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中的阻力”

然而与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切一样，图哈切夫斯基的事业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一种直线前进的方式进行，而是一个螺旋式的不断上升的过程，在这一切过程中要与各种反对力量进行斗争几乎是一种宿命式的必然。从1929年开始，图哈切夫斯基干劲十足地用实践来验证自己那些大胆的理论观点，但从技术上重新装备军队，当然需要国家拿出大量的物质财富，而这些东西正是国家十分紧缺的。如果不是因为明显地忽视这个问题，那么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应当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想法遭到了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其中就有托洛茨基，他对军队建设持有冒险主义的和粗俗肤浅的观点。

此外，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学说也与时任苏联空军掌门人 Я·И· 阿利克斯尼斯的空军建设观点相抵触。虽然在图哈切夫斯基的纵深战役理论中，作为一种近距空中支援力量，航空兵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作为一名陆军军官，图哈切夫斯基没有也不可能从苏联空军自身发展的角度去为后者考虑更多，而是想当然的将自己（陆军）作为老大，认为苏联空军不过是陆军力量在空中的直接延伸，实际上图哈切夫斯基眼中的苏联空军仅仅是“飞行炮兵”，并顺便帮陆军在空中赶一赶蚊子（敌机）而已，这就不由得引起了空军方面的强烈不满。事实上，与图哈切夫斯基在陆军中的地位类似，阿利克斯尼斯在空军中同样属于“卡里斯马”式的人物（即因超凡魅力而具有极大权威的人，这种权威不是来自对某一官职或职位的占有，而是来自个人的非凡品质），对其所在军种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和图哈切夫斯基不相上下。两者间的观点冲突因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同图哈切夫斯基一样，作为苏联空军司令员（1931～1937年），阿利克斯尼斯表现出了足够的睿智与开明，对技术装备的发展有着一种天才般的敏感，而对空军这个新兴军种的使命与作用更是有着独道而深刻的见解。与那种“办公室将军”不同，阿利克斯尼斯是个精力充沛而又身体力行的人，他那高大的身影更多的是出现在作战部队的空勤人员或是工厂的工程师与职工中间，更多的出现在未完成的原型机旁，这使阿利克斯尼斯赢得了从作战部队到工厂所有人员的爱戴，在其领导下的苏联空军迅速成长了起来，并开始显现出一支独立空军力量的雏形，而不再仅仅作为陆军与海军的附属。一颗敏锐而又善于思考的头脑，再加上历经各级作战单位的丰富战斗指挥经验，阿利克斯尼斯在工作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极富苏联特色的空军战略学说。作为独立空军地位的拥护者，阿利克斯尼斯认为“除非拥有一支在战争中能夺取制空权的空军，否则国防不可能得到保证，空军的基本使命是夺取制空权”。既然空军的基本使命是夺取制空权，也就是说要在保证自己飞行的同时剥夺敌人飞行的权利，那么如何实现这一使命便成了各国军方需要探讨的问题。阿利克斯尼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颇为深刻而形像，他认为要夺取制空权，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以战斗机为主，在高射炮等地面防空兵力支援下，通过空战和对空作战消灭空中敌机来夺取制空权；二是以轰炸机为主，通过摧毁敌机场和机场上方停的飞机夺取制空权。他本人最为推崇的则是第二种方法：要摧毁敌人的一切飞机，在空中消灭它们无疑是效率最差的方法，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摧毁它的机场、供应基地乃至后方的生产研制中心，也就是说“要消灭空中的鸟类，仅仅射下空中飞行的鸟是不够的，还必须搞掉鸟蛋和鸟巢”。

