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大演习与白俄罗斯大演习

当然，此时纸面上的纵深作战原则并不能够证明其实用性。军事学院的军事领导也对图哈切夫斯基纵深作战理论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30年初大纵深战斗的原则在苏联红军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前身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工农红军军事学院）进行了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1932～1933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开始上大纵深战斗战术课。进行了大规模战役性军事导演。其间编写了第一个图上战役假定《突击集团军大纵深进攻战役》和教学教材《大纵深战役原则》。开始阐述大纵深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这些工作有效地推动了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发展和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间接地奠定了卫国战争时期苏军优秀将领战役法思想运用的基础。装甲兵学院、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防化学兵学院、苏联军医大学等高级军事学府也纷纷为大纵深战役理论增砖添瓦，使大纵深战役理论逐步成为设计各兵种战略战术运用、兵种协同、后勤保障、医疗救护等方面的综合战役法体系。苏军各军区领导贯彻领会图哈切夫斯基新型军事学说的工作上同样是功不可没，包括莫斯科军区、白俄罗斯军区、乌克兰军区、远东特别集团军在内的苏联各军区机关分别通过组织集团军、方面军级别演习的方式对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了实践性研究，完善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如果没有这些支持，大纵深战役理论是无法被更多红军军官所接受的。

1920～1930年代，各国为了增强重型坦克的火力，在“陆地巡洋舰”观念的影响和军舰多炮塔的启发下，接二连三地研制出多炮塔式的坦克，这其中虽然英国人首开研制多炮塔坦克之先河，但种类却以苏联最多。从总体布局上区分有：并列双塔型的早期T-26轻型坦克，前后双塔型的T-100重型坦克，主塔上叠加副塔型的T-12/24中型坦克，中央主炮塔、前面双副炮塔的T-28中型坦克，中央主塔、四周副塔的T-35重型坦克等。而T-35作为多炮塔家族中充分体现了“陆地巡洋舰”特色的典型车辆，它那庞大的车身和“五头六臂”、“四面开花”的庄严宝相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T-35作为1930年代初苏联坦克工业快速发展的一种象征而载入史册。1930年代初，苏联军方对坦克“增加突击力”的要求十分强烈，主张研制多炮塔的重型坦克，作为突破敌坚固防御阵地的主要力量。为此，1932年第174机器制造厂的总工程师Ｏ·Ｍ·伊瓦诺夫开展了设计工作，他参考了英国研制的“独立号”多炮塔式重型坦克的基本设计方案，７月制造出样车并经测试后，于1933年交由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批量生产。T-35坦克和英国的“独立号”坦克一样，也有５个独立的炮塔，不过，这５个炮塔是分两层排列的主炮塔在中央居上，装１门76.2MM短身管火炮，弹药基数90发，另有１挺7.62MM机枪。下层是围绕主炮塔的两个小炮塔和两个机枪塔，成对角线布置；两个小炮塔位于主炮塔的右前方和左后方，２个机枪塔位于主炮塔左前方和右后方。这样的布置的好处是，火力配系和重量分布比较均衡。不过除了主炮塔可以360度旋转外，其余４个炮塔只有165～235度的方向射界。也就是说，由于总体布置上的限制，不可能将五个炮塔的火力全部集中到一个方向上。２个小炮塔最初各装一门37MM炮，1935年改为45MM长身管坦克炮（弹药基数共200发）和一挺7.62MM机枪；２个机枪塔上各装一挺7.62MM机枪。7.62MM机枪弹药基数为10800发，全车共有11人，即车长（兼机枪手），３名炮长，３名装填手，２名机枪手，无线电员和驾驶员。T-35坦克用轧制钢板焊接而成，有些部位是铆接的，装甲厚度为11~35mm。车长9.2m，车宽3.2m，车高3.43m，驾驶室在前，战斗室在中。车上装备有71-TK-1式电台，车内通话器，手持式灭火器和烟雾释放装置等。动力装置为１台Ｖ型１ ２缸水冷航空汽油机。传动装置为机械式，行动装置采用平衡式悬挂装置和小节距履带，每侧有８个小负重轮。T-35坦克的缺点在于速度低，行程短，且不能原地转向。另外，其装甲防护能力差，该坦克的装甲仅能防枪弹，炮弹和炸弹碎片。为了增强它的装甲防护能力，苏军曾对其装甲板进行过加厚处理。1933年生产了10辆T-35，标准生产型直到1935年才开工，至1939年停产，总计生产了61辆。该坦克于1936年开始在苏军中列装。主要装备在独立第５重型坦克旅，该旅被指定参加一年一度的莫斯科阅兵。苏德战争爆发时，T-35坦克部队被部署在西南方面军的防线，但在德空军的猛烈轰炸下损失惨重，后来剩余的部分车辆又被用于莫斯科保卫战。到1941年底，剩余的T-35坦克全部退出现役。

