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美国历史学家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称得上是美国人在整个20世纪凝聚力最为坚固的4年，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国家历史中最为团结一致的4年。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专栏记者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ck）便在自己的撰文中表示 “某种凝聚力正从火奴鲁鲁的废墟和残骸中逐渐形成”。 这位绰号“华盛顿新闻业主管”的资深媒体人与很多眼光敏锐的新闻观察家都发觉：罗斯福的两位异党对手——前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和在1936年总统大选中铩羽而回的前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似乎都不再忙于制造两党间的各种矛盾。

在1941年12月10日对国内民众所进行的一项民调中，有超过98%的美国人赞成对日本及其他轴心国开战，而罗斯福的民意支持率也一跃攀升至89%——这也是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中总统支持率最高的一段时期。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乔弗雷·佩雷特（Geoffrey Perrett）的说法就是： “整个国家似乎从未有过如此同仇敌忾的时刻……不管任何的失败、阻力或挫折都无法打破这股坚韧的团结意识。” 12月14日，美国中央车站候客大厅内的东侧大墙上张贴出了一张长120英尺、高75英尺的巨幅壁画。这张由美国著名摄影师阿瑟·罗施坦（Arthur Rothstein）和农场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下属信息部的十余位海报设计工作者历时3个月完成的巨幅壁画尽管其主旨是帮助财政部推广国防债券，但通过壁画中间摘录自《葛底斯堡演说》最末一句“这个民众领导下的政府——将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也让人们从中强烈地感受到美国人对于赢下这场战争的信心。

可惜的是，美国人的这股团结意识和信心似乎并未在珍珠港事件后就被完全激发出来，尤其是平面媒体的反应让人觉得有些迟缓。尽管部分美国学者认为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941年初，美国的政府机构和各地企业便已通过海报和广告的形式最大程度地号召了美国人团结起来以应付可能到来的战争风险，但这种将设计主旨上升至国家层面的实例成果相比起多如牛毛的商业海报和广告显得太过微不足道。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因为这种性质的海报或者广告根本不会给商家和雇主带来任何经济利益，而非营利性的政府机构又在当时国内外媾和、绥靖与孤立思潮的复杂舆论影响下显得不知所措。在国内对于是否应该派兵参战而争论不休的大环境下，政府宁可抱着骑墙观望的态度也不愿因为言语上的疏忽而遭致任一阵营人士的批评与指责；甚至连《新闻周刊》这样的大型期刊都只是模糊地向民众发出一个模棱两可的警告：“你可曾做好面对危险的准备？”

在明白了这点之后，我们便能理解自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美国人的宣传工作为何几乎处于一种无序的糟糕状态。当然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也让很多宣传工作者们难为无米之炊。当时美国共有3个部门负责宣传工作，其中以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柏德·迈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负责的专门从事战争宣传工作的精确资料办事处（Office of Facts And Figures）为主干，另外由罗斯福亲自下令组建起来的新闻统筹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和总统行政应急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下属的信息情报处（Division of Information）与政府报告办公处（Office of Government Reports）也可协助完成宣传工作。但由于缺少了事实的支撑和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加之这些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很不到位，他们的宣传效果大抵也是难穿鲁缟；除了留下一个为后人所知的“美国之音”节目以外，就再无多少显著的贡献可言。

