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理想主义者和军事乐天派”，私下里不客气地指责他“太软”；永远微笑面对困难的凯塞林深受下属官兵的拥戴，却因总是乐观地对待危局和险境，无形中使其他将领显得既怯懦又无能，从而引起他们的反感与恼火；凯塞林的名字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萨勒诺、卡西诺和安齐奥等战场息息相关，虽曾竭力保护亚平宁半岛的文化珍宝，却在战后被指控纵容下属屠杀游击队和无辜平民，并曾因此被判死刑。

美军首席战史专家马歇尔（S.L.A. Marshall）准将在为凯塞林的回忆录作序时曾写道：“……凯塞林是个有多重身份的复杂之人。没有任何德军高级将领像他那样在一次战争中承担过如此多的重大职责，也无人像他那样获得过众多相互冲突的声誉。总司令！被绳之以法的战犯！希特勒的追随者！不带偏见的战士！取决于人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他可以被视为能力卓越的领袖、军事上的胡乱插手者、重罪犯、可敬的对手、军事组织天才、糊涂慌乱的执行者、勤勉工作的老马，甚或圣经中的女人——所有这些称号，甚至更多的称号都能加到他的头上。”

军旅生涯长达40余年的凯塞林出身于炮兵，一战中先在炮兵团服役，后成为参谋本部军官。凯塞林一战后曾长期供职于参谋本部（公开名称是“军队办公室”或“部队局”），很受器重与赏识，曾被称作“总司令塞克特的参谋长”，为两次大战期间陆军的组织、发展以及武器装备的研发作出过显著贡献。1933年，凯塞林离开陆军，成为帝国航空委员会的行政主管，负责预算管理、人事、基建和后勤等多方职责。作为新空军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在1936至1938年担任参谋长。二战爆发后，凯塞林作为航空队指挥官参加了波兰和法国战役、不列颠空战以及苏德战争的初期作战。凯塞林还曾长时间担任地中海战场总司令，1942年6月的北非大胜、1943年7月的西西里岛成功撤退中都有他的功劳。从1943年夏至1944年末，凯塞林在意大利战场上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统兵能力和战术才华，率领德军进行了长达800英里的撤退作战，由于长时间成功地阻滞盟军，他赢得了“在防御和撤退方面体会甚多”的英美将领们的认可和尊敬。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当西线德军面对潮水般的英美盟军溃败不止时，凯塞林奉命出任西线总司令，直到最后一刻还往返奔波于各个战场。曾有史家称，“在控制部队方面，古德里安、隆美尔和凯塞林是最顶尖的三位德军将领。” 实际上，脸上时常挂着笑容的凯塞林不容任何人挑战其权威，他时常斥责那些乞求放弃地盘后撤的军师长或集团军指挥官，没有人能够两次违背他的将令——第14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 （Eberhard von Mackensen）上将曾不愿把将一个师增援给另一个集团军，结果被凯塞林毫不犹豫地解职；萨勒诺战场上的第16装甲师师长西肯纽斯少将，在执行反攻命令时略有迟缓，也被凯塞林无情地解职，尽管该师刚以一师之力挡住了美军第5集团军长达4天的进攻。当然，最让凯塞林无可奈何的是隆美尔。隆美尔和古德里安等人的显赫名声基本来自于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时代，都以进攻能力而著称，而凯塞林的经历则与莫德尔的相似，都是在困难的潮落阶段肩负起重任，在全线崩溃的前夜试图逆转颓势，以防御战中的出色表现帮助第三帝国苟延残喘。

凯塞林的战斗生涯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终止——1947年，当他被威尼斯的英军军事法庭审判时，他宣称要为国防军的荣誉进行最猛烈的辩护，并将“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视为自己的最后一战和终极历史任务”。凯塞林被判死刑后，英军将领们立即发出了不满的声音，纷纷要求为他减刑，一些英美政客和教会代表也奔走呼号，力争将他早日开释。后世史家们称，凯塞林由此变成了“最后的战士”和数百万老兵的“精神领袖”。而老兵们认为，盟军的战犯政策等于否定了他们投入战争的“正当理由”，因而把个人期许和身份认同都与凯塞林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把拯救凯塞林视为一个荣誉问题，一个重塑老兵形象的良机。他们不遗余力地四处活动并向政府施压，宣称是否释放凯塞林代表着“西德和国际社会对老战士的态度与政策”。在冷战铁幕笼罩的时代，面对多方压力的英国出于把西德纳入欧洲防御体系的考虑，于1952年释放了凯塞林。这当然被老兵们视为一大胜利——以凯塞林重获自由为契机和标志，老兵们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卸去了套在身上的枷锁，洗白了身上的罪行，成为一个个“体面的德国兵”。前国防军变成了“既遵守战争法则又干干净净的国防军”，杀俘、屠杀犹太人和无辜平民的罪行统统都是党卫队或仇视社会者所干的。姑且不论凯塞林是否打赢了“最后一战”，他对战后德国政治和民情舆论的深远影响，恐怕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早年岁月：
“塞克特的参谋长”

1885年11月30日，凯塞林出生于巴伐利亚州下弗朗科尼亚（Lower Franconia）地区的马克特施泰夫特（Marktsteft）。他在战后称自己的先祖是骑士切策尔林奇（Ouscalus Chezelrinch），后者曾与横行匈牙利的东方游牧民族阿瓦尔人（Avars）作过战。 有研究者认为没有证据支持凯塞林的说法，“这可能是他为抬高出身而散布的神话”。 凯塞林的父亲卡尔 （Carl Adolf Kesselring）是个颇有能力的小学教师，母亲与父亲是远房堂兄妹，他们共育有三子一女，阿尔贝特是最小的儿子。凯塞林一家于1897年迁往拜罗伊特（Bayreuth），父亲稍后在皇家巴伐利亚师范学院供职过一段时间，并于1898年被撮升为拜罗伊特市学监。

凯塞林在拜罗伊特著名的埃内斯蒂农 （Ernestinum）文理学校度过了中学时代，除体育和绘画外，他在许多方面都显得资质平庸——数学、物理和历史成绩尚可，拉丁文和希腊文非常普通，但据说在英语和意大利语下过很大功夫。学校的评语曾说：“凯塞林成绩一般，判断上有些优柔寡断，思考问题略显迟钝，容易气馁慌乱。脾气很好，为人正直……行为举止安静体面。” 在拜罗伊特读书期间，年轻的凯塞林无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思潮的影响，他首先视自己为帝国的子民，其次才是巴伐利亚的儿子——当1904年他参加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时，作文写的就是如何把对帝国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对巴伐利亚的“爱国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 到取得毕业证书时，凯塞林身上已展示出教师之子的一些典型特征，比如勤奋守纪、富有进取心、渴望成功等。另外，凯塞林的家教非常严格，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普鲁士人之家，严厉的父亲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中产阶级地位，在子女的成长阶段就着力培养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父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子女成年后自由择业，但要求他们都成为所选职业中的领军人物。

在凯塞林高中毕业时，父亲曾希望他上大学，但他的志向却是成为军人。凯塞林自己战后曾回忆说：“……我想成为军人，事实上早就有志成为军人，回顾起来，可以说我全身心地盼望着成为一名战士。” 虽说父母同意他加入巴伐利亚陆军并寻求成为一名军官，但由于家庭既无从军传统，又缺乏足够的财力和有力的关系，凯塞林只能于1904年7月20日以“士官生”（Fahnenjunker）身份，在梅斯要塞加入第2巴伐利亚要塞炮兵团。当年10月底，凯塞林晋升为下士，次年2月成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Fähnrich）。从1905年3月1日起，凯塞林一直在慕尼黑军校学习，并于1906年3月8日被授予少尉军衔。这时的凯塞林对自己能够跻身于巴伐利亚军官团无疑非常自豪，因为巴伐利亚陆军的任职制度比普鲁士军队更严格，要求候补军官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而后者只要求有中学学历和军校经历即可。普鲁士军校里当时充斥着大批没落贵族子弟，而巴伐利亚军校80%以上的学员来自上层社会，15%至18%的学员出身中产阶级，而其中又约有7%出自教师之家，贵族的比例不足9%。 相对于保守封闭的普鲁士陆军而言，巴伐利亚陆军更具资产阶级化倾向，加上重视培养年轻下级军官，一时吸引了大批优秀青年。

凯塞林服务的炮兵团是个典型的要塞炮兵团（德军的要塞炮兵大致对应于英军的守备炮兵或美军的海岸炮兵，负责固定的炮兵设施与重炮，如岸防炮、防空炮、攻城炮和臼炮等），除装备各种大口径重炮外，还负有改进火炮和射击技术的职责。凯塞林在这里掌握了各种炮兵装备，并在探访普法战争战场的参谋旅行中表现出敏锐的战术意识。其才华很快引起了关注，团长迈尔（Otto Mayer）在1909年1月1日的考评中写道：“凯塞林少尉在年轻军官中是最优秀的，所有迹象都表明他的前途将远在众人之上。” 1908年9月至1910年4月，凯塞林被送往慕尼黑炮兵与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有关方面甚至考虑过把他调到学校任教官，因为他被认为是“对战术和技术的交互作用具有深刻理解的专家”。1912年6月，凯塞林还接受过侦察气球观察员的培训（据说他曾非常入迷），10月时又成为炮兵团1营副官。一路顺风顺水的凯塞林于1913年10月晋升为中尉。上级对他的表现也是好评不断，诸如“责任感强”、“可靠坚韧”、“理解力强”、“刚毅且充满活力”等。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有考语称他“对下属有权威，态度坚决果断、公正，但与人为善”，“对上级圆通得体、谦虚有礼”。被夸得花一般的凯塞林却出人意料地一直没有申请进入战争学院（从而加入令人艳羡的参谋本部军官团），这段学习受训经历的缺失将成为他日后仕途的一块硬伤，尽管他战后曾一再声称，自己早就在实战中学会了参谋军官应具备的一切知识和技能。

凯塞林的一战经历远不如隆美尔、舍尔纳等摘取过蓝色马克斯战功勋章的元帅们那样出彩，他虽然获得过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及一些巴伐利亚军队的勋饰，但基本上是在副官和参谋岗位上度过了一战岁月。一战头几个月里，他曾在梅斯和南锡参加过突破法军防线的作战，但从1914年底至1916年，他不是担任营团级炮兵单位的副官，就是担任炮兵旅副官或负有特别使命的军官（1916年5月19日晋升为上尉）。巴伐利亚第3炮兵司令部指挥官克雷佩尔（Otto Kreppel）少将，曾在1917年1月1日的考评中写道：“凯塞林有很强的理解力和决断力，自学生时代起他就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意志力和韧性，他精通战术、特别是炮兵战术，社交方面也很有风度……但他有个迄今尚未弥补的缺陷，即没上过参谋学院。担任过高级副官也只能部分地弥补这个缺陷，尽管他在每一方面完成的都是参谋本部军官的职责。” 这份考评之后的3月6日，凯塞林被调入克雷佩尔的司令部任副官，而且很快得到了检验自己胆识和应变指挥能力的机会。4月9日，在史称“阿拉斯战役”的作战中，英军一度曾撕开德军防线达12公里。此刻，身处前沿的凯塞林表现出了无畏的气概和优秀的指挥能力——他不知疲倦地在战壕间奔走和鼓舞士气，亲自操作侦察气球侦察敌军动向，向前线部队传达清楚且符合实际的指令，不仅避免了防线的崩溃，还设法及时堵住了英军突破口。这次战役后，凯塞林再次受到克雷佩尔的称赞，第3皇家巴伐利亚师师长温宁格尔（Karl Ritter von Wenninger）也在当年5月19日的报告中称：“凯塞林虽然没有在前线战壕里呆过，但他拥有参谋本部军官应具备的所有品质、能力和必要的知识，特别是他对各种武器的理解非常透彻。他绝对适合在前线部队的参谋部任职。” 第2皇家巴伐利亚军军长施特滕（Otto von Stetten）也在6月明确表示赞同师里的荐语。

凯塞林于1917年11月24日被调往东线的第2巴伐利亚后备师师部，接受参谋军官训练的同时，还在杜纳（Duna）参与了与苏联签署停战协议的谈判，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东线任职。与苏维埃士兵委员会代表的接触，给他留下了难忘的“恶劣印象”——他认为苏军士兵非常粗鲁，对军官不够恭敬。当然，他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对方是由士兵委员会出面谈判，也无法想象官兵平等的真正含义。转年1月4日，凯塞林回到西线的巴伐利亚第2军军部任参谋，4月15日，他又被调回第3军继续担任参谋，一直任职到一战结束，甚至停战后还负责该军的遣散复员工作。1918年8月，第3军军长格布萨特尔（Ludwig von Gebsattel）在称赞凯塞林“众所周知的组织能力”时，进一步指出：“……尽管参谋军官凯塞林的战术才能尚未得到实战的充分检验，但鉴于他在准备一次大攻势时所做的参谋和准备工作，他有资格成为一个师的首席作战参谋。” 不过，军长在考评的最后又加了一句：“由于缺乏足够的前线经历，应在不远的将来派他去一个营指挥一段时间。”