在这些演习中，1935年的基辅大演习及1936年的白俄罗斯大演习需要被特别提及。1935年图哈切夫斯基在基辅军区举行了一次目的为试验大纵深进攻作战需要的各项技术的演习，演习在基辅军区司令员一级集团军指挥员I·E·亚基尔的指导下进行，同时密切关注这次演习的还有许多领导人，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骑兵总监布琼尼、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还有总参谋长叶戈罗夫都在名单之内。演习的预案是：一个步兵军在加强1个坦克营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炮兵之后突破敌人的严密防守，然后再投入1个骑兵军和1个机械化军发展已达成的突破，同时还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降兵突击支援地面突破力量合围并歼灭敌人。空降突击力量包括2个伞降团（1188人）、2个步兵团（1765人），空降突击力量划归步兵师指挥。他们将在基辅东北的布罗瓦雷空降，肃清登陆场后强渡第聂伯河阻止东部敌军增援部队的推进，配合担任地面进攻任务的骑兵军和步兵军的部队从西面进攻基辅城区。伞降梯队的1000多人从280公里外的基地起飞，同时实施伞降后为后续部队肃清登陆场，作为主力的2个步兵团在成功机降后将与2个伞兵团一道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西方军事观察员被允许观摩这次演习，英国军事观察员A·P·维沃少将（后被晋升为陆军元帅）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被邀请参观一个大约1500人的伞降行动，这些伞兵们扮演‘蓝军’，伞降着陆后他们将占领一条河流上的渡口并以此阻止一支来自‘红军’步兵军的推进。被阻止的‘红军’步兵军本来是被派去执行反突击任务的。虽然这次伞降行动的战术意义值得怀疑，但是伞降过程本身还是十分壮观的。我们被告知，伞降行动中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我们当然也的确是没观察到有人受伤。实际上据我们观察，伞兵们在伞降之后的战斗动作十分整齐干练，他们一般总是2人一组行动。毫无疑问他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士兵，并且已经受到过几个月的训练。在第一波伞降结束后就立即开始了机降。伞兵们在空降后花了相当的时间来收拢兵力，第一次伞降完成1个半小时以后仍有一部分兵力没有收拢，而此时聚拢的伞兵主力已经开始战斗一段时间了。伞兵们配发的主要武器是1枝步枪（或者是轻型自动枪）和少量弹药及补给。苏联人告诉我们，那些经验较少的伞兵们是与他们的武器分开空降的”。

1935年演习中的“蓝方”为夺取基辅地域内的第聂伯河渡口，阻止“红方”预备队由纵深开进，9月14日在距基辅不远的布罗瓦勒地区举行了人类史上空前规模的空降。经过加强的空降兵第3旅的四个特种营，共1188人在1小时50分钟内实施了武装伞降，攻占了机场，随后由步兵第59师的第43、90两个团1766人以及包括坦克、火炮在内的重装备顺利通过机场机降。这次空降演习震惊了世界军界，作为演习特邀观察员的英国将军乌埃维尔表示：“假如我本身不是这次演习的目击者，我到任何时候也根本不会相信这样的举动竟然是可能的。”法国将军卢阿佐则说：“我认为，我在基辅附近所看到的大规模军队伞降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事实。”

