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红军队伍后,由于拥有过人天赋的军事才华,图哈切夫斯基能够在战斗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军事理论知识,能熟练地实施经过深思熟虑的战役,出色地领导一个军的部队,甚至指挥共和国各战线的军团,使苏维埃共和国在东线和高加索战线打败敌人,取得辉煌胜利……内战结束之后,图哈切夫斯基在苏军中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1921年)、再任西方面军司令(1922年1月~1924年4月)、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24年7月-1928年5月)、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28年5月~1931年6月)、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工农红军装备部部长(1931年)、副国防人民委员(1934年)、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军训部长(1936年)。图哈切夫斯基在上述任职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承认,博得了人民的尊敬。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因国内战争期间的战斗功勋而荣获了红旗勋章和革命荣誉金制武器。1933年为表彰他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国内和国外战线上为加强苏联国防事业而为革命立下的特殊功绩和后来为巩固工农红军的战斗力而采取的组织措施,他被授予列宁勋章。在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5年,他同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等四名高级将领一起,首批被授予苏联元帅的军衔。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战争样式,而图哈切夫斯基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战争样式向机械化战争过渡的敏感时代。机械化战争的基础是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钢铁冶炼、化学工业、特种金属冶炼、内燃机、无线电通讯、光学仪表技术等等。这些带动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导致新武器装备的发明,而新武器促使新军事思想的诞生,带动军队的编制、训练、战略和战术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的军事学术状况反映了人类战争史的一般规律:当科学技术飞跃带来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时刻,也是军事学术思想创新的契机。这些崭新的军事观念必将深深影响下一次战争的作战样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一些新武器——坦克、飞机。但是军事理论家们仍然视火力为战场上的实际主宰者,这些新武器不过是对火力主宰地位的补充,是低于步兵地位的存在。不过世界上还有另外一批军事理论家,他们所经历的战争与刚才提到的那些人经历过的完全不同。一次大战结束后,苏联和德国都满目疮遗,但正当胜利者都沉浸在战胜的喜悦中时,在两个失意国家内部,一些优秀的军事家却已经开始酝酿一场伟大的军事改革。特别对苏联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1918年之后的3年,在俄国广袤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像秋千一样反复的内战。这场战争是如此的不同,各种各样的作战单位,团、旅、师、集团军,在广阔的战场空间中加入到了这场混乱的争斗中来,在这里个人的狂热和能力要比战士的人数更有用。各集团军独立作战。因为缺乏先进武器,富于想象力的兵力机动更有助于取得满意的战果。同样因为缺乏先进武器,不成熟的战役、战术构想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战斗中尝试却不会带来不可接受的损失。因为它是如此的奇怪,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反而更容易接受新的战争学说。对于进攻的信念,再加上偏好进攻的意识形态的自然要求,值得信赖的进攻作战显然更具优越性。而当国内战争和反列强干涉斗争以惨重的代价获得胜利后,苏联又作为当时国际社会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政治形势考验。这一大的历史环境背景促使苏联红军高层开始研究用于打赢未来战争的战术战法。
