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一名武士而言，其本职工作便是战争。战争推进着整个武士阶级的崛起和发展，最终使武士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当我在为一些文化、历史小说等书籍引入那段历史，并试图开始深入研究武士的战争艺术之时，却发现身边竟没有那样一部能够详细描述武士战史的著作，甚至没有任何一场会战能够逃脱文学创作的歪曲而为中文世界所知，于是我决定来填补这一空白。

这部《日本武士战争史》在结构上效法约翰·富勒所著《西洋世界军事史》一书，以正文章节对日本武士历史上的重大会战进行分析探讨，并以大事记形式对历史背景的发展进行详尽叙述，使全书内容能够形成一部完整的日本武士历史，同时着重突出不同时期武士所采用的不同战争艺术，各大会战的过程以及将领指挥得失。力求通过对政治、战略以及战术三方面的分析考量，来达成以客观角度分析使被大量文学作品埋没的日本古代战争艺术重新为世人所认知的目的。

本书叙述起点始于12世纪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源氏和平氏之间爆发的源平合战，并以年代顺序分别介绍12世纪的一之谷会战、坛之浦海战、13世纪的两次蒙古东征、16世纪的长筱会战、石山本愿寺的围攻、17世纪的关原会战、琉球远征以及19世纪的攘夷战争及四境战争。以此十二场会战来覆盖日本武士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对于所介绍战争的选择，完全是由我个人判断而来。对于这些选择，我的看法是与其泛泛地将大批会战全部写一遍，尚不如选择最具决定性意义，最具代表性的会战加以详细介绍。其余一些如凑川、桶狭间等重要会战在大事记中也略有提及，以支撑着我所选择的十二场大战，而另一些对于历史几乎毫无影响的著名会战，如川中岛会战等，则被我一笔带过了。也许在这个初版之后我还会向书中添加更多会战，不过即使今后不会再有更新的版本推出，我对于现有版本也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在我刚刚开始写作这部书的时候，可能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潜力，因此当我在由自己担任执行主编的《战舰》杂志上发表最初完成的《攘夷战争与四境战争》时，这篇文章还是不免带有一些文学色彩。这也使我在将这一章重新编辑排入本书时，对其内容颇感不满，若不对原有文字大幅改动，它便会如同狮群中的山羊一样绵软无力。正因为此，对于原先文章中一些文学性的故事情节，可以说是被我故意地忽略掉了。到这部书文稿杀青后，几乎每一天我也都会对一些细节进行修改，不断地将其完善。至今我相信该书已经足以成为中文世界中对于日本武士战争艺术最为明了、直接且排除文学色彩的著作。对于任何一位希望从军事角度来了解日本武士的读者而言，本书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与约翰·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的抱怨相同，从古到今，几乎所有关于兵力、伤亡数字的记载和描述都是有着夸张和宣称的成分，因此本书中的很多数字我也并不敢断言是正确的。另外，在一些情况下，当历史、考古学家和军事理论所带来的结论互相冲突时，我通常选择军事性的结论。在我看来，考古学虽然在细节上更为准确，却时常以偏概全，而军事性的考量虽然在细节上可能存在不少错误，但其中存在的原理却是亘古不变的。

最后，出于方便读者辨别事件发生年代的目的，同时又由于成书过程中所参考的日本资料均以农历记载时间，因此本书采用的时间格式均为公历纪元年份加日本农历月份、日期的形式。

王子午

大事记一 武士阶级的崛起

有关日本这个被隔绝在东亚大陆以外的岛屿，最初的文字记载始于公元三世纪的《三国志·魏书》。按照该书记载，“倭”国在中国的三国时代和晋朝初期由一位名叫卑弥呼的女性统治。至于卑弥呼的出身则完全没有提及，但她很可能是一位祭司。卑弥呼在公元189年成为28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并在九州建立了目前已知的首个日本政权邪马台国。卑弥呼拥有1000人的侍从，其中仅有一位男性。由于统治力大多源自所谓的巫术，因此卑弥呼在成为女王之后不久便隐居在了山洞之中，除她的仆人以外便再无人能够见到她，邪马台国的实际掌权者则是她的一位弟弟。