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1942年6月中旬才发生了根本改变。借着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罗斯福于6月13日正式签署了第9182号总统令，要求在总统行政应急管理办公室之下新成立一个名为“美国战时新闻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新机构，专门负责各类战时宣传动员、新闻报道和预警通知工作；此外，新闻统筹办公室下属的国际新闻部、出版部和图集素材部也统一划归战时新闻处管理。同时，罗斯福还请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新闻记者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担任战时新闻处的总负责人。随着战时新闻处的成立，美国国内混乱不堪的宣传局面很快得以扭转，而他们所完成的头一桩工作就无疑起到了凝聚信心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1942年7月4日，每一位美国民众都吃惊地发现，沿路上所有书报亭的外摆杂志封面居然全部是三色相间的星条旗图案。这一想法最初由纽约出版业巨头赫斯特出版集团（Hearst Corporation）的一位聘用画家保罗·麦克纳马拉（Paul MacNamara）提出，他于1942年4月向美国出版业协会（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建议，希望协会的所属杂志社可以考虑将一期杂志的封面统一换成美国国旗以鼓舞民众的士气。在得到了包括《时代》、《时尚》和《芭莎》等500余家杂志社的支持以后，这一提议很快就成了刚组建不久的战时新闻处的工作重点。戴维斯认为这一活动非常具有宣传价值，它可以让还有些单薄的爱国精神和相关主题加以捆绑一并向民众进行宣传。经过再三衡量之后，财政部所推行的战时债券就成了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附带表现。

当然，在美国国庆节当天推出这批杂志显然也是经过事先安排的，而这次的国旗宣传活动异常成功。到了7月24日，美国国旗协会（United States Flag Association）根据这500余家杂志的种类分别选出了8份优秀封面设计，并在这其中将画家阿伦·萨尔伯格（Allen Saalburg）为1942年7月刊的《住宅与家园》（House&Garden）杂志所绘的封面评为优胜作品。萨尔伯格的作品以著名的弗农山庄作为远景，近距离映衬美国国旗，凸现了某种传承自历史与自由的责任感，并使其立意远高于其他各优胜作品。

国旗宣传活动的成功对美国二战期间的宣传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画家在日后的海报作品中均尝试着加入美国国旗以突出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当然作为优胜者，萨尔伯格除去获得了荣誉十字奖章和爱国十字奖章以外，还受到戴维斯的亲自邀请，成为了战时新闻处一名负责海报创作的受邀画家。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他的另一幅家喻户晓的海报作品。萨尔伯格所偏爱的新古典主义画风在这幅海报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类似简约风格的画面严谨庄重但又蕴含磅礴之力，通过背景的强烈明暗对比突出战争的威胁和邪恶，并配合林肯总统《葛底斯堡演说》末尾处的一句名言，将整个主旨挥洒到了无法比拟的极致。而萨尔伯格笔下的那面残缺不全但仍徐徐飘扬的星条旗也自此成为了所有美国人心中的某种精神象征。

与此同时，战时新闻处的工作也从各个方面全面铺开。除去配合完成了大量宣传短片的创作之外，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自然还包括审核政府宣传海报的内容和设计。实际上，日后绝大多数题材的海报设计都离不开战时新闻处的参与和推进。但在此之前，战时新闻处内部曾就海报设计的理念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其中一派认为宣传战争的海报就应该有表现战争艺术的图案和标志设计；而以从事广告业为主的另一派则认为，战争海报的设计也应该遵循广告学的常规模式，也就是更接近于商业广告的风格。前一个观点得到了新闻处绘画设计主管弗朗西斯·布雷南（Francis Brennan）的支持。作为《财富》杂志的前任美工编辑，布雷南认为战争海报就应该表现“战争的艺术”，而宣传战争目的与创作手法的运用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但当后者意见占据上风后，战时新闻处的宣传海报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和战时广告业委员会（War Advertising Council）进行沟通以后，这个由美国广告业协会于1942年4月成立并同样旨在向民众宣传战争目的的机构随即表示愿意大力配合政府部门的工作。而那些受雇于战时新闻处的广告设计者们则开始将大量的广告宣传技巧加入到战争宣传海报中去，虽然这其中有许多设计作品的主题内容实在过于肤浅，但其宣传广告的特质又让这些海报拥有了难以估量的传播速度。

