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不落帝国”一开始属于16世纪时的西班牙帝国。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Carlos I，1500—1558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曾说过一句话：“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但这份荣耀却被日后的大英帝国夺走，甚至成为大英帝国的别称。到了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把大英帝国用不同颜色标出，生动地展现了大英帝国在全球的霸权。

西班牙之所以从“日不落帝国”的宝座上跌落，就是因为其无敌舰队惨败于英国海军。英国日后之所以能建立“日不落帝国”，也是因为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逐步拥有了海上霸权。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风帆时代海上霸权的争夺就是双方派出华丽且巨大的战列舰，排成一排组成战列线，然后用侧舷互相射击。硝烟、火光、鲜血、爆炸声充满整个战场。但这个观念并不完全正确，海战战术有个缓慢演进的过程，参战双方需经过血与火的教训，最后才能演变成大家所熟知的形式。本文从1588年英国人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讲起，展现了英国海军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这段时间，海战战术的演变过程。

缓慢发展的战术与快速变革的技术

其实，关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早期，欧洲列强风帆舰队战术的记载并不多。总体而言，侧舷射击战术的发展落后于造船技术与武器的变革。尽管当时军舰的侧舷摆有大量火炮，使用侧舷射击应该还是最合理的策略。但当时的海战依然跟16世纪早期一样，舰队排成横队就是战斗队形，主要进攻方式还是发射舰首的火炮，进行一对一的单挑，然后接舷登船作为结束。然而，为了避免西班牙步兵登船，英国人最先发明出一套最大化使用炮火的战术。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似乎对英军战术已有相当认识。他在写给无敌舰队司令梅迪纳·希德尼娅的信中说：“敌人在火力强度和弹药补给上占有优势，所以他们将会与我们保持距离。我们必须发起攻击，近距离抓住敌船，然后尽你所能以这种方式继续作战。小心他们会占据上风处，然后击沉我们。”

实战中也是如此，英国海军根据沃尔特·雷利爵士及其堂弟威廉·乔治爵士的命令，将战舰排成数个纵队。在各队旗舰的带领下，这些纵队由上风处驶向无敌舰队。英舰在火绳枪射程（150~200码）内开火，然后转向驶离，如同画了一个阿拉伯数字“8”。另外，英军还使用了8艘纵火船。虽然纵火船没直接给西班牙舰队造成损失，但制造了大混乱，甚至可以说是恐慌——西班牙舰队从加莱锚地撤出后，失去了凝聚力和控制力，再也没能恢复过来。西班牙舰队在第二天的台风中也损失惨重。

可英国取胜的法宝在欧洲却传播得很慢。例如1592年时，意大利人由基尼由·坚提里尼（Eugenio Gentilini）的教科书《完美炮手》（The perfect bombardie）仍然宣称：“海军的用处不是远距离炮击敌人，应该是撞击并登上敌舰。”

到了1618年，某位英国海军部官员这样说道：“经验告诉我们，在当今的海上战斗中几乎不可能登舰肉搏……主要是依靠大型火炮击毁敌人的帆桅，撕裂、打歪、洞穿敌舰。因此，陛下的海军之所以占有优势，依靠的就是在船只负载的极限内，维持了足够多的重炮装备。”但没什么证据证明这样的建议有被遵循过。

英国海军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失去伊丽莎白时代的锐气，建造了少量巨大的、华丽的重型战舰来夸耀武功，以宣示英国在北海的主权。但实际上，这些华丽的战舰灵活性很差，冬季和海况差的时候都无法出海。“海上君主”号，设计于1636年制造，1637年10月下水，舰体长51米、宽14.7米、高23.17米，号称当时世界上火力最强的战舰，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排水量达到1600吨的三层甲板战舰。船上的雕刻都是由宫廷画师凡·戴克亲自设计的，并全部包了金箔。这艘超级战舰花费了66000英镑（这些英镑足够造出11艘装载40门火炮的战舰）。在设计师菲尼亚斯·佩特父子的设计中，“海上君主”号安装90门火炮，但查理一世却将火炮的数量增加到了104门。其中有24门铸铁炮是当时口径最大的火炮，可以发射42磅实心弹。所有火炮的重量加起来有150多吨。由于火炮太重，影响了战舰的机动性，威廉·蒙森爵士对它的评价是：几乎无法操纵。1660年，“海上君主”号被迫减肥，一层炮甲板被拆除。

这些行为，使得查理一世时代的海军行动就是一场场灾难。最重要的原因是，战船的设计不良，在北海难以驾驭。1625年10月，英军远征西班牙加迪斯，英国舰队总司令爱德华·塞西尔子爵尖酸地评论道：“我发现那些大船（尤其是那些老式的）的火炮都超载了，不适合攻击作战，比较适合窝在家里防御。”他的旗舰“皇家安娜”号和“皇家方舟”号在西班牙海域难以航行，必须把一堆装备丢下海。所以，他建议：“船要小而坚，比较适合‘旅行’，不要华而不实。”

在那个时代，战术的演进也一样缓慢。爱德华·塞西尔子爵于1625年颁发了几条训令：

1. 舰队由3支分舰队组成，每支分舰队12艘战舰，其下又分为3个分队，每队3艘战舰；另外还有3艘战舰作为总预备队。

2. 一道参与远征的盟军荷兰舰队在英国上将的右舷（这是较尊贵的位置）执行命令。

3. 舰队总司令处在前卫的布置，而不是中央。

4. 中将的分舰队位于英国上将的左舷，后卫的分舰队则作为总预备队。除每支分舰队的9艘战舰应按照舰队表，以3艘为单位进行攻击和撤离外，对战斗方式无特别要求。

5. 如果敌舰逃跑，各分舰队指挥官应紧随其后，并派出数量相当的、合适的战舰进行追击，随后击沉或夺取逃跑的敌舰。但如果没有分舰队指挥官的指挥，任何战舰不得进行此类追击。（预防舰长们为了战利品擅自展开追击行动。）

6. 若敌军陷入混乱，我军后卫舰队应投入全部兵力战斗，直到取得战果。

7. 应从上风处发起攻击，上将对付敌军前锋，中将对付中军，少将对付后方追击的敌舰。

但这些训令在作战会议上被批评太过理想化。有人说：“分析这些训令，我们可以发现，海战其实与陆战并无两样。训令给每艘战舰规定了特定的分队、阶级与位置，然后命令它们前进与作战。这点很难被执行，因为训令没有考虑到航行中的船只在大海上维持这些训令的难度。”

1636年，阿尔杰农·珀西爵士成为英国舰队统帅，他发布了10条训令：

第1—3条：9艘战舰平均分配给舰队指挥官、前卫指挥官与后卫指挥官，每个分舰队有3艘战舰。

第4条：战舰之间应有适当距离，为开火射击留出空间。

第5条：如果旗舰被纵火船攻击，邻舰应提供掩护，为其争取自救时间。

第6条：当任何战舰即将被俘时，邻舰应予以救援，即使这会让敌舰逃脱。

第7条：当战舰被击中水线下方的船体，或失去一根桅杆（或帆桁），或火炮过热无法射击时，邻舰应予以救援，从前方或后侧攻击与友舰作战的敌舰。

第8条：舰队中将所在的舰只应首先接战，邻舰予以支援。

第9条：任何一艘战舰都不应追击落跑的敌舰，而是应“进攻抵抗最激烈的敌舰，削弱他们的力量”。

第10条：海战有许多不确定性是训令无法给出的，战斗前，我们无法得知敌人的运作方式，会发生许多突发事件，舰长应充分利用自己的判断力和勇气。

这套训令比起以往的版本，几乎解决了追击受创敌舰与支援受创友舰的任务冲突。同时，击溃敌军抵抗核心优先于追击逃跑的敌舰，舰队整体的重要性凌驾于个别战舰的命运。这也许是第一套“真正”的英国海军战斗训令，每条训令都跟战术安排与战斗执行相关。