这种理论的自然结果就是，能夺得制空权的空军按其本性在建制上是自立的，在作战上是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也就是说只有具有足够力量的独立空军才能确保国防。具体的来说，在阿利克斯尼斯的空军观中，空军是以飞机为主战武器、在三维立体空间执行作战活动的战略力量，空军的独立军种地位与独立作战能力是由其本性决定的，是必然的而不是人为确立的，空军所拥有的技术装备特性决定了，空军比陆海军具有更强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空军火力猛、突击能力强，其作战能力是其他军种不可比拟的。这些空军完全不同于陆海军的本质与特点，决定了空军在建制上是与陆海军并立的，在作战上是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必然成为独立军种。

围绕自己的军事学说，阿利克斯尼斯认为苏联空军应当掌握所有的空中作战资源，而不是分散配置于空军与陆海军的配属航空兵，“苏联空军将是一支独立的进攻力量，应永远集中使用，它能以惊人速度向任何方向打击海上或地面上的敌方目标，并能突破敌方任何空中抗击”。按照他为苏联空军规划的蓝图，这支力量应由轰炸航空兵部队及歼击机航空兵部队组成。其中特别强调需要将远程重型轰炸机部队的建设提到首要位置，因为只有足够数量的重型轰炸机力量才能摧毁敌方赖以争夺制空权的基础，进而摧毁敌人赖以支撑战争的基础，独立空军的轰炸机力量越强，它的破坏力就越大，所以以重型轰炸机为主的远程轰炸航空兵将是独立作战的苏联空军的基本组成部分，既“集中最大限度的轰炸力量”，空军整体战斗力是按其建制内的轰炸机数量与投弹量计算的。而负责空战的歼击机部队则在苏联空军中主要作为轰炸机部队的辅助力量存在，既“与敌人可能的实力形成成比例的空战力量既可”。阿利克斯尼斯坚信，按照如此编组而成的苏联空军，将可以把其所拥有的摧毁力量最有效地施加于敌方最要害和最感痛苦的任何地点。

在苏联空军史上，恐怕再没有人比阿利克斯尼斯这位司令员更加令人怀念与惋惜了。阿利克斯尼斯是个充满魅力的人物，其身材高大，表情严峻，但同时又是一位温柔的丈夫与慈祥的父亲。与那种‘办公室将军’不同，阿利克斯尼斯是个精力充沛而又身体力行的人，他那高大的身影更多的是出现在作战部队的空勤人员或是工厂的工程师与职工中间，更多的出现在未完成的原型机旁，这使阿利克斯尼斯赢得了从作战部队到工厂所有人员的爱戴，在其领导下的苏联空军迅速成长了起来，并开始显现出一支独立空军力量的雏形，而不再仅仅作为陆军与海军的附属。在阿利克斯尼斯的直接领导下，从1931年起，苏联空军乃至整个苏联航空工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随着以TB-3重轰炸机、I-15/I-16战斗机为代表的一大批技术装备的相继问世投产，苏联空军接连建立起当时世界上第一支远程航空兵、第一支伞兵部队、拥有了世界上第一种实用的全金属可收放式战斗机——划时代的I-16……，与此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各种原型机出现在绘图板或是机场的试飞跑道上，苏联飞行员驾驶各种国产飞机常常大出风头，相当一部分世界航空飞行纪录是由俄国飞行员创造或刷新的，这一切使苏联空军一举崛起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空中进攻力量，真正拥有了一定意义上的独立作战能力。可以讲，与人们对二战中由一堆“小飞机”组成的苏联空军印象并不相同，1931～1937年的苏联空军是一支机种发展较为均衡，精神面貌极为主动进取的独立进攻力量，两个“大”才应该是对这个时期苏联空军的准确描述——飞机大，规模大。

但阿利克斯尼斯接手之际的苏联空军（UVVS），其现实情况却与这位司令员的设想大相径庭。作为一支从残酷国内战争的硝烟中建立起来的红色空中力量，根据国内战争中对飞机有限的使用经验，红军统帅部将空军的唯一军事用途定位在协助陆海军部队作战方面，在战时，空军的所有作战单位与技术装备将被置于陆海军指挥下，空军机构所起的仅仅是日常的管理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联空军实际上只被认为是辅助军种，称之为“红军和红海军的配属航空兵”恐怕更为恰当。