美国将始终为自由而战。（伯纳德·佩林，1943）

复仇！12月7日。（伯纳德·佩林，1942）

为鼓励设计者们更好地创作出有质量的海报作品，由美国国内的胜利画家协会（Artists For Victory）和民主委员会（Council For Democracy）牵头主办的“国家战时海报设计大赛”于1942年8月15日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式启动，画展为期70天，至10月22日结束。这次比赛共吸引了400余位海报创作者，参赛海报共计2224幅，后经挑选，其中的200余张得以在博物馆展出。这些海报尽管无法用具体数据来衡量提升了多少信心和士气，但仅从罗斯福写给胜利画家协会主席霍巴特·尼科尔斯（Hobart Nichols）的信中，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位美国总统发自内心的赞同与感激： “即便是这些远离战争，从事着平凡工作的人群也能为战争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创作这2000多张海报似乎并没成为他们的累赘，相反却成了他们推动战事积极发展的一种自发自愿的工作。” 尼科尔斯后来在回信中写到： “能够得到总统先生的赞赏就是对此次比赛的最大肯定。这场比赛得到的巨大响应充分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所有画家都坚信总统先生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2200多幅海报还将在全国各个城市展出，而它们所激发出的士气和决心将会是难以估量的。”

画展结束后，胜利画家协会组织了以布雷南为代表的8名评委对这些作品进行了评比，共设立有促进生产、战争债券、揭露敌人、言语谨慎、自由国度、前线将士、拯救盟友和自我牺牲等8大主题。老实来说，尽管这些海报设计的初衷无可挑剔，但整体质量的参差不齐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最后在这200张海报中，评委们挑选出8张作为优胜作品（后文中会陆续介绍），其中德裔画家卡尔·科勒（Karl Koehler）与意裔画家维克多·安科纳（Victor Ancona）成为了最大赢家，他们共同创作的两幅海报作品均在此次评选中榜上有名。

是什么让我们自豪地为之致敬。（维拉·格勒文，1942）

四大自由遍及全世界。（纽约州公共事业振兴署，1942）

与此同时，考虑到盟军在各条战线上已开始扭转颓势，战时新闻处和其他很多宣传机构在1942年年底开始将宣传主题的重心转向更高层次的论调：除采用一些历史借代和宗教感化的题材作为宣传美国的参战目的之外，戴维斯还认为，在战事的僵持阶段利用罗斯福总统战前的两大理论进行推广宣传有助于民众的士气提升，尽管这也间接导致了后来许多罗斯福的反对者抨击战时新闻处只是罗斯福的私人宣传部门。

最早体现罗斯福主题思想的海报是受雇于国家制造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的画家拉尔夫·伊利甘（Ralph Iligan）所创作的一套“工业：民主的兵工厂”系列海报。这套海报主色调柔和却又带有强烈的象征主义风格，其中的一张还借用了萨尔伯格的创作思路引入国旗作为背景反衬。除此之外，伊利甘还在海报中大胆地将代表现实风格的实拍照片作为布局设计的补充，这种虚实相承的处理手法也成为了日后很多海报画家加以借鉴的常用技巧。

另外，美国著名画家和作家詹姆斯·道格尔迪（James Daugherty）也完成4张反映“四大自由”主题的海报。与伊利甘的绘画风格截然不同，道格尔迪的画面处理得简洁明了，色彩的明暗对比十分突出。然而道格尔迪取材自美国独立战争期间4个不同事件尽管让整个主题的基调极为出彩，但在合意上却略逊伊利甘一筹，因为道格尔迪并未在画中体现出罗斯福提出的4种不同的自由，只是单纯地将这些不同的自由捏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了一个笼统的概念。不过让罗斯福“四大自由”这一主题得以完美升华的海报作品很快就得以问世。