尽管如此，当时英国海军战术仍很不明确。纳撒尼尔·巴特勒舰长于1685年出版了《巴特勒的对话》 ，该书提到：“找不到一句话或一个词来描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自勒班陀海战后所有的战斗方法或他们任何一方的战斗阵型。”不过，他还是记录下了自己对当时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海军的观察。他写道：

一支舰队分为三支分舰队，如果舰队有一百艘或一百艘以上的舰船，就分为五支分舰队，多出的两支作为前卫（或中军）的辅翼和后卫。

……

每支分舰队有三支分队（每支分队装备三分之一兵力的预备队）。为了避免混乱与碰撞，他们在战斗中或三艘一组，或五艘一组地冲锋、撤离，预备队则随时准备救援受创的友舰。

……

一支小舰队仅以一条阵线接战，指挥官位于舰队中央处，总指挥位于他们的最中央处，两侧都有最强的战舰提供掩护。此外，小舰队还有一项特别职责，即在各种情况下支援和救援其他较弱的友舰。一支大舰队也能保护友舰，当海面足够宽阔时，战斗力最强的战舰位于最靠近上风的位置，便能够保护下风处的较弱友舰。

……

小舰队倾向于选择旧式的混战，而大舰队则更适合三五艘战舰一组的团体行动，想必会组成纵队。他 对纵火船没有多少信心，尽管他知道纵火船在1588年战役中的重要性，因为纵火船攻击需要一系列环境条件的配合才能奏效。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对一位舰队司令而言，海战战术就是他的技艺。因此，他自然会努力用条例来完善自己的技艺。但他最大的敌人，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和瞬息万变的风向。

比如，在由风力与船帆驱动的舰队里，如果顺风（航向与风向相同）行驶，将可以达到较大的航速；如果逆（抢）风行驶（航向与风向相反），速度将会变慢。

如果在海上画一个360度的圆，以12点为中心，左右夹角各为67.5度组成的扇形是无法航行区域，如果他想要逆风行驶，船头与风向夹角就不能小于67.5度，否则他将无法移动。顺风行驶时，与风向夹角180度时并不会得到最大的速度，因为尾杆上的风帆会挡住前面风帆的风，如果他想要获得最佳速度，就需得到最大的风力——左右与风向成夹角135度航行，走“之”字形。

敌军当然也会受到风向的限制。当两支舰队互相观察到对方时，其中一支通常会处于上风位置。位于上风处，自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战术优势——在选择何时进攻、如何进攻方面更是如此，因此，战斗初期的机动时常与保持或争夺上风位置有关。如果风完全停了下来，双方舰队可能会无法动弹。每位司令都会计算他的舰队与敌军舰队的相关距离、航速和航线，使用何种战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象。如果天气不好，不但战斗无法进行，战斗序列也无法展开。帆船时代战术教科书和《官方训令》中的示意图，展示了以完美队列执行战术机动的战舰，尽管这在实践中并非总能实现。另外，风帆战舰的机动不受风况和海况的影响。在接近陆地时，军舰还得考虑海流和潮汐。

总之，战争的胜利倚赖于司令在各种海况时，能把战舰组织成有纪律的舰队，使其服从自己指令或信号。只有当舰队组织良好的时候，才能在认为既有作战可能又有利的情况下对敌作战。舰长们得有能力快速改变阵型，因为在敌舰面前改变阵型是无用且危险的事情。当舰长们不同意或没完全理解司令选择的攻击形式时，司令不能期望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支舰队的凝聚力与协同训练程度。如果舰队组成不断变化，或是不断派出分遣舰队进行护航、监视敌方港口以及小规模作战行动，有效的组织就无法实现了。

因此，舰队中的每位舰长都尽量让他的战舰根据舰队司令设定的航向和距离行进。一旦司令改变帆向，舰队中的其他战舰就要立刻将帆向调整到与旗舰一致——每艘船的风帆与风向夹角都一样。这样的调整是让舰队中的各艘战舰与旗舰的风力相同。但舰队规模越庞大，控制它就越困难，执行队形变化的时间也越长。因此转向时，每艘船是先调转船头还是先改变风帆方向或一并发生，都有严格的规定。这对每条战舰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舰队列成紧密队形时，如果各舰不严格遵守命令，就有可能会相互碰撞。

总之，保持良好的队形需要团队的协作。在完成抢风和调头后，各舰都要立刻航行到恰当的位置，而在前头引航的舰长肩负了重要的职责。也就是说，当舰队列成一纵列航行时，前方的战舰责任甚大。当各条战舰以两条乃至更多的平行纵列齐头并进时，引领的舰长们同样负有重大责任。在舰队保持方位线，以梯队航行时，引领一条或多条战列线，保持各舰处于适当位置尤为重要，也极为困难。顺风行驶时出现失误，导致战舰偏离应有位置是最常见的失误。

不过，相对于进展缓慢的战术发展，当时造船技术的发展却很迅猛。

16世纪末期出现了盖伦帆船。虽然早期的盖伦帆船如同老式卡拉克帆船那样，保留了高耸的、会妨碍航行性能的前后艏艉楼，但在设计上比卡拉克帆船还是有所进步。艏楼从船艏稍向后移，前方伸出船艏斜桅，使盖伦帆船能更贴近风向行驶，减少了风吹向艏楼造成船只意外转向的机会。

船尾从圆形改为垂直且较窄的形状，这样更能支撑艉楼的重量。艏楼前方的船头以渐细的形式向前延伸，并摆上有装饰的船首像。1575年建造的“复仇”号改良式盖伦帆船把船只设计推向新的水平。这艘英国船有着较小的尺寸与吨位（好操作）、较高的长宽比（降低水阻）和较低的上层建筑（艏艉楼被削平了），所以也被称作削平式盖伦帆船。

17世纪的帆具也比16世纪有所进步。风帆被修剪成较平坦的形式，前桅和后桅使用了辅助帆，能更有效地利用风力加强航行能力。艏桅上帆被挂在船艏斜桅上，这种新的方帆被使用到艏三角帆登场为止。能被降下的下桁快速传播到其他国家，它让下桁沿着桅杆落下，让船员在必要时可以迅速降下风帆。艏楼前方的前桅向后移动，穿过艏楼上甲板而竖立着。

船壳形式也有所改变，在水线附近较宽，越往上越往内缩，这让加装在两舷的火炮能尽量靠近船中心线，增加了船只的稳定性。而且，这种内缩也使登舰肉搏更加困难。

不过，盖伦帆船在17世纪早期并未被普遍接受，老式的卡拉克帆船仍大行其道。英国海军部的官员拒绝移除前后艏艉楼，因为那会使得“王后与陛下的船”看起来像只普通商船。这种保守的观念导致1588年的许多主力舰二三十年后仍在服役。但时代是前进的，盖伦帆船最后还是取代了卡拉克船。往后的盖伦帆船虽然尺寸不一样，设计哲学有所变化，但这些特点仍被延用，直到全装帆船消失。

另外，风帆时代火炮的铸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当时，铸炮材料主要是青铜和铁。青铜较铁轻五分之一左右，熔点低，易于铸造。青铜材质韧性较好，即使炸膛也只是炮身开裂，而不是碎片四溅。而铸铁材质较重，熔点高，铸造难度大。如有瑕疵，炸膛时往往会造成惊人的伤亡。因此，铸铁炮往往较同等威力的青铜炮管壁更厚重，以降低炸膛的风险，这进一步增加了铁炮重量。但铁炮的优势是价格低廉。16世纪中期，铁的价格约为青铜的五分之一，17世纪中后期甚至只有八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于此原因，16世纪财政拮据的英国首先开始对铸铁炮持续投入研究。至17世纪，欧洲各国海军规模的扩张已使任何一支海军都无力承担以青铜炮为主的火炮数量需求，这就使得铸铁技术持续进步。16世纪中期，铸铁只能用于轻型火炮，至17世纪中期已能铸成24磅加农炮，至17世纪末已能铸造36磅大炮。