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在国内战争中建立起来的红军( РККА )是一支十分原始的军队,它编制庞大,装备低劣,缺乏学院化的军事理论教育。红军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它不仅是这个苏维埃国家的盾牌,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长矛。苏联建国以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政治现状不仅迫使国际主义的革命激情暂时性地消退,也迫使红军在战后立即实施裁军计划以满足工农业生产的人力需求。尽管如此,红军中的革命性的基础还是保留了下来。米哈伊尔·伏龙芝的著作清楚地描述了这一时期红军的独特之处。高级指挥员和军事理论家们的看法和行动可以更好地帮我们看清军队的真实情况。从1920年开始,军队内部围绕战争的本质、人和先进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理论上的争论。但是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是,苏联虽然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一切都是从零起步的,军队建设也是如此。不过以图哈切夫斯基为代表的一部分苏联红军高级将领,却受过良好的高等军事教育,许多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战后的国内战争。常年的征战使这些具备掌握系统军事科学知识的将领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为苏军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再加上国内形势稳定后在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支持下,苏联军队的装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使部队体制编制改革和对新军种的运用方式研究日益具有紧迫性。
围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获得的经验,富有攻击性传统的苏联红军迫切需要解决如何有效的实施进攻的问题。而一战的实践又证明,以前那种主张大兵团正面作战,寻求与敌主力正面决战的作战样式很容易陷入战壕之间的对峙,战壕战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情况下却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那么下一场战争就必须需要一种崭新而有效的作战理论来指导作战。不过,苏联人似乎有一种长时间讨论问题的嗜好,从十月革命开始,就讨论无产阶级军事理论问题,由于偏重政治教条和迂腐的思考方式,结果连“军事学术”这样清楚的概念都越讨论越糊涂。一开始的时候,这种争论仅仅只是表达了参与者纯粹的希望,因为此时苏联的工业和技术水平太过落后。不过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 “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口号的提出,斯大林冷酷地通过国内外各种途径加快国家工业建设速度和技术、工艺水平的提高。于是抽象的希望开始转变成具体的政策和计划。由此产生的新的军事指导原则致力于将以下三者结合起来:新型武器用于进攻作战的潜力,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和从国内革命战争经验中培养起来的坚持进攻作战的信条。就这样,当西方的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为了维持现状而致力于制造适合防御作战的武器时,大战的失败者——苏联和德国则为了推翻这现状而寻找新的武器及战役方法。于是经过近9年马拉松式的各抒己见,苏联人总算提出了相对系统的新型作战理论。1926年,红军副总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首次对其新军事理论进行了概述(不过这一理论实质上是集体的结晶,即在红军总参谋部任职的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叶戈罗夫和特里安达菲洛夫等人长期讨论后形成的结论式成果)。