凯塞林战后忆称，自己在一战停战后曾一度萌生了另谋职业的想法，甚至还与妻子一起拿着报纸满大街找工作，只不过由于上级的坚持和挽留，他才留在巴伐利亚第3军军部负责复员安置工作。大约在此期间，由于见解上的差异，凯塞林与负责监督复员安置的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不仅“言行不谨”，还拒绝执行自认为毫无意义的命令。这件事致使凯塞林被短期关进囚笼，对其军旅生涯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凯塞林曾说这段经历比1947年的受审“还令他感到屈辱”。第3军参谋长当时曾写道：“……凯塞林在这一特定事件中表现得顽固，未能展现出必要的慎重。他一旦形成某种认识，就会顽固地坚持，结果导致灵活性不足，常常对工作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 时任第3军军长策尔纳（Eugen Ritter von Zoellner）在1919年8月14日的总评中写道：“……凯塞林是一位具有出色的业务技能和上进心的优秀军官，但由于长期在参谋岗位任职，他养成了高估自己的习惯，有时不能认识到部队为执行上级命令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这位将军相信，让凯塞林下连当连长将为他带来莫大的好处。“等充分证明了自己后，应把凯塞林调回参谋本部。”由于这一考语，凯塞林在1920年2月成为第24炮兵团的一名连长，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放逐”。尽管军旅生涯出现了危机，但他并未消沉，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克服缺陷，也把此番经历作为证明自己的机会。1922年10月1日，凯塞林接到了去帝国国防部报到的命令。

曾有史家这样总结过凯塞林到此刻为止的军旅生涯：“……年约35岁的凯塞林正展示着几十年后将成为其个性标志的一些特质。那个平庸内向的学生已成长为出色的军人。他勤奋、自律，同时还是个举止不凡的热诚之人，当然他可能在某些方面也间或表现出一种夸张的自信。作为炮兵，他对合成武器有着深刻的理解，也是一名出色的组织者，但他还是典型的参谋军官，很少目睹或亲历前线的单调乏味与冷血无情——而正是这种经历把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推向了左或右的极端。充斥着中产阶级的巴伐利亚陆军的‘民主化倾向’，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一位了解他的意大利观察者后来曾说，‘受过良好教养的巴伐利亚人凯塞林有着令人愉悦的行为举止，既没有他的普鲁士同僚那种令人齿冷的傲慢，也没有隆美尔那种粗鄙的自吹自擂……’这位观察者还认为凯塞林热心于追逐军旅职业的攀升——20世纪20年代，凯塞林已跻身于德国军事精英的群体，与勃劳希契、勃洛姆堡、塞克特、阿尼姆、施珀内克和约德尔等都建立了密切关系……”

凯塞林上尉作为“最优秀、最有前途”的少数军官，被战后国防军的唯一权威塞克特召到国防部任职。从1922至1929年的7年里，凯塞林在“军队办公室”以及国防部的各种职位上获得了宝贵的经验。1924年4月，他在“陆军训练总监部”任职时，部长就是后来任希特勒首任国防部长的勃洛姆堡。1925年2月1日，担任上尉长达9年的凯塞林晋升为少校，10月1日，又被塞克特任命为自己的首席参谋军官。凯塞林战后曾回忆说，在塞克特身边的日子是自己军旅生涯中最关键、最值得回忆的经历。他对精明能干的塞克特评价极高，而他自己也凭借才华和能力成为后者最信赖的少数军官之一。凯塞林从塞克特那里学到了对待下属的方式——毫不留情地要求下属全力以赴，但一旦任务明确，便放手让下属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除偶尔在讨论中旁听和指点一二外，基本不干预下属的工作进程。凯塞林战后还不无骄傲地声称，他的办公室就是参谋本部的例会场所，塞克特会时不时地坐在角落里旁听军官们激烈辩论，偶尔也根据自己宽广深厚的经验，给出一些高明的指点和评论。

1926年9月末，塞克特因允许逊位德皇的长孙参加秋演，被指责为试图帮助霍亨索伦王室复辟而被迫辞职。10月9日，他向凯塞林等军官发表了告别演说：“……我向你们、所有同志和国防部同仁致以最诚挚的祝愿……我衷心希望，当你们有朝一日离开这里时，也能带着我今天的这种感激和信心离去。屋外的世界正被金秋渲染得光彩夺目、华美无比，这正是离开的好时候。我能以最真挚的感激之情，回首我的军旅生涯中明媚的春天和丰实的夏天。秋天到来时，我看到了自己的辛勤耕耘结出的果实——年轻的军队。今天，我满怀自信地放下工作。先生们，我想对你们说：‘当严冬笼罩着幼苗之时，越过坟墓——前进！’” （最后一句为歌德的诗句，塞克特非常喜爱这句话，在数日后向国防军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中仍以此结尾）

不知是否受到塞克特去职的影响，凯塞林也在这个10月离开参谋本部，调至直属陆军总司令的“陆军总务局”（Allgemeines Heeresamt，这个名字直到1934年才被正式启用）。这是负责征兵动员、组织训练、研究开发和军事设施建设的重要部门，凯塞林在这里充分磨砺了自己的行政管理和组织能力：他被委任为“陆军节俭委员会”主任，负责减员增效和精简开支；他处理预算、后勤和法律事务，对国际法方面也有所涉猎；他主持制定了整套的武器采购程序——从参谋本部提出要求到厂商竞标，从设计研发和样机问世，到军方接受和拟定投产合同，再到列装部队等，这套程序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

1929年4月，凯塞林来到慕尼黑第7军区 （即第7步兵师）担任首席作战参谋。次年2月，他晋升为中校，并于当年8月被调至陆军人事局工作。至此，他在陆军总司令直属的所有重要部门（参谋本部、总务局和人事局）都有或长或短的历练，这种完整的履历在德军中恐怕算得上凤毛麟角。1932年2月，凯塞林再次被调往基层部队任职，担任第4步兵师第4炮兵团3营营长。当年10月，凯塞林晋升为上校，这是他在陆军取得的最高军衔，因为其军旅生涯即将发生一次重大转折。

新空军奠基人·航空队
指挥官·越级晋升元帅

1933年1月底希特勒上台后，立即把加快军备重整，尤其是发展空军和装甲部队作为军事领域的国策。凯塞林在当年9月准备重返国防部工作时，意外地得知自己将从陆军退役，而后以平民身份调入帝国航空部。他这时的感受肯定是复杂的，他刚完成了炮兵团长的任期，很有希望晋为少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戈林正竭力把空军建成与陆军和海军平起平坐的独立军种，这个新军种当然能提供比陆军多得多的晋升机会。凯塞林在回忆录中称自己对到空军任职并不特别兴奋。恐怕他只说出了真相的一半，后来他曾坦言：“……作为德国空军的一员，我们在总司令大权的庇护下，得到了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内的所有阶层令人愉悦的尊敬。”

凯塞林在参谋本部时，曾在塞克特领导下主持过一些与空军相关的秘密试验，包括1923至1924年在苏联境内秘密建立飞行员训练基地等。有史家称，塞克特亲手遴选的大约60名参谋军官是“参谋本部培养出的最精致的产品”，而凯塞林和韦弗（Walter Wever）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佼佼者——这两人处事老练、举止有度、能力过人，塞克特离职前就认为他们两人将是创建未来空军的不二人选。1933年10月1日，韦弗和凯塞林等四名参谋本部军官被调到航空部，前者不久后成为首任空军参谋长，凯塞林则担任了行政总管。凯塞林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在新空军的组建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负责预算和诸多行政后勤事务，此外，建立机场、军营、飞行员训练和战机生产等也在其职权范围内。不过，繁忙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半年后，凯塞林晋升为少将，两年后又成为中将。

1936年6月3日，韦弗中将因飞机失事身亡，凯塞林被戈林任命为继任参谋长。有后人曾指出，空军参谋长凯塞林以自己的影响力“解决了”德国空军在战略和战术上的争论。韦弗生前曾与一些将领认为，空军应着力成为拥有远程轰炸能力的战略空军，而凯塞林觉得空军应朝着能密切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术空军发展，应该重点生产和列装Ju-87等既能实施精确打击，又相对廉价的战机，而不是韦弗等主张的技术复杂、成本高昂的战机。有后人称，炮兵出身的凯塞林“扼杀了”韦弗建立“战略性轰炸力量”的企图，是“对二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重大决策失误，他和戈林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或许是一种误解，近年的研究表明，韦弗在丧生前的1936年5月即已决定，把生产重点从四发重型轰炸机转移到双发中型轰炸机上。他认为这些速度更快、能更经济地大规模生产的中型轰炸机，足以满足作战需要和支援陆军的角色。 韦弗的意外身亡使他没有来得及在决议上签字画押，“不幸的差事”落在了凯塞林头上——1937年4月29日，凯塞林在戈林的支持下，取消了“容克斯”Ju-89和“道尼尔”Do-19等四发重型轰炸机的生产计划。

德国卡通画家于1935年所绘的漫画

据信摄于1937年的某次演习期间

凯塞林在任内还理顺了参谋长与空军总司令的关系。由于戈林身兼总司令和航空部部长，其副手、航空部国务秘书米尔希认为自己才是凯塞林的顶头上司。凯塞林对此并不买账，试图游说戈林限制权势日大的米尔希，双方随即发生了一系列严重冲突。当米尔希任命乌德特担任首席技术军官，借此把战机研发和生产的领导权从凯塞林的领地里夺走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点。凯塞林战后曾说，由于不愿意在与米尔希的冲突上浪费时间，同时也为了避免分裂，他请戈林解除自己的职务并允其退役。戈林批准了辞呈，但拒绝让凯塞林退役，反而在1937年6月1日晋升他为航空兵将军，令其出任空军第3军区指挥官。戈林还暗示自己将寻机剪除米尔希过于丰满的羽翼。凯塞林辞职的次日，空军便发布命令，在限制各级官员权限的同时，正式确立了参谋长向总司令直接负责的制度。应该说，凯塞林在与米尔希的争斗中并未处于下风，他的空军军区涵盖包括柏林在内的西里西亚、萨克森和中部的广大区域，无论如何都很重要。

1938年4月，凯塞林成为空军第1集群指挥官。他十分熟悉陆军和空军的作战理论与战术，对于空军在支援地面战事中的角色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他又是个天分很高的领导者，乐于接受新的观念和技术，并主动寻求适应新环境。他为树立权威并赢得新一代飞行员的尊重，早在1933年就学会了驾驶飞机，还经常笑容可掬地飞到各机场和联队嘘寒问暖，在空军官兵的眼中，凯塞林无疑是他们的“自己人”。

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爆发前夕，空军第1集群升格为第1航空队（拥有1105架各型战机），除了保护柏林和消灭波兰空军外，凯塞林的任务主要是支援博克上将的北方集团军群。为此，他的航空队将在摧毁对手的空军和地面支撑体系后，迅速转入近距离地面支援角色。不过，德军最初两日的作战并未完全实现目标，主要原因是波军把战机从脆弱的前沿机场都转移到了后方——德方于9月3日即宣称波兰空军已不复存在。实际上，波军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在9月16日前，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地面德军的打击和骚扰。虽然早早取得了制空权，但德国空军付出的代价也可谓不菲——3周内就有285架战机被摧毁，279架战机无法修复。凯塞林在这场不对称的战争中表现不俗，他经常驾机与战斗机编队一起飞到敌后，有时评估对手的抵抗能力，有时了解作战联队的表现，有时纯粹是去给官兵们加油打气。凯塞林高度重视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他曾在回忆录中说：“……我并非博克的下级，但在地面战术的所有问题上，我都自愿服从他的命令。”这种密切配合自然是凯塞林推动战术空军的真实写照，也是其作战思想的一大标志，收获的显著战果更为他在9月30日赢得了一枚珍贵的骑士勋章。

波兰战役后，凯塞林曾留在波兰负责建立“帝国新版图”的防空体系，但很快又在1940年初调往西线，从费尔米（Hellmuth Felmy）手中接过了第2航空队的指挥权——费尔米将军及其参谋长卡姆胡伯上校刚因一起泄密事件被解职，这使凯塞林又有机会在即将到来的法国战役中为博克提供支援，同时，再次证明自己执行地空协同的闪电战的能力。5月10日，凯塞林航空队下辖第4和第8航空军、第2防空军和第2“特种任务”航空军（即施图登特的空降部队），拥有1836架战机，其中1285架可参战。 博克的B集团军群在法国战役中负责进攻比利时和荷兰，着眼于将英法盟军吸引至侧翼，为从阿登山区突破的A集团军群包围对手创造条件。由于空降部队将以伞降、滑翔和机降等方式，提前夺取B集团军群装甲矛头进军道路上的机场、要塞、桥梁和十字路口，所以凯塞林比在波兰战役时更多地参与了地面战事的计划，面对的也是一项规模空前的任务。许多在现在看来普通不过的问题，比如在保持突然性的同时准确地把空降力量分批次安全运往战场，就当时而言都是先驱性的工作，世界各国都没有大规模使用空降部队的经验，就连德军自己也从未在演习中尝试过。凯塞林不仅要计划和协调空降作战，还要负责夺取制空权的空战，并为装甲矛头提供近距离支援，所有这些任务都绝非易事。他很担心地面部队不能及时与空降部队建立联系，缺乏重武器的伞兵夺取要塞或桥头堡后，如果没有跟进部队的支援，根本无力抵挡坦克和重炮的反击，只能束手就擒或被全歼。为此，他向博克及其军师长们反复强调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凯塞林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后来的战事发展证明了其先见之明，只不过，协同作战中的失误和不足都被德军闪电战大胜的光环所遮掩了。