在此期间，火炮的发射技术也得到了变革。曾有观点认为，无敌舰队之役中的英军已使用四轮炮车，可以实现战场上较为便利的再装填。但小约翰·F·吉尔马丁教授指出，这种想象并没有任何文献证据。按照时人对海军战术与舰炮发射的描述，其情形显然也并非如此，再装填仍需从战斗中撤离。这也是1588年无敌舰队之役，英国舰队为何“8”字形驶进与驶离战场的原因。战场再装填得以实现，大致要到1620—1630年，因为1617年的战斗训令仍要求发射一轮后撤离战场。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射速保持着稳定上升的趋势。1588年无敌舰队之役时，英国战舰的火炮每小时可发射1~1.5发；到了第一次英荷海战时，每小时上升到4发炮弹。

17世纪海军战术与训令的正规化

不管是16世纪还是17世纪，控制一支舰队所需的一切技艺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击败敌舰队。战术机动不是为了机动而机动。但倘若舰队不能维持适当的航行秩序，它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遭遇袭击。舰队在夜间分散开来时，这种状况极容易发生。所以，1653年6月1日加巴德沙洲海战时，虽然英荷双方舰队都抵达了战场，但由于是晚上，双方只好停泊，等第二日再战。6月3日撤退时，特罗普上将失去了对荷兰舰队的控制，不少船只在逃离时相撞，撤退变成了溃败。与此相比的是7月31日的斯赫维宁根海战，因荷兰人尽力维持着舰队秩序，撤退时没有再损失战舰。1665年洛斯托夫特海战中，詹姆士如果能更好地控制舰队，排出完整的战列线，战果可能会更好。

由于害怕舰队失去组织，在纳尔逊冒险展开夜战前（1798年的尼罗河之战），夜战是舰队司令们极力回避的。不过，海军也有夜战信号，因为舰队偶尔会被迫展开夜战。但是，强大的舰队一般会回避夜战，因为它们无法有效地施展开。弱小的舰队同样会回避夜战，因为它们担心自己可能被卷入激战，无法撤退。

另外，对风帆舰队司令而言，无法维持适当的侦察系统也是大错误之一。侦察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僚舰地位低下的结果，因为它们无法以司令向僚舰发信号的方式发回信号。在无线电发明以前，僚舰很难发回关于敌军组成、实力和位置，敌军实时航向、未来意图以及风帆张起程度的详细报告，使得这些侦察其实没多大用处。对负责瞭望的巡航舰而言，除非它能大胆机灵地接近敌军，又不致被敌军击伤或俘获，否则，就算拥有最为优秀的信号系统也毫无用处。因此，巡航舰舰长的素质极为重要，重要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某些战列舰的舰长。

因此，时常会有人讨论，舰队司令是否应当待在巡航舰，而不是战列舰上（战列舰必然会因其特点卷入仓促激烈的战斗）。事实上，豪勋爵曾经尝试过乘坐巡航舰指挥，乔治·罗德尼上将也曾效法。奥迪贝尔·拉马图埃勒在他出版于1802年的《论海军基本战术》中对此进行了长篇探讨。正如拿破仑向冈托姆伯爵指出的那样，舰队司令乘坐巡航舰指挥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他可以亲自执行前出侦察，不用依赖传回来的信号。然而，这也带来一个缺点：因司令身处巡航舰，不在舰队中，他很难指挥战术行动。

如果舰队正在上风方向交战，司令所处的巡航舰就要位于己方战线上风方向；如果舰队在下风方向，则巡航舰就要处于己方战线下风方向。这样，司令的视野就会被烟雾遮挡，造成额外的不利影响。火炮产生的烟雾有时会一直笼罩在战场上，让舰队司令看不到除了身边船只之外的任何东西。与此同时，他的舰队可能会分散在广袤的海域，即便没有烟雾，传递信号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进攻一支已经列成战列线的舰队时，进攻方习惯慢慢接近敌舰。这样，进攻方的战舰就能维持直线排列，不至于冲到太靠前的地方或突然穿过其他战舰前进，遮挡双方的开火区域。即便存在有利于进攻的强风，它们也很可能仅以四节的速度推进。对现代读者而言，风帆时代绝大多数海战的缓慢过程是相当难理解的。进攻前，可能会花好几个小时甚至若干天的时间让舰队列成所期望的战斗队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舰队司令在这种环境下所承受的压力是极为可怕的，以及风帆时代许多将领在胜利后为何不展开追击的原因。

另外，在风帆时代，相对速度对战术也极其重要。与其说决定速度的是战舰设计，倒不如说是船底累积的海藻和藤壶数

量。在引入铜壳前，一支由全新战舰组成的舰队，能远远甩开一支建造结构类似，但在海上漂泊了多个星期需擦拭船底的船只。内在固有速度差异作为蒸汽船设计的一部分，对铁甲舰时代的海军战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没有人真正知道一场风帆海战发生的确切时间。尽管钟表匠约翰·哈里森 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但精密计时器要到风帆时代末期才出现。即便到那时，海军部也不会供应精密计时器。一些军官是花了100英镑自己购买的，倘若将其折合成今天的货币，那将是很大一笔钱。战列舰舰长持续出海时，年薪也只在246~365英镑之间（具体多少则由其战列舰级别决定）。尽管战舰航海日志可能会记载战地机动的时间和收发信号的时间，但这些时间只在与某一艘特定战舰上的时间变化相关时才有价值。当时，可以使用仪器测量同一条战列线中两条战舰间的距离，但并没有测量敌方战舰与己方战舰距离的工具 。因此，风帆战列舰将舰上装备投入战斗时遇到的问题远多于机械时代的战舰。

总之，风帆战舰是木制的堡垒，由风力推动。战舰两舷都配有数目巨大的火炮，由于体积庞大，需要大量的水手操纵。战舰的木料相当结实，这既是为了防御，也是为了能承受己方火炮发射时所产生的应力。战舰还有装载食物、装备和弹药的储物空间，能够在海上停留多个星期，也能经受得住恶劣天气的考验。每条战舰都是具有可观威力的独立战斗单位，能够从任一个舷侧发出猛烈的炮火，但只有很少的火炮向前后方向射击。以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为例，两舷共有88门火炮，前后只有16门火炮。于是，战舰的火力范围就只有两舷延伸出去的那段窄弧形。因此，海军战术系统的设计目的就是尽快使舰队投入战斗，且尽可能少地暴露在敌军火力下。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接近敌军战列线末端，阻止敌军炮组射击；同时沿斜行路线接近，让舰队能够向部分敌舰展开炮击。即便己方战舰需要一边前进一边调整目标，或者像特拉法尔加一样，对敌军战列线展开大胆的迎头冲击（以减少在敌军长距离火力下暴露的时间），一旦舰队开始交战，炮术的重要性就超过了快速射击和装填，尽管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有效的炮术依赖于士气和训练，二者缺一不可。英荷海战时，英国炮手就以较大的火炮、较好的炮术训练与纪律在几场海战中赢得了胜利。

有种说法，强大的海军会炮击敌军船身，弱小的海军则射击敌军战舰的桅杆、索具和风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决定炮击目标的是选择的战术。