特里安达菲洛夫提出,为了夺取对敌人的全面胜利,必须实施一系列连续的突击,以打击敌人的所有兵力,打乱敌人的组织,使之无法继续进行顽强抵抗。只有对敌人的前线和整个战术阵地的纵深同时发起进攻,才有可能突破敌军防线,并使机动行为变成作战行动。为了达成快速突破,在大刀阔斧的攻击行动中,纵深作战将在前方和后方同时展开,远距离的炮兵和空袭部队将对敌军后方发起攻击,由各军兵种组成的纵深配置的作战梯队将对敌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也就是说,为了粉碎敌人庞大的集团军,必须连续实施一系列在时间上互相联系并能导致全线胜利的战役(很难说特里安达菲洛夫的理论中没有蒙古骑兵战法的影子,蒙古人的作战特点便是连续的纵深穿插,古罗斯人就败亡在成吉思汗的这一战法脚下,但他们在惨败的痛苦中,逐步吸收并领悟到了成吉思汗的作战思想)。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分析了当时几场战争的经验和新式兵器的发展情况后,得出结论:可以通过实施一系列连续的战役来消灭敌人。连续战役的理论的实质就是在实施头一个战役的过程中就考虑并准备下一个战役,以防止供应中断和运输堵塞,达成战斗行动的连续性,不给敌人以变更部署和组织战斗的时间。连续战役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后勤工作是否跟得上。根据这个理论,方面军被认为是一个战略单位,遂行统帅部赋予的任务。它应当统辖一个战区内的军队,并应当能够为了解决一个总战略任务而在几个作战方向上实施进攻。进攻地带的宽度定为300~400公里,战役的纵深定为200公里(这一理论的现实根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勃鲁西洛夫的纵深突破,以及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经验)。
然而,作为一个极粗略的框架,连续战役理论没有考虑到军队中大量新式技术装备的列装对军事理论变革的深刻影响,所以只能作为一个教科书式的经典理论存在于纸面,可以说并无实际价值。不过,对特里安达菲洛夫理论线条过于粗犷的缺点,图哈切夫斯基也敏锐的注意到了。事实上,图哈切夫斯基是以一种未来机械化战争的观念,来发展并完善特里安达菲洛夫的连续战役理论,也就是说是在机械化战争环境下,为连续战役理论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具体实施手段,使之成为了一种关于大规模使用现代化、有良好技术装备的军队作战的战役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长期的上级与恩师,伏龙芝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深刻的影响了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红军少壮派军官。伏龙芝关于无产阶级军事原则的设想反映了苏维埃国家消灭阶级差异的本质对苏联军事思想的影响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苏军指挥员们开始仔细思考伏龙芝提出的“统一的军事学说”所蕴涵的确切含义。伏龙芝要求,在现实战场环境下给予保持机动、争取主动和发动进攻,三者以足够的重视。提出的这几条原则反对防御性的、静态的、阵地战作战形式,这反而是西欧和美国的军事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则。伏龙芝逝世于1925年,此后无论是图哈切夫斯基还是特里安达菲洛夫,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发展与细节化伏龙芝的理论)。不过,考虑到当时世界军事界对机械化战争模式的不同理解与争论这个大环境,图哈切夫斯基对特里安达菲洛夫理论的改良,其理论根源本身便是一件非常值得探讨的事情。理论上来讲,技术决定战术,武器决定作战理论,这是一条真理。但是,军事技术对作战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 影响不是直线性的。对战役理论来讲,由于它处于中间地位,上有战略,下有战术,它所接受的军事技术的影响就可能来自三个途径,其中,经过战略和战术来的影响是间接途径,经过战役兵器来的影响是直接途径。这些影响是综合起作用的,但不同时期总有一个途径的影响为主,有时是间接影响为主,有时是直接影响和某一途径的间接影响平分秋色。 在1920年代苏联新型战役理论产生初期,军事技术影响战役理论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战术兵器的改善和大量装备。因为在当时,兵力兵器主要集中在战术一级,战斗是达成战役目的的唯一手段。战役指挥员没有掌握直接影响战役进程的工具,他只能通过区分兵力兵器,给部队规定目标和任务,组织战役协同,提供战斗和物质保障来影响战役的进程。但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战役指挥员逐渐地拥有了直属的战役手段,如航空兵、空降兵、防空部队,当然也有作为预备兵力的坦克和机械化步兵兵团,这些战役手段对战役进程的直接影响逐渐增大了。战术范围的行动不再是达成战役目的的唯一手段。在战术范围之外,航空兵可以对纵深的目标实施突击,空降兵可以在敌后空降,快速兵团可以突入战役地幅发展战术胜利等等。可以说,这一时期军事技术主要是通过影响战术进而作用于战役理论的,间接途径仍是主要的,但战术和战役兵器共同作用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其中,坦克与飞机两种战役兵器作为直接途径的影响,其作用有个逐步增大的过程。