拉尔夫·伊利甘的“工业：民主的兵工厂”主题海报

国土防御始于工厂

海上防御始于滨岸

捍卫自由始于工厂

领空防御始于地面

詹姆斯·道格尔迪的“四大自由”主题海报

约翰·保罗·琼斯说：“我还没开始战斗呢。

1775年的列克星敦，他们曾为自由而战；如今我们也是。

华盛顿为赢得我们的自由而横渡特拉华河，如今我们跨越大洋亦为此而战。

1776年7月4日的独立日。他们恪守信念，而我们也应当时刻铭记。

这一切的工作都要归功于诺曼·洛克维尔（Norman Rockwell），这位20世纪前期美国著名插画家的妙笔生花。这位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杂志前后共创造了300多幅封面海报的画家在得知美国加入二战的第二天就着手开始了战争主题的设计绘画工作。实际上，洛克维尔早在一战期间便作为美国海军的受雇画家创作了一定数量的战争题材作品，故此对于这类主题的尺度拿捏显然要优于多数画家。然而在创作“四大自由”之初，洛克维尔也陷入了才思枯槁的境地。洛克维尔显然是意识到了道格尔迪创作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但是在位于佛蒙特州小镇阿灵顿的画坊中埋头创作了两个多月之后，洛克维尔竟失望地发觉，自己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完美诠释这一主题思想的切入点。

不过小镇阿灵顿的平和生活却在这时候给了洛克维尔意想不到的创作灵感。在镇议会所召开的一次居民讨论会上，当与会的所有人都赞成在该镇新建一所小学的时候，一位名叫吉姆·埃杰顿（Jim Edgerton）的居民却站了出来，陈诉自己反对建造的观点。作为讨论会的旁听者，洛克维尔后来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如此记录道， “……埃杰顿一个人站在那里滔滔陈词，尽管在场的人并无赞同他的意思；然而没人发出嘘声，也没人厉声制止，与会的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天哪，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言论自由的现实场景就摆在我的面前”。 洛克维尔于是放弃了先前取景高深的想法，决定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来阐释“四大自由”的真谛。在历时半年的创作之后，他最终完成了4幅主题海报的设计。为了创作这套海报，洛克维尔的体重甚至减少了近7公斤。4幅海报均取材于阿灵顿居民的日常生活，那位在讨论会上势单力寡却仍勇于直言的埃杰顿成了“言论自由”的主人公，而另一幅“信仰自由”则取材于当时正在当地教堂内虔诚祈祷的珍妮·哈琳顿（Jane Harrington）太太及众人。

正在作画的洛克维尔

周围的邻居和朋友都是洛克维尔获取创作灵感的素材

洛克维尔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

洛克维尔的“四大自由”主题海报

拯救言论自由

拯救崇拜（宗教）自由

为不虞匮乏的自由而战

为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战

不过洛克维尔没有料到，自己潜心数月完成的作品却饱尝了官方的闭门羹。战时新闻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这位画家，他的这套作品带有明显的一战时期海报风格，这类画风并不太适合现在民众的胃口。在屡屡投稿却遭驳回之后，心灰意懒的洛克维尔只得找到《星期六晚邮报》的责任编辑本·希布斯（Ben Hibbs），希望将其作品简单处理后作为杂志封面予以发表。在配上了简短的文字之后，这4张海报于1943年2月20日至3月13日分4期登出。谁曾料想，这些海报一经发表便在美国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尤其是“信仰自由”和“免除恐惧的自由”这两幅深深地触动了每位美国人的内心。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杂志社方面不得不加班加点，单独重印了大约200万份海报。

另一方面，战时新闻处也开始认识到了这套海报的意义何在。在经过杂志社和洛克维尔本人的同意之后，他们将海报与当时的债券销售工作联系起来，并和财政部联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数场债券巡回宣传会，共筹集资金达1.3亿美元。到二战结束时，由联邦印刷局完成的该套海报的印量就超过了250万份，如果再算上各类授权机构的翻印数量，洛克维尔的这套“四大自由”主题海报的总印量至少在750万份以上，足以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印刷数量最多的主题海报之一。

与洛克维尔的《四大自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还有芝加哥谢尔顿-克莱尔（Sheldon-Claire）广告公司于1942年完成的另一套宣传海报《这就是美国……自由下去》。由于这套作品并非官方性质海报，故此谢尔顿-克莱尔广告公司在完成创作之后将其转让给《新闻周刊》等杂志加以刊登，前后共有24幅海报在5份不同杂志上同时发表。与很多海报性质不同的是，该主题的所有海报内容均以实拍照片为主，主角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商贩等等。通过从普通民众中间采集到的点滴生活细节，配以一段言简意赅的宣传语，让阅读者自然而然地将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紧密联系起来，也为美国民众完整勾勒出了一张“理想美国”（Ideal America）的美好蓝图。