根据《魏书》记载，邪马台国曾在239年夏季派出使者难升米前往魏国，卑弥呼也受魏帝曹睿加封“亲魏倭王”。公元247年，卑弥呼去世，邪马台很快陷入了与邻近部落的战乱之中。在此之后，曾经有一位男性首领短暂统治过邪马台国，但很快又被一位名叫壹与的年轻女王所取代。大约在公元四世纪左右，邪马台国将自己的政治核心转移到了后来被称为近畿的本州岛中心地区，而后来在大和国建立的政权很可能便是邪马台国的直系后裔。

根据公元八世纪编写的日本史料《古事记》以及《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皇室历史要追溯到公元前667年神武天皇从九州岛南部的日向国东征至本州近畿地区的大和国，并将当地的土著赶离近畿之时。但根据考古证据，这一时间事实上应在公元350年左右，而其政权建立于奈良以南的柏原地区。到公元七世纪中叶，在与土著的战争压力下，大和政权开始逐步抛弃由原先各地豪族掌权的政治体系，而进入由天皇统一立法统治的律令时期，此时其势力也已经从近畿地区扩大到了本州中西部、九州岛北部以及四国岛。以圣德太子的“大化改新”作为开端，日本开始逐渐效法中国隋朝，建立以法律作为统治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

但在公元663年，日本却爆发了与大陆间的第一场冲突。在出兵援助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失败，并被其邻国新罗以及唐朝军队击败后，大和政权再次向大陆靠拢，开始派出遣唐使前往中国，并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军队体系，即军团制。根据最初规定，全国上下的每一位男性农民都应在军队中担任一定时间的兵役。每个军团拥有1000名士兵，后来又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改以百人为单位进行编组，其中人数最少的军团只拥有200人左右，而本州岛最北方的陆奥国也曾出现过六个军团拥有10000兵力以及七个军团拥有8000兵力的情况。军团的兵源均在农民中间征发，因此事实上只是一种民兵组织，其兵源每10天轮换一班。被征召而来的士兵必须自己携带装备，从规定上讲，士兵的武器由一张长弓、两条弓弦、50支箭以及长短两把佩刀组成，但事实上由于很多农民在经济上是无法负担武器的，因此绝大多数民兵的装备都远比规定的更为简陋。此外，虽然在制度上国家应为每位征召来的士兵准备六斗大米和两升盐，但事实上粮食也要由农民自己负责。而国家真正为军团提供的只有驮马和鼓、号等物。

公元710年，日本天皇在大和国的平城京定都，即后来的奈良。由于不堪奈良附近的佛教势力干扰，桓武天皇在794年将都城迁至山城国的长冈，重新修建了平安京，而这里作为日本的京都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在奈良时代，由国家以户籍人口为标准统一为农民分派土地，但这种班田制却因课税过重，而农民又无法获得土地所有权而逐渐解体。进入平安时代后，由农民自行开垦，不隶属于皇室的土地已经成为私有庄园，贵族和寺院手中也早已拥有大量不需向国家缴纳赋税的庄园，而国有土地却荒废了。皇室收入也跟着迅速减少。与贵族和寺院相比，农民手中的庄园规模和实力都太小，无法阻止国衙的侵占，最终只能选择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贵族或者寺院，并向后者缴纳赋税，后者则保证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权利。

与此同时，军团征兵制度对于农民而言也负担极大，从这一制度建立时开始，逃避兵役的人数便越来越多。到平安时代，财源枯竭的朝廷又规定农民只需缴纳相应的金钱便可免除兵役，这又加速了军团制的崩溃。随着国家军队逐渐消失，九世纪时日本各地逐渐出现了大批土匪海盗，这一情况又以濑户内海沿岸和刚刚征服不久的关东最为严重。由于民兵军团本身已经崩溃，朝廷又需要武力手段来镇压强盗和叛乱，天皇只好雇用大量虾夷土著编入军团。这些人也逐渐逃亡之后，贵族们便只能把朝廷撇在一边，自己招募庄园主中的豪族组成军队，保护自己的庄园，而这便是武士的最初起源。

随着地方豪族对于中央贵族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些人也开始被朝廷授予官位。虽然通常所授的官位均比较低，因此被称为颇有侍从意味的“侍”，却使农民豪强跻身士族行列。同时由于其主要从事着武力的工作，逐渐与普通农民或者土豪区分开来，形成了武士阶级，并使日本上层社会分裂为公家和武家。与此同时，由于皇室所拥有的土地和庄园数量受贵族挤占而越来越少，无法继续供养全部皇室成员，只得将大批皇族下放到各地国衙充任官吏，而其中一部分后来也开垦了新田成为庄园主，进而成为武士，这其中便包括了各地诸多不同的源氏和平氏家族。