艺术家笔下的T-26 1932年型轻型坦克。它携带1X DT 7.62mm机枪+1x PS-2 37mm 坦克炮。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军界人士纷纷对坦克作战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当时所形成的普遍看法是:一,坦克是一种战术性突破兵器,只能在战术范围内使用。二,坦克是步兵、骑兵进攻的辅助性工具,而非独立的兵种;三,坦克使用的原则是分散到各个步、骑兵单位。很显然,这一结论没有超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实际使用状况的范围,因而后来被称之为“传统的坦克观念”。但另外极少数具有远见的军人,如富勒、利德尔·哈特,埃蒂安纳、马特尔、戴高乐等人却发现坦克具有潜在的战略性价值,将对未来战争样式产生革命性影响(戴高乐在《职业军》一书中提出了有必要建立一支结合机动能力和毁灭性火力,既能够进攻也能够防御的装甲师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有必要建立一支职业军队,与常规军配合作战)。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未来是一个机械化战争的时代,其观点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坦克是未来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独立的陆军兵种。二,坦克应作集中的使用,以它为核心加上摩托化的其它诸兵种组成的机械化部队,可用于战略性作战。三,机械化部队突击与战术空军的配合是未来主要的陆战形式。这些西方军事家的观点在欧洲各国军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鉴于早期苏联红军院校常用西方国家的军事著作当教材,所以图哈切夫斯基的理论根源无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西欧的军事理论界——以图哈切夫斯基本人的文化素养(能够用法语进行流利的书写会话,至于对英语、德语文献资料的阅读则同样毫无障碍),他也的确可以做到紧跟西方军事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图哈切夫基斯就只是一个西方机械化战争理论的蹩脚模仿者(更何况当时这些西方机械化战争拥护者的理论,在其本国内也并不被认可,并因为推销他们的主张而到处碰壁)。
事实上,图哈切夫斯基既对西方机械化战争理论进行了扩充延展,也对特里安达菲洛夫的连续战役理论进行了充实与细化,并最终将二者柔和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完整理论体系。苏联的战役理论研究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纵深战役法理论初步形成了。在图哈切夫斯基的理论体系中,坦克与飞机两种机械化战争的主要元素占有支配性地位,是其理论得以实施的灵魂与核心所在,原因是这两种武器分别代表着一个大纵深作战可能的实现途径。图哈切夫斯基认为,“现代化的航空兵可以把铁路运输截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摧毁各种军需物资的库存,阻止部队的动员和集结……交战双方中,如果有一方不能摧毁敌人的航空基地,不能通过系统不断的空袭瓦解敌人的铁路运输,不能用频繁的袭击阻碍敌方的动员和集结并摧毁敌人的燃料和弹药供应,不能用机械化部队在骑兵和摩托化步兵的支援下迅速采取行动来歼灭敌人的驻军和军运列车,那么它就有失败的危险。”至于坦克,其最吸引图哈切夫斯基的特质在于,这种技术装备既可以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合围,还可以把进攻创造的战术胜利发展成为更大范围的战役胜利。特别是坦克的第二个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地战中坦克的这个能力一直没机会得到证明,但图哈切夫斯基却深信不疑。按照图哈切夫斯基的设想,坦克必须按照如下原则使用才能达到这种技术装备的最大效能。“1. 坦克必须集中使用才会产生最大的胜利 。2. 虽然坦克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克服战壕铁丝网机关枪防御体系的,但坦克的最大价值不是用来突破前沿防御,而是用来突入到敌人纵深发展胜利的。3. 坦克必须应用于适合它的地形。4. 坦克必须在其他兵种配合下完成作战任务。”
一战之后,战场已经不可避免的从二维扩展到了三维。
ANT-31原型机。
茹科夫斯科空军学院所属的ANT-31Bis(I-14Bis)。
