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不管多么强大的军队，总有盛极而衰的一日，此乃历史的规律。兴起于十三世纪初的蒙古军队，就是一个好例子。

蒙古军队的创始人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带领着游牧骑兵从一马平川的蒙古草原出发，以排山倒海之势把一个又一个的对手践踏于铁蹄之下，一生号称“灭国四十”，势力范围东至层峦叠嶂的大兴安岭山脉，南至人稠物穰的中原地区，西至横跨欧亚的钦察草原。他的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继续南征北战，指挥着那些剽悍的游牧军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远征，他们四处出击，飞越千山万水，远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西南亚及欧洲等地，不但统一了分裂的中国，而且几乎“征服了半个世界”，使蒙古帝国（后来演变为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成为有史以来领土最辽阔的国家。

回顾古代的世界军事史，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蒙古军队的显赫武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拥有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指挥员、最训练有素的士兵与最先进的兵器。

可能有人对蒙古军队拥有这么多“世界之最”感到不服气，故此，需要列举事实加以分析。首先要说一说的是这支军队之中那些最出色的指挥员，正是在他们的指挥之下这支军队才能有多次远征欧亚大陆的壮举，远征的距离长达几千甚至上万公里。这种远离后方的作战方式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同时也要求军队各级将领具备高超的指挥技巧与组织能力。为了最大限度地加快行军速度，他们必须尽量减轻负担，通常只是带着“羊马随行”，不再花费额外的人力物力来“运送粮饷”，军中将士在途中渴则饮马奶，饥则宰羊，必要时在野外狩猎解决给养问题，射杀兔、鹿、野猪等野兽为食，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四处抄掠”，“取粮于敌”。宿营时，部队不管数量多么庞大，都能够尽量做到“不生烟火”，以免暴露行踪，打草惊蛇。正因为具有如此出色的远征能力，他们才能灵活运用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迂回战法”，达到“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作战效果 。这种打法是先让部分兵力摆出正面进攻的姿势，以牵制敌人，再派出奇兵长途奔袭，包抄迂回到敌军阵线的背后，配合正面部队前后夹击敌人。例如在公元1219年（蒙古太祖十四年，金兴定三年，南宋嘉定十二年）秋，成吉思汗率领十万人马进行第一次西征时采用过这种打法，当时，他为了对付雄霸中亚的花剌子模，派遣部分兵力沿着锡尔河发起助攻，自已与四儿子拖雷一起带着主力穿过人烟罕至、宽达几百公里的基西尔库姆大沙漠，迂回到敌人的侧后，于次年二月成功攻克对方的要害据点布哈拉，接着以破竹之势席卷河中地区，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彻底击败了号称拥有四十万军队的对手。蒙古的军事领袖使用骑兵迂回包抄的战例多不胜数，后来，随着军队的扩编与兵种的健全，他们还使用水师打迂回战。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九月初，蒙古将领伯颜奉忽必烈之命带着二十万大军从襄阳出发，分兵多路南下，主力绕过宋军在两淮地区坚固的防线，乘船从汉水进入长江，沿途击破数十万宋军的阻挡，再浩浩荡荡地奔流入东海，前后历时一年多，经过二千多公里的航程，由海路迂回驶进钱塘江，最终在其它部队的配合下迫使南宋首都临安竖起降旗。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蒙古统治者的大迂回战法能够充分体现出他们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与大气磅礴的指挥艺术，就凭这一招，他们在那个时代就足以鹤立鸡群，有资格被列入最出色指挥员的名单之中。这些人之中的佼佼者有成吉思汗及其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那一辈，闻名遐迩的有拔都、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等等，此外，还有听命于成吉思汗家族的名将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速不台等异姓封建主，可谓将帅如云，人才济济。