通过观察会发现，战舰的风帆比船身容易打中，因为风帆的面积很大。对帆索、船桅造成的损伤也可以阻止敌舰推进，或迫使其退出战列。尽管有强化索具将其链锁到横桁上，以阻止索具掉落，但帆索上的一切东西都是脆弱的。船帆可能会被撕裂，支索会被切断，横桁会和顶桅一起被击落。有时整根船桅都会被打坏，裂成碎片。落在战舰侧边的船帆、木器和索具，会挡住火炮的视野。

因此，英国海军爱德华·弗农将军和理查·肯彭费尔特将军曾仿效法军，轰击桅杆、索具和风帆。不过，船身虽然难被命中，但却是更具决定性的目标。击穿战舰的炮眼会让战舰变得脆弱，一系列精确瞄准的炮击损毁火炮后，它将无法作战。此外，炮击也可以深入船体内部，摧毁或击伤其桅杆底部，从而使其无法被操控，难以从仓库运来弹药补给。射击水线和水线下方的船身会使木工难以修补。英军战舰时常倾斜得很厉害，因此，敌军少数几发射击准确的炮弹就会使水兵们忙于使用水泵排水。在近距离交战中，最具伤害性的攻击方法是不断升起、降低火炮。这种情况下，火炮可以使用减装药射击，以便给敌军战舰造成尽可能大的碎片量。因此，陷入近距离“混战”时，船体是必然的轰击目标。

不过，尽管英军舰队司令们对战斗由单独战舰或单个分舰队猛烈展开攻击的“混战”口头上有所赞赏，但只有少数人试图在不保持紧密战术控制的状况下展开大战。许多英军将领认为，列成一条战列线，与敌军战列线在较近距离上平行排列，狠狠展开炮击就是令人满意的交战方式。实际上，拥有先进炮术和战列线排列得好的舰队才会占有优势。索具受损或漏水的战舰会试图从战列线中撤出，作战效能变低的舰队都会一并撤退（位于下风位置的战舰撤退时会轻松得多）。

当敌人拥有良好战列线、训练优秀的水手时，以分舰队展开攻击，看上去会没那么有效。因为它导致力量被分散，有被敌军各个击破的风险。特别还要考虑的是，当时英军信号系统的条件有限。采用某种更为复杂的战法，意味着组织和执行都更复杂，作战也就更容易遭遇困难。比如，一旦战舰的帆索遭到损坏，或者领头战舰失灵无法带领舰队，整场攻击就可能陷入混乱。埃尔丁的约翰·克拉克在《海军战术论文》中指出：“与使用线性战术展开交战相比，攻击敌军的前卫往往无法令人满意。”因此，英军舰队司令们更偏爱线性战术而不是混战，混战无论如何都不是对敌军发扬火力的最佳方法。不过，要维持战列线，就需要每艘船维持一个稳定的速度（降半帆，航速在5节以下），以保证队伍的秩序。所以，某艘战舰想随意机动，就有冒着搅乱己方战列线推进的风险。

尽管舰队司令时常下令不要过早开火，或收到信号才开火，但战斗往往会在距离高达1000码的地方开始并持续下去。当进攻方舰队一条战舰的索具损坏，船舷摇摆，或出于自卫时开火，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又可能让其他战舰也着手射击，否则它们就可能互相遮挡火力范围，从而妨碍己方其余攻方战舰进入距敌舰更近的位置。这时，射击纪律尤其重要。当一支舰队试图阻止另一支舰队执行战术机动，或是试图保障自己的机动自由时，也会发生远距离炮击。“近距离”是个富有弹性的术语，似乎可以指0.25英里以下的任何距离。英法两军使用的“步枪射程”和“手枪射程”术语也不精确。步枪射程大约意味着陆战队员可以用步枪向敌舰开火的距离，但这根据实际情况，出入可能会很大。这一距离可能是150码或更多，尽管滑膛枪在超出80码的距离上就被认为不精准了。手枪射程可能意味着决斗距离，也就是说50码或25码或者更少。总体上看来，大多数战斗中的射击距离可能略大于人们迄今为止所认为的距离。我们知道，荷兰海军卷入混战时更青睐展开登船战，因为他们擅长英军畏惧的登船战。

在真实的“混战”当中，由于毫无秩序的战舰都聚在一起交战，结果就取决于高效的炮术和操舰术，以及英国人所谓的“相互支持”。就炮术层面而言，这意味着让所有火炮甲板都保持稳定火力，在必要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战舰两舷同时射击。随着作战行动的持续，火炮被敌军炮击到失去战斗力，炮手或死或伤。当过热的火炮后坐力过强，导致弄断了特别用于作战的两条驻退索（发炮时阻止炮身后退的绳索，它们也可能会被敌军炮击割断），就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伤亡。陆战队员和船员会在船艏楼、船艉楼、甲板以及顶桅上使用步枪交火。部署在战舰水线上部建筑的回旋炮和后来的卡隆炮装填着霰弹，可以用于清扫敌军的甲板，消灭准备发起攻击的登船部队。只有当两艘战舰卡在一起时，才有可能出现登船状况，如果其中任一战舰起火，情况对双方就十分危险了。相互炮击有时会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其中一艘战舰的炮手因伤亡过大，最终无力继续抵抗为止。18—19世纪的“混战”操舰术——攻方用侧舷扫射敌舰船首或船尾，这样除了可以最大化发扬己方火力，还可让己方舰船只暴露在敌人最少的火炮下（风帆战舰船头船尾的火炮数量最少）。这与16—17世纪的混战不同——16—17世纪的混战目的是登舷。

战列舰很少因为被炮火击中而沉没，但要是其起火后，火苗蔓延到火药库，就有可能被炸毁。其次，如果战舰的水下部分遭到敌军射击，在恶劣天气的影响下，也可能会沉没。另外，设计不良的战舰还可能在本舰射击火炮时被震成碎片。

总之，“战斗训令”这个被许多作家滥用的术语一开始是很原始的。早期的训令一开始并没有区分航行条令或战斗条令，内容也驳杂，里面可能包含奖赏、舰队停泊顺序、行政管理等各种内容。一般来说，条令的有效期很短，产生新条令后便失效了。因为下一次战役时，司令官可能会重新制定他认为合理的新训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660年。王政复辟以后，《战斗训令》不再是一部著作，而是《女王陛下（后改为国王陛下）舰队的航行与战斗条令》中的一个章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航行条令》和《战斗条令》内容被固定下来，对舰队在航行和战斗中的所有行为都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规定，包括抛锚、起锚、航行和锚泊时应发出何种信号，如何用灯光区分不同旗帜，雾天如何航行；资深舰长和新任舰长的船舶在航行时的优先级如何区分，如何召集军官；关于技工、领航员、双桅小帆船、沿海供应船和单桅帆船的条例，关于火攻船的条例以及如何鼓励火攻船作战的条例。

最初，《航行训令》十分原始，尽管包含了敌军未出现时，如何控制舰队的信号。此后，《航行训令》开始包括更多细节，最终包括了巡航编队的完整阵型，以及从一个战斗队列机动为另一个战斗队列的方法。从这些训令中，我们能够发现，大舰队是如何搜索到敌军舰队以及如何根据现有方法展开战列线的。到1653年，《航行训令》与《战斗训令》成为两个独立章节但又相互对应的文件。到17世纪末，它们更加详细。但在实际战斗中，当时的训令和作战信号较1665年约克公爵詹姆斯或鲁珀特亲王的主张并无进步。

当然，只有训令手册是不够的。我们从其他领域的经验中可知，一个系统的实际运转是不能仅参照官方手册的。官方手册所描绘的永远不是完整的，诠释战术需要专业实践。除此之外，战术还需要一种哲学，一种情感，一种传统，一个信仰，也就是“军队文化与习惯”，以此激励系统的使用者。从广义上讲，一支强大军队的训令和战斗实践最为接近，战斗力弱的军队的官方训令与战斗实践就容易脱节，一支正走向灭亡的海军，极有可能会不断颁布《战斗训令》。