由于庄园主普遍拥有远优于普通农民的经济能力，因此从这些人中间募集起来的士兵中有很大部分都能够自行负担马匹和铠甲。除此以外，族人和仆从也会组成郎党，作为其手下，在战场上随其作战。这些人并不效忠于皇室政权，甚至也并不效忠于雇用他们的贵族，而只听命于领导自己的武士。这些武士在战场上通常不会采取统一行动，而是由一名武士头领率领一小队郎党，在手持竹枪等简陋长柄武器的足轻支援下独立进行小规模厮杀（足轻即低等步兵，事实上“足轻”一词直到14世纪的著作《太平记》中才首次出现，本书使用该词指代所有并非武士或其郎党的低级步兵），尽力射杀更多敌军，并由足轻将其头颅砍下，以使武士获得荣誉和封赏，对于战役本身的胜负则并不在武士个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与欧洲战争依仗长矛、盾牌形成冲击力进行近距离作战的观念完全相反。直到15世纪之前，日本军队通常都会以弓箭所形成的火力作为主要交战手段，而武士们所使用的武器也与先前的民兵一样是弓箭。军团制崩溃后，普通农民不再是战场上的主要力量，这就使军队中骑马者的比例大幅增加，骑射成为平安时代和后来镰仓时代战斗的主要手段，射术精湛者自然便拥有了极高的荣誉，其地位要持续到17世纪江户幕府成立之后才被剑术取代。不过与亚洲大陆军队密集箭雨射击对方阵线不同，日本弓箭战术更着重于对特定目标进行直接射杀。再加上日本山地较多，普通足轻的训练素质通常也很差，导致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欧洲长矛方阵的冲击战术，而这要一直到战国时代的16世纪才有所改变。不过到了那时，由于火绳枪的引进，火力又重新成为决定性力量之一。此外，由于弓箭战斗无论是在马战还是步战中都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一个人在使用弓箭时双手又都要被占用，因此武士们很少会使用盾牌，却通常都拥有优秀的铠甲。不过无论如何，盾牌的缺乏使日本士兵在面对近距离战斗和弓箭的曲射火力时总是处处受限。

和中世纪欧洲的情况相似，由于装备优良的骑马武士成为战场主力，一支军队战斗力的核心人数也随之大幅下降。原先由成百上千人组成的军团被几十名武士所取代，虽然后者在战场上有时也会召集数量庞大的足轻，但这些步兵只能起到仆从作用，无论战斗素质抑或士气都极容易崩溃，其战斗目的也只是为了从武士手中领取军饷或在战胜后进行抢劫，在达到目的后便四散而去。除此以外，足轻们所使用的武器往往局限于自己拥有的农具甚至简易竹枪，通常也不会拥有任何铠甲，在战场上即使面对少数武士攻击也时常一触即溃。这样一来，平安时代中后期的日本战场便为极少数精锐骑马武士所统治，个人性的机动和投射火力随之成为胜负之间的决定性力量。但与夸示个人勇武的卓越技能相反，此时的武士们对于战略性机动的价值却几乎一无所知，而且他们也不懂得进行侦察，只是直直地向对方行军，并在选定（甚至是约定好）的战场上进行一场会战，通过政治或金钱手段来集结更多兵力，在正面决战中压倒对方。而律令时代修建的七条大路，东海道、东山道（即后来的中山道）、山阳道、山阴道、西海道（九州）、南海道（四国及本州一部）以及北陆道在整个日本武士战争史中都是最重要的交通线。在这七条交通线中，有五条都自京都向各方延伸，使京都成为整个日本最重要的交通中枢，只有九州和四国得以独立其外。