蒙古军队常胜的原因除了拥有最出色的指挥员之外，还因为这支部队的士卒总是比敌人更加训练有素。众所周知，掠夺是游牧民族的一种生产方式，而大多数出色的牧民同时也是出色的骑兵。《蒙鞑备录》称“鞑人（泛指蒙古人）生长于鞍马之间，每个人都自行练习作战技能，以便适应自春至冬、时时打猎的生涯。故此，蒙古部落的军队没有步卒，全是骑士”。 凭着骑兵起家的蒙古军队虽然后来在南征北战中逐渐建立起步兵、水师等其它兵种，然而其嫡系的武装力量始终是传统的骑兵，因而最值得重点刻画。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描写骑兵扬威耀武的名句。综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若论骑兵武功之盛，没有哪一支能比得上蒙古骑兵。 蒙古骑兵的一大特色是马多，军中的每一名将士均配备着数匹马（从两三匹到五六匹不等），行军之时可以每天轮流乘坐，以免战马疲于奔命。生长在蒙古草原上的马匹不论严寒酷暑均暴露于野外，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它们经过牧民的训练后在长途行军时可以一连数日不进食，还有余力继续前行。牧民自幼与马匹打交道，当长到十五岁时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合格的骑兵。

骑兵可分为轻装骑兵与重装骑兵。

轻装骑兵以弓箭为主要武器，他们一般带着两支弓。蒙古弓属于反射式弓（弓弦松弛后弓的形体向相反的方向弯曲），主要用动物的角与木材等材料混合制作，威力比较大。士兵们一般携带六十支箭，其中有三十支“轻镞”，其特点是“镞小而锐”，最大射程可达二三百码，能够远距离杀伤敌人；另外还有三十支“重镞”，其特点是“镞大而宽”，虽然射程稍近，但穿透力更强，击中敌人后可一举而“破肤穿肩”。他们用机动灵活的方式四出游动作战，必要时可承担起哨探的责任，作为先头部队前进到百里之外的地方进行侦察警戒，在战斗时，也能有效地寻找敌人的弱点以避实击虚，而跨下的马匹大多数没有铠甲，以免累赘。

重装骑兵携带着刀剑、枪矛、斧头、盾牌、骨朵、套索等兵器，他们穿着厚厚的重甲，有时候甚至连坐骑也披挂着用皮革、铜铁等物制造的防护装具，以加强防御能力，因而在史书中又被称为“铁骑”。他们战时的任务是冲锋陷阵，接近敌人之后进行搏斗。在配备的兵器之中，常用于近战的是又薄又弯的环刀。此类刀又叫“回回刀”，泛指由中亚、西亚伊斯兰国家制作的刀具，刀形弯曲是为了便于马上砍杀挑刺。除了刀剑之外，枪矛也非常重要，而骑兵使用的是骑枪。骑枪有长短之分，枪刃皆如凿子般坚硬，刺中目标时不打滑。

蒙古骑兵纵横欧亚，先后与东欧的俄罗斯（古称斡罗斯）骑兵、西欧的德意志条顿骑士、中国金朝的女真骑兵、埃及的马木留克骑兵等世界上赫赫有名的骑兵部队打过仗，鲜有败迹。在骑兵与骑兵的较量中，蒙古游牧战士常用的战术有点怪，他们往往先出动轻装骑兵进行骚扰式的进攻，并充分利用这个兵种机动能力强的特点进行大踏步进退——在对方前进的时候后撤，或者在对方后撤时前进——不论何种情况之下都与敌人保持一段距离，尽量使用弓箭等投射性兵器在有效的射程之内杀伤对手。等到对方的伤亡达到一定的程度，才改由重装骑兵收拾残局，贴身近战。

由此可见，打硬仗、啃硬骨头的苦差事主要依靠重装骑兵来干。《黑鞑事略》等史料记载，蒙古骑兵冲锋陷阵，全靠前锋，那些身穿铠甲打头阵的“开路先锋”实际就是重装骑兵，他们占了骑兵总数的十分之三左右。他们身上披着柳叶甲、罗圈甲、锁子甲等铠甲，一起列队猛冲，一般首先使用手里拿着的各式枪矛，刺向挡在前面的敌人。枪矛的穿透力非常强，常常一下子就贯穿前面的目标，并且不容易拔出，有时由于冲击力过于强大，它们甚至会在瞬间断为两截。如果真的发生上述情况，蒙古骑兵会立即丢掉断枪，抽出随身携带着的“轻便而犀利”的环刀，劈向敌人，挥刀之法是“俯身低头，向前睨视，置刀于马鬃之上，当奔驰到敌人之前，再反手用刀尖，砍向敌人的面目、手足”。