摄于1939年的波兰

摄于1940年3月

摄于1940年上半年

战事发起后，装甲矛头的锐利大大超出了希特勒的预期，他时不时地在大胆突进和犹豫不决间摇摆，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世人皆知的盟军敦刻尔克大撤退。出于种种原因，希特勒命令装甲部队止步，把消灭敦刻尔克盟军的重任交给了戈林，戈林则将这个检验空军能否独自消灭地面部队的任务交给了凯塞林。凯塞林曾表示反对，他倒不是觉得地面部队比航空兵更适于完成这种任务，而是因为他的航空队战损非常严重（如第4航空军可投入的战机只有2周前的50%至60%），飞行员们也相当疲惫，除第8航空军以法国康布雷—圣康坦为基地外，其余的单位都部署在本土西部，距离敦刻尔克较远。此外，英国皇家空军仍在坚持不懈地向德军进攻。凯塞林明知不可能，还是以其惯常的服从作风竭尽全力——5月26日至29日间，第2航空队向敦刻尔克港口、码头和海军目标发动了连串攻击，30日，因天气恶劣休战一日，从31日起，又收拾“余勇”，重点攻击盟军集结地和登船处。不过，天不灭英法盟军，持续的糟糕天气限制了凯塞林集中使用战机的能力，30余万盟军陆续撤离了敦刻尔克，不知留给德国的陆军将领们多少遗憾和叹息，又使“戈林的空军”遭到了多少指责和嘲讽！

仅就军事而言，40天里将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打得丢盔卸甲、举手投降，不能不说是一次辉煌大胜。1940年7月19日，9位陆军上将和3位空军将领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跻身其间的凯塞林尤为引人注目，因为他是以航空兵将军军衔，越过上将后直升元帅的！论功行赏本无可非议，但显然没有人能比希特勒更了解如何维持将领们的忠诚。有德国史家在2000年曾针对凯塞林的这一撮升发表评论：“……相较于对贵族将领们的态度，希特勒格外尊重中下阶层出身的巴伐利亚人，他在赞赏这一群体在技术上的卓越绩效的同时，特别欣赏他们那几乎变成谄媚的、行尸走肉般的服从。” 虽然这位史家使用了可以理解的词汇，但在1940年7月，凯塞林无疑展示出他不仅有能力细致周到地计划和执行空降作战，也能高效地协调近距离支援和夺取制空权。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充满勇气、乐观且称职能干的指挥官，非常适应他所参加的进攻作战。

摄于1940年夏

摄于1940年9月的不列颠空战期间

法国战役后，凯塞林航空队移驻法国西北部、比利时和荷兰的机场，准备参加不列颠战役。德国空军进攻英国的战机约有2800架，除挪威的第5航空队仅有190架外，其余的2600余架战机大约都被凯塞林的第2航空队和施佩勒 （Hugo Sperrle）的第3航空队平分了。在总体战略上，凯塞林为保持无敌的神话，避免遭受过大的损失，主张在地中海区域打击英帝国的海外领地，而施佩勒则力主打击英国的港口和运输线。结果，戈林和希特勒更青睐施佩勒的方案。凯塞林虽有所保留，但一旦决议形成，他还是以高于他人的热情全力以赴。在攻击重点上，施佩勒要求通过轰炸来铲除对手的防空体系，凯塞林则主张直接攻击伦敦——或以轰炸迫使英国屈服，或诱使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进行决战。戈林对两员主将的分歧没有明确意见，他的全部要求就是“以闪电战方式在5天内占据空中优势，13天里夺得制空权”。

不列颠空战的初始阶段从7月10日延续到8月8日，凯塞林手下的斯图卡轰炸机联队向英吉利海峡中的船只发起了多轮攻击，战斗机部队也与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激烈的格斗。一旦封锁英吉利海峡的任务完成，德军准备于“鹰日”发起夺取制空权的攻势，凯塞林航空队为此集中了西线最多的战机（超过1600架，其中战斗机764架、轰炸机821架），但8月13日的恶劣天气挫败了凯塞林精心准备的攻击计划。此后一周里，德军损失了358架战机（另有102架受损），斯图卡轰炸机的损失尤为惨重，不得不陆续退出战场，双发重型战斗机（被戈林称为“铁甲军”的驱逐机）部队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得不减少参战单位的数量。8月19日，戈林命令施佩勒把他的多数单发战斗机移交给凯塞林，第3航空队改为进行夜间轰炸，凯塞林航空队则承担绝大多数的攻击任务，他也根据戈林的严令，要求下属战斗机单位必须为轰炸机进行捆绑式护航。从8月24日起，不列颠空战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凯塞林试图集中力量消灭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同时对英军机场进行了反复轰炸。虽然凯塞林强有力的领导造成了英方难以忍受的战损，尤其是战机和飞行员损失的速度远远快于补充的速度，但顽强的皇家空军并没有屈服，英国政府和人民也没有被无休止的狂轰滥炸所吓倒。8月24日至9月6日间，英军有295架战斗机被摧毁，另有171架受重创。 英方的损失固然惨重，但德方在8月末的评估显然也高得离谱——有情报称“从8月8日起，已有1115架英军战斗机被击毁”。 这一完全不符事实的报告遭到了施佩尔的驳斥，但被乐观的凯塞林所轻信，他还信心满满地表示“英国佬基本上没剩下什么战机了，最近只是由于糟糕的天气，才使我的轰炸机未能实现目标”！ 由于轻信对手“只剩150至300架战斗机”，凯塞林于9月3日建议戈林开始攻击伦敦，进而诱出英军战斗机部队进行最后的决战。袭击伦敦的命令于9月5日正式下达，德军625架轰炸机在648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于7日空袭了伦敦，但出乎意料地遭到了强力阻击和抵抗。9月15日这一天，凯塞林航空队又有56架战机未能返回基地。

摄于1940年9月

摄于1940年9月或10月

美国记者英格索尔（Ralph Ingersoll）曾在1940年11月探访过满目疮痍的伦敦，之后他在所著的一本书中写道：“……经历过这场空战的绝大多数英军将领都相信，在（9月15日）之后的5天里，如果希特勒和戈林有勇气，也有资源付出每天损失200架战机的代价，那么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拯救伦敦。” 但是，纳粹领袖们并没有可供挥霍的资本——1940年7月至9月间，德国空军被摧毁和受重创的战机已分别高达1636架和697架！

戈林消灭英国皇家空军的意图并没有在秋季到来时实现，对手仍在不屈不挠地抵抗，希特勒也似乎失去了耐心，不过他还想再观察一些时日——他希冀凯塞林对英国城镇的轰炸能摧毁丘吉尔和英国人民的意志。但是，这一奢望也很快落空。当德军的损失高到难以为继的程度时，英国还没有屈服的迹象，希特勒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进攻英伦三岛的计划也被束之高阁。尽管凯塞林的航空队里出现了莫尔德斯和加兰德这样的王牌，飞行员们在空战中也取得过惊人的战绩，但他还是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事实上，正如多数史家战后承认的那样，德国空军并没有足够的优势消灭英国皇家空军。如果凯塞林能将己方在战机的数量和质量、飞行员的战术能力和经验等方面的微弱优势转化成决定性胜利，击败英国皇家空军这个“前所未见的、最强悍的对手”（加兰德语），无疑将是世界空战史上最了不起的奇迹。

“荣耀的军需总长”：
从苏德战场到地中海

不列颠空战未能达到令英国臣服的目的自然是德国空军的一大失败，但凯塞林战后还嘴硬地表示自己并没有被击败，只不过是由于其航空队为准备苏德战争调往波兰，才造成了无法继续进攻。这显然与史实不符，虽然凯塞林早就知道希特勒侵苏的意图（1940年12月，他即积极参与了“巴巴罗萨”作战的计划工作），但出于欺骗的需要，以及新机场直到1941年6月才能投入使用，他的第2航空队在1941年5月前一直都在西线，并非如他所言的那样“因被调往波兰致使进攻中断”。不过，他承认确实存在重大战略失误，即德国空军纯粹是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术空军，而征服英国需要不同类型的轰炸机和武器。1942年，当希特勒决定仅靠空军摧毁马耳他岛时，凯塞林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表示过反对。但是，他又忘记了，正是他和戈林在1937年下令中止了远程重型轰炸机的研发生产。

苏德战争中，凯塞林再次负责为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提供支援。在任何战事前都流露着乐观情绪的凯塞林，毫不怀疑侵苏行动在军事上是否明智、在道德上有无不妥，倒是对博克在战前会议上表现出的颓丧感到烦心——用不了多久他就明白了困扰博克的原因：苏联巨大的版图、众多的人口、被严重低估的战争工业产能、军民坚定的抵抗意志，以及地面部队长驱直入后面对的补给困难，甚至是初期大胜后宏观战略的缺失等等。1941年6月22日，德军4个航空队向苏联空军发起了毁灭性打击，首波参战的1280架战机，在最初18个小时内就摧毁了2000架以上的敌机，而自身的损失仅是区区35架！ 仅凯塞林的航空队在6月28日时就声称摧毁了1570架敌机。尽管摧毁苏联空军和发动机制造厂的任务远未完成，凯塞林还是很快把重点转移到为博克提供支援，特别是保护装甲矛头的两翼——他在战后曾说：“我指示我的航空兵和高射炮将领把陆军的愿望视为我的命令！”

最初数周的战况似乎预示苏联这艘巨舰即将沉没。随着德军向列宁格勒接近地、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基辅等方向的高速推进，凯塞林手下的轰炸机甚至已开始轰炸莫斯科。取得制空权后，德军侦察机随心所欲地飞往敌后侦察，无需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则频频光临苏联城市的上空，而战斗机除了搜索仅存的苏军战机外，也向地面目标进行肆意的扫射。凯塞林的乐观情绪更加高涨了，他不知疲倦地召开各种作战会议，也频频驾机出现在前线机场，以他的笑容和富有感染力的言谈为飞行员们加油鼓劲。凯塞林的丰富经验在东线之初发挥过重大作用，与博克的地空协同作战也日臻完善，中央集团军群前4个月的大胜中自然少不了凯塞林的功劳。当7月的明斯克、8月的斯摩棱斯克和10月的维亚济马—布良斯克三大围歼战终结之时，130万被俘苏军除了痛恨神出鬼没的德军坦克外，一定也难以忘记那些斯图卡的尖利叫声和战斗机的冷血扫射。

1941年9月30日，德军声称已摧毁14500架苏军战机（其中约5000架毁于空战），而己方的同期损失是1603架被毁、1028架受损。 德军

摄于1941年夏

摄于1941年8月9日

这时发起了扑向莫斯科的“台风作战”，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为此得到了显著加强，东线的多数装甲部队都被调至中央战场，负责支援博克的仍是凯塞林第2航空队，除了第8航空军从列宁格勒方向回归中路，凯塞林还得到了第4航空队的部分联队，以及来自西欧的JG-3和JG-52第1大队等。不过，经过3个月的苦战，德国空军的实力已被大大削弱。6月22日时，凯塞林拥有1200余架战机，到10月初时，他得到增援后也只拥有549架战机，其中158架是轰炸机。 德军的攻势在10月的前半个月里进展得异常顺利，凯塞林航空队在协助包围苏军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作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还在剿灭维亚济马包围圈北半部的作战中扮演了主角。不过，随着深秋的到来，时断时续的细雨经常演变成瓢泼大雨，一天下来便把尘土飞扬的破路翻腾成泥淖的世界，勉力前突的装甲部队常被泥泞所困，它们的补给线也经常被完全切断。当降雪不期而至时，在阴风湿冷中瑟瑟发抖的官兵，再也没有心思谈论似乎近在咫尺的莫斯科。凯塞林航空队也面临着诸多困难，除进行重要的侦察和拦截作战外，他还需要负责空运补给，甚至还要继续进行实际价值有限的轰炸莫斯科的行动——自然，莫斯科上空的敌方战机和高射炮会令他想起一年前的伦敦。雨雪交替的天气最终令德军的地面攻势完全停顿，而飞行员和战机更是没有做好应对严冬的准备——飞行员精疲力竭，简易机场难以使用，战机无法升空，维护保养异常困难，零部件频频短缺，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战斗机和轰炸机甚至都拒绝发动。

不过，命中注定凯塞林不会在东线停留过久——1941年11月28日，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南线总司令，重要任务之一是为北非的隆美尔提供空中支援和后勤保障。希特勒之所以选择凯塞林，可能是因为后者到1941年秋时已经声名赫赫，而希特勒一向不喜欢那些贵族做派十足的普鲁士将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相较于陆军和海军而言，空军是“最纳粹化的军种”。英军准将比德韦尔（Belford Bidwell）战后曾评论说：“……如果说一个杰出人物的标志是凭借纯粹的智力就能应对新问题——不管是战争问题，还是管理或政治问题，而他之前又没有相关的经验或受过专门的教育——那么，凯塞林就是这样一个人，尽管就他的情形而言，‘常识’和‘理性’可能是更恰当的用语。” 凯塞林有能力评估各种可能性并抓住事物的要害，在外交和政治活动中也善于妥协，但他的高职实际上相当尴尬。希特勒本打算让他负责地中海战场的所有德意部队，但在满腹狐疑的墨索里尼和卡瓦莱罗（Ugo Cavallero, 意军总参谋长）面前，这个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为合作起见，德意双方达成协议，意军最高统帅部继续统管所有轴心国部队，但没有凯塞林的认可，意方不会下达任何重大作战指令。凯塞林的直接责任是确保隆美尔的补给和空中支援，他有权指挥海、空军力量，但对最重要的非洲军没有直接管辖权，隆美尔名义上隶属于非洲意军总司令巴斯蒂科（Ettore Bastico）元帅，而后者又听命于意军最高统帅部。