在当时的日本，双方互射弓箭象征着一场战斗的开始。战斗双方在开战伊始会各自派出一名射术精湛的武士高高地射出一支镝箭越过对方队列，其中央穿孔的木制箭头在飞行过程中会发出鸣叫声，宣布战斗开始。在射出信号箭之后，双方将领、武士头领便会互相大喝对方的姓名，寻找捉对射杀的机会。如《平家物语》等很多日本史诗故事中都对著名武士间的决斗有所记载，虽然其中很大部分内容都存在着极大的夸张成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早期武士战斗中，个人性的决斗本身也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日本长弓（即和弓）与现今弓道运动中所使用的长弓结构基本相同。为减轻弓背所受的压力，利于马上使用，武士在射箭时并不会将弓弦拉满，而是拉到三分之一左右的位置便射出弓箭。和弓的弓背以硬木作为主要材料，其外侧覆有竹片，再由藤条加以捆扎，从而获得不错的弹性和刚性，进行曲射时其射程最远也可以达到350米左右，不过由于早期武士多采取直射，因此有效射程只有80米左右。为使长弓不至于在潮湿的天气中腐烂损坏，弓背通常都会涂上油漆。箭矢由竹竿制成，为确保箭干强度还会保留一个竹节，同时箭干尾部也会安装三片羽毛，以稳定弓箭的飞行轨迹。根据不同用途，箭头也拥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日本弓术本身基于骑射的特点发展而来，在张弓放箭前射手首先要将长弓举过头顶，避开马头，然后再缓慢地一边拉弓一边降下双手，左臂伸直指向目标，右手则将弓弦拉至右耳处，随后便可放箭。

所有日本武士都会在腰间佩戴武士刀，由著名铸剑师打造的名刀在上千年时间里都被武家视为最珍贵的礼物。但在当时，即使日本刀的铸造工艺已经趋近顶峰，在战场上的价值却并不太高，其价值更多在于装饰和自卫。武士即使在进行白刃战时也不会使用武士刀，而通常会使用长枪或一种名为薙刀的长柄大刀。

与手中的长弓相对，早期武士所穿着的大铠也同样是为应付弓箭战斗而设计的。大铠由皮革制或铁制的“小札”使用丝绸或皮制织带编制而成，每块小札都会染上鲜明的颜色，使甲胄显得威武华丽。按照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大铠在抵抗对方羽箭时有着优良的韧性和弹性，小札之间的织带也能够有效吸收对方打击的力道，防止自身被对方羽箭射穿。不过大铠的箱式结构也使其重量过大，如果一副大铠完全采用铁制小札，就会重得无法穿戴，因此只有保护要害的部位才会采用铁制小札编成，其余部位则一律采用革制小札。即使如此，一副大铠重量却也会达到30公斤左右。但与较大的重量相比，其刚性过大的箱型结构和穿戴上的不方便才是其最大缺点。由于其重量几乎完全依靠双肩来承担，武士使用薙刀等白刃战武器作战时，身体躯干的动作就会变得非常不便，而且手臂也会暴露在铠甲保护之外。

大铠的躯干部分被称为“胴”或者“铠”，由前、后、左、右四个部分组成。保护上臂的部分被称为“大袖”，由上端的“绪”结成“总角”与胴的肩部相连，总角本身能够确保胴在运动中仍能覆盖在武士的躯干上。此外，在胸口左右还分别悬挂有两块甲片，左侧被称为“鸠尾板”，右侧被称为“旃檀板”，其中鸠尾板在武士伸长左臂拉弓放箭时正好会移动到左侧腋下至心脏部位，栴檀板则可以在用右手挥舞近战武器时覆盖右侧腋下。被称为“兜”的头盔则通常由钢或铁制的小片金属组成，互相以铆钉固定在一起。头盔前部通常会设置有装饰性的“前立”，其形式由甲胄制作者或武士本人决定。同时头盔侧后方向还装有水平面积很大的护颈，防御自远方飞来的箭矢。

940年，由于过高的赋税和贵族圈占土地，关东和四国同时爆发了大规模武士暴乱。因为军团早已不复存在，为了镇压暴乱，朝廷又只能依靠其他家族的武士。借此为契机，以源经基的清和源氏（源经基原为皇室成员，9世纪受清和天皇赐源姓，降为臣子，其一族也因此被称为清和源氏）以及平氏的平贞盛家族逐渐兴起，成为武家大氏族。与此同时，中央权力落入了以世袭“摄政关白”头衔掌权的一支藤原氏文官贵族手中，全国大部分庄园也为藤原氏掌控。为了保护自己在近畿的庄园，藤原摄关家也逐渐拉拢了负责京都地区治安的源氏，使后者在近畿地区声望愈发提高。