因此，阿利克斯尼斯上任伊始，便开始对苏联空军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一方面在技术装备上开始重视各种新型重型远程飞机的研制生产，特别是重型轰炸航空兵的建设；另一方面开始向作战部队与科研机构灌输，由空军独立执行战略任务的进攻型作战思想。当然，阿利克斯尼斯革命性的空军战略不可避免的与苏军内部强大而顽固的保守势力产生了矛盾，并遭到了后者猛烈的抵制与排斥。虽然阿利克斯尼斯在强调苏联空军依靠远程航空兵有能力独自完成战略任务的同时也指出，要进行空中轰炸，必须由战斗机事先从空中清除敌机的干扰才能顺利实施，因此一支独立的空军还必须有专门与敌人战斗机格斗的歼击机部队，但他认为歼击机部队的实力只要强大到足以比敌方相应力量占优势即可，因为一旦夺得制空权，就不再需要这部分空中力量了，而轰炸机部队则相反，一旦夺得制空权后，轰炸航空兵就可全力进攻，从空中摧毁敌人。因此，他强烈反对苏联空军将过多的资源投入到强击机和轻轰炸机中去，认为此举将削弱独立空军的战略打击力量，对陆军近距空中支援的任务仍应由远程炮兵来完成，因为“在没有飞机之前，这些任务炮兵们完成的也很好”。不过如此一来，苏联空军这种向一支独立战略力量的倾斜式发展必然使陆军所得到的空中掩护（歼击机）与直接空中支援力量（强击机）被大大削弱，这对于图哈切夫斯基而言是件不可容忍的事情，等于触动了其纵深作战理论的禁阈。客观的说，阿利克斯尼斯的空军战略学说在某些方面是较为偏颇的，特别是其对配属航空兵作用的基本观点比较片面，但从总体上来讲，这仍不失为一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先进军事理论，与差不多同时代初步成形的地面大纵深理论遥相呼应，更与杜黑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契合度，所以迄今仍然具备极有价值的参考意义（可以说，阿利克斯尼斯是打算让其轰炸机群，而不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机械化快速集群来承担纵深作战任务）。