摄于1941年夏

摄于1941年10月初的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围歼战期间

当凯塞林与隆美尔12月16日第一次见面时，由于许多油轮都被马耳他岛的英军击沉，甚至没有1艘能够溜到北非海岸，为补给发愁的隆美尔没有情绪迎接笑意盈盈的凯塞林，尤其是后者要讨论的还是与意军合作的烦心事。隆美尔不顾凯塞林和卡瓦莱罗的反对，执意将非洲军撤至班加西，撤退过程中空军还帮了倒忙，使非洲军与空军、隆美尔与凯塞林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显得颇不和谐。见面时，凯塞林兴高采烈地对隆美尔说，空军反复轰炸了追击的英军，但他的话音刚落，隆美尔的手下就报告称非洲军遭到了德国空军的攻击！尴尬的凯塞林表示一定严查到底，但双方已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更糟的是，隆美尔在圣诞前收到了几十辆坦克和一批补给，马上在12月26日和29日发起两次反攻，这两次成功的反击根本没有空军参与，甚至事先都未知会凯塞林！凯塞林的愤懑可想而知，但他在回忆录中却写道：“如果不是我的空军将士们将危险置之度外，隆美尔的部队甚至无法止住败退。”这显然也是不实之词，最多只能算是他对空军的不遗余力的维护。

摄于1941年初秋

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详

希特勒希望组织天才凯塞林能有力地协调德意军队的联合作战，在鼓舞意军士气的同时，促使意方在北非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凯塞林心目中的重中之重，还是确保隆美尔获得足够的补给。而马耳他岛的英国皇家海军和空军部队，实为北非战事能否成功的关键性障碍。凯塞林到罗马赴任南线总司令前，希特勒曾要求他以第2航空队之力从空中铲除马耳他，但凯塞林并不赞同，他认为仅靠空军无法彻底消除马耳他岛的威胁，必须借重地面部队一举夺岛。希特勒和戈林显然没有从1940年的敦刻尔克、1941年全年轰炸马耳他的战事中汲取教训，他们并不重视凯塞林的意见，只是简单地要求他服从命令。凯塞林从12月31日起投入驻西西里岛的第10航空军，全力轰炸马耳他岛的英国海空军基地。1942年初，随着第2航空军从东线回归凯塞林麾下，加上原有的第10航空军和意大利空军，轴心国的空中力量得到了加强，德意海军也根据凯塞林的命令积极行动，U艇部队相应增加了在地中海的攻击活动，英军对轴心国补给线的威胁暂时得到了缓解。隆美尔与凯塞林的紧张关系也随着一系列的成功有所缓和。1942年1月4日，隆美尔在日记中写道：“……凯塞林今天又来看我。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次日，隆美尔又称：“我们这里正逐渐得到更多的物资，他 （凯塞林）确实打掉了马耳他的锐气。” 在地中海和煦微风的吹拂下，凯塞林一度紧锁的眉头舒展了，招牌式的微笑又时常挂

在脸上了。

先后为隆美尔、凯塞林和伦德施泰特担任过参谋长的韦斯特法尔将军曾写道：“……在支援地面部队方面，没有任何一位空军指挥官能比凯塞林做得更多更好。他所掌握的资源常常有限，还要被迫分散使用。每当非洲上空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总能在沙漠中看到他。无论是来自天气的威胁，还是来自敌方的威胁，都不能阻止他不断地飞往非洲，前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或在必要时协商解决德意双方冲突的要求。他与隆美尔一样，不介意自己的安危。他在敌军威胁到的区域内飞过200次，所驾驶的施托希侦察机至少被击落过5次。” 韦斯特法尔的描述，不仅生动刻画了凯塞林为纳粹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奔波，也反映出他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大局观和心胸。

1942年初，凯塞林继续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强调占领马耳他岛的必要性。他打算先以第2航空队的持续轰炸摧毁岛上的防御体系，而后进行登陆作战。3月至4月，第2航空队进行的集中轰炸的确有效地摧毁了港口设施，驻岛英军的战斗机力量被削弱到只剩数架战机，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4月初被迫撤离，第10潜艇支队也在4月中旬匆匆离去。4月11日，凯塞林宣布轰炸作战取得了良好效果——他的本意是告诉摇摆不定的上司、海军将领和意大利盟友，现在展开登陆作战将会简单得多，但正是他自己的成功和乐观评估，造成夺岛计划在元首眼中显得不再具有紧迫性。希特勒对克里特岛空降作战的高昂代价一直耿耿于怀，因而对马耳他岛的类似作战一样心存疑虑。4月29日，希特勒决定先集中资源支持隆美尔的托布鲁克攻势，之后再进攻马耳他岛。与会的凯塞林曾据理力争，但最后只得接受这个妥协的方案。

隆美尔在6月21日征服了托布鲁克，凭此战功成为家喻户晓的德国英雄和最年轻的元帅。按照2个月前达成的共识，隆美尔这时应停止推进，以便凯塞林集中海、空军攻克马耳他，从而一劳永逸地拔除补给线路上的芒刺。但隆美尔为眼前的大胜所蛊惑，站在埃及边境的他执意要去追求更大的成功，他的目标不止是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甚至还包括遥远的高加索！隆美尔背着凯塞林要求希特勒批准立即进攻开罗的计划，希特勒似乎也忘记了向凯塞林许下的承诺。凯塞林并不甘心，6月26日在与隆美尔、卡瓦莱罗和巴斯蒂科面谈时，他曾以有力的证据力劝隆美尔改变心意，但后者还是拒绝了。凯塞林战后曾对此有感而发：“……1940年6月时，意大利人错过了夺取马耳他岛的大好时机，这将作为一个基本错误被载入史册……而德国拒绝修补这个大错，则是把地中海战场引向决定性不利态势的第二次战略失误。” 随着英军迅速重建马耳他岛的设施和防御体系，凯塞林发现再想拔除眼中钉已大为不易（7月1日又对马耳他发起了空中攻势，但由于损失惨重，三周后取消作战），随后几个月里，为隆美尔维持补给的任务越来越困难，甚至几近于不可能——这就注定了凯塞林这个“军需总长”与隆美尔不可能有甜蜜的关系。

凯塞林对北非战略的认识与隆美尔不同，他认为轴心国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第三帝国的南翼，因而应在北非保存实力，采取机动灵活的攻击性防御策略。隆美尔曾豪言9天内抵达开罗，凯塞林当即大声反对，因为地面和空中补给线都会因拉伸得过长而一触即断。尽管史实证明凯塞林是正确的，但希特勒当时曾发来一封电报，声称隆美尔的攻势不关他这个南线总司令的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隆美尔在阿拉姆哈尔法山脊受挫后，转而大谈空中力量的重要性和尽早撤离北非的必要性，甚至在1943年3月离开北非前，他就已经开始谈论撤至阿尔卑斯山的必要性。隆美尔无疑是个无与伦比的指挥官和军人，但正如史家欧文所言：“……由于年纪的增长、思想的成熟和加官进爵，助长了隆美尔令人讨厌的一面。他变得固执武断，对同僚和上司的劝告置若罔闻。此外，他鲁莽草率、傲慢无礼，对别人的指责和非议常常神经过敏。” 凯塞林与隆美尔在性格上可谓两极，与后者的时常暴躁和抑郁相比，凯塞林总是面带微笑地乐观对待困难。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欣赏这种性格——曾与之共事的森格尔将军就相信凯塞林的乐观主义会妨碍他的客观判断：“以我的经验来看，我不能认定乐天派是特别强的人物，事实上他们几乎都不是这样的人，因为过于乐观使他们不能对局势有着清醒的感觉，也无法做出明智的判断。不过，对那种决意战斗至死、消灭任何其他思想的体制来说，他们倒是最好的代理人。对我们这些敏锐诚实，虽意识到失败无可避免但继续浴血疆场之人，历史将会做出怎样的评价？” 撇开森格尔顾影自怜的矫情不说，他显然对凯塞林有时不合时宜的盲目乐观很为不满。凯塞林与隆美尔冲突的根源，可能还是他们在性格和经历上的差异。凯塞林承认隆美尔是个出色的将领，但把他归入杰出将领中层次最低的一档。他曾说后者是“没有参谋本部经历的那种类型的领导者”——当然，参谋本部出身的将领中，轻视隆美尔的并不只有凯塞林。

在凯塞林看来，对出身十分敏感的隆美尔，不仅缺乏与盟友及其他军兵种合作的必要能力，还几乎完全忽视后勤保障的重要性。虽与隆美尔的矛盾和积怨不少，但凯塞林并非不讲大局之人，正如隆美尔自己承认的那样，“南线总司令从来都不是阴谋家”。他对隆美尔的态度总体上是钦佩，也带有真心关怀的情调，尤其是在1942年6月，当他目睹了隆美尔在托布鲁克的运筹决胜后，曾向后者表示过真心的祝贺和钦佩。凯塞林还曾在战场上临时承担起非洲军指挥官的角色（军长克鲁威尔当时失踪），令人惊讶地把自己置于隆美尔的控制下。凯塞林基本上不计较隆美尔对其权威的挑战和不恭，对隆美尔有看法并不代表着他会处处掣肘。1942年8月底9月初的阿拉姆哈尔法山脊之战中，隆美尔突然因绝望而准备撤退，凯塞林当时曾斩钉截铁地指斥说，这一撤退将“破坏元首伟大的战略部署”。凯塞林私下里认为，这时的隆美尔已变成悲观主义者，正以补给短缺为借口掩盖低落的士气。2个月后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打响时，凯塞林一直密切关注着战场态势，起初他仍然乐观，当隆美尔11月4日被严令禁止再撤时，凯塞林曾关切地出现在隆美尔身边。但是，一旦得悉己方只剩下22辆还能作战的坦克时，凯塞林意识到立足非洲的唯一机会完全取决于及时撤退，他立即建议隆美尔电告元首，同时承诺自己也将陈述实情。在非洲装甲集团军艰难的撤退中，屡伸援手、多次空运汽油和弹药的仍是凯塞林。

马耳他岛遭到德军狂轰滥炸后的景象。

摄于1942年春的贝希特斯加登乡间别墅。

摄于1942年6月19日，凯塞林在北非视察

1942年2月25日，凯塞林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7月18日，在非洲装甲集团军狂飙突进的高潮中，他又成为第15位双剑骑士。 9月间，有传言说希特勒正考虑以凯塞林取代凯特尔担任最高统帅部副统帅（同时以第6集团军指挥官保卢斯取代约德尔任作战部长），但元首最后的结论是凯塞林和保卢斯都不能离开各自的岗位。这虽属传言，但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忠诚能干”的凯塞林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分量。

摄于1942年

摄于1942年初夏

摄于1942年

1942年11月4日，遭受英军第8集团军的重创之后，非洲装甲集团军开始撤离阿拉曼和埃及。4天后，盟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成功登陆。凯塞林战后曾就此局面写道：“如果不能阻遏登陆盟军，非洲的德意军队将遭受完全损失。没有什么能阻挡英军第8集团军和登陆盟军的强大力量，更勿论他们还有着毫无争议的海空优势。进一步讲，这也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意味着盟军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就和平占领法属殖民地；盟军也将夺取一个跳板，使其于1943年初就能登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这样，他们就有可能迫使意大利脱离轴心国阵营。” 虽然这些言论都是事后回顾，但凯塞林当时面对截然不同的战略格局时，反应的确很快。希特勒于11月9日允许凯塞林“按他认为妥当的方式组织防御突尼斯桥头堡”，凯塞林迅速抓住机会，当天就派来1个战斗机大队和2个斯图卡大队。他的警卫营和伞兵5团各一部被空运至突尼斯后，于12日即占领了突尼斯城。凯塞林把地面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前非洲军军长内林，命令后者在突尼斯和比塞大建起桥头堡，而后尽可能远地向西扩展。两周内凯塞林就使内林麾下出现了25000名德意官兵，还说服最高统帅部向桥头堡增援第10装甲师、“赫尔曼·戈林师”和第334步兵师等。 虽然援兵的全部到达尚需时日，但当一支小小的盟军坦克部队11月末突袭突尼斯城外15英里处的机场时，内林不仅下令放弃了麦得杰斯（Medjez el Bab），还在给凯塞林打电话时显得惊慌失措，致使后者立刻产生了换将的念头。12月8日，阿尼姆上将成为新组建的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除负责稳固防线和向西扩大桥头堡外，阿尼姆还负责为撤往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的隆美尔集团军建立转圜的空间。