1028年，源赖信又镇压了另一次关东的叛乱。在那之后，源赖信让儿子源赖义与镰仓地区的平直方女儿结亲，并在直方死后继承了镰仓地区的土地。利用这一手段，源氏得以获得一个远离京都的根据地，使源氏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无论在京都如何遭遇失败，始终能够恢复元气。大约从此时开始，很多势力较小的武士家族不再将土地进献给贵族或者寺院，转而将土地献给同为武家的源氏或者平氏，由二者为小武士家族提供保护。

关东有着大片土地，这促使当地庄园主十分乐于大规模开垦耕地，而源氏作为这些庄园主的保护人，在关东的地位远远高于普通武士。由于土地被掌握在少数大庄园主手中，源氏只需由栋梁（即家督）控制这些大庄园主即可维持自己的地位，其余同族甚至兄弟都很难得到太多利益，而栋梁也将手中大片土地进献朝廷获得后者支持，借以打压同族。

朝廷在1051年和1083年与陆奥叛军爆发的两场战争又使源氏进一步加强了对关东的掌控力，但这也引起了朝廷方面对于源氏崛起的担忧。不过到了1098年，朝廷与寺院的冲突又使得白河法皇（法皇即前任天皇出家后的尊号，未出家之前则被称为上皇。自白河上皇时期开始，朝廷政务不再由摄关家主持，而改由上皇或者法皇设立的院厅主持）重新授予源义家官位，甚至使其拥有了武士阶级从未获得过的升殿资格，允许他进入宫廷拜见天皇。1106年七月十五日，源义家去世，这位因作战勇武被奉为“八幡太郎”的源氏栋梁去世，也使清和源氏二百年来的膨胀开始走向了下坡，随之兴起的则是伊势平氏。

940年的叛乱结束后，平维衡带领族人来到伊势国，创立了伊势平氏。与源义家相同，伊势平氏也借维护白河法皇之际进入近畿政治，并成为白河上皇亲自创立的近卫军——北面武士之一。与此同时，平正盛的嫡子平忠盛在西国，特别是濑户内海沿岸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忠盛还被允许进入天皇起居的清凉殿，与源义家一样成为殿上人。

与关东不同，西国地区山地多，可耕地面积少，因此只得采取梯田耕种的办法开垦土地，而狭窄的耕地面积又使当地产生了许多小庄园主，其互相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为统治这些庄园主，平氏一族分散到了西国各地，家督不过是其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其地位仅相当于盟主，而非统治者。在日本的东西两面，终于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武士家族。

由于朝廷对海外贸易的规定十分严格，致使日本与亚洲大陆间的走私贸易愈演愈烈。为扩大自己在朝廷内的势力，平忠盛自担任备前守和濑户内海的海盗追讨使之后，便开始插手太宰府与京都之间的货物往来。忠盛甚至伪造了院厅文书，使平氏的海外贸易脱离了太宰府管辖。1153年平忠盛去世后，长子平清盛继承了伊势平氏家业，而清盛甚至要比其父更加能干。他认清了自己权力的基础既不是武士，也不是耕地，而是贸易带来的现金。金钱即意味着贿赂，贿赂则带来权势，武士则仅是保卫权势和贸易的手段。

早在白河天皇退位成为上皇之后，他便创建了一套以上皇或法皇为核心的院厅政治，摄政关白则被逐出了政治中心。不过与摄关家的对立相比，皇室本身的矛盾还要更为可怕。白河曾经迫使鸟羽天皇让位于长子崇德天皇。直到白河法皇死后，鸟羽才以上皇身份执掌院厅。在他出家成为法皇后又效法白河，先后使近卫和后白河两位天皇登基，架空了崇德的所有权力。

不过鸟羽并没有满足于在政治上将对手排挤出去。为了彻底铲除崇德上皇和主张恢复摄关政治的左大臣藤原赖长，鸟羽决心迫使对方向自己挑战。但在1156年七月二日，鸟羽法皇也去世了，后白河天皇的命运遂完全依赖于平清盛以及源义朝的武士。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也决心利用法皇去世的机会向天皇挑战，这又需要自己的武士支持，其中便包括源义朝的父亲源为义，以及因勇武过人而号称“镇西八郎”的源为义第八子源为朝。

七月十日至十一日夜间，后白河的军队在京都击败了崇德上皇。藤原赖长在逃亡途中遭到斩杀，上皇被流放到了四国岛的赞岐国。源为义被处以极刑，源为朝被流放到了伊豆大岛，清和源氏一族除源义朝以外几乎被完全消灭，平氏则成为在朝廷中唯一举足轻重的武家力量。更重要的是，这场保元之乱证明，若无武士的支持，就连皇室本身也难以维持了。决定日本政权的已不再是贵族们的宫廷权争，而是武士的武力。诚如僧侣慈园在《愚管抄》中所写：“在发生动乱之后，日本已经成为武士的天下。”