然而，虽然基辅大演习在空降兵的使用方面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但令图哈切夫斯基郁闷的是，具有较多成建制机械化部队的“红方”表现反而不如用骑兵担任快速集群发展胜利的“蓝方”。演习过程中，“蓝方”原计划用把第2骑兵军投入由步兵军打开的缺口发展胜利，但是缺口不够大，通过缺口的各先遣支队抢占了渡口，可是主力过不来。而此时“红方”按照演习计划判断敌骑兵军主力已经渡河，于是投入了把手头的一个骑兵师投入河对岸试图威胁“蓝方”快速集群的后方，结果遭到还未渡河的骑兵军主力一顿狂揍。而后“红方”在另一方向展开反攻，但是机械化军在对方步兵军逐次抵抗下未达成突破，相反“蓝方”因不再受到干扰（执行这一任务的第9骑兵师在前面对一整个军的战斗中被导演部判定失去战斗力了）及时将骑兵军调回，通过一个相当漂亮的战场机动，移动到了对机械化军的侧翼构成威胁的位置，迫使机械化军停止进攻掉头抗击。由于演习计划中并未包括大机械化部队与骑兵部队的遭遇战内容，所以演习至此中止。然而纵观整场战役，“蓝方”第2骑兵军的表现显然大大优于“红方”的第45机械化军。特别是在最后阶段，当骑兵军出现在机械化军左翼位置时，第45机械化军军长原打算抽回第135摩步旅掩护侧翼，主力133、134机械化旅继续进攻当面步兵，但是在完成调整前，骑兵军就完成了进攻集结发起了先敌突击，表现出了更快的速度与灵活性。

基辅大演习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一点——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理论是一门极为高超的战争艺术，要想理解并将之运用纯熟悉，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便可以实现的。如果机械地按照纸面条令，而非战场实际情况行动，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要知道，大纵深作战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突破口理论。这个所谓的突破口理论就是：将进攻部分分为几个梯队，其中第一个梯队主要有步兵组成，在炮兵、航空兵火力准备之后，在诸兵种协同突破敌人防线，扩大并巩固突破口，第二个主要由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的梯队，主要任务便是是穿过这个突破口，并向纵深发展胜利。但这是一个没有考虑到对手反应的静态模型，图哈切夫斯基之所以在政治处境愈发艰难的情况下，仍然面对极大争议于不顾而连年举行大规模的诸兵种合同作战演习，主要目的就在于希望按照未来战场的实际，对这个理想化的静态模型进行修正，而并非这位年轻元帅如何好大喜功。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按照那个理想化的静态模型，在实战中当第一梯队突破突破口时，必然会遭到敌人反冲击，封闭突破口，第二梯队还需付出很大的代价来继续突破，才能进入纵深机动。所以，早在基辅大演习之前，红军内部对此就分为了两种看法，一种是等突破口还没有完全突破，但是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时，就投入第二梯队，协助第一梯队完成突破，并发展胜利。第二种看法就是要第一梯队完成突破之后，拓展并巩固突破口之后，再投入完整的装甲部队发展胜利（所以又称为纯突破口理论）。显然，在战争实践中，往往采用第一种更为有利（所以，在二战中红军的进攻梯队往往不是两个，而是三个甚至四个）。但何时投入发展胜利的第二梯队，既是指挥官对战场时机把握能力的考验，也是能否获得胜利以及战果大小的关键。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红军指挥员都是天才，而即便是富有天分的指挥员，在没有经历战火洗礼的情况下，由于经验的缺失，对投入第二梯队的时机也是难以把握的。

基辅大演习的结果可以说给图哈切夫斯基当头浇了一盆凉水，更给伏罗希洛夫等人提供了反对红军机械化——也是就大纵深理论的绝佳口实（从一开始由图哈切夫斯基决定由其老部下，乌克兰军区司令亚基尔同时兼任“红方”指挥员和演习总导演来看，即使不用花什么心思也能看出演习的设计者图哈切夫斯基对1935年基辅大演习期待的似乎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结果）。于是在1936年秋，图哈切夫斯基决定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另一次大演习，理由是测试乌克兰演习中没有的那些科目，以便对新的作战条令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当然，真正的目的是推翻之前基辅夏季大演习中所取得的那些不合时宜的“结论性成果”。