摄于1942年

摄于1942年

1943年1月，凯塞林获准将自己的总部转换成真正的三军司令部，有权节制德意占领区内的所有部队。由此，他也成为二战时期德军唯一的统帅海陆空三军的战区指挥官。但是，表面上统一的指挥权也难掩德意双方的分歧，隆美尔和阿尼姆这两个性格都很强悍的指挥官，也很快因资源、利益和策略问题发生了冲突。凯塞林战后曾说：“……至于隆美尔的独立行为应被视为政治上的特技表演，还是致命的不服从，我不准备发表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把隆美尔留在指挥岗位上的确是个错误。这么久以来，由于他的存在和他的作战行动造成的后果，完全不可能消除不和谐的因素。出于基本战略计划以及政治和战术方面的考量，意军和德军总部都不可能赞同他的想法。” 不过，冲突也好，分歧也罢，凯塞林还是将所有努力都放在最后的立足地突尼斯桥头堡上。他预感盟军的作战重点是阻止隆美尔与阿尼姆的两个集团军连成一体。为此，他先知先觉般地派第21装甲师阻断了盟军的前进道路。1943年1月底，阿尼姆提出了代号“春风”的计划，准备以第10和第21装甲师为矛头，沿西北方向席卷从费德隘口直至丰杜克隘口的整条盟军防线。而隆美尔同时主张“晨风”（Morgenluft）作战，要求由他指挥第10、第21和第15装甲师以及意大利第131“半人马”（Centauro）装甲师，目的是从加夫萨（Gafsa）突破后重点打击美军第2军。两人的反击计划显然都是以自己为主、以对方为辅，凯塞林曾不断地调解分歧和进行安抚。双方交恶的主因是装甲部队的控制权，凯塞林最后拿出了折中方案——阿尼姆缩小作战目标，攻克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后立即将第21装甲师划拨给隆美尔。

摄于1942年12月初的突尼斯

摄于1942年12月初

2月14日，阿尼姆的“春风”作战正式发起，12个小时内第10和第21装甲师就完成了合围。隆美尔的“晨风”攻势次日发起，当日夺取加夫萨后，他发现盟军在自己装甲矛头的驱赶下正乱哄哄地溃退，似乎一夜间恢复了敏锐和斗志的他，好像嗅到了取得一场战术大胜的气息。他要求掌握所有的装甲师，这些部队将在凯瑟林隘口（Kesserine Pass）实现突破，而后进攻美军的重要补给基地特贝萨（Tebessa）。但是，阿尼姆怀疑隆美尔方案的可行性，因而要求把第21装甲师等留在手中，实现他眼中“规模虽小，但更现实的方案”——在右转向北的推进中，击垮整个东多舍尔山脉的英军防线。凯塞林当时正在德国与希特勒讨论地中海战略，被迫出面调停时，他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隆美尔可以得到需要的装甲师，但规模必须缩小，目标改为进攻勒克夫（Le Kef）的英军主要补给基地。 阿尼姆虽勉强从命，但并未全数移交第10装甲师，只把该师一半的步兵、炮兵和1个装甲营派去，还扣住了隆美尔渴盼已久的第501重装甲营。 几天后，凯塞林发现了这个情况，虽然对阿尼姆严加训斥，但隆美尔还是错过了或许能扭转北非战局的机会，尽管他在凯瑟林隘口之战中，令美军付出了损失6000名官兵、183辆坦克和200门大炮的高昂代价。

摄于1943年1月或2月的北非

摄于1943年4月的突尼斯

凯塞林发现隆美尔再次意气消沉，对作战似乎失去了兴趣，即便是2月23日升任非洲集团军群指挥官的消息，也无法振奋他的精神，或改变他对北非前途的悲观看法。3月9日，隆美尔挥别非洲，在罗马面见墨索里尼和凯塞林时再次强调“北非的抵抗已毫无意义，继续留守无异于自杀”。但凯塞林就是那种明知事不可为，却依然义无反顾之人。他不停地往返于突尼斯、罗马和柏林，从元首和领袖那里获得一张张空头支票；他想尽办法稳固意大利人摇摆不定的意志；他敦促意大利海军和德国空军冒险运送有限的补给；他时常出现在最前线，以毫不掺假的乐观鼓励指挥官和普通官兵振奋精神。可以不夸张地说，凯塞林确实是能在艰难时刻展示过人勇气和才能的将领，而隆美尔可能与之相反——取胜时意气风发，魅力无限，失败降临时勇气和耐心消失得飞快。也难怪希特勒曾说隆美尔“不是一个能够持之以恒的军人”。

4月17日，凯塞林最后一次飞抵突尼斯桥头堡视察。之后不到1个月，阿尼姆与16名少将以上的将官，随着25万德意官兵一起走进了战俘营。盟军经过7个月苦战，以伤亡7万余人的代价，终于成为“北非海岸的主人”（盟军统帅亚历山大语）。用凯塞林的话来说，“大不列颠这个传统地中海强权，在美国帮助下，终于建立了一块从南方进攻欧洲大陆的跳板”。 回顾起来，突尼斯之战既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直属战区（东线由陆军总部负责）内的第一次重大作战，也是最高长官凯塞林个人的一次大败。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固然应为这次斯大林格勒规模的惨败负责，但凯塞林（以及隆美尔和阿尼姆）难道不应该也分担部分责任吗？不错，凯塞林对桥头堡的营造和防御可谓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在保持稳健风格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春风”、“晨风”和“牛头”作战等一系列反攻便是明证。但是，凯塞林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诸如仅凭德国人的意志、能量和战术水准就能弥补兵力与物资方面的巨大落差，还是深深左右着他的判断。他未能充分意识到，往昔屡试不衰的经典战术，自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之后就已不再能保证取得预期的效果，增援、进攻和撤退时机的把握等，都因他的过于自信和乐观而出现了失误。诚然，希特勒“固守至最后一人”的命令是造成其北非冒险覆灭的主因，但如果凯塞林能在1943年初春坚持撤离桥头堡，突尼斯之战虽必败无疑，但绝不会输得如此之惨。不过，凯塞林似乎也从中汲取了教训，他立志不再重演突尼斯惨败的一幕。

烽火亚平宁：
20个月且战且退800英里

1943年6月末，德军驻意大利第6集团军（负责西西里岛防御）的联络官森格尔在罗马面见凯塞林时，发现南线总司令对于守住西西里岛的乐观态度，与他刚刚见到的凯特尔和瓦利蒙（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副部长）等大员形成了鲜明对照。森格尔后来曾写道：“……在北非时，就有许多军官指责凯塞林对战场态势的过于乐观，造成对局势评估更准确的隆美尔的影响力受到了不应有的制约。我在某种程度上发现这些指责确有实据，凯塞林显然乐观地认为有可能成功守住西西里岛。” 凯塞林的确乐观，他觉得自己不仅能守住西西里岛，还能守住从意大利的最南端直至那不勒斯—萨勒诺的整个西海岸！

在盟军发起代号“爱斯基摩人”的西西里岛登陆战之前，驻岛守军主要是意大利第6集团军的20万人，训练和装备最差的海岸警卫部队被部署在海岸沿线，他们身后是意军步兵建立的支撑点，而德军第15装甲掷弹兵师和“赫尔曼·戈林”师则按凯塞林的要求被部署在岛南，因为他认定这里将是盟军登陆的主攻方向。果然如其所料，盟军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的南部和东南海岸强行登陆。由于意大利人的防线很快瓦解，凯塞林认为必须由德军主导防务，他在7月12日派第1伞兵师的1个团赶来增援，次日又把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1伞兵师余部从意大利本土调入西西里岛。希特勒在批准这些调动前曾考虑过放弃西西里岛，但凯塞林的说辞——“意大利人的士气正处于关键临界点”——让元首改变了想法，同时，授权胡贝的第14装甲军军部负责指挥驻岛所有德军。为确定总指挥人选，据说隆美尔曾与戈林较劲，隆美尔力荐独臂将军胡贝，戈林则以驻岛部队多为空军为由，试图让空军将领施塔赫尔（Rainer Stahel）出任总指挥。据说，当希特勒决定任用胡贝将军时，凯塞林还曾表示过不满——倒不是对胡贝的能力有何疑虑，凯塞林“猜想”隆美尔并非真心推荐，而是认为胡贝肯定会失败。凯塞林可能觉得，渴望战场指挥权的隆美尔“或许想先制造一场灾难，到局势大乱时再出马收拾残局，这样才符合他的英雄形象”。 不论凯塞林是否真的度君子之腹，还是隆美尔果有私心，胡贝倒是很快就让凯塞林刮目相看，他不仅没有隆美尔的那种悲观情绪和独立王国作风，也没有希特勒及其幕

僚完全脱离现实的狂热，凯塞林战后曾坦承自己与胡贝合作得很好，这位将军确实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正确地点的最佳人选。

胡贝不愧为德军最优秀的前线指挥官之一，他把4个师集中在西西里东北部的防御周边上，借助崎岖的地形展开了顽强的延迟阻击，早早剥夺了盟军迅速夺岛的机会。令凯塞林担忧的是，一旦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决定将本土献给盟军，胡贝的归路将被斩断，突尼斯桥头堡式的惨败噩梦将会再现。凯塞林认定，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部队撤至意大利本土，墨索里尼政府在7月25日的突然倒台，更是坚定了他的撤退决心。27日，凯塞林通知胡贝，意军如有倒戈迹象，第14装甲军必须立即与敌脱离接触并尽快撤离。凯塞林把几位优秀的海空军军官交给胡贝，在后者的直接指挥控制下，墨西拿海峡两侧的撤退准备很快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组建了高效率的渡运船队，还大大加强了两岸岸防和防空的炮火，其防空火力之集中严密，使盟军的空军在白天不敢轻易出动，海军舰艇也因德军的凶猛火力而无法靠近。在西西里岛一侧，胡贝为保证撤退不至变成溃逃，营建了5道主防线，每条防线之间筑有多处过渡阵地，大体上沿着东北西西里的楔形形状渐次缩短正面，最后汇聚于墨西拿。胡贝要求部队在每条防线上固守一天，盟军进攻时务必造成对手的重大伤亡，而后可在夜间进入下一防线。胡贝的部队从8月11日夜开始交替掩护撤离，凯塞林派出空军在海峡上空形成保护带，海军则负责阻止盟军舰只的逼近和干扰。到16日晨，除最后一道防线上的后卫部队外，所有德军都携带着武器装备渡过了海峡。

或摄于1943年

摄于1943年的弗拉斯卡蒂

西西里岛之战中，德军4个师在胡贝的领导下与40多万盟军周旋了整整38天，不仅造成对手伤亡2万余人，最后还带着几乎全部重武器装备成功撤离。夺取空城墨西拿的巴顿，对这场战事以如此方式收尾“深感失望”。这次被称为“德军的敦刻尔克”的撤退行动，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战术胜利，胡贝及其手下的执行军官固然功不可没，凯塞林对三军几近完美的协调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有后人曾称：“这一特定作战展示出了凯塞林最出色的一面——有能力在政治纷争和诸多不确定性中，仔细地计划极其复杂的调动。”

摄于1943年夏秋

摄于1943年9月

西西里岛之战爆发前，希特勒就曾预感意大利有可能退出战争或倒向盟军。1943年5月17日，他命令隆美尔在慕尼黑组建B集团军群，以备突然事发时能迅速占领意大利全境。不过，该计划制定之初并没有知会凯塞林，因为希特勒认为他“过于乐观，亲意大利的立场也使他无法现实地评估局势”。凯塞林从自己的管道获悉了计划，也了解到隆美尔的立场——一旦意大利退出战争，驻守南部的德军立即就有被切断之虞，因而不应固守意大利的南部和中部，应在波河（Po）河谷南面的亚平宁山脉建立最后的防线。凯塞林的看法与隆美尔完全相反，据第10集团军指挥官维廷霍夫战后所言，隆美尔的方案将“造成相当大的政治伤害，放弃非常重要的意大利战争工业和农业，将波河流域拱手予人，不仅使盟军空军能在此处集结庞大的力量，也将导致德国在巴尔干和法国的总体局势的完全逆转……” 希特勒对两位元帅的分歧一时拿不定主意，但他知道凯塞林防御意大利全境的计划有一个前提，即意大利将继续与德国并肩作战。对此，纳粹元首难以认同，因而，他在内心里更倾向于隆美尔的方案。当墨索里尼7月25日被捕时，愤怒的希特勒曾冲着凯塞林大嚷：“不要再被蒙蔽，赶快清醒过来准备最坏的情形！”凯塞林自然也很震惊，不过，当意大利新首脑巴多格利奥（Pietro Badoglio）向他保证意大利将与德国共进退时，他又一次轻信了对方。8月5日，凯塞林致电大本营索要防御意大利南部的部队，他在电文开头就写着“此刻，我确信意大利领导人和意国武装力量想同我们合作……”本身就是阴谋家的希特勒当然不是傻瓜，他一口拒绝了增兵要求，还在8月15日正式任命隆美尔出任北意大利的最高指挥官。凯塞林意识到元首对自己的方案没有信心，与隆美尔“分疆而治”的局面也令人不快，于是他提出请辞。由于不完全确定最佳的防御方案，希特勒决定暂时保留一南一北两个最高长官的局面，因而拒绝了凯塞林的辞呈。希特勒命令在意大利南部组建第10集团军，把第14和第76装甲军统一置于维廷霍夫（8月22日到任）麾下，一旦盟军入侵意大利南部，这些部队将逐步撤至罗马南面。如果发现意大利倒向盟军，隆美尔和凯塞林都将执行代号“轴心”的作战——全面解除意军武装，撤出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德军，第10集团军撤至罗马南面后继续向北亚平宁撤退。表面上看起来可谓算无遗策，但希特勒和凯塞林都未料到，盟军登陆、意大利投降这两个“噩耗”竟同时出现了。