不过，对图哈切夫斯基来说，在推广其新军事理论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还是来自以布琼尼和伏罗西洛夫为首的某些骑兵出身的红军指挥员，这些国内战争时期的老将缺乏应有的远见，结果在红军现代化过程中，成为了图哈切夫斯基改组红军这一大手笔的绊脚石和麻烦制造者。在骑兵的问题上，由于俄国的欧亚草原有着两千多年的骑兵传统及近代以来享有盛誉的哥萨克骑兵，再加上红军第１骑兵军团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这一切使布琼尼和伏罗西洛夫这些骑兵出身的苏军领导人尽管看到西方国家的骑兵在战场上地位已逐渐减弱，但对骑兵仍有无限的眷恋，更害怕由于骑兵地位下降而给自已带来荣誉、权威和利益上的减损，所以对骑兵兵种降为其他兵种的附庸心有不甘，结果这种心态影响了思维和判断的准确性，必然表现为军事上的保守主义。红军早期五大元帅之一、红军第１骑兵军团司令布琼尼在《骑兵兵团的战术原则》一书中认为：骑兵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辅助兵力变成了决定性的战斗和战役兵力，骑兵和机械化兵具有同等的作用。不过，这位哥萨克出身的红军元帅并不是一个糊涂的老骑兵。国内战争结束后他认真研究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积极参加了多卷集《苏联国内战争史》的编写工作，撰写了《骑兵兵团战术基础》和《红色骑兵文集》等著作。三十年代初，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苏联红军进行了重大军事改革，不仅装备更新了，组织体制和军事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布琼尼意识到，要做好工作，不仅需要经验，而且需要掌握更深刻的军事理论知识。于是，他要求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孜孜不倦，异常勤奋刻苦。他每天7时起床，8时至14时在学院学习，14时至15时吃午饭，然后工作到零点。晚饭后再学习到凌晨３时。1932年，他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不过相对于布琼尼，他的老搭档，另一位红军元帅——原红军第一骑兵军团政治委员伏罗希洛夫则要顽固的多，其在《工农红军和海军二十年》一文中坚持认为：红色骑兵仍然是所向无敌的歼灭性武装力量，能够在所有战场遂行所有重大任务！因此，伏罗希洛夫强烈反对红军的机械化进程，而力主发展骑兵。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图哈切夫斯基的上级，伏罗希洛夫与图哈切夫斯基在长期的共事过程中并不和睦，这就很难说日后两人的建军理念之争，是否蒙上了一层个人恩怨的色彩。克里门特·叶弗列维奇·伏罗希洛夫，红军第一位，同时也是最最平庸的元帅，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斯大林的仆从，但是仔细玩味他的升迁轨迹，很难说他究竟是因追随斯大林而与反对派为敌，还是因与反对派为敌而追随斯大林：由于绝非不充足的理由，内战中托洛茨基不止一次解除伏罗希洛夫的职务。虽然在国内战争胜利后，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关竭力把伏罗希洛夫塑造成内战的杰出军事战略家、领导红军建设的卓越领袖——伏罗希洛夫“是领导全军作战的核心人物之一”；“骑兵部队的特殊组成要求任命不仅具有一般政治声望，而且要多少以自己的军事生涯闻名于众，享有一定威信的人”。不过这其实是一个笑话。从1925年他担任国防人民委员以来，红军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其中，真正可以说是由他主导做出的进步，大概……只有在军官俱乐部中推广欧洲舞。他在战场上的功绩，不要说他在后来的苏芬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中是多么无能，实际上，他甚至连被称作一个“落伍军人”的资格都不一定有——因为他甚至不能算“曾”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他被称作苏俄的内战英雄，然而在内战中他最高也仅仅担任过集团军司令（内战中的集团军直辖师，而且通常不满员，一般也就是3、4万人，严格地说，只是一个军的规模而已），而且时间并不长：1918年春季他带领游击队组建起了乌克兰第5集团军，1918年10月乌克兰第5集团军与其他部队合编成第10集团军，12月伏罗希洛夫被免职，1919年6月他组建了第14集团军，7月被免职，整个三年内战，未来的国防人民委员担任集团军司令满打满算不到一年，此人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战争后期他都是在第1骑兵集团军与布琼尼搭档担任政委）。他之所以能在内战后扶摇直上，与其说是内战的功绩（他在内战中获得了2枚红旗勋章，而布留赫尔获得了5枚）不如说是依靠他的政治关系：他是内战结束后极少数选择留在军队担任指挥职务的老布尔什维克之一，其他战时加入红军的党员绝大部分脱军装转到国家其他部门工作了。所以他得以成功的通过党员身份获得军内地位，然后又借军内的地位得以提升党内的地位，再以代表党领导军队的身份成为军人的最高指挥者……（罗希洛夫在国内战争中，仅仅表现出身先士卒的勇敢，而不具备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内战时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给列宁的电报中，曾说伏罗希洛夫只能指挥一个团，无法胜任集团军的领导工作。自1925年伏罗希洛夫出任陆海军人民委员时起，红军内部反对由其领导红军的声浪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作为对比，图哈切夫斯基这颗明星在内战中的冉冉升起，则首先是靠了当时的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以及东方面军司令伏龙芝（内战后的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拔，因此，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击败后不久，图哈切夫斯基就被接替突然去世的伏龙芝的新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打发到中亚细亚。但看来斯大林也是这颗新星的欣赏者。1925年他又召回了图哈切夫斯基并委以红军参谋长的重任。在之后的三年里，伏罗希洛夫与图哈切夫斯基多次发生冲突，1928年高傲的图哈切夫斯基自己递交了辞呈前往列宁格勒担任军区司令。然而在那里他继续不断提出军队技术改造的建议，3年后再度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并任命为军械部长，直接主持红军的现代化，但伏罗希洛夫却恶作剧般的组织伏龙芝军事学院花了3个月编写了一本总结苏波战争教训的教材作为欢迎礼物，于是二人的冲突仍在继续（1920年苏波战争中，率领西方面军的图哈切夫斯基由于冒进在华沙城下遭到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军队优势兵力痛击，受到严重损失，苏俄不得不在随后接受了对他们不利的边境条约。图哈切夫斯基在战后坚持，如果当时西南方面军（叶戈罗夫任方面军司令，斯大林任军事委员）按照他的要求把第12集团军和第1骑兵集团军（布琼尼任集团军司令，伏罗希洛夫任军事委员）转交给他而非继续进攻利沃夫，则他不会遭到此次失败。当然，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西方面军的失败是兵力不足、超过后勤极限、指挥不当（战役期间作为西方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莫名其妙的一直呆在战线几百公里外的明斯克）等多种原因促成的。以当时第12集团军和第1骑兵集团军距离华沙的距离，即使在第一时间出发也不可能及时赶到战场。此外，正是由于战前图哈切夫斯基首先向红军总司令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表示单独西方面军的力量就足以攻克华沙，不需要按照最初计划由两个方面军协同进攻才导致西南方面军受领了进攻利沃夫的命令）。

