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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日本出现了一批颇有活力的兰学者，说来虽然有些奇怪，但大抵要归功于看似非常落后的幕藩世袭制。在幕藩制度下，士农工商阶层牢牢固定，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是世袭的，只有身具德川家康亲缘血脉之人才能出任将军，家老如此，大名如此，藩士如此，以至于下层武士、农民、商人亦皆如此，代代世袭。而大海对面的清朝实行的是看似开明的科举制，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谋取官职，结果使得全民热衷于毫无用处的八股文。江户日本没有全国性科举（但存在针对藩士的局部性考试），那百姓还有什么向上发展的出路呢？只能去做学问，而且必须是不务虚、讲实际，能学以致用、赚得真金白银的学问。这正是兰学产生的源泉所在，也能说明兰学为何以医学知识作为主体——因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医师总是衣食无忧的。不仅如此，日本全国到处都有寺子屋，教习小孩学假名、汉字、书法、算盘和地理等，竟使日本成为19世纪全世界平民识字率最高的国家（幕末统计庶民阶层男子识字率54%，女子20%，而武士阶级则达到100%）。藩士子弟则进入各藩的藩校就读，这里倒有些死板教育的流毒，学生不问意义地死记硬背四书等儒学经典译书，考试成绩不佳甚或影响到继承家业。不过，待子弟成长为青年后，又须进行传统的武艺学习（剑术、枪术、柔术、弓术、炮术、马术等），江户后期更加入了技术性的兰学知识。总体来说，江户日本拥有极好的普及教育基础，较之清朝的教育更具实用性倾向。
德川纲吉画像
但引进西学、教育普及与武士忠诚尚武等等元素，只能作为未来日本开拓进取的铺垫，而在江户盛世时期，社会却不可避免地陷入发展停滞的泥沼。过分强调实用性原则与世袭制，亦意味着缺乏强烈外部刺激的情况下，无人愿意进行大幅度的变革尝试，只以修修补补来应付问题。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于公元1680年继位后，一度励精图治，但自元禄（此年号开始于1688年）起渐渐耽于政务，幕府权力核心人物柳泽吉保等人大搞面子工程，同时大肆贪污受贿。将军在干什么呢？德川纲吉颁布了《生类怜悯令》，最初是禁止舍弃病牛病马，到后来竟然连苍蝇、蚊子都不准杀，大名必须把狗放入轿中往来运送，百姓每次都要对着狗轿子跪拜，不无讽刺地敬称狗为“犬大人”——这是基本停滞的社会中，大权在握却受僵化体制所限无事可做的统治者才会想出来的歪主意，与明朝万历皇帝“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相映成趣。
并非偶然的是，江户元禄时代和明朝万历年间一样，尽管政治混乱无序，经济泡沫膨胀又破灭，但社会文化却极度繁荣。我们今日熟知的许多日本传统文化符号，如妇女在和服上绑纷繁复杂的带子，榻榻米不是只坐一席而是铺满整个房间等等，都自元禄时代兴盛。面对深重弊端，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推行“正德之治”（主要进行策划指挥的是新井白石，此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著有《西洋纪闻》、《藩翰谱》、《本朝军器考》等），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采取选拔能吏、开发新田、稳定米价、统一货币、管制工商业等许多措施，而最知名的举措便是设置目安箱（意见箱）。幕府政治似乎是脱胎换骨了，通过《俭约令》的贯彻，幕府与各藩严峻的财政状况亦大为改善。
然而，与古今中外无数成例类似，如此不触及根本，只由“明君贤臣”推行一时的改革，必然只具一时之功效。至18世纪中叶，四海升平之下幕府政纪又松弛至极点，贪污腐化已成为无可质疑的惯例。例如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幕下掌握大权者，老中田沼意次便公然执行贿赂政治，想要在幕府中混个官职，就必须向其行贿。据说田沼意次只要回到家里，看到堆积如山的财物，登时就会喜上眉梢。幕府的统治已病入膏肓，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就是：尽管武士身份仍被尊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但由于普遍的贫困化、顶替服役现象，武士阶级的战斗力已经下降到惨不忍睹的境地，只不过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揭露这一点而已。武士的贫困化，实因天下承平日久，负管理职责而不知具体生产艰辛的武士家族都变得人丁庞大又碍于面子讲究排场，一旦由俭入奢，债务便如滚雪球一般膨胀直至破产。破产武士不得不拿出不动产、传家宝，以至于武器、盔甲和马具等，典当给商人以换得金钱。
被改编为漫画的《曾根崎心中》封面。漫画结局并没有真的殉情，而是情侣伪造殉情现场之后私奔了
如此这般，本应处于社会两极的武士、商人立场颠倒。武士将服役的权力也按“株”论价，租卖与商人，使商人得以全副武士派头招摇过市，而家主亦不反对。渐渐的，封建主从关系演变成为雇佣关系。江户中期的儒学思想家荻生徂徠在其著书中感叹道：“近来顶替服役之风盛行，诸侯已无世袭家臣矣。”此话虽略显夸张，却也反应了现实之严峻。任何稍具远虑之人都可想见：商人花钱替武士服役，只是为了扭转自身社会地位，却腐蚀了日本武士军制。太平盛世自是无妨，万一有敌入侵，商人纷纷退走，无用武之地，而武士们平日醉生梦死，不是搞众道（同性恋）就是与妓女殉情（即所谓“心中”，擅长描绘此题材的近松门右卫门著有《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网岛》等风靡至今的作品），显而易见也是指望不上的。出路何在？荻生徂徠在所著《政谈》中便热烈主张“恢复旧日农兵”，水户藩德川光圀甚至付诸实践，令家臣的儿子们除长子以外，都下乡去耕地。其结果自然是完全失败，恢复农兵沦为空谈。
幕藩封建主从制度，是建立在战国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来苦心营建的兵农分离制度之上的。如果武士们又都被逼回乡下去种田，结成乡野武士团，那只能导致他们不服幕府权威，为了争夺土地而大打出手，最终导致战国乱世再临。荻生徂徠所设想的武士下乡之后将重归淳朴，努力耕地、训练，为幕府出力，纯属儒家学者的幻想。当然，如果19世纪中叶西方人并没有打开日本国门，而幕府统治一步步腐化下去直至彻底崩溃，那么武士重返乡间乱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但如此假设历史并无意义，事实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来了，而日本武士将借机冲向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