摄于1943年末

摄于1943年的意大利某地

凯塞林在检阅伞兵部队。

9月8日，盟军通过广播宣布意大利已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时，据说凯塞林曾气愤地对左右称“这是最无耻的阴谋背叛……现在，我对意大利人只剩下仇恨”。 比凯塞林更气愤的还是希特勒，他在当晚8时下令启动“轴心”计划，命令德军立即占领意大利的战略要地和解除意军武装。隆美尔的8个师需要迅速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和西海岸布防，同时还要解除意大利第4、第5和第8等三个集团军的武装，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凯塞林的8个师也面临着类似困难，尤其是罗马周边部署有大批意大利装甲部队和精锐步兵，包括在北非曾与德军并肩作战的“半人马”、“白羊座”等装甲师。凯塞林把南面的任务交给维廷霍夫，自己则运用外交手腕、积累的人脉威逼利诱罗马守军放下武器。凯塞林部署在罗马南北两面的第2伞兵师和第3装甲掷弹兵师虽与意军发生过小规模交战，但最后还是成功说服了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下令放下武器。几天里，约有100万意军被解除武装，另有250万官兵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人回到了家里，或躲进山林加入了游击队）。在这一现代军事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中，德军枪杀了大约7000至12000名试图反抗的意军官兵，虽然多数杀戮都发生在隆美尔的区域， 但是，在凯塞林依然“敦厚”的笑容下同样杀机重重，他也曾下令“屠杀任何敢于抗拒之人”。

9月9日，盟军克拉克（Mark W. Clark）将军的第5集团军在萨勒诺地区成功登陆。凯塞林命令第14装甲军代军长巴尔克（胡贝正在休假）把驻防那不勒斯湾的“赫尔曼·戈林”装甲师派来，增援驻防萨勒诺的第16装甲师。同时，他指示维廷霍夫不要在南面与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纠缠，命令后者将部分兵力撤至福贾（Foggia）布防，迅速将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4伞兵团调往萨勒诺，准备以凌厉的反击把盟军驱逐入海。凯塞林充分估计到反击失败的可能性，命令工兵部队立即开始构筑横贯意大利东西海岸的堡垒防线，他的想法是，如果维廷霍夫不能铲除萨勒诺登陆盟军，那么，第10集团军将以延迟阻击的方式渐次撤到这条新防线。

9月12日，随着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4伞兵团的抵达，维廷霍夫发起了反击，旨在楔入英军和美军的结合部并分而歼之。13日夜，德军几乎杀出了直抵海岸的一条血路，克拉克陷入恐慌，曾一度打算把一只军装船派去增援另一个军的滩头阵地。德军在几天的激战中取得了若干局部成功，但无法实现分割歼灭对手的意图，盟军的舰载火炮大量杀伤了德军，战略轰炸机的首次地毯式轰炸也造成了德军指挥系统的大范围混乱。15日，凯塞林将第26装甲师调至萨勒诺地区，维廷霍夫命令该师由东向西、“赫尔曼·戈林”装甲师自北向南发起最后一次反击。两部逼近萨勒诺时，盟军舰载火炮再次发威，挫败了德军的反击势头。维廷霍夫当日致电凯塞林时声称，由于英军第8集团军正从南方迫近，一旦盟军再在萨勒诺以北的某地登陆，第10集团军将有被围之虞。凯塞林批准维廷霍夫向东北方撤退，但必须展开延迟阻击，以便于他在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抢筑防御工事。

维廷霍夫的撤退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核心任务是尽可能地迟滞盟军，为凯塞林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古斯塔夫”防线。第一阶段从撤离萨勒诺直至9月28日，第10集团军的9个师占据了一条西起那不勒斯南面、东至亚德里亚海的泰尔莫利（Termoli）东南的完整防线。28日当日，凯塞林命令维廷霍夫准备撤往“A”防线——始于地中海海岸的沃尔图诺（Volturno） 河，向东经卡萨卡伦达（Casacalenda）和帕拉塔（Palata）等地，最后直达亚德里亚海海岸。维廷霍夫所部于10月8日进入“A”防线，完成了第二阶段撤退。这时，凯塞林要求维廷霍夫务必在此坚守到11月1日，之后可撤入当时名为“B”防线、后被称作“伯恩哈特”（Bernhardt）的首条主防线。凯塞林营造的主防御体系在西面其实包括三条防御带：第一条名为“芭芭拉”（Barbara），位于后两条防御带的东南，实际上是一系列前哨阵地；第二条就是“伯恩哈特”防线，从加利格里阿诺 （Garigliano）河口向东延伸至中部山区；最后一条、也是最强的一条即“古斯塔夫”防线，与“伯恩哈特”防线一样始于加利格里阿诺河口，充分利用拉皮多（Rapido）河、加利格里阿诺河、卡西诺山区的天然屏障，向东北穿越马泰塞 （Matese）山脉后，延伸至亚德里亚海岸的桑格罗（Sangro）河河口地区。凯塞林打算让第10集团军尽可能久地守住前两条防御带，无论如何也要在“古斯塔夫”防线彻底挡住盟军。维廷霍夫以富有技巧的防御战完成了第三阶段的撤退，于11月4日开始进入“伯恩哈特”防线。

10月中下旬时，随着盟军夺取那不勒斯并逼近罗马南面的主防线，希特勒准备任命隆美尔出任意大利战场总司令，凯塞林将被派往挪威。稍后不久，由于第10集团军成功地阻击着对手，并在“芭芭拉”和“伯恩哈特”防线前如铁闸般挡住了盟军的去路，希特勒对凯塞林的领导能力和防御理念恢复了信心，也相应地改变了想法。11月4日，希特勒将两名元帅召至狼穴，最后一次询问他们对守住“伯恩哈特”防线的看法。凯塞林声称自己至少能在罗马南面坚守6个月，而隆美尔依然悲观地认为，面对盟军的压倒优势，唯一的出路是在北意大利布防，甚至退至阿尔卑斯山南麓才有可能挡住对手。这一态度促使希特勒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在11月6日下令撤销B集团军群总部，隆美尔到法国巡视“大西洋壁垒”，南线总司令部即日改称西南战区总司令部，凯塞林担任总司令兼C集团军群指挥官。这样，凯塞林就成为意大利战场的最高指挥官。

第10集团军占据的“古斯塔夫”防线无疑是一道坚实的天然屏障，凯塞林虽然面对很多困难，如兵力不足、缺乏大炮和坦克、空军无力支援地面部队和轰炸盟军运输线等，但盟军在这道坚若磐石的防线面前还是长时间无所作为。凯塞林把步兵和山地兵部署在前沿阵地，把机动性更强的部队留作反击预备队。由于担心盟军在正面重击“古斯塔夫”防线的同时，在罗马附近或别的地方发起两栖登陆，凯塞林千方百计地筹组预备队，同时要求下属指挥官任何时刻都要手握一定数量的预备队。除将一线部队轮流撤下休整和充任预备队以外，凯塞林还指定第1伞兵军军部为阻遏盟军登陆或突破的反击总部，把第4伞兵师、第3和第29装甲掷弹兵师等置于该军之下进行重组。凯塞林还准备了多达5套的应急方案，目标是在盟军突然登陆罗马附近时，他能立即派出3个师应急，24小时内可抽调5至8个师展开反击。

摄于1944年初，一幅关于卡西诺山战场的图片。

1944年1月12日，克拉克第5集团军最右翼的法国远征军发起了夺取卡西诺山北面高地的作战，但三日后被挡在“古斯塔夫”防线的主阵地前。16日，克拉克中路的美军第2军夺取了拉皮多河南面的高地，20日强渡拉皮多河后进入了利里（Liri）河谷。1月17日，盟军左路的英军第10军越过了加利格里阿诺河，试图夺取从南面控制利里河谷的高地。维廷霍夫和第14装甲军军长森格尔对法军和美军方向的攻势没有太在意，倒是对英军第10军的进攻感到忧虑，他们一致要求凯塞林派出预备队支援。凯塞林当时也面临着两难境地，既不能坐视“古斯塔夫”防线失守，又不能不提防盟军在罗马突然登陆。但他没有太多时间考虑，准备接受有算计的风险——他肯定要投入预备队，但相信盟军突然登陆时，还有时间撤出部队及时反击。18日，凯塞林决定把第90、第29装甲掷弹兵师及第1伞兵军军部全数调往危急地段，罗马周边只剩下2个营和正在重组的第4伞兵师。

摄于卡西诺山战场		摄于1944年4月的卡西诺战场		摄于1944年5月卡西诺山之战结束时

1月22日凌晨，卢卡斯（John P. Lucas）的美军第6军在罗马南面的安齐奥（Anzio）成功登陆。凯塞林当时虽然大吃一惊，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除立即通知最高统帅部准备启动应急方案外，他冷静地拒绝了维廷霍夫的撤退请求，命令后者继续死守“古斯塔夫”防线，C集团军群总部将直接负责安齐奥滩头的作战。凯塞林以很高的效率调整了部署：第4伞兵师和戈林装甲师一部守住安齐奥通往内陆的道路；第1伞兵军军部和第29装甲掷弹兵师调回罗马；第3和第15装甲掷弹兵师、第71步兵师、第1伞兵师和第26装甲师等各派一部开赴安齐奥；北意大利的第14集团军速派3个师南下支援罗马和安齐奥。到当日下午时，凯塞林自信已化解了一场大危机，事实上，到23日下午，美军第6军已无可能实现突破，更勿论切断德军第10集团军与罗马的联系——卢卡斯的4万人马很快就需要为生存而战。为减轻卢卡斯的压力，克拉克向“古斯塔夫”防线发动了更猛的进攻，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盟军原本希望一举突破“古斯塔夫”防线，而后与冲出安齐奥桥头堡的第6军携手进军罗马，这个愿望现在已经落空了。

被炸成废墟和齑粉的卡西诺山一角。

摄于安齐奥战役期间

摄于1944年2月的安齐奥战役期间

1月25日，凯塞林命令第14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负责铲除安齐奥桥头堡的作战。他与麦肯森仔细分析了各种方案，出于对盟军舰载火炮威力的顾虑，他们一致同意沿着阿尔巴诺 （Albano）至安齐诺的公路楔入盟军桥头堡，哪怕这个方向的盟军力量最为雄厚。但是，两人在反击时间上的分歧严重：凯塞林要求尽快反击，因为必须把有些部队及时归还给吃紧的第10集团军，同时也必须抓住盟军立足未稳的时机；麦肯森则要求仔细筹划，务求一击成功，理由是德军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度反击。两人僵持不下，麦肯森在2月初两度要求辞职，但凯塞林拒绝接受，只好做了些让步。 2月16日，麦肯森终于发起了反击，第4伞兵师和戈林装甲师负责辅攻，第3装甲掷弹兵师、步兵教导团、第114和第715步兵师为首波进攻部队，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26装甲师为第二波部队。德军的重拳基本都落在了沿着阿尔巴诺—安齐奥公路布防的美军第45步兵师身上，但美军在空军和舰载火炮的帮助下挺过了艰难的一日。凯塞林见无法突破防线，强烈建议麦肯森投入第二波部队强行杀出血路，但后者对此置之不理。后续两日里，麦肯森的反击部队曾几乎突破到美军滩头阵地，卢卡斯的防线虽被扭曲到危险的临界点，但始终没有断裂，反而在各种火炮和空军帮助下挡住了德军（美军每日发射炮弹25000发，德军仅有1500发，其中的差异或可解释德军为何无法取得决定性突破）。19日夜，凯塞林和麦肯森被迫决定取消徒劳的反击。虽然反击未能得手，但美军也无力冲出桥头堡，双方形成了僵局。某种程度上，凯塞林也算达到了目的。不过，卢卡斯的第6军就像一把顶住后背的短剑，随时都有可能给凯塞林造成致命的伤害。

摄于安齐奥战役期间

摄于1944年

3月15日，盟军575架重型和中型轰炸机向卡西诺城和修道院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轰炸，拉开了持续8日的“第二次卡西诺战役”的序幕。不过，被炸得堆积如山的废墟，无意间反倒成为德军极好的反坦克陷阱，担负主攻的新西兰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负责8英里长的卡西诺防线的第1伞兵师，在师长海德里希（Richard Heidrich）的率领下，把卡西诺变成了自己和对手共同的地狱。3月23日，“古斯塔夫”防线上的枪炮声再次趋于平静。此后一个半月里，盟军一边寻求新的策略，一边试图摧毁凯塞林为第10集团军提供支援补给的交通线，但这一目的从未真正地实现过。盟军统帅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哈尔丁（John Harding）将军穷极思变，根据他拟定的新计划，右翼的英军第8集团军将有大批部队被调往左翼的美军第5集团军，目的是集中力量在卡西诺—加利格里阿诺河一线进行全力一击（到5月11日时盟军在此方向上集结了21个师）。同时，卢卡斯的第6军也将从安齐奥桥头堡冲出后朝东北进攻，以切断德军的退路为目标。5月11日，所谓的“第三次卡西诺战役”正式打响，这一次盟军终于突破了德军防线，率先打开缺口的是法国远征军所属的摩洛哥山地兵，这些勇敢的殖民地老兵从南面打开了通向利里河谷的道路，迫使第10集团军在17日放弃已失去完整性的“古斯塔夫”防线。卢卡斯所部在22日从安齐奥桥头堡破茧而出，一向会变魔术的凯塞林似乎也没有办法阻止第10集团军被围。但是，奇迹就在此刻闪现，盟军的合作再次出现问题，一向轻视英军的克拉克一门心思地试图率先夺取罗马，他命令卢卡斯改变原定攻击方向，拒绝与英军形成双重合围对手的态势。结果，凯塞林在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后，从容地把第10集团军撤至下一防线，并与第14集团军恢复了联系，盟军的前方又平地竖起了一道屏障。