图哈切夫斯基与伏罗希洛夫间的冲突，从实质上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后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来的沙俄青年下级军官与一批从未受过军事教育的红色指挥员（这些红色指挥员除少数是之前的职业革命家外，大部分是参加红军并在内战中获得提升的原沙俄士兵。）之间的冲突。在前者眼里，后者粗野、愚笨、军事素养欠缺，而在后者看来，前者装腔作势、夸夸其谈。以布琼尼与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那些出身“低微”（许多国内战争红军高级指挥员在沙俄时代最多只是低级军官），素质不高的国内战争指挥员并不关注军事领域正在发生的这场变革。他们既没有受过普通教育，也没有受过专业军事教育，无法理解自己经验以外的东西。他们总是把对世界大战经验的总结，以及据此对未来战争的思考看作军界一些文人的自作聪明，并加以嘲笑和排斥。他们中的许多人只受过一点小学教育，当然对克劳塞维茨、毛奇、施利芬、米赫涅维奇、鲁登道夫、福煦、利德尔·哈特等的名字一概不知，自然这些著名人物的思想也不可能引起他们任何的心灵共鸣。

不过，图哈切夫斯基与伏罗希洛夫间的个人恩怨并不是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对于未来进攻战役的性质，伏罗西洛夫与布琼尼同图哈切夫斯基之间是不存在丝毫争议的，伏罗西洛夫总结的第1骑兵集团军在内战中的最大作用也就是这两个概念：广泛机动与纵深战斗——这与图哈切夫斯基的纵深战役理论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火力、突击和快速这样的词语正是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关键词）。事实上，骑兵部队在机动性方面，本来便是与机械化部队最为接近的兵种。而且与西欧各国不同，苏联红军的骑兵主要职责不是承担侦察与侧翼掩护任务，根据内战的经验，骑兵是红军的主要机动突击力量。在1919～1920年的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战役中，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在突破敌人防御时的猛烈突击和他对敌人后方的突击以及为粉碎敌人战役预备队的行动，极大成功的发挥了优势，进攻速度可达每昼夜7～18公里（注：国内战争中红军先后组建了2个骑兵集团军和7个骑兵军。1个骑兵集团军下辖3～4个骑兵师，以及装甲兵分队、炮兵等。按照红军1918年底编制，1个骑兵师应有8887人、马匹9106、火炮12，不过战争中从未满员）。所以从红军作战原则看，骑兵也的确是与机械化部队最相近的兵种。其实，伏罗西洛夫与布琼尼同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的争执主要集中在铁马与活马究竟哪个更可靠的问题上。这不由使人想起了谢尔盖·叶赛宁的优美诗句：