尽管图哈切夫斯基与主管苏联空军的阿利克斯尼斯之间在观念上并不完全温和，但作为红军现代化改造的总设计师，苏联空军还是十分重视对伞兵这一新兴兵种的建设。在1935年之前，列宁格勒、基辅以及白俄罗斯军区分别组建了自己的伞兵旅，主要装备了TB-3与R-5两种飞机用于人员及装备运输。随着TB-3数量的增加，苏联伞兵部队的作战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以白俄罗斯军区为例，在1934年的演习中，该军区伞兵部队一次可空投900名伞兵及其装备，而到了1935年，这一数字就变为了1800名。

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

他1896年1月出生在立陶宛，1915年大学二年级时应征入伍，成为康斯坦丁炮兵学校学员，1916年夏季作为少尉奔赴罗马尼亚前线，1917年3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内战中历任师长和集团军司令，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之后历任多个军区司令（1925至1927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8至1929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31年起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1929年起至1931年担任了红军首任军械部长。20年代他曾短期在德国进修，参加德军演习和野外作业。他在红军内以组织训练的能手著称，以喜欢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检查战备情况而遭到下属敬畏，在红军的全部军区司令中，在提高下属兵团指挥员和司令部战役战术水平方面，他获得的评价是最高的。

演习在白俄罗斯军区司令I·P·乌博列维奇（见注）的指导下进行，主要探讨合成机械化步兵、步兵、骑兵、航空兵和空降兵在这次演习中演练了大纵深作战和克服河川障碍的战法。红军三位最高领导人，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第一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元帅悉数出场。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从人数上讲，参加这次大演习的兵力要比去年9月乌克兰军区的那一次大演习稍微少些，不过在投入技术兵器规模上，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参加这次演习的除了步兵、骑兵和炮兵部队外还有8个机械化旅共有超过1300辆坦克参加。要知道当时红军一共也不过14个机械化旅而已（另有3个正在组建中），也就是说这次演习一口气就把红军过半的家底亮了出来。如果说1935年在乌克兰，演习科目更加偏重加强有坦克的诸兵种部队对驻垒防御地域的突破，以及随之而来的进攻方发展突破以及防御方消除已突入己方后方的敌军的话。本次演习科目则包括了集团军战役中的遭遇战（包括坦克兵团和骑兵兵团）、冲击并突破防御地域、后续梯队发展战果、消灭机场上敌航空兵的空中战役、集团军突击群对突入之敌实施反突击并将其包围。第47空降旅也将再次展示去年在乌克兰震惊世界的苏联大规模混合空降能力。总之，这次演习可以说是将是36年公布的《工农红军暂行野战条令》里所确定纵深战斗原则的一次全面展现。可以想像，当上千辆坦克发动时仿佛会把野战帐篷震倒般的地面颤动，空降前几百架四引擎轰炸机（虽然在空降兵理论和实践方面苏联都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苏军当时没有专用的运输机，除了小型特种渗透用轻型教练机外，运输和空投任务通常由轰炸机执行）穿过头顶时震耳欲聋的轰鸣，代替高炮射击的烟雾火箭在空中留下一道道烟迹，伞兵跳伞时，漫布在蓝色天空中绽开的白色浪花……这一切将给观礼台上的红军高层及外国军事观察员以怎样的震撼。于是在精心的导演下，白俄罗斯大演习也终于达到了图哈切夫斯斯基的目的——它似乎向人们表明，1936年工农红军暂行野战条令中具体反映的纵深战役法理论在当时已经达到了完善可行的程度。 Qm8jn2Ue0kpRXt5lRkKB2pzWwYcf+N8S8i34wW9fQn4sS8Bwmcg6IAMa4DXZae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