难怪史书在评论蒙古骑兵的作战技术时说道：“其长技，以弓矢为第一，环刀次之。”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轻装骑兵与重装骑兵的作用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事实上，蒙古骑兵各兵种在战场上互相配合，战法也多种多样，比如他们喜欢摆出弧形战阵，围攻对手，并把老弱置于阵后，以便让聚集于前面的壮士及时抓住机会发起进攻。除了强攻之外，他们还会用巧计取胜，常见的一种战术是在布阵围攻敌人时故意留个缺口，引诱敌人从这个缺口中撤退，意图趁机使用骑兵预备队进行追击，充分利用骑兵速度快的优势大开杀戒。此外，万一强攻失利，他们马上“以聚为散”，四散而走，以迷惑敌人的追兵。有时，他们还会让少数骑兵在战斗时佯败而走，敌军如果中计紧追不舍，则往往被其预先埋伏的大部队歼灭。轻装骑兵与重装骑兵并非总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轻装骑兵有时会手持短兵器近战，重装骑兵也会挽弓射箭远距离杀伤敌人。在特殊的情况下，无论轻重骑兵，都会下马步战。

众所周知，骑兵擅长野战而不擅长攻坚。当蒙古人进入中原等农耕地区后，由于常常碰到坚城壁垒，所以需要组建步兵协助攻坚。步兵队伍最初由下马的骑兵改编而成，后来，则主要由投诚者、俘虏与在占领区之内招集、签发与掳掠而来的壮丁组成，这些人在实战中不断得到锻炼，因而战斗力不容忽视。其中，步兵之中善于使用抛石机的“炮手军”逐渐在攻城掠地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在进攻金朝、大理以及阿拉伯诸国的重要战役中都发挥出色，日益受到蒙古贵族的重视。

蒙古军队本来对水战不太在行，其后南下攻打中原时，经常在江河湖汊地区作战，便因地制宜招降纳叛，组建了水师。水师开始成立时规模不算大，装备的只是一些“木筏”“革舟”之类的船只，主要用于运送军队与粮饷，直到十三世纪中后期，占领了黄河南北的蒙古统治者为了南下江南进攻偏安一隅的南宋，决定扩建水师。此时，蒙古人仍然是“水战不如宋”，只能依赖汉人降将刘整等人在前线督造战舰，不惜花费重金“造船五千艘”，同时日以续夜地操练七万水师士卒，史载他们即使遇上雨天不能出操，亦“画地为船”而练习，终于大幅度提高了水师的战斗力，并超越了宋军水师，为灭掉南宋小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过去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游牧民族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与农耕民族相比均处于落后状态，因而从草原上起家的蒙古军队使用的武器并不先进。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支军队不但拥有最训练有素的将士，而且将士们使用着许多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器。蒙古军队善于博采众长，为己所用，在他们的骑兵装备的各类弯刀之中，最厉害的是用“镔铁”制成的“大马士革刀”，这种久负盛名的短兵器由历来以制作刀剑而闻名的阿拉伯国家制造，可能在十三世纪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蒙古军队之中。此外，他们的远程兵器也很优良，比如军队之中装备的一种“靴车神凤弩”，射程可达八百步（一步相当于五尺），这是继承与发展了中原的制弩技术的结果。

在步兵装备的各种攻坚器械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抛石机。蒙古统治者在消灭南宋的关键一役之中，为了攻打南宋重兵驻守的襄阳，专门从中东的藩属国伊儿汗国征调优秀的回回工匠亦思马因等人制造巨型抛石机，这种兵器利用杠杆原理来抛射石块打击目标。杠杆可绕轴自由转动，它的一端固定了一个重物，当重物迅速下坠时，便使装有弹袋的另一端产生了强大的反作用力，可以将弹袋中的石弹抛掷出去。它一次能射出上百公斤重的巨石，《元史》记载它发射时“声震天地，所击之处无不摧陷，入地七尺”。据说襄阳守将因惧怕该型抛石机的威力而屈膝投降，故此，这种先进的“回回炮”又被誉为“襄阳炮”。