根据图哈切夫斯基纵深作战原则中对战术航空兵的定位,以ANT-31Bis为代表,苏联航空工业率先推出了全新概念的对地强击机。这种飞机机体结构完全采用了金属承力蒙皮,甚至连机翼与尾翼都由硬铝波纹蒙皮覆盖(波纹蒙皮可以有效抑制因升力引起的沿翼展方向的机翼上翘变形),这相对于传统的框架支撑式内部结构是个巨大的进步(虽然同样号称全金属半硬壳结构,但ANT-31这个“全金属”要比TsKB-12货真价实的多)。但ANT-31Bis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却不在于此,真正令人瞠目结舌的倒是其重型军械配置:机翼上的两门APK-11 37mm无后座力炮外加发动机整流罩上的一挺7.62mm PV-1机枪——这样的火力甚至超过了T-26坦克!虽然,由于全金属机体结构与重型军械导致的超重完全抵消了发动机功率的提升,在实际试飞中该机的最好成绩是356千米/小时,只比同时期的I-15稍快一点,可以说与同样动力的TsKB-12相比ANT-31Bis作为一架战斗机是完全失败的。但事实上,正是年轻气盛的苏霍依(Sukhoi)在ANT-31Bis设计中贯彻的那种贪大求全的设计思想,而不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指导性原则错误而葬送了该机——苏霍依(Sukhoi)企图让他的作品同时具备单翼机的高速、双翼机的高机动性以及对地攻击机的重火力,为此ANT-31Bis特意采用了异常坚固而笨重的机体结构与长达11.2米的大翼展机翼,这造成了结构重量严重超重与翼载过低的问题。然而,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ANT-31Bis(I-14Bis)为后来真正成功强击机型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ANT-31Bis(I-14Bis)实验型对地攻击/战斗机三面图及主要数据(ANT-31Bis在1934年10月的国家测试期间换装了人工手摇操作的机械式可收放起落架)。
于是,基于对坦克、飞机这两种机械化战争支柱性元素的认识,图哈切夫斯基形成了自己的机械化战争观点,并将其灌注到了特里安达菲洛夫连续战役理论的躯壳中。它的基本原则是:在进攻集群中应建立突击群、牵制群、预备队以及火力群。突击群用于主要突击方向上实施进攻:牵制群用于辅助突击方向上作战,其任务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保障突击群的顺利进攻;预备队用以完成战斗进程中突然出现的任务;火力群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突击群的快速突破。结合当时的实际来说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整个防御纵深,然后负责扩张战果的梯队,例如坦克兵,摩托化步兵迅速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其实质便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整个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幅;接着,负责扩张战果的梯队,包括坦克、摩托化步兵等,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空降,迅速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以尽快达成预定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解决两大任务:第一,用步兵、坦克、炮兵和航空兵对敌人的整个战术纵深同时实施轰击,以摧毁敌人的防御;第二,用快速部队和空降兵的迅猛行动和航空兵的突击,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为了实施突破,要求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兵器,各集团军纵深配置,建立强有力的冲击梯队、扩张战果梯队、预备队,以及航空兵和空降兵等。冲击梯队的主要任务是突破敌人防御,当打开一个突破口后,必须将快速兵团迅速投入突破口,以摧毁敌人在整个战役纵深内的抵抗,并协同其他兵种全歼敌人。航空兵的任务就是夺取制空权,掩护方面军的军队和后方,支援军队突破敌人防御和在战役纵深内追击敌人,攻击敌人的预备队,保障空降兵着陆,给军队空运补给和实施空中侦察。在这个理论中,突破理论和追击理论是最关键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后来大纵深理论的核心内容:
首先,突破敌人防御是进行方面军级战役行动的前提,没有突破的完成就谈不上纵深进攻。集团军司令员在选择主要突击方向时应考虑一系列因素,如方面军司令员的战役企图、敌军集团防御性质和集团编程、地形条件、己方军队状况和能力等。确定主要突击方向一般要达到两个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在战役第一日突破敌人的战术防御和保障自己突击集团前出至防御之敌的侧翼和后方。一旦确定了主要突击方向,就应当将装备最好的、战斗力最强的兵团放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高度集中兵力,以形成对敌优势。实施火力突击是突破必不可少的阶段。突破一般以冲击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炮火准备作为开始。炮兵和航空兵在火力准备阶段的任务是,以火力压制、破坏敌人军队的指挥和协同,保障建立通向敌人战术地幅全纵深的缺口,以及阻止敌人预备队开进。突然实施火力突击是达到有效杀伤敌人的重要手段。为此,图哈切夫斯基特别强调战斗侦察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采取战斗侦察,可以及时察觉敌人企图,更正指挥员的错误判断,使己方炮火力量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给敌人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为己方的后续进攻部队的进攻铺平道路,减少突击部队的伤亡。尽量缩短火力准备与步兵、坦克开始突击之间的时间间隔,也是达成突破的重要条件。
其次,在突破口形成后,以坦克机械化集群进行的追击行动是方面军级战役行动的根本目的,没有目的明确的追击作战,此前的突破便毫无意义。追击是为达到歼敌目的而向退却之敌实施的进攻,以插入退却之敌的后侧并实施合围,分割并歼灭或俘虏敌军集团。在战斗中,防御者实施退却的情况有:防御者撤出部分炮兵和后勤机关;实施佯动反冲击;积极进行侦察;炮兵进行短促的火力急袭;在进攻一方可能行动的道路上设置工程障碍物;在后方焚毁物资和工程设施等。在一般情况下,防御者力求在能见度不好的情况下实施退却,如夜间、雨天、降雪和浓雾等。为了使其主力摆脱进攻者的追击,会派出后卫进行掩护,后卫往往由摩托化部队和坦克部队编成,能进行有效的反冲击和迅速脱离追击部队。所以,进攻者一旦发现敌人准备退却时,就应该立即转入追击,力求阻止敌军有组织的退却,在敌到达新的防御地区并与从纵深开来的预备队会合之前予以围歼。对此,图哈切夫斯基特别指出了追击作战中可能采用的三种不同方式,既正面追击、平行追击和正面与平行相结合的追击(正面追击一般是在敌军进行预有退却的条件下,或者己方军队的兵力特别是快速军队不足,兵力对比不利,无法通过坚决行动前出敌退却道路时实施的。目的是在整个退却正面牵制敌人基本兵力,限制其机动,迟滞其退却;平行追击就是沿与敌军退却平行的路线进行追击,它能破坏敌人行军队形,使其无法向中间地区前出,还使退却之敌一直处于侧翼的突击威胁之下;正面与平行相结合的追击,就是以一部兵力从正面实施追击,目的是迟滞敌军基本兵力的退却,不让其脱身,并以集团军主力实施平行追击,前出退却集团侧翼,切断退却道路,最后合围和消灭敌人)。
要实施顺利的追击作战,指挥员的指挥是十分重要的,在定下进攻战役的决心时就应该考虑到追击时的措施,要确定:随着摧毁哪些集团和前出至哪些地区可预期敌人的 退却;当军队转入追击时,敌人可能用哪些兵力进行抵抗;敌退却的可能方向和截断这些方向的路线;追击时主要力量的集中方向;兵团和部队实施追击的方向;先遣支队和空降兵的编成、任务。对于这些问题,指挥员在追击前就应该认识到,同时,在追击过程中,军团和兵团指挥所应派出由司令员领导的作战组,以便进行具 体的领导。为了保证不间断的指挥,各级指挥所应采取逐次跃进的方法进行行动。在实施追击时,先遣支队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先遣支队通常由一个加强团或加强营组成,而坦克军和机械化军 的先遣支队则由一个坦克旅或机械化旅编成。先遣支队中加强有坦克、摩步、炮兵、高射炮兵、反坦克兵、工兵分队。在追击过程中,航空兵的作用也是很大的。航空兵能够从空中掩护追击部队免遭敌军伏击(防止狗急跳墙)。另外,航空兵还可进行空中侦察,保证追击的目的性。图哈切夫斯基认为,一旦在敌人的防御中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快速集群就应该迅速进入突破口,扩大胜利。此时,炮兵主要是压制敌人炮兵和预备队,特别是敌人的防坦克配系对快速集群的进攻所造成的障碍;航空兵的主要任务是压制和消灭敌人所剩的重要目标,彻底摧毁敌人的防御体系。进行追击的队型是在战役防御纵深进攻的队形,快速集团在前方。坦克军和机械化部队具有行动迅速的特点,因而是实施追击的主要力量。在一般情况下,快速集群的队形是这样的:步兵师先遣支队和侦察机关在前,随后是运动保障队,再往后是先遣大队,最后是主力。分两路开进,并分成两个梯队。这样就可以便于战斗过程中部队的指挥和机动,最好的发挥快速集群的威力,迅速完成对敌防御的战术地幅的突破。
1934年夏莫斯科军区红军部队装备的T-26 1931年型轻型坦克正在进行日常保养。
1934年莫斯科军区演习中的T-26 1931年型轻型坦克。
1934年莫斯科军区演习中的T-26 PT1932年型指挥坦克。车体外壳几周的框式天线是这种数量稀少T-26型号的主要识别特征。
1933年演习中的莫斯科军区T-26 1932年型NPP(步兵支援型)坦克群与BT-5 DD(远距离行动/使用型)坦克群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