一位舰队司令总是随身携带着训令，训令中包含了他指挥的条目，明确说明了他的战略目的（尽管常常用词细致），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说服和安抚亲王、大臣和盟国将领，哄骗中立国港口的总督。与此同时，他还有至关重要的任务：指挥巡航舰保护贸易，为运输船提供护卫。如果交战的话，以何种方式进行，不是仅靠留意风向和观察敌军行动就能决定的事情。

总而言之，尽管训令有许多不足，且有时不能够实施，风帆时代的海军训令特别是海军战术，最终于17世纪正规化起来，其原因就是发生在17世纪后期的两次“英荷海战”。

第一次英荷海战中的线性战术

英国内战期间，王党勾结西班牙海军和法国海军派了大量私掠船袭击议会军。为了扫荡私掠船，同时也为了与潜在的敌人——荷兰海军抗衡，英国建造了大量巡航舰。英国的巡航舰有好几种，最大的巡航舰甚至有双甲板和60门炮。

英国国会于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政府。但军阀克伦威尔于1653年解散国会，自封为护国公，英国重新陷

入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上台后，通过增加税收以及出售充公的土地方让英国政府每年的收入增加到200万英镑。舰队经费不再依靠临时的“船只资金”，克伦威尔向海军承诺，每年会投入40万英镑从事海军建设，海军费用成了共和国财政中最为庞大的支出。

仅在1649年，克伦威尔就下令建造了77艘巡航舰。在他的大力支持下，英国海军战舰的总数达到了157艘，总吨位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数倍，海军人员达3万人。英国扩充海军的速度，在整个世界都是最快的。

随后，英国的造舰政策也进行了修正，虽然还是以重型战舰为主，但不再兴建“海上君主”号那样夸张的巨舰。新建的战舰大部分被限制在1000吨左右，长宽比大，载有火炮60~70门，基本无装饰，在火力与机动性上有较佳的平衡。

此外，英国海军还成立了海军委员会。原本的海军部和海军委员会都直属国会。海军委员会负责处理一般的行政事务，如建造船只、招募人员、后勤供应等，同时也监督各地的海军——各地海军每周都要向海军委员会汇报工作。海军部则负责作战指挥与制定战略，有12~15名成员，每周进行一次例会，并负责任命经验丰富的将军担任海军上将或舰队指挥官。

1649年2月，50岁的罗伯特·布莱克上校、39岁的理查·迪恩上校和50岁的爱德华·波帕姆上校被任命为海军上将。随后不久，爱德华·波帕姆病故，乔治·蒙克接任其位。其实这四人都是克伦威尔为了加强对海军的控制而安插的人马。这是因为海军曾经叛变过——1648年5月国王被拘禁时，一支驻扎于肯特的舰队发生哗变，投奔了海外的王军阵营。新模范军的加入给原本组织松散、由贵族和老水手控制的英国海军带来了严格的组织纪律。英国海军由此确立了一系列军规军纪，脱胎换骨。这一系列的军规军纪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次英荷海战（1652—1654年）是破交与护航的对决。英国的重点是打击荷兰的商船队，然后封锁荷兰的经济。荷兰的重点在于帮商船队护航，只要商船能回到荷兰港口，就是胜利。英国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绝对优势，因为不管商船从哪里来，回荷兰一定会经过英吉利海峡与北海，英国舰队只在这些地区附近以逸待劳就好了。第一次英荷海战的大部分交战地点都发生在英吉利海峡或北海。

虽然许多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但大家对英荷战争前四场海战的细节其实所知甚少。当时留下的纪录不多，多是些残缺片断。那时，大多是混战，一方可能抢占T位，然后向对方炮击；也可能一方穿插对方的舰队，然后进入乱斗，最终目的是登舷，大家只要跟着司令往前冲就好。舰长或分队司令可以任意撤退或离队去追求战果，可以说毫无秩序，这种现象在荷兰方非常普遍。

《航海时代的海战》一书的作者布莱恩·康舒妥认为，英荷战争时，双方更有可能采用的是下面这种战术：“双方分别占据上下风位置，用多路并进的方式排成横阵，彼此的船头面对船头；在战斗中，双方船只交错穿过对方的队列，以侧舷开火，随后越过对方船头，转向，然后双方互换位置，重复上述动作。”

小约翰·F.吉尔马丁教授的论文《近代早期的海战军事革命：技术源头、战斗结果和战略后果》中提到，传统的盖伦帆船交战方式是：“抢到上风，用船头的火炮射击，再用舷侧射击；越过敌船时用船尾的火炮攻击；在清理好炮膛能够重新装填之前，调整航向回头，用另一侧的舷侧射击。如果有机会登船的话，就抓住机会登船并夺取赏金和战俘终究是首要目标。”

看来这两个资料可以互相印证。

在战争初期，英国海军显然没有真正的战术系统，它的舰队由三支分舰队组成。分舰队司令们指挥着他们的分舰队。分舰队或单独的战舰可根据命令互相支援，所有的进攻都要尽可能从上风方向发起。

第一场战役是1652年5月的多佛海战。英荷双方主帅分别是罗伯特·布莱克上将与特罗普上将。这是一场发生在多佛外海的遭遇战，所以也没有什么事先计划好的作战计划，最后，荷方损失2艘船后退出战场。

第二场战役是1652年8月的普利茅斯海战，英方乔治·艾斯丘爵士率领45艘船遇上了为60艘商船护航的23艘战舰和6艘纵火船（由中将米歇尔·德·鲁伊特尔率领）。文献中提到，占据着上风位置的英国打算冲入荷方队伍，但德·鲁伊特尔中将不停发射链弹扫荡英军的桅杆和索具，使英舰的速度减慢。随后，荷舰边打边逃。最后，英方放弃追击，荷兰商船安全地驶入大西洋。

在1652年10月的肯特诺克沙洲海战中，英国以战舰68艘、2400门火炮和10000名船员，对付荷兰的62艘船、1900门火炮和7000名船员。一开始，荷方略有优势，但荷军有内讧，在英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荷军损失2艘船后以失败收场。

而10月的邓杰内斯海战更像是场骑士的对决。布莱克上将的旗舰“凯旋”号再次遇上特罗普上将的旗舰“布雷得罗德”号，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两人的单挑上。荷军小胜一场，夺回了制海权。

跟许多人所想的不一样，英国在1653年3月的波特兰海战中使用战列线战术完全是不经意的行为。其证据是战斗开始前八天，布莱克、迪恩和乔治·蒙克上将发布的新九条训令里面，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战列线战术的字眼。不过，波特兰海战还是一场极为重要的海战。英军第一次把舰队分成前锋（白）、中央（红）、后卫（蓝）三个分队。英军也在此战中第一次局部使用了新的战列线战术——利用自己在火炮上的优势，把船排成一排，用侧舷的火炮和荷兰人对射。荷兰人虽然精于混战，一直想靠近英军登舷作战，但在对方炮火的打击下无法如愿。

更重要的是，波特兰海战后，布莱克、迪恩和乔治·蒙克上将发布了两套新的训令，分别为《舰队在航行中的队形规范》（简称《航行训令》）和《舰队在战斗中的队形规范》（简称《战斗训令》），第一次把《航行训令》与《战斗训令》分开，以两套相互独立但又相互配合的法规同时发布，因而奠定了后来将《航行训令》和《战斗训令》作为独立法规发布，但合并在一本书中的做法。此外，这两套训令只包含了战斗或航行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无关的内容全被省去。