蒙古水师的装备也日新月异，这支军队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掌握了汉人的造船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并能够制造重达四五百吨的战船，后来在航海进攻日本时曾动用过上千艘战舰，质量远远超过对手，如果这些战舰不是恰巧被突如其来的台风摧毁，历史可能会改写。

随着火药的发明，那时的战争已经出现了各类火器。蒙古军队用兵中原，对汉人制造的火器深为赏识，军队上层领导者积极选募工匠研究与仿制这类先进的兵器，并在出征中亚、欧洲、中东与日本时加以使用。这些火器主要有使用抛石机抛射的火球，用弓发射的火箭，还有罐装火药等爆炸性火器，这些新式兵器足以令各国的敌人大为震惊。特别要指出的是，蒙古军人在远征过程中把中国的火器制造与使用技术带到了阿拉伯与欧洲，促进了上述地区火器的研制与发展，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后来，蒙古人又拥有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更是如虎添翼。1970年7月在我国黑龙江省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一支铜制火铳，它铸造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使用方法是点燃填充在药室里面的火药，利用产生的气压从管口射出弹丸。这是现代金属枪械的祖宗。由此证明，《元史》记载的军中组建了“什伍相联”的火铳部队，是有事实根据的。这在世界军事技术史上可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蒙古帝国虽然在军事上拥有不少“世界之最”，但其过度扩张，早已为未来的分裂埋下伏笔。成吉思汗后裔作为“天之骄子”，他们前仆后继地攀登上光辉的巅峰，然后又以不可遏止之势往下滑，走向穷途末路，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是漫长而充满戏剧性的。帝国的第四代大汗蒙哥汗死后，有实力的藩属国已经产生叛离之心，并试图走向独立。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列建立元朝的时候，他镇压内乱，一度使帝国重振声威。他成功地在十三世纪后半期消灭南宋，统一了中国。在汉人的眼中，他是皇帝；在蒙古人的眼中，他是大汗。当时，表面上隶属于元朝的藩属国主要有四个，即是西域阿尔泰山附近的“窝阔台汗国”、锡尔河流域的“察合台汗国”、从中亚钦察草原到欧洲伏尔加河下游的“金帐汗国”与控制中东阿母河和叙利亚等地的“伊儿汗国”。不过，山高皇帝远，这些由成吉思汗子孙统治的藩属国虽然仍然奉元朝为宗主国，但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

忽必烈统一天下之后，多次用兵海外，先后对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等诸国发起进攻，但大多数以挫败告终。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死后，元朝虽然已经不再举行徒劳无功的海外远征，可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帝位之争从未平息过，一些权臣趁机任意废立皇帝、操纵朝政，他们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不惜互相残杀，致使政局长期不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332年（至顺三年）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妥懽帖睦尔即位才暂告一段落，可内部的明争暗斗仍然存在，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妥懽帖睦尔，史称“元顺帝”，此人治国无方，主政时不但未能制止朝廷长期存在的挥霍浪费现象，反而令其进一步加剧。因为信奉喇嘛教，他在佛事上不惜花费巨额资金，而且常常在宫中大摆奢华的宴会，用以招待上层的贵族与官僚，并给予慷慨的赏赐以达到拉拢人心、巩固帝位的目的。他的任意妄为使得政府的财政开支捉襟见肘，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

虽然元朝统治者由草原入主中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有选择地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改用汉法治理汉地，但是他们作为征服王朝，还保留着很多蒙古旧制度的弊端，特别是将天下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与南人四等，致使民族矛盾始终未能缓和。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都主要由蒙古贵族担任，色目人（包括钦察、畏吾儿、回回、唐兀等欧亚部族人）因善长理财而成为蒙古统治阶级的得力助手，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包括淮河以北的汉、契丹、女真、高丽等族以及四川、云南两省的汉人）、南人（指淮河以南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只有少数上层人物能够获得有限的参政机会。蒙古、色目等贵族大臣平日过着骄侈暴佚、荒淫无度的生活，引起了连锁反应，地方上的各级官吏有样学样，致使腐化现象愈演愈烈，就像时人所评论的那样：“君主居于深宫，臣子在外面作威作福，各样官职可以靠贿赂而获得，各种罪行可以按人情而赦免。”在国家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为了使纸醉金迷的生活得以支撑下去，官员们倒行逆施、巧立名目，用滥发纸钞等方法对民间进行竭泽而渔般的搜括，令广大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必将激化，全国各地已经处于风暴来袭的前夜，蒙古贵族统治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