6月4日，克拉克如愿以偿地率先进入觊觎了整整7个月的罗马。当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并试图突出滩头时，凯塞林又开始了顽强的延迟阻击战，6月20日至23日，德军第14集团军安全撤入沿特拉西梅诺（Trasimeno）湖两侧修建的“阿尔贝特”（Albert）防线。随后一个半月里，对抗盟军主攻的是在亚平宁山脉西侧布防的第14集团军，第10集团军负责提供必要的增援，而凯塞林就像一个焦虑的“大厨”，在缺少“调料”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搜罗增援部队。7月19日，凯塞林获得了第14枚钻石骑士勋章，次日便发生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他在惊愕之余迅速致电大本营表示忠诚。返回前线后，随着一系列城池的陆续陷落，凯塞林在8月2日下令放弃佛罗伦萨，所属各部全部撤往“哥特”（Gothic）防线，而盟军也在8月的第一周结束时逼近了这条防线。

意大利战场态势图

1944年7月19日

摄于1944年8月

亚历山大和参谋长哈尔丁原准备集中兵力强攻德军防线，但右翼的第8集团军指挥官利斯 （Oliver Leese）不以为然，由于对克拉克之前的抢功作为记忆犹新，他坚决反对一体作战，要求英军沿着亚德里亚海岸独立行动。盟军的不团结很快又结出了恶果，利斯8月末发起攻势后，加拿大第1军和英军第5军一度曾突破到德军第10集团军防线的后方10英里处，但凯塞林利用英美各自为战的机会，迅速从西边的第14集团军抽调3个师的增援，最终挡住了对手的继续推进。克拉克的第5集团军于9月12日开始进攻时，凯塞林又凑足4个师前去支援第14集团军。就这样，在忙乱的拆东墙补西墙之中，凯塞林迎来了除地形外的另外两位“老朋友”——意大利的雨季和四处泛滥的洪水。到10月中下旬，“哥特”防线上的激战渐渐平息下来，凯塞林靠着运气、天气和前线官兵的顽强抵抗，又一次挽救了意大利战场，迫使盟军不得不在波河南面多待上一个冬天。“哥特”防线的激战被称为意大利战场消耗物资最多的一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120万，仅是饱受空袭的里米尼（Rimini）城，就受到了盟军147万发炮弹的洗礼！

摄于1944年8月的意大利某地

摄于1944年8月的意大利某地

“哥特”防线之战也是凯塞林在意大利的最后一次主要作战——10月23日，他在探视驻博洛尼亚（Bologna）的第29装甲掷弹兵师时，乘坐的车辆撞上了一门大炮的炮管，他的面部和头部遭受重创，昏迷了12个小时后被送回本土治疗。在凯塞林养伤的近3个月里，维廷霍夫代理C集团军群指挥官，以酷似凯塞林的能量和防御策略挫败了盟军所有的攻势。1945年1月中旬，在身体尚未完全复原的情况下，凯塞林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意大利战场。虽然前线相对平静，但凯塞林知道，一旦天气好转盟军势必再度进攻，而报告表明盟军在战术和战斗力方面已有显著提高，德军却普遍缺乏补给、运输工具、油料和弹药，意大利战场最好的一些部队都已被调到西线。整个2月，凯塞林都在巡视前沿和部队，像往昔一样督促各部强化防御工事。当然，他也关注着逼近奥得河的苏军，还有正大踏步迈向莱茵河西岸的英美盟军。

摄于1944年

摄于1944年8月

3月8日，凯塞林意外地收到速至柏林的命令。9日到达总理府地堡后，他从凯特尔处获知自己将取代伦德施泰特出任西线总司令。凯塞林有些吃惊，对凯特尔说意大利战场还需要自己，另外他对西线也没有足够的了解。希特勒出现后与凯塞林开始讨论局势，声称伦德施泰特“又老又软”，他需要一个既年轻灵活，又有对付西方盟军经验的指挥官。莱茵河畔雷马根（Remagen）的鲁登道夫大桥于3月7日被美军第9装甲师一部意外夺取，这给了希特勒换帅的借口——戈培尔曾在日记中称，如果凯塞林不是在1944年10月出了车祸，几个月前元首就会派他去取代伦德施泰特。 希特勒对凯塞林表示，他理解稳定西线局势的任务的确非常困难，但相信后者会尽一切努力。希特勒还要求对凯塞林离开意大利的消息严加保密，以防“哥特”防线和北亚平宁突然崩溃。

对凯塞林离开意大利感到高兴的，无疑有盟军第15集团军群的新指挥官克拉克将军——他在1956年的著作中曾写道：“……凯塞林元帅是希特勒军队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他无论是作为指挥官还是行政官员都很称职。在意大利的两年里，他指挥轴心国部队作战时表现得很出色，之后他被调去指挥西线德军，我很高兴看到他终于离开了。” 还有后人曾对凯塞林在意大利战场的表现做出过精当的评价：“……意大利战场一度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盟军最迟也会在1944年夏叩开奥地利的大门。这一局面之所以未能出现，主要是因为凯塞林的能力和技巧，他在1943至1944年间的成就无需多做评论。他令人羡慕地拥有一些能干的下属——维廷霍夫、麦肯森、莱梅尔森、赫尔（Traugott Herr）、森格尔和海德里希等。他也有着所有将领无不渴求的运气：对手不断地重复犯错，恶劣的天气也让对手举步维艰。凯塞林自己犯的错误也不少，这也一再让他处于灾难的边缘。但是，这个人真正的不凡之处在于，他拥有弥补过失，然后再打好下一场、下一日的战斗的杰出才能。”

投降与受审：
“烈士”与“巨骗”

1945年3月10日，凯塞林出现在位于齐根贝格（Ziegenberg）的西线总部，他的老部下、西线参谋长韦斯特法尔立即向他汇报了局势，后者战后曾这样写道：“……我马上就发现他变了。当然，他还没有从一场严重的事故中恢复过来，但是，在我汇报期间，他有时拒绝接受，有时表示不信，有时又若有所思地微笑。当我指出部队危险的虚弱状态……并询问他是否不相信时，凯塞林答复说‘元首告诉我的完全不同’。于是我要求他解除我的职务……元帅立即拒绝了，说他对我有着毫无保留的信任。” 如果说韦斯特法尔的言辞还不足以令凯塞林意识到西线局势的糜烂程度，那么，次日与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的会面就彻底惊醒了他。当时，他想把自己在意大利战场的防御经验介绍给莫德尔，早被战局折磨得心焦力瘁的莫德尔顿时失去耐心，生硬地称自己拒绝接受“一个不了解西线的总司令给他上课”。凯塞林尴尬地重述了凯特尔描绘的局势，不想莫德尔大发脾气，并高声嚷道：“我不想听他们说的任何事，所有麻烦都来自他们！”显然，莫德尔的不满已到了完全不加抑制的程度，连倾诉对象是谁都毫不顾忌。极可能是莫德尔的一通发作，让凯塞林对局势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后者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空军仍在尽最大努力，但他们也无法取得一场胜利。他们已经气馁了……或许需要做些什么来重振地面支援，来擦亮空军已然暗淡的光环，或许这也太迟了？补给情况很糟，某些地区的局势非常危急……后方部队出现了解体迹象，失踪者的数目足以说明局势有多糟糕……在军官间能听到政治性对话，这不仅会削弱抵抗意志，也会滋生失败主义倾向。”

1945年3月，凯塞林调任西线总司令后

摄于1945年5月8日的贝希特斯加登

尽管只有残破的55个师对付占尽优势的85个盟军师，但凯塞林给西线德军的命令只有两个字：坚持！不过，德军溃败的速度之快，并没给凯塞林留下多少施加意志和影响力的时间与空间，他觉得自己像汪洋中的孤舟一般无助，乐观的微笑也很少再浮现在脸上。盟军从雷马根和奥本海姆桥头堡相继突破，萨尔和法尔茨 （Palatinate）迅速告陷；B集团军群4月初被围在鲁尔口袋中，德国中部的命运已然注定；B集团军群4月17日解体，莫德尔4天后饮弹自尽；南部的维尔茨堡、班贝格和故乡拜罗伊特也逐一陷落……凯塞林的天空从来没有这么灰暗过。

1945年4月最后的日子里，凯塞林的职权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东线的中央、南方和东南集团军群、意大利的C集团军群以及西线的G集团军群和上莱茵集团军群等，全都归他节制。4月29日，维廷霍夫在意大利率部向盟军投降，凯塞林得悉后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还试图逮捕这位忠诚的老部下。次日，希特勒自杀，末任元首邓尼茨组织新政府后谋求向盟军投降，他任命凯塞林担任德国南部、奥地利、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地区的全权代表。5月9日，凯塞林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向美军投降，第101空降师师长泰勒将军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一家饭店约见了他。泰勒不仅允许凯塞林佩戴勋饰和手持元帅权杖，还与他一起轻松饮茶，这些照片传回美国后曾引起过轩然大波，“绅士间会面的温馨气息”立即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尽管凯塞林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和最后的西线作战中曾让美军吃尽苦头，但似乎美国人对他并无恶感。

摄于1945年4月底5月初

摄于1945年11月24日的纽伦堡

摄于1945年11月的纽伦堡审判期间

5月15日，凯塞林在奥格斯堡被勒令交出勋饰和元帅权杖，随后被带往卢森堡的蒙多尔夫 （Mondorf）受审。按照韦斯特法尔的说法，凯塞林在这里“坚强得像块石头”，在意气消沉的被俘将领间显得鹤立鸡群。凯塞林劝告同被拘押于此的戈林，“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做的事负责，必要时带着尊严地死去”。他还试图“鼓励、帮助和指引高官们顽抗到底”。当年11月，凯塞林作为证人在纽伦堡出庭作证，不久后被关入纽伦堡的监狱，曾被单独监禁5个月，这段日子也被他自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元帅和将军们的尊崇与光环被剥扯得丁点不剩，不仅受到严密的监视和言语羞辱，还要忍受6名将军同挤一间监舍的待遇。凯塞林的自尊受到了沉重打击，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1946年夏，凯塞林在阿伦多夫参与了美军战史部门组织的访谈与写作计划。9月20日起，他被押往伦敦肯辛顿监狱，由斯考特兰 （Alexander P. Scotland）中校对他进行仔细讯问。期间，凯塞林首次听说英方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对他提起诉讼。11月18日至30日间，凯塞林在罗马为两位老部下出庭作证——前第14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罗马城防司令梅尔策 （Kurt M ä ltzer）被指控于1944年3月24日报复性屠杀335名意大利人。这件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1944年3月23日，德军“博尔扎诺警察团”（Polizeiregiments Bozen）3营11连的一队警察在罗马街头行军时，遭到意大利游击队袭击，当场有28名警察被炸死，稍后又有多名重伤者丧生。 参与袭击的16名游击队员成功逃脱。德军按规定进行了调查，梅尔策与驻罗马的帝国保安总局头目卡普勒（Herbert Kappler）一起勘察了现场，并向C集团军群总部做了汇报。由于凯塞林和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均不在总部，集团军群作战部长贝利茨（Dietrich Beelitz）上校要求梅尔策联系麦肯森，后者则将此事立即上报到最高统帅部。下午晚些时候，希特勒下达了报复令——每死1个警察枪毙30至50个意大利人。贝利茨抗议这种残忍的报复手段，而梅尔策和麦肯森稍后商定，以1比10的比例枪毙意大利人。当晚，卡普勒向返回总部的凯塞林报告称，已有足够的死刑犯或“罪当至死”的意大利人可供枪决。8时许，凯塞林对希特勒命令中“枪毙人质”的措辞稍稍做了修改（德军实际上并未扣留任何人质），而后将命令转给麦肯森执行。据说，希特勒稍后又下达了一条指令，要求帝国保安总局负责行刑。韦斯特法尔高兴地看到“不用再由国防军负责”，麦肯森随后于午夜时分通知梅尔策“一切由帝国保安总局负责”。不过，卡普勒并没有凑够足够的“死刑犯”或“罪当至死”的囚犯，于是他拿几十名犹太人、平民和战俘凑数。24日午后，335名意大利人在罗马南面的阿尔地蒂尼山洞（Ardeatine Caves）被杀害。

1946年11月30日，英军军事法庭判处麦肯森和梅尔策死刑，这一天被意大利媒体称为“国家的节日”，不出意外，凯塞林和其他前将领愤怒无比，称之为“政治判决和报复”。凯塞林联络一些前将领替两人申诉，还给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亚历山大元帅、蒙哥马利元帅及哈尔丁将军写信求援，甚至搬出梵蒂冈的教皇。在各方的游说和压力下，哈尔丁将军在1947年7月4日将前述两人改为终身监禁。同日获得宽大处理的并不止这两个人，竟然还有凯塞林自己!