“你可曾看见，

火车用它的铁掌，

怎样在草原上奔驰，

在湖边朦胧的雾霭中飞跑，打着钢铁的响鼻？

而在它的身后，

在深草里，

像节日的一场绝望的比赛，

一匹红鬃的小马在狂奔，

纤细的双腿向头前甩去。

多么可爱又多么可笑的傻瓜，

它向哪里，向哪里追去？

难道它不晓得，活马

已被钢马打得一败涂地？”

这首诗写于1920年，对于一个敏感的、怀念逝去的俄罗斯的抒情诗人来说，对于一个有名气的农民诗人来说，对于一个生来就喜观“我们的小人物”的诗人来说，关于活马和铁马争论的结果，早在那之前就完全清楚了。可伏罗希洛夫这些红色军事家们却依然在三棵松树之间徘徊。那么坦克不如骑兵可靠，难道真的是这些老骑兵们的老调常谈么？不管是在电视、电影，还是在小说、教材上，激进者总是代表着真理和正义，而保守者总被描绘成短视和错误的。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事情可能的确是这样的，但有时后者的想法却也并非只是毫无道理的固执。

至少在那段时间为止，真正的问题的确出在“铁马”——也就是坦克自身。图哈切夫斯基打算让自己的铁马代替活马，但伏罗西洛夫与布琼尼却对坦克的可靠性不屑一顾，烧油的马不如吃草的马可靠，这才是伏罗西洛夫最担心的。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的坦克确实确实麻烦成堆——如果我们一开始是带着对古德里安、巴顿装甲部队风驰电掣的印象看待布琼尼与伏罗西洛夫的，理所当然会把他们看成一对白痴。不过要是了解一下红军汽车装甲坦克兵部当时的存档材料内容后，也许我们会发现这些老家伙说的似乎并非没有道理。1930年代中叶的坦克所存在的问题其实远比想象中的大和多。那些铁皮壳子实际上真的相当脆弱——不过，这个脆弱不是指装甲的厚度，更不是指坦克在反坦克炮下的生存能力。事实上，反坦克炮根本不是问题（至少对红军而言不是个问题），虽然很多当年的坦克鼓吹者和反对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很久，而十几毫米的焊接或是铆接钢板似乎确实让人对坐在后面的坦克兵捏一把冷汗，不过苏联武装力量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伤过脑筋。建立在列宁的哲学与内战经验基础上的苏联军事学说，只承认一种作战形态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那就是进攻。虽然防御在战术上、甚至战役上可能具有种种优势（红军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只能是一种从属的形态。因此反坦克炮的发展对坦克的发展构成威胁这个命题在苏联根本不存在——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坦克在反坦克炮面前再脆弱，也不可能与火器发明后步兵的脆弱性相比，然而在热兵器时代，步兵继续存在在战场上，并且充当了进攻的主要角色，并且继续取得很多胜利。更何况，如果说反坦克炮能够阻止坦克的话，那么在战场密度比反坦克炮往少里说也高十几倍的机枪面前，骑兵更加萝卜不是青菜了……