即使地位已经如此衰落，皇室也还是要继续在内斗中消耗自己最后的力量。1158年八月十一日，后白河天皇让位给其子守仁亲王，即二条天皇，而后白河则成为上皇开始进行院政统治。不过16岁的天皇本人却并不愿接受这种二元政治。后白河此时任用了一位武藏守藤原信赖，此人并不特别能干，但却颇具野心。在得到源义朝的武力支持后，藤原信赖在1159年十二月九日，趁平清盛前往四国参拜神社时发动政变，同时挟持了上皇和天皇。

政变发生时，平清盛手中除一族以外仅有15名随行护卫，但却在四国武士支持下迅速返回京都的六波罗宅邸，并在廿五日使源义朝受到奇袭，夺回了天皇和上皇。藤原信赖被捕后被送回京都斩首，源义朝也在经由尾张国逃往镰仓的途中被家臣刺杀。清和源氏至此几乎已经灭亡。不过平清盛却并没有将义朝的儿子全部斩杀，在后者的儿子中，源朝长自杀，源赖朝被捕后流放至伊豆，源义平在次年因再次潜入京都试图刺杀平清盛失败而被斩首，侧室常盘所生的三个儿子则在跟随常盘改嫁后相继被送往寺院，而这其中便包括日本武士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名将源义经。

由于在这场平治之乱前曾经十分器重藤原信赖，后白河上皇逐渐受到了排挤，二条天皇的权势则日渐提升。这又几乎使平治之乱死灰复燃，院厅和天皇之间的对立不但没有因政变被压平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平氏作为京都所剩下的唯一武士集团便成为双方均想拉拢的力量。到1160年八月十一日，平清盛被授予正三位参议官位，成为武士中第一位官位达到了公卿级别，可以参与国政讨论的人物。

到1167年二月，平清盛官位升至从一位太政大臣，成为所有朝臣中地位最高之人。日本事实上已被平氏所控制，皇室和公卿的威望已经一落千丈，武士第一次成为最高统治者。平清盛甚至开始劝说皇室将都城迁至摄津国西部紧邻濑户内海的福原，因为那里是完全由平氏建立和控制的。

与此同时，平清盛也开始推进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货币经济的企图。在此之前，日本的一切经济都建立在以大米为标准的易货制上，金银只能算是奢侈品。平清盛却能够认清农业在制造利润方面过于低效，并将整个平氏的基础建立在了货币与贸易之上。不过对于关东地区那些远离西部贸易港的武士而言，货币贸易经济却是他们所完全无法接受的。一旦平氏将这种经济带到整个日本，关东武士们手中所拥有的大片耕地便将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他们的政治甚至军事地位也将为西国武士所压倒。而这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冲突，不仅在之前的几十年中使平氏与源氏始终对立，也更成为此后源氏在此获得东国武士支持的根本原因。

1179年十一月，平清盛在与皇室发生矛盾后将后白河法皇软禁，直接以武力进行专制统治。六波罗取代了皇宫和院厅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平氏族人也取代了藤原氏成为各地衙门的统辖者。朝廷只保留有国有土地的农业税收，而这项收入早在几百年前便已经所剩无几了。

不过，平清盛建立商业社会的计划没能得到大部分庄园主支持，后者不仅反对平氏的贸易经济，而且对平氏一门垄断所有朝廷要职的专横跋扈也十分不满。雪上加霜的是，平氏的根据地西国此时遭遇大规模干旱。由于歉收带来的饥荒，手工业者和商人食不果腹，而一直以来都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贸易方面的平清盛到此时才发现手中根本没有能够安抚饥荒的粮食。平清盛与关东地方武士家族的关系早就因宋朝货币大量流入日本引起的通货膨胀而愈发恶化，现在甚至连西国遭受饥荒的商人也不再支持他了。

1180年四月七日，后白河法皇的第三子以仁王突然号召天下武士帮助皇室讨伐平氏，命运的骰子被投到了平氏和源氏之间！这第一场武士间的大战，燃遍了关东至长门的整个日本。而这场大战，最终却消灭了皇室最后的余威，使武士成为真正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