对凯塞林的审判始于1947年2月17日，他被威尼斯的英军军事法庭指控犯有两条战争罪行：其一是参与了阿尔地蒂尼山洞的报复性屠杀；其二是指控他在1944年6月至8月间煽动和指挥报复性屠杀，造成了大量意大利平民的丧生。对于第一条指控，凯塞林只承认整个事件中自己只是向麦肯森传达希特勒的命令，而且他也确信只有已被判处死刑者才被实际枪杀。韦斯特法尔和其他军官出庭为之作证，但法庭发现，凯塞林的陈述与证人的证词间存在不少矛盾。1944年3月23日夜，凯塞林从前线回来后，是否收到了希特勒的第2道命令，这件事本身曾令法庭非常困惑——凯塞林坚称不知情，韦斯特法尔却说自己连夜叫醒了凯塞林并做了汇报。不过，对于“3月23日凯塞林在南方的卡西诺防线视察，当夜才返回总部”的说法，法庭予以采信。对于第二条指控，凯塞林展开了猛烈的辩护。1944年6月4日盟军占领罗马后，亚历山大曾向意大利人呼吁：“……不管你们在哪里遇到德国人都要杀死他们；你们要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 亚历山大的言论无疑是火上浇油，意大利许多地方当时都出现了暗杀和袭击行动，盟军和德军都认为已无法避免把恐怖和血腥报复强加到平民头上。凯塞林于6月18日发布过两份命令，声称要对任何超出容忍底线的敌对行动进行最激烈的报复。7月，凯塞林为约束部队和加强纪律，曾命令就地枪决实施抢劫和强奸的德军官兵，而对游击队和平民的清剿屠杀，直到9月份墨索里尼表达了不满时，才算有所收敛。凯塞林在法庭上表示不理解自己为何被指控煽动战争，他认为野蛮和残忍是任何战争都无法避免的副产物，暴行是“狂野的热情、对战争的愤怒或纯粹是出于报复而造成的”。凯塞林虽对平民的伤亡感到遗憾和后悔，但他强调，这些伤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他发布了什么命令，而是“游击战本身就违背了国际法”！最惊人的是，他还狡辩说必须在战争的总体情景下“接受平民伤亡这个事实”，特别是意大利人“赌博般脱离了德国的庇护，伤亡实为咎由自取”。凯塞林显然回避，或者说忘记了一个事实——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本身就是对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背离。意大利平民和游击队因反抗占领军而招致的屠杀，在凯塞林眼中不过是咎由自取——这真是只有日本战犯为自己辩护时才说得出口的可耻论调。

摄于1947年2月的威尼斯

摄于1947年2月的威尼斯

摄于1947年6月的沃尔夫斯堡（Wolfsberg）监狱

5月6日，英军军事法庭宣布判处凯塞林死刑。消息传出后，不仅德军老兵群体群情激愤，就连英国也出现了一片抗议浪潮。丘吉尔第一时间指出量刑过重，并开始着手干预。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亚历山大致电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时称：“作为老对手，我对凯塞林没什么好抱怨的。他和他的战士们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但并不肮脏。” 亚历山大在1943年就曾对凯塞林的战术水准和防御能力表示过钦佩，1961年时更在回忆录中赞扬这位对手“在解救因受错误情报误导而陷入危机的部队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曾任第8集团军指挥官的利斯爵士也在1947年5月向媒体表示：“凯塞林是一位极其勇敢且光明正大作战的战士，对于英国把胜利者的审判强加到凯塞林身上，我感到难过。”

7月4日，经历了等待执行死刑的8周煎熬后，凯塞林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从10月起在威斯特法利亚州的维尔监狱开始服刑。凯塞林服刑期间，西德于1949年5月立国，西方与苏联之间也拉开了冷战的铁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以亚历山大元帅和李德·哈特等为首的群体一再游说英国当局释放凯塞林，与该群体关系密切的丘吉尔在1951年重新当选为首相，随后加快了释放德军战俘的步伐。西德老兵们成立了一大批老兵协会，代表众多老兵组织的“德国战士联盟”（Verband deutscher Soldaten）在1951年9月成立，前海军上将汉森（Gottfried Hansen） 以身后的老兵组织为后盾，为释放凯塞林等在押战犯摇旗呐喊。为凯塞林担任过辩护律师的著名大律师拉特恩泽尔（Hans Laternser），从1950年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描绘凯塞林的“英雄形象”，称“凯塞林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错误的定罪和悲剧性审判使一个无辜者至今仍身陷囹圄”。拉特恩泽尔对舆论和公众的影响很大，一时间使凯塞林成为大众眼中的“烈士”，自由民主党籍国会议员门德（Erich Mende）甚至还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声称：“凯塞林正为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服刑。” 凯塞林在狱中与阿登纳总理建立了联系，后者在1952年明确表示，西德是否加入欧洲防御共同体的决定，取决于德国军事人物能否获释。这一强烈信号给英美当局施加了巨大压力，凯塞林的命运也随之出现重大转机。1952年7月，凯塞林因喉癌出狱就医，期间接受了空军老兵协会、非洲军老兵协会和右翼组织“钢盔党”等三个组织的荣誉主席称号。

1952年10月22日，英国当局以健康原因释放了凯塞林。三天后，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自己的获释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对英国和西德政府的努力没有任何感激之意。他一反获释战犯的低调姿态，视自己为“复仇心切的盟国司法制度的牺牲品和烈士”。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呼吁释放所有在押战犯和战俘，甚至放言：“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未受到审判的战争罪行”——新闻媒体自然会将此评论与盟军自身的战争罪行联系起来。显然，凯塞林一方面视自己为无辜者，另一方面又觉得有资格和义务为老兵代言。凯塞林的言行不谨对自己的形象造成了损害，西德政府发言人曾直言对凯塞林的幼稚感到震惊，建议其以后“慎言”。

1952年夏秋是凯塞林战后声望的一个高点，但此后开始急剧下降，其主要原因大约有三：首先是凯塞林在195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把自己美化成“战争中的绅士”，有意忽略或否定国防军和党卫队的战争罪行，仍对希特勒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忠诚”，西德当时有不少人还希望他依然被拘押。其次，凯塞林似乎对西德政治和民意的体察非常迟钝，不停地以证人面目出现在司法当局对前国防军将领的审判中：先是1954年为曾在其麾下指挥第82军顽抗到底的托尔斯多夫作证，后又为有“魔鬼将军”之称的舍尔纳出庭作证。这些将领受到指控的罪名都是在战争末期随意枪毙德军官兵，凯塞林在证人席上的频频现身，使本来就对将领群体毫不容情的舆论，连带着将他一起冷嘲热讽。有人甚至说，凯塞林不自重地频频出庭，实际上把人们之前对将领群体的同情一扫而光。第三，1954年3月至4月间，凯塞林携妻子造访奥地利时曾与当地老兵组织取得联系，还探讨了如何援助奥地利战俘的亲属，结果给西德带来了外交麻烦——苏联和奥地利当局对凯塞林的活动均表示不满，奥地利还下了逐客令，但他根本不予理睬。新闻媒体对此事做足了文章，使凯塞林不合时宜的形象再次凸显于世。

凯塞林没有从社会批评中学到什么教训，反而对自己的作为从不表示后悔或遗憾。1957年后，凯塞林基本上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过了三年安静的生活后，他于1960年7月15日病逝于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最后被葬于巴特维泽（Bad Wiessee）的乡间公墓。出席葬礼的除了“钢盔党”等组织的成员外，也有一些曾经显赫的人物，如邓尼茨、前首相巴本（Franz von Papen）、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和舍尔纳等。韦斯特法尔代表曾在非洲和意大利战斗过的老兵发言，称颂凯塞林是“一位值得敬仰、善待官兵的人物”。时任空军总监的卡姆胡贝将军，则代表前空军和西德联邦国防军致辞，称凯塞林将“以其早期的成就，而非晚近的活动为后人所铭记”。

凯塞林虽然故去了，但对其军事生涯和战争罪行的评价远称不上盖棺定论。虽然从并亲身参与过对游击队和平民的血腥镇压，但作为事实上的“意大利摄政王”，凯塞林未能控制事态发展和约束部队，反而以命令方式将暴行合法化，因此他永远也难辞其咎。在阿尔地蒂尼山洞屠杀案中，由于凯塞林与韦斯特法尔等人的证词相互矛盾，法庭当时就怀疑其中必然有人做了伪证，而且怀疑凯塞林说谎的可能性更大，但一直苦无证据。

1997年，曾是二战老兵的美国历史学家雷伯尔（Richard Raiber）经过长期研究，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发现了重大线索。他的研究表明，凯塞林和韦斯特法尔等人都在1947年向军事法庭撒谎，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决定335名意大利平民命运的1944年3月23日和24日，凯塞林本人并未去巡视卡西诺防线，也没有在23日夜返回总部。那么，那天夜里他到底在哪里？雷伯尔遍查包括电话记录的各种战时档案，还采集到凯塞林飞行员的飞行日志，发现这位元帅在3月22日至25日期间，实际上是在意大利北部检查海岸防御工事，因此不可能在23日夜回到总部——这就彻底推翻了凯塞林等人的一切供述。雷伯尔感到大惑不解，既然凯塞林与屠杀平民案没有直接牵连，他为什么还主动兜揽责任，难道就因为他的确是一直自我标榜的“士兵们的元帅”吗？

雷伯尔怀疑凯塞林一定隐藏了极深的秘密。毕竟，承认屠杀平民案中上传下达的责任，也许不会遭到过重的惩罚，凯塞林很可能犯有更重的罪行，因而主动承担自认为较轻的罪名，而隐藏了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其他罪行。雷伯尔注意到，凯塞林3月24日的落脚点是意大利北部的利古里亚（Liguria），具体是在多斯特勒尔将军的第75军。两天前的22日，美军一支由15人组成的特遣队在拉斯佩齐亚（La Spezia）以北100公里处登陆。这支被称为“金尼特遣队”（GINNY OG）的小部队奉命到德军后方破坏铁路隧道，但还没来得及执行任何任务，甚至还未放出一枪一弹，就向闻讯赶来的少量德军投降了。24日，身着美军军服的俘虏们被送到拉斯佩齐亚的第135岸防旅旅部，这里距凯塞林当晚的下榻处仅有22公里。多斯特勒尔向岸防旅旅长阿尔默斯（Kurt Almers）上校下达了枪毙俘虏的命令。26日晨，不幸的美军战俘们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匆匆处死。雷伯尔强烈怀疑是凯塞林做出了杀俘决策——多斯特勒尔不可能不知道，未经审判即行杀俘是违反海牙公约的战争罪行，在战区最高长官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不做请示就擅自处死俘虏。令雷伯尔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铁证来证实凯塞林不仅知情和参与此事件，而且正是他本人下达的行刑令。但雷伯尔发现，1944年4月初，凯塞林曾命令多斯特勒尔销毁一切有关“金尼特遣队”的审讯记录与文件，这种做法颇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

1945年5月3日，多斯特勒尔在意大利西北部向美军投降时，承认下令处决了“金尼特遣队”的15名美军，但强调说自己并非自作主张，而是根据希特勒的指令行事——纳粹元首确曾有令，对在德军后方进行颠覆活动的一切军民格杀勿论。多斯特勒尔很快被逮捕、审讯和判处死刑，他在绝望中曾向凯塞林和韦斯特法尔求援，但被前长官们无情地拒绝。多斯特勒尔于当年12月1日被绞死，但在死前一直没有供出到底是谁下达的命令。不过，盟军对多斯特勒尔的快速审判和处决，可能吓坏了凯塞林——如果美军发现了“金尼特遣队”杀俘案的真相，在指挥层次上仅次于希特勒的凯塞林肯定会被枪毙。雷伯尔推测，可能是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凯塞林利用1945时战俘营管理依然混乱的机会，与韦斯特法尔等人议定，要不顾一切地掩盖“金尼特遣队”被杀的真相，消除他们与此案有牵连的任何蜘蛛马迹。为此，凯塞林不惜在1947年公然撒谎，韦斯特法尔等人也沆瀣一气，同做伪证，以掩盖杀俘真相。雷伯尔曾感叹道：“……当一个人的头颅已伸进绞索时，鲜有人还能坚持不撒谎，凯塞林也不例外。”59出乎凯塞林意外的是，他的策略并没有取得成功，自以为在平民屠杀案中只是上传下达的小角色，但依然获得了死刑! 可以想像凯塞林该有多么失望、郁闷和愤怒，精心编排的证词和辩护到头来还是要付出项上人头。

时光荏苒，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1997年6月，曾任凯塞林的作战部长，与韦斯特法尔一起为元帅作证的贝利茨上校，终于在90余岁高龄时承认：“1944年3月24日，凯塞林确实是在利古里亚。” 这样一句简短平淡、但内涵极深的话，不知能拨开多少笼罩在凯塞林身上的迷雾。曾经自认为，也被德国和英国人认为是“体面的战场绅士”的凯塞林，本以为自己那些“强加之罪”会被光阴荡涤得一干二净，更以为那隐藏极深的杀俘罪行也会随他一起埋葬在坟墓里，却怎么也难以料到半个世纪后还是被人掘了出来。不知这位乐天派，是否还能在天国笑意盈盈？

凯塞林到底是德国人心目中曾经的“英雄”、纳粹帝国的“烈士”，还是英国人眼中的“绅士”、美国人指斥的“巨骗”，抑或“管他是什么的”？他或许都是，或许又都不是，一切取决于时间和立场。历史，毕竟是由一个个国籍、信仰、立场与个人经历迥异的史家所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