政权，是镇压之权！元朝上层统治者文治不行，但他们在马上取得天下，潜意识中总是想靠雄赳赳的武夫用武力来维持统治，保卫大元江山。

元朝的正规军由蒙古军队发展而成，它的总数一直是个谜，各种文献没有留下记录。《元史》记载蒙古统治者以“兵籍”为“军机重务”，禁止汉人阅其数目，即使是在皇帝身边负责军旅事务的高级官员，也只有一二人知其详情，“故有国百年”，其兵数的多寡，后人不知详情。

元军内部，级别森严，武夫之中，人分三六九等。这支部队主要由中央宿卫组织与地方镇戍军队两大部分组成。

中央宿卫组织包括“怯薛”与侍卫亲军。

“怯薛”这个来自游牧民族的词语含有“宿卫”之意，其组织则源于成吉思汗深为信赖的护卫军，经过忽必烈主政时的重组与扩建，到了元朝中后期已经包含着大量蒙古、色目贵族子孙与汉人、南人的官宦子弟，人数过万。他们作为皇帝的亲信、扈从，驻守于皇宫周围，肩负着保护皇帝、后妃人身安全的重任，承担着皇室的各种差役事务。他们在元帝亲征时才随军而行，平时极少出征作战，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少爷兵”。他们的战斗力与开国时期相比有天壤之别，但在政治上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享受着羡煞旁人的高福利待遇，还有机会直接被皇帝调动到政府机构里面，破格任命为官，根据元人姚遂的《牧庵集》记载，当时出身于怯薛的官员竟占了全国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

侍卫亲军是忽必烈参考中国古代一些王朝的中央禁卫部队而设置的，其兵力全盛时达到二十万人以上，到了元顺帝在位时已经成为了正规军的主力。这支部队可分为汉人卫军、色目卫军、蒙古卫军与东宫后宫卫军等四类。无论哪一类侍卫亲军的待遇都远远比不上怯薛，但所干的活却多得多，其作为朝廷常备的主力军，既要保卫首都（即“大都”，位于今北京）安全，又要随时准备出外征战。为了减轻朝廷的财政负担，他们还要屯田自备军饷与服各种徭役，因而对战斗力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蒙古贵族为了睡得高枕无忧，还在全国各地布置了大批军队，统称为地方镇戍军队。地方镇戍军队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与新附军。

元朝的统治阶级既然是以蒙古族为核心的，那么，以蒙古人为主的蒙古军自然成为嫡系，处于高人一等的地位。蒙古军中既有直属于中央政府的武装力量，也有封建贵族的私兵，其主要任务是保护蒙古本土与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的安宁。元朝对蒙古草原这个祖宗的龙兴之地采取特殊的政策，为了促进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而不惜剥削国内其它地区，多年以来从各省迁来大批人口发展生产，并运来大量物质财富以满足各级贵族、官吏与军队的需求，因而有“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说法，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军人与既得利益集团沾上了边，日子还算过得去。元朝为了与分封在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的蒙古贵族加强联系，经常给予这些人大量的岁赠与名目繁杂的赏赉，而封建贵族手下的私兵，也能分一杯羹。

探马赤军是从蒙古部落各个千户、万户等组织之中抽出来担任先锋、镇守等任务的军队，其成员除了蒙古人之外，还有色目人及汉人，因为军队中的成员主要来自蒙古部落，所以也被蒙古贵族统治阶级视为自己人。他们驻扎于北方各省的要害地带，形成固定的镇戍区域，军中大批牧民逐渐适应了农耕地区的生活，并参与屯田，越来越多的人从“以射猎为俗”演变到知晓“耕垦播殖”之法，渐渐成为务农的“华人”。探马赤军是地方镇戍军队的中坚力量，征战与戍守任务一向比较繁重，致使一些军人陷入贫困之中，《元史》记载有的军人为了“跋涉万里”进行远征，不得不出售“田产”，甚至卖儿鬻女，以筹集费用。总的来说，探马赤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的情况胜于汉军与新附军。