《航行训令》共二十一条，其中的十二条全部或部分内容都与夜间巡航有关，其中有十六条提到了舰船之间信号的沟通形式。虽然这些条款的主要目的是使舰队在白昼和夜间能正常行动，其中没有提到任何抢风、调头的信号，也没有提到如何通知某分舰队改变航行方向的通信模式，但它们依然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些条款的基础上，未来将发展出当敌军出现时己方的战术布置与巡航阵型准则。

《战斗训令》相对简短些，只有十四条，包含了如何处理火攻船，航行时上将、中将与少将该处于什么位置等内容。

这两套训令尽管存在不足之处，但也具备相当的革命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形式与内容，也是因为海军从此有了一套标准程序作业（SOP）。

似乎有很多理由认为新训令是在蒙克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蒙克，当时仅次于克伦威尔的英国二号军人，实战经验还胜于克伦威尔。他曾在低地国家（指荷兰地区）作过战，参与了1625年的远征西班牙加迪斯行动，为查理一世在爱尔兰作战，并站在保王党一方加入内战，然后被俘。布莱克在波特兰海战中受了重伤，迪恩又看上去对海军行政管理更感兴趣。对那时的蒙克而言，发布新训令可能是希望给予充斥着许多商船和商人的舰队更多好战精神。此外，由于蒙克担任过步兵与炮兵军官，他把陆军重视火力与纪律的概念带入海军，设计一套新战术让舰队能发扬出全部火力。

不可避免的下一场战斗是1653年3月的加巴德沙洲海战，它是英军真正使用战列线战术的第一场海战。尽管相关资料的记载不够详细，但足以证明英军的战术与昔日不同，而且有所改进。蒙克上将和迪恩上将的旗舰“决心”号的舰长理查·莱昂斯表示：“我们的舰队以较之过去更好的阵型行动，一艘接着一艘。”

还有一封从海牙寄给正在哥本哈根流亡的温特沃斯勋爵的信这样写道：“英军始终处于上风位置，在距离敌舰半小时航程远的地方，排成自己希望的纵列作战阵型，然后在距离敌舰大约火炮射程一半 的地方猛烈轰击荷军一整天，成功取得了击沉2艘荷军战舰的战绩。次日，英军继续排成纵列，在距离火炮射程一半的地方阻挡荷军，使其无法登舰，并在发现荷方舰队秩序混乱时派出小型船只进行登舷，然后将其俘获。直到荷兰舰队接近奥斯坦德时，英军才脱离战斗。”

英军不仅在风向上有优势，拥有更多、更大的火炮，也比荷军更有纪律。他们能遵循分舰队司令的指示保持队形，在原位置上不断开火，不会任意离队。他们利用这些优势挡住了荷军。当荷军发现他们处于不利之处时，想办法利用有利的风向，但英军利用风向的优势阻止了荷军。

荷军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旨在立刻登舷近战。毕竟在老式混战中，登舷是唯一迫使敌军投降的方式。这与纳尔逊的混战战术不一样——18世纪末期，纳尔逊复兴混战战术，但仅以此作为破坏敌军阵型、阻止敌军逃跑的方式。虽然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以漂亮的登舷俘获了敌舰。

最后一场海战是发生于1653年7月31日的斯赫维宁根海战。迪恩已经在加巴德沙洲海战中战死，布莱克上将因病登岸休养，蒙克因此成了英军方面的唯一一位上将。荷军则由特罗普上将指挥，协助他的是德·鲁伊特尔中将和德·威斯中将。英军取得这场海战压倒性的胜利，特罗普战死。对战斗细节有若干种描述，其中，丘比特上校的记载里面满是“冲锋”字眼：

“我们朝着他们转向，穿过了他们的整支舰队。一部分敌舰处于我方舰队一侧，另一部分处于另一侧……我们刚冲过敌方战舰，就接着继续转向，他们也朝着我们转向，靠得很近的相互穿插过去……双方一旦互相冲过，就立刻再次转向，荷兰人还处于下风，我们紧咬不舍……我们这次分割了一些没有航行到我们上风方位的敌舰……我们朝着他们转向，他们也朝着我们转向，这次是双方最为拼命的战斗，近得几乎长矛都可以捅到对方……在这最后一次的冲锋中，我方战舰时常距离敌舰极近，上将对这一定非常烦恼，所有战舰肯定也是这样……”

另一位目击者西奥菲勒斯·萨谢弗雷尔这样写道：“我们与敌军整支舰队交战，从敌方舰队当中冲了过去，隔开了许多敌舰；敌军出动了三四艘火攻船，但是（在上帝的保佑下），他们并未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此后我们再次转向航行，又一次冲过了敌方舰队，接着是第三次。”

这些记载里面根本不存在任何战列线战术，哪怕连最细微的证据都没有。战斗场面看上去更像前文提到的老式混战：双方分别占据上下风位置，用多路并进的方式排成一字横阵，彼此船头面对船头。在战斗中，双方船只交错穿过对方的队列，以侧舷开火，随后越过对方船头，转向，然后双方位置互换，多次重复上述动作。

虽然斯赫维宁根海战没有任何使用战列线的证据，1654年3月由布莱克重新发布的新战斗训令也没提到战列线战术，但战列线思想已经确立起来。到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时，战列线战术已成为必需战术，证据是，训令规定己方战舰接触敌舰之前要预先列成战列线。

为了在海上与荷兰争霸和打击西班牙，英国同时维持着一支强大的海军与一支强大的陆军。可以说，英国共和国时期是连年战争：1649—1650年远征爱尔兰、1650—1651年入侵苏格兰、1652—1654年第一次英荷海战、1654—1660年断断续续的英西战争，穷兵黩武至极。军费让共和国破产，再也发不出军饷。1559年克伦威尔死后，克伦威尔之子压不住军队与贵族，国会议员们迎回了查理二世。1660年5月，查理二世在多佛登陆，回到伦敦，于5月29日正式加冕为不列颠国王，史称“王政复辟”。

在首席大臣爱德华·海德的斡旋下，查理二世赦免绝大多数的圆颅党人，只处死了九名法官，因为他们当年签署过查理一世的死刑命令。同时，查理二世也承认内战后的产权变动，几乎以不流血的方式取回了政权。

多数英国人经历克伦威尔五年的独裁统治后，厌恶这禁止一切娱乐的清教徒生活，热烈支持查理二世即位和道德解禁与美好传统的回归。好笑的是，他们与当年拥护克伦威尔上台和处死查理一世的是同一批人。

英国海军不仅恢复了财政能力 ，而且是将星如云：国王的堂兄鲁伯特亲王、乔治·蒙克上将、爱德华·蒙塔古上校、威廉·潘恩爵士，国王的弟弟，年仅27岁的约克公爵詹姆士虽然没有任何海战经验，但未来将会证明他的出众能力。

1660年的英国海军军官是在英荷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海军职业军官，他们出身平民，是熟练的水手，加上受过布莱克等人的军官专业培训，在战列线战术尚未被他国接受的当时，他们知道如何以新战术击败敌军。热爱帆船航海的查理二世是海军事务的行家，他虽对旧军官颇为猜忌，却也知道这是目前的唯一选择，清洗了这些旧军官，就没人操纵海军了。

此时，围绕复辟后海军将领的选拔，海军与宫廷发生了所谓的“绅士与油布”之争。持“绅士”派的观点者多是国王身边的贵族士绅，他们认为拥有荣誉感的贵族青年天生就具有领导能力，适合担当军事统帅；而所谓的“油布”派，则是皮普斯等海军官员，认为身披油布衣、航海经验丰富的老水手才能胜任海军军官。国王和约克公爵都清楚海军的需求，但王政复辟后的政治格局要求他们必须团结掌握着议会的贵族势力。欧洲贵族家庭有这样一种传统：长子继承家业，次子及其他儿子则在教会或军队谋出路。当时，英国教会职务有限，而英国陆军的规模也在复辟后被议会压缩得很厉害，因此，海军的官职便成了王室笼络贵族的重要筹码。

