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之忠诚

18世纪初，和平盛世中的日本江户发生了一起轰动性事件。1701年初，浅野家赤穗藩（即今兵库县赤穗市）的藩主浅野长矩，作为一位拥有五万三千石领地、官居从五品下的外样大名，被幕府指派接待天皇敕使的工作。他对具体指导接待工作的吉良义央深感不满，于3月14日在江户城内公馆的松之廊下，忿然拔刀砍伤了吉良。幕府经过快速审理之后，便令长矩切腹自尽，没收赤穗藩的领地，却没有追究吉良在这一事件中的任何责任。消息传回赤穗藩，三百余名藩士尽管群情激奋，但在幕府军队的威胁下，被迫变卖藩内财产，领取补偿金后被遣散。家老大石良雄召集没有离开的一百二十余名藩士立下复藩血誓，结成所谓的“赤穗浪士团”。

次年年终，幕府正式拒绝复藩请求，于是响应号召的的四十七名浪士在大石良雄的率领下，于12月15日晚踏雪袭击了吉良宅邸，将其杀死，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挑着仇敌头颅自首。除了一名“证言人”走脱以外，四十六名义士被幕府禁闭一年多后，全部切腹自尽。这就是“赤穗事件”，又称“忠臣藏”，是这个国家用所有艺术形式反复演绎了无数遍的悲壮故事。然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并不是这个故事本身，而是“四十七义士”以复仇为名明目张胆地袭杀幕府高级官员（早有明令禁止武报私仇），而幕府却没有禁止这个故事流传于全国每一个角落，“四十七义士”被赞颂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这是为何呢？

深入这个所谓的“日本男子汉终极美学浪漫”的故事表皮之下，其实可以挖掘出幕藩体制及江户武士的实态。德川家康当年灭亡丰臣家，初定天下时，便于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以法律形式约束大名与武士。1635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对此法度进行改订，诸如参勤交代定制、禁止建造载重五百石以上大船以强化锁国海禁等都得到确立，后世不再进行大的改订。按法度规定，五万石领地级别的赤穗藩应配备百名以下的藩士，然而藩内事实上却养着三百多名藩士。对于不遵规定的赤穗藩，幕府其实早有意予以打击，所以在“松之廊下刀砍事件”发生后便迅速做出裁决，却不料因行事不公引发了后续的复仇事件，致其在社会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幕藩体制下，幕府与大名之间，实是封主与封臣之间权利与义务必须平衡的关系，而非封建官僚体系中的皇上与奴才的关系。

总而言之，大名藩国具有半独立自主权，并不是说灭就能灭的。再看执行这次“义举”的浪士们，与其说精神上极度义愤促成他们断然拼死，不如说是灭藩之后生活全无着落，迫其舍命抗争。其中一名义士年仅17岁，靠谎言才拿回早已典当出去的甲胄参加行动。领导者大石死后留下的账簿，反映出这些浪士们都是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复仇行动尽管违反了幕府法规，却只是枝节问题，连幕府也必须赞赏的核心问题是：这些浪人认定不能离开旧藩而独活！如果所有武士都如此忠诚于他们的家主，所有的藩国岂不都稳如磐石？而德川家控制着最强大、占地最佳的藩国，外样大名的造反自然不可能成功，如此幕藩体制不也就千秋万代，屹立不倒了么？

德川家不会预见到，有朝一日西洋人会带着先进的枪炮军舰而来，直接撞开江户的大门。他们完全不能设想，未来的战争中武士军队将无法压倒百姓武装，只因后者能更熟练地使用西洋武器。在他们的眼前，江户是一个真切的盛世，江户城的城下町从荒泽发展成了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级都市。普通“町民”虽说日常生活艰辛，却在闲暇之余，人人可享受澡堂（钱汤）、流动快餐（一膳屋）、戏曲（歌舞伎净琉璃等）、外出旅游（宿屋）、看新闻漫画（绘草本等）……可见町人文化极度繁荣。

无论多么具有尚武精神的武士，也不论幕府如何强调其社会地位和行为准则，要抵御世间如此多诱惑，真的太难！武士“堕落”例子之多随手就可拈来：高田藩藩祖乃“德川四天王”之一榊原康政，而他的后代榊原政岑却成了吉原游郭中的头号游主，用数千两黄金为“高尾太夫”（身价最高的妓女“花魁”称号）赎身，还发动大批妓女在街上游行，举办豪华宴会，奢侈放荡轰动天下，最终被幕府判决退位隐居；德岛藩（今德岛县，古阿波国）家臣蜂须贺直孝（其祖先是蜂须贺正胜的手下大将）更是奇怪，狂热喜好当地一种挥手踏足、滑稽万分的阿波舞，以至于被当成脑子有问题而被关起来，可只要一恢复自由身，他就奔出去和平民混在一起，舞蹈不休。如此“武士”，在江户盛世中又何止千万？ aoRleXjnt0eh5ZCvs2HbwgiLEEnaTNS7/jr2yVwRom0kTBe/AI/ZVHSE56CI5X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