汉军主要由中国北部、四川局部地区、云南等地方的各族人民组成。新附军主要由南宋降军改编而成，因为统治阶级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军队，治军时亲疏有别、赏罚不明，所以汉军与新附军好像是后娘养的孩子，其政治地位与各种待遇最差，不但远远不及蒙古军，也比不上探马赤军。忽必烈刚死不久，军队管理不善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当时边疆屯有数十万部队，仓库却没有充足存粮，首先承受苦果的自然是汉军与新附军，他们镇戍的重点也在距离元朝首都（政治中心）很遥远的南方，军中时常不按时发饷，士兵普遍贫乏不堪，再加上不用打仗的时候就干一些苦、脏、累的劳役，士气非常低落。

军队内部无论是陆军还是水师，也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均主要采取世袭制度，当官的世世代代是官，当兵的世世代代是兵，导致贤人上不去，愚人下不来。对军人出身异乎寻常的重视，成了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的原因之一。元顺帝与军中的大部分辅臣都是凭着家庭背景才能登上梦寐以求的位置的，并没有亲历过战争，也缺少作战经验，对他们而言，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等列祖列宗亲冒矢石、带领百战之师千里迂回的壮举已经成为神话。

自从元朝灭掉南宋之后，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各族人民的反抗虽然此起彼伏，一直没有间断过，但规模都比较小，持续的时间也相对有限，因而驻于长城之内的大部分军队逐渐过上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生活。昔日那些扬威世界的将领，如今他们的子孙整天沉缅于声色犬马、酒池肉林之中，不再训练有素，其中尤以蒙古、色目军人为甚。史载，军中的主要将帅大多是承袭其父祖之职，一些昔日的王牌部队现在充满了乳臭未干的膏粱子弟，他们往往手无挽弓之力，不能骑射，失去了祖传的看家本领，因为要想熟练使用弓箭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训练，以锻炼出强大的体力与高超的技巧，这对于过惯了优越生活的纨绔子弟显然是缘木求鱼。军中的汉人、南人也难以保持战斗力，因为他们深受蒙古贵族的猜忌与压制。鼠目寸光的蒙古统治者为了确保长治久安而制定了荒谬的法律，尽量不让汉人与南人的老百姓拥有武器，甚至对汉军及新附军也严加防范，只有出征时才发给军械，不出征则将之收回统一保管，因而对汉族军人的训练造成诸多不便，驻守于各地的大量士卒只知服劳役，不懂战阵，不知“击刺之法”，到后来干脆“废武事不讲”。

元朝立国未满百年，军队已经彻底腐朽衰败，上层的将领普遍碌碌无为，他们对军队中种种光怪陆离的事情熟视无睹，中下层的官兵也是上行下效，尸位素餐。部队龙蛇混杂，成为了一盘散沙，缺乏应付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在战场上就必然会闹笑话。《元史·顺帝本纪》记录了一个突出的例子，1347年（至正七年）十一月，一伙海盗劫掠长江沿岸的江阴、通州、泰州、镇江、真州一带，这班铤而走险的家伙不过三十六人，军队出动万余兵力讨伐不能取胜，反为所败。这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表明一些正规军的素质不仅未能超过盗贼，也许还在盗贼之下。个别将士的所作所为甚至与盗贼无异，例如元末著名学者宋濂在自己的文集中记载，元朝有些地方镇戍士兵以执行公务的名义于白昼挥舞刀戟行走于市，吓唬路人夺取货物。

综上所述，元末军人的总体水平与他们的老祖宗相比一落千丈，指挥官沦为了最差劲的指挥员，士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他们有机会使用火铳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但不堪一战，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严酷的事实即将证明元朝正规军已经逐渐丧失保卫江山的能力，他们难以应付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大起义。而蒙古人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各个藩属国，也先后被内忧外患所困扰，自顾不暇，无力互相策应。 vXqg0R6l/CB4EH8jlQiOa8E6i6eSaUoERRBLUCq8QxG//ufjHufB8s49bWJHOVd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