为了平衡海军与政治的需求，1661年，查理二世与约克公爵做出了折中而巧妙的决定：选拔贵族子弟接受海军职业训练，将之培养为贵族职业军官。依照这一制度，获得国王许可令的贵族少年将成为海军的志愿者，在指定战舰上担任海军见习生（midshipman）之职——这一职务本由经验丰富的高级水手担任，因其工作位置在船只中部而得名。志愿者们受到各自舰长的教导和考核，锻炼数年后即可提拔为较低级的正式尉官，随后便依其功绩逐级晋升为舰长和将军。今天词典里的“midshipman”（多译作海军学员或海军见习生）一词便源于此。这便是后来皇家海军海军见习生制度的雏形，也是英国海军贵族化的开始。

按照17世纪7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的设想，贵族入海军都是正式军官 ，但非贵族出身的也可以做到正式军官，比如加入海军的商船船长。可惜的是，非贵族出身的军官只可以担任一些小军舰的舰长，“舰长兼任航海长”就到顶了；贵族出身的军官则可以从尉官、舰长一路做到元帅。

第二次英荷海战的火力至上

此后，随着英荷两国争夺殖民地矛盾的激化，第二次英荷战争（1664—1667年）爆发了。1664年秋冬，英国舰队都在普利茅斯港休整。11月9日，詹姆士抵达舰队并接管了指挥权。11日，他将舰队分为三支分舰队，并在16日与22日发布了新的《航行训令》和《战斗训令》。《航行训令》与之前共和国时期的大同小异，只是以“上将”取代了之前的“将军”头衔，并增加了在白昼与夜间弃锚漂流的命令。而《为了国王陛下的舰队在战斗中更为有序的训令》（即《战斗训令》）包括十六项条文，与共和国时期的训令也十分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共和国版本的第三条要求“舰长保持直线，与司令官一起组成一道战列线”被改成要求舰长“进入战前命令中指定的位置与序列”（第二条）与“按照指定的阵型与敌人交战”（第三条）。其中，第十五、十六条是全新的：它们规定了左舷或右舷逆风时组成纵队的情形，并规定，进入合理的交战距离后没开火的战舰指挥官应受到军事法庭的严厉惩处。

这些战斗训令显示了当时的舰队组织：舰队分为前卫（白）、中央（红）、后卫（蓝）三个分队，每支分舰队再分成前锋、中央、后卫三部分，分别由一位前锋司令、一位中央司令与一位后卫司令指挥；每艘船的战斗序列位置事先就被指定了。另一项证据来自1665年2月1日爱德华·蒙塔古从唐斯出海时额外发布的五条训令，第一条是：“如有时间，舰长们即按照事先已发布的分舰队航行或战斗序列进行航行。”在那个年代，战斗序列还是新规定，其作用是为每艘战舰指定其战列线的位置，舰长们应尽快事先组织好战列线以免开战时战舰无法抵达正确的位置。

1665年4月10日，詹姆士又发布了新的训令，其目的似乎是增强舰队的纪律性，同时建立一些简单清晰的战术原则。其第一条训令，明确要求指挥官“应尽力将舰队保持为一条纵队，尽可能地保持战前计划的战斗序列。”第四条提出，天气合适时，战舰应在半链（1链为0.1海里，半链约90米）的距离上同敌人交战。第二、三条则规定，如果舰队要迎击从上风处驶来的敌人，先导舰队应驶向敌军舰队的首端，如果舰队迎击来自下风处的敌人，则指挥官们应尽力将舰队的战列线保持在紧靠上风的位置。由此可知，使用战列线战术且固定战斗序列是17世纪海战战术最重要的进步之一。

第六条：“在敌军主力溃逃或被瘫痪之前，陛下舰队中的任何战舰都不应追击任何少数的敌舰。”第七条：“任何战舰的追击行动都不应超出旗舰的视野，所有追击战舰必须在夜间返回。”第八条：“瘫痪的战舰，如果没有陷入沉没或被俘的危险中，便由最后方的友舰加以救援，而舰队的其他部分应通过痛击敌人的方式支援我方受创战舰。”这些禁止单舰追击敌军的规定则被后世学者认为是造成战列线战术僵化的罪魁祸首，充满形式主义。赫伯特·里士满上将是这样批评的：“掌握一支舰队并获取全面胜利的原始概念与这种糟糕的形式主义混而合一，造成舰队在攻击下只想保全自己，这样的观点在漫长的和平时期成为主流，使防御凌驾于攻击。”

然而，谴责当时这些训令条文是没有道理的。“形式主义”一类的词语只能用于形式与秩序存在的场合，当时，形式与秩序并没有出现，战斗序列的概念才刚刚被接纳。

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对此指控提出相反看法。P.H.哥伦布认为，把船排成一列直线就能轻易避开纵火船这些恐怖的东西。布莱恩·康舒妥认为，这种限制机动的命令是合理的。因为17世纪中叶的英国舰队由100艘乃至更多的军舰组成，里面混合了商船和战舰，这种命令是防止商船的船长为了赏金去追逐一艘受创的敌舰，而导致编队队形被破坏（这种现象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很常见）。

他们说得没错，1665年的英国舰队除106艘战舰外，还有19艘征用商船，这么多素质不一的舰长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极难保持凝聚力。将领们深知，那些贵族舰长或商船舰长并不可靠——他们一心只想着俘获战利品或通过登船夺取敌舰获得荣耀。如果允许舰长私自决斗或与小组混战，阵型就会混乱，其害处远大于“保持”固定战斗序列。从第一次英荷海战就可以看到混战、无序的害处。

英荷海战催生了战列线战术，其艰苦的战斗经历巩固了战列线战术地位。英荷战争时，舰长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作战舰队规模，考虑到战列线有超过百分之十的船只是临时雇来的商船，缺乏凝聚力的情况就更是严重。1650年前的舰队指挥是“简单”的，大家只要跟着总司令的命令往前冲就好了，而战列线时代，船舰数量多且战舰有固定的战斗序列，指挥的难度比以前大。

因为舰队规模是如此庞大，纵队的舰只会把整只舰队拉得很长，队伍的长度往往超过6海里。加上北海或英吉利海峡常有浓雾，分队司令往往抱怨自己看不到总司令的信号，战舰只能跟随自己的分队指挥官移动。有时分队指挥官漏掉了舰队总司令的命令信号而自行其是。因为战术控制的前提——凝聚力与良好的协同训练都无法实现，总司令精密复杂的战术动作自然无法执行。不过，有一点非常清楚，英军指挥官的目的在于击败敌军，战术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由于英军舰队部署在距离荷兰港口和锚地相对较近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舰队出港后没多久就进行作战，战后立即返回基地进行维修，不会长时间航行，自然也无法锻炼出团队精神。

组织一支中型规模、秩序良好的舰队与掌控一支规模庞大的、难以维持秩序且战术执行能力差的舰队，完全不是一回事。纳尔逊时代能做到混战与精密复杂的战术动作，是因为他的同僚皆经过良好训练、素质统一。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时舰队的规模都较小，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只指挥了27艘船。当然，17世纪的将军们也知道战斗训令只是一种理想，实际执行起来天差地远。因此，如果敌人的舰队在某些区域出现了小规模溃逃，不管是受创、丧失战力、士气低落还是在耍诡计，指挥官一般只能将力量完全集中于敌人的主力，夺取、击沉或瘫痪尽可能多的敌舰。