坦克的真正问题在于因为动力与传动系统可靠性不佳，从而导致实际战场机动能力过低，结果无力承担理想中的纵深追击任务。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由于工业技术水平有限，生产工艺粗糙，苏联坦克的机械损耗严重到不能不让人对他的军事价值进行怀疑的程度。红军坦克的主力，T-26轻型坦克在150摩托小时后就需要到地区修理站进行中级检修，每600摩托小时就要回厂大修，而即使在进行更换引擎之内的全面整备，充其量也只能再有效使用100小时。这还是在一切最理想的状态下（据说伏罗西洛夫曾发了一份备忘录给红军机械与装甲车辆管理局（Automotive and Armoured Vehicle Administration），询问真正战场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大约有多少，但他们一直没能给这位上级明确的回复，不过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小道消息，红军机械与装甲车辆管理局（Automotive and Armoured Vehicle Administration）局长哈列普斯基打开这封信时似乎说了一句“如果我们知道就好了”或者类似含义的话），而坦克的履带和履带销在行驶五六百公里后就磨损到无法使用。另一方面，作为外行，大多数读者对于当年苏联红军汽车装甲坦克兵部列出的数字并不会有太直接的印象，但有一点必须要了解的是，在当时苏联红军汽车装甲坦克兵部便反复强调战争是不可能在每辆坦克都是簇簇崭新的状态下开始，更何况部队平时的训练也要大量消耗坦克的使用寿命之后。总而言之，那个年代给人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30年代的坦克似乎不是一种步枪大炮那样生产之后只要没有被摧毁就可以一直使用很长时间的武器，而是类似于……比方说炮弹的一次性消耗品。而且这种消耗品在使用的时候还要非常当心，即使还没有超过使用寿命，他也常常因为使用不善，比方说劣质汽油导致发动机结焦或者火花塞结垢、由于地面状况不好动力传动系统被震离原位之类的原因而中途抛锚。当然红军机械与装甲车辆管理局（Automotive and Armoured Vehicle Administration）在加强坦克手的维修能力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而且随着苏维埃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入伍新兵的文化知识提高也将大大有利于对坦克的保障能力等，但可惜的是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1933年苏军还有的43%的人员是来自农村，而苏联1934年才刚刚在全国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只有工业城镇才普及了七年义务教育。虽然十七大已经提出了要努力实现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但哪怕基本做到这一点（不说最后艰难的扫尾）据估计恐怕最快也要到四十年代初，更何况，即使所有的入伍士兵都受过了7年制教育，笔者也不认为他们就有足够的知识伺候那些很“娇气”的坦克（苏联卫国战争前基本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在1962年完成普及八年制义务教育，1975年完成普及十年制义务教育。而德国在1919年便已经普及了8年义务教育，职业义务教育则到18岁（大致相当于12年）。所以考虑到1930年代的苏联实际是一个刚刚初步工业化的国家，即使武器本身的质量能够提高，单纯依靠士兵的素质也未必就能够得到多高的保障率）。

显而易见的是，按当时坦克的实际状况而言，这实在不是一种主宰战场的武器应该具备的样子。与骑兵相比，如果要执行纵深战斗，在目标处有几百把马刀虽然多数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比起一堆抛锚在中途的铁罐头，似乎多少还是要好那么一点点。因为当时的坦克还不能称为一种“武器”——虽然图哈切夫斯基把它看作一种武器，而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还不能成为一种“武器”——当时的坦克尽管可以像法国人所主张的那样对步兵进行支援，但是恰恰在图哈切夫斯基过于先进（也可以说是超前）的大纵深机动战理论中坦克却还不能成为一种武器。客观的说，尽管红军的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也使苏联的工业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但在1930年代初，无论是在部队的火力配置、机械化程度等方面，还是技术兵器的实际状况，红军还完全没有满足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强火力、快速突击等条件，一切都只处于萌芽阶段。

注解：在后来的白俄罗斯大演习中，伏罗希洛夫的一段话可能让人们对这位国内战争古董的印象有所改变。“我们的骑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在国内战争时期，我同布琼尼在整个骑兵集团军中只有几辆原始的装甲车，而现在呢，每一个骑兵师就有一整团出色的坦克，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复杂的江河障碍。”也许他并不像人们认为得那么守旧。但随后他询问他在内战时候认识的第19团团长科斯坚科：“坦克不会使我们上当吧？也许马匹更可靠？” 6sCsGU6XraE9D5hfYrGCfcIrbmQHz8M08+xdHSA1FnV63Jbt/yjD0am2+ghPYO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