随着伤亡惨重的日军无奈撤出瓜岛，加之德意联军又在突尼斯被迫投降，胜利的天平在1943年入夏已逐渐开始向盟军一方倾斜，而此时的美国内部也出现了些许松懈迹象。特别是到了8月中旬当盟军成功登陆西西里岛以及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击溃德军师团的消息传遍美国各大地区之后，这种松懈之意更是流露无遗：一些美国人开始不切实际地幻想战争最快将在半年内结束，而他们盼望已久的和平很快就会来到。这种极具传染性的情绪变化让戴维斯很是担心，作为战时新闻处的总指挥，他不想让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葬送了好不容易才取得的成就。为了让民众更为全面地了解战争，戴维斯决定改变目前的海报宣传主题，即将创作主题逐渐引入到战争现实的客观反映上去，同时逐步淡化那些目标理想的宣讲灌输。

为了加强宣传的实际效果，戴维斯同意在海报创作上使用经过战时新闻处审核并允许发表的战地照片和记录作为配合素材。实际上，戴维斯必须小心谨慎地拿捏此类海报的分寸，因为任何一张战地照片不仅会给读者造成不小的震撼，同时也会在民众心中造成厌恶、惧怕甚至是恐慌情绪。因此，照片及其配合文字的处理与审核工作就被交由战时新闻处下属的新闻署以及图像素材科完成，其中以后者的任务最为关键。图像素材科这个由美国著名摄影家兼经济学家罗伊·斯瑞克（Roy Stryker）担任主管的部门最早只是农场安全管理局下属信息情报部的一个分支，后于1942年11月转入战时新闻处，而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配合宣传工作，拍摄和收集符合宣传目的的任何图片素材。这对于斯瑞克来说并不算难事，自1935年成立到转入战时新闻处的8年多时间里，斯瑞克的这个部门就拍摄了7.7万张各类照片，而在这之后的3年内，他们又完成了多达10.8万张照片的采集工作。

“这就是美国……自由下去”主题宣传海报

你的街角处不应该成为下一个目标！（吉尔伯特纸业公司， 1943）

高度的责任感！（大卫·斯通，1943）

这段时期内，以战时新闻处等官方机构名义发表的海报风格便开始悄然发生变化，这其中以反映“苏利文五兄弟服役事迹”的宣传海报最为著名。住在衣阿华州滑铁卢的托马斯·苏利文（Thomas Sullivan）一家五子同于1942年1月3日报名加入美国海军，后在美军巡洋舰“朱诺”号（USS Juneau）上一起服役。1942年11月13日的瓜岛海战中，“朱诺”号遭遇日军潜艇攻击而倾覆沉没，这兄弟5人也不幸殉职。出于情报保密需要，这个消息直到两个月后才被同意告知阵亡官兵家属。经过媒体机构的不断报道，苏利文五兄弟迅速成为了美国二战期间的国家英雄，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亲笔致信，向苏利文一家表示哀悼和慰问。战时新闻处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利用苏利文兄弟在服役之初所拍摄下的一张合照作为主题，于两个半月后就推出了一张名为《他们恪尽职守》的宣传海报。整张海报以红色为背景，画面简洁严肃却又不乏警醒的寓意，另外为了平缓民众的低落情绪，海报中还故意将五兄弟的阵亡情况改成了“战斗中失踪”。