切断战线、突破敌阵，分割、冲锋，或是穿过敌军战列线，都让己方的炮火无法集中于某一目标，自然无法取得明显的战术优势。只有固定战斗序列的战列线战术能把大量的火力集中于某一目标。战舰的舰体十分坚固，只有持续的打击能使之开裂漏水，让其失去速度和机动能力，成为舰炮与纵火船的靶子。但即便如此，被重创的战舰也可能退出战列线返回母港。

第二次英荷海战的第一场战役是1665年6月13日的洛斯托夫特海战。奥布丹指挥的荷兰舰队攻击詹姆士率领的英国舰队，双方在英格兰东海岸外的洛斯托夫特展开战斗。荷兰舰队有103艘战舰、4869门火炮和21613人，英国舰队有109艘战舰、4542门火炮和22055人。虽然荷军火炮较多，但口径不如英国舰队。此役，荷兰惨败，折损17艘船，2000多人被杀、2000~2500人被俘，主将奥布丹阵亡。英国大胜，仅损失1艘船，300~500人死亡。这是荷兰海军历史上最惨烈的挫败，英国海军的火力优势与荷兰主将的阵亡引起荷军混乱是英国制胜的原因。

《战斗训令》与实际战斗的差距都在这场战斗中展露无遗；爱德华·蒙塔古伯爵记下了他的观察：“尽管我们制定的战斗序列要求排列成直线，每艘战舰应在自己的位置参与战斗，以免误伤友军。可许多战舰第一次驶过敌阵时就未遵守。他们向上风方向转舵，使阵型有3层、4层甚至5层，行驶到敌人够不到的远方，越过前方的己军开火，但好些都打到了自己人并造成损伤。”

8月12日的卑尔根之战是第二次英荷海战的第二场战役。德·彼特准将指挥的60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绕过苏格兰北方返国，但遭遇风暴后被分散，约50艘船集结于中立国丹麦的港口卑尔根。英国海军的美洲舰队本来要去拦阻荷兰海军上将德·鲁伊特尔，知道消息后命汤玛斯海军少将率领一支约30艘船的舰队前去拦截。

英国和丹麦签署有密约，允许英国进入港内攻击荷兰舰队，然后战利品均分。问题是这道命令来不及传达到卑尔根要塞的丹麦守军手中。英军在攻击时误中要塞而遭到丹麦守军反击，攻入港内的英国海军有30艘船、600门火炮和2000人，而荷兰舰队有50艘船（包含多艘重型的武装商船），卑尔根要塞有125门火炮和200到300人。

后来，德·鲁伊特尔与英国的爱德华·蒙塔古伯爵都率领舰队主力到达卑尔根，英军被逼退，封锁解除，双方没有损失任何船只。荷兰舰队回国时遇到暴风雨，4艘战舰和2艘商船落单被英军俘虏。英军因未能虏获大部分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作战目的失败。1665年下半年，德·鲁伊特尔依靠出色的指挥，游弋于英吉利海峡、泰晤士河口外，有效保护了荷兰的对外海上贸易。但荷兰仅能维护交通线的安全，英国仍然占有战略优势。

肆虐于14—15世纪的黑死病在1665年间又卷土重来，再度入侵英国，半年内由伦敦的西区扩及东区。从1665年的5月开始，每星期约有1000名牺牲者。到了9月，每周更有7000人死于此病。一直至到冬季，死亡人数才开始变少。国王查理二世都离开伦敦避难去了。据说，有1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虽然后来疫情放缓，但伦敦的鼠疫个案并未完全停下来。一年后，“伦敦大火” 摧毁了伦敦市中心的大部分建筑，鼠疫突然彻底消失。有人认为，是大火将无数卫生条件恶劣的房屋连同疫病源头——老鼠和跳蚤付之一炬。这场鼠疫让英国国内一片混乱，暂时无法发动任何战争。

1666年1月，荷兰先后同法国、丹麦结成反英同盟。法、丹两国开始向荷兰提供各种援助。尽管法国并未积极参战，但也使英国开始处于战略劣势。詹姆士与爱德华·蒙塔古不再担任海军指挥官后，鲁伯特亲王成为英国舰队的唯一高级指挥官。而在1666年的战役中，乔治·蒙克上将，被任命与他共同指挥舰队。鲁伯特一上任就重新颁布了詹姆士的《对纵火船舰长与舰员的激励措施》：“如果纵火船向40炮以上的敌舰发起攻击并将之烧毁，每位舰员将能得到10磅的赏金，舰长还能得到1枚金奖牌；如果摧毁的是敌人的旗舰，奖赏加倍。而在纵火船袭击下解救了我军五级 或以上战舰的反纵火船辅助舰队的成员则能得到40先令（20先令等于1镑）的奖赏。被租借作为纵火船或反纵火船辅助舰艇的私人船只如果在战斗中损失，船主能够获得来自海军财政金的补偿。”不管执行情况如何，这些承诺无疑展示出王国海军需要比共和国海军更强的激励措施，只有提供危险工作的额外补贴，才能招募到纵火船与那些反纵火船辅助舰艇。

当舰队还在为航海季节的战役休整时，1666年5月1日，在诺尔湾的“皇家查理”号上，鲁伯特亲王与乔治·蒙克共同颁布了新训令。《航行训令》与之前共和国在1653年颁布的训令的大同小异，只是增加了“最末舰首先转向”与“在白昼与夜间弃锚漂流”的两条命令。

1666年6月11日，知名的四日海战展开。因为错误的情报，鲁伯特亲王率领英国舰队中最好的22艘战舰去寻找不存在的法国舰队，所以在头三天缺了席。

战斗的前三天，乔治·蒙克率领57艘战舰在泰晤士河口与德·鲁伊特尔的84艘荷兰战舰进行了实力悬殊的苦战。在战斗的第二天，双方以常规的相反航向相互驶过，从前卫到后卫依次通过对方阵前，在后卫与敌舰脱离接触后，全体转向，再次进行类似机动。之后，荷军后卫科内利斯·特罗普（已故荷将特罗普的儿子）的分舰队被英国舰队分割，德·鲁伊特尔被迫前往救援。此时的英国舰队展现了非同寻常的力量，似乎取得了某些优势。但双方数量相差毕竟悬殊，英军遭到严重损失，乔治·蒙克选择撤退。第三天，他缓慢地进入泰晤士河口，用后来被称为的撤退阵型掩护受创严重的战舰。“皇家王子”号，这艘最初由菲尼亚斯·佩特为英王詹姆士一世建造的巨舰，在加洛普沙洲搁浅后被荷军俘获并烧毁。当日夜间，鲁伯特与乔治·蒙克会合，并于次日被编成前卫分队，英荷双方实力恢复相等。而在最后一天的十二小时苦战后，夜间的浓雾迫使双方脱离接触。

尽管德·鲁伊特尔的操舰技术更佳，并在前三天拥有更强的兵力，荷军依然未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英军损失10艘战舰，荷兰损失4艘。

虽然自1653年后，荷军开始新的造舰计划，并在第二次英荷海战中投入了24艘更重型且火力更强的战列舰，但其战舰的火力与英舰相比，仍居下风。例如，荷舰最大的船“荷兰”号有80门炮，每次舷侧齐射时能投射总重为568磅的炮弹，但这种火力只等于英国60门炮的战舰“费尔法克斯”号，只有英军最大船只90门炮的“皇家王子”号（每次舷侧齐射总重972磅）的三分之二而已。不过，1665—1667年前后建造的英舰普遍存有设计上的问题，如1108吨皇家“凯瑟琳”号根本就是失败品，炮位和给养都还没装载，最底层的炮口离水面就只剩3英尺，这就意味着，如果再装上炮位和给养，最底层的炮门在海况恶劣时根本无法打开，不然海水会倒灌进船舱；而满载60—70门火炮以及四个月给养的荷兰军舰，最底层的