除去这些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海报之外，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探之后，反映前线作战情况的纪实性海报开始占据相当数量。实际上，单纯以提升士气为主的海报数量至1944年起已开始大量减少，许多创作者都早已将这一主旨融入到诸如购买债券、加速生产、减少浪费等特定主题中；故此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内的纪实性海报要做的已不再是鼓舞士气，而是让民众做到时刻警醒，因为战争远未结束。许多海报中开始大量出现前线拍摄的照片，尽管这些照片已在公开前进行了筛选，但真实的场面足以向民众揭示战争的残酷和痛苦。不过老实来说，在展示战争的负面因素上，战时新闻处显然不算老道，而真正将这种感受带给美国民众的则是陆、海军以及隶属于美国战争部的公共关系事务署（Bureau of Public Relations）。他们创作的多数海报虽然都乏于艺术色彩，但显然更贴近现实，特别是公共关系事务署的海报尤为突出。除特殊要求之外，他们的全部海报均采用未经处理的战地拍摄照片作为素材，并配以100字左右的说明报道——实际上这更应该说是一种新闻报道。

利用各类媒体手段宣传战争进程的同时，美国国内还出现了很多鼓舞、提升前线士气的志愿团体和民间活动，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成立于1941年2月的美国劳军联合组织（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根据罗斯福提出的希望组建一个能够鼓舞部队士气的组织这一建议，由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全国天主教社区服务队（National Catholic Community Service）、救世军（Salvation Army）、全国犹太人福利会（National Jewish Welfare Board）和国家旅行者救助协会（National Travelers Aid Association）等6家国内活动团体效仿刚在6个月前成立的军事特殊勤务处（SpecialServices，类似我们的随军文工团）成立了一个旨在为部队士兵提供演出、娱乐及心理帮助的民间活动组织，并由后来成为纽约州州长和总统竞选人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担任该组织的首任主席。

劳军联合组织随后便开始了一连串的巡演活动，也就是很多美国士兵俗称的“兵营秀”（Camp Show）。在当年10月完成第一场国内慰问演出后，劳军联合组织很快就于11月初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实现了首次境外演出。另外，根据双方几番协商，劳军联合组织和军方在分工运作方面达成一致，即由劳军联合组织负责组织协调和事务运作，而军方则负责全部演出设施的配套供应工作。为更为有效地提高士兵的情绪，劳军联合组织后来还与众多好莱坞影星达成协议，邀请他们前往兵营进行慰问表演。要知道，当许多美国大兵朝思暮想的海报女郎，诸如“全民情人”贝蒂·葛莱宝（Betty Grable）和“美利坚爱神”丽塔·海沃斯（Rita Hayworth）等人跃然于他们面前之时，那种激动和喜悦之情就足以让他们忘却一切残酷和痛苦。按照作家约翰·斯坦查克（John Stanchak）的说法就是： “对于这些美国兵来说，贝蒂就是他们生命的一切，也是他们为之战斗的寄托……这当然还包括丽塔·海沃斯、多萝西·拉莫（Dorothy Lamour）和拉娜·托娜（Lana Turner）等一批女星……” 此外，劳军联合组织里还出现了诸如像鲍勃·霍普（Bob Hope）这样的慰问明星，令人捧腹的喜剧表演加上风趣幽默的笑话让他很快就受到了前线士兵的欢迎。

别忘了，劳军联合组织也是国家战时基金会（后文中有详细介绍）的一份子！

劳军联合组织，他们的确帮助颇多。（霍华德·斯科特， 1943）

前线慰问演出的次数在1943年开始逐渐增长并在盟军完成诺曼底登陆后达到了一个峰值。根据历史学家保罗·霍辛格（Paul Holsinger）的不完全统计，劳军联合组织在整个二战期间共组织了多达293738场演出，共计有超过1.61亿人次曾经观看过他们组织的演出，还有28人在巡回演出中因为飞机失事或疾病传染等原因而殉职。

除了这些前线慰问活动之外，劳军联合组织还和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与美国红十字会一起于1941年1月共同推出了“国防书籍活动”（National DefenseBook Campaign），旨在号召美国民众将书籍杂志无偿捐赠于部队作为服役士兵的日常读物。实际上这项活动并非首创，因为早在一战时期美国就曾出现过类似的“战争图书馆藏书活动”（War Library Book Drive）。与一战期间的运作模式较为类似，此次活动也设立了一个活动组委会作为活动总调度，总部设于纽约的帝国大厦，并在全美本土的另47个州均设有分支点（多数为当地的公共图书馆）。经过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推选，洛杉矶公共图书馆馆长阿尔西雅·瓦伦（Althea Warren）成为了首任委员会主席。后来随着美国参战，此项活动也正式更名为“胜利书籍活动”（Victory Books Campaign）。

按照活动流程，各州的活动分委会将定期在当地举行一场图书捐赠活动，而这些捐赠得来的图书便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各州的分支存放点。接着，活动组织者们就将这些书按新旧程度和核心内容分为7大类，心理学、时政评析、军事历史、代数几何等书籍作为第1类小说类或第2类非小说类图书优先考虑送往部队。有趣的是，一旦书籍被归于第6或者第7类，那么该书就不再适合提供给士兵阅读，原因是第6类图书被定义为“损毁严重且无法修复的书籍”，按照规定这些书籍最后只能作为废纸进行回收处理，而第7类图书则是“首版或限量珍贵图书”，依照要求这批书将会被图书馆妥善保管。

美国图书馆协会，1943。

给更多的书，给更好的书！

一直到1943年12月31日活动组委会主席威廉·海普纳（William Hepner）宣布图书捐赠活动将于即日起正式停止之前，主办方已通过近3年之久的活动共得到各类书籍达1850万本，这其中约有1020万份图书最后成为前线将士日常的学习读物。在此之后，海军和陆军部开始逐步落实3500万本图书的购买计划，基本满足了作战士兵的正常阅读。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陆军官兵一共从这批图书中得到了580多万本读物，海军人员则获得了超过175万本各类书籍，而商船船员仅拥有68万本；而活动的3个主办方则自行保留了约155万本图书作为其成员的日常读物，此外还有约5万本图书作为美国战俘营的教育读物。

美国人还从1942年6月起开始逐步推广“胜利邮件”（Victory Mail）。这种胜利邮件其实就是一种航空微缩摄影邮件，最早由英国人发明，并将此作为士兵联络亲人感情和提升作战士气的一种常规手段。美国人之前的战地书信来往全部依靠纸质信件，通常一架运输机要配备37个塞满了15万封信件的帆布邮袋。在从英国人那里得知了微缩摄影技术后，美国邮局开始转变之前的书信形式，他们仍旧从欧洲、非洲和太平洋等地区的各个战场免费收寄军人书信，但在各地的战地邮局就将信件通过缩微摄影后存为底片，随后通过航空运递到达美国本土，再将底片进行冲洗和放大，最后对折套封寄递到收件人手中，向亲人报平安。

他肯定能收到胜利邮件。（延斯·施莱凯尔，1943）

通过每封邮件与他保持联系。（勒哈伦·希勒，1945）

当然，美国民众也可向前线士兵寄去胜利邮件，但同样要求不得询问任何与前线战事有关的内容。这种特殊的传递方式既可以减轻邮件的重量、体积，又可防止敌方间谍利用普通信函窃取情报。为了确保信件的内容安全，所有的邮件均要经过邮件审查。不过事后表明，平均每200个爱子心切的母亲中就会有1个冒失地向自己的孩子询问诸如“你现在在哪座城市”“战事会在今年圣诞前结束吗”等这样的问题。

自1942年6月15日推出胜利邮件服务到1945年4月1日终止，美国共寄出了大约5.56亿份邮件，其中有5.1亿份最终交到了前线士兵的手中。不过十分有趣的是，尽管美国邮政大力推广这一服务，但由于价格偏高，仍旧有为数不少的人放弃了邮寄周期更短的胜利邮件，继续采取普通的平信方式保持与前线士兵的联络。比如在整个1944年，海军士兵共收到3800万封胜利邮件，而收到的平信却多达2.72亿封。不管通过何种方式邮寄，书信交流的确起到了稳定前线士兵情绪的作用。 GxepkcUQXsSOcC5k7eW8FDCJrxKAPit3vE/JIslj+x4DbE4E2SJn0f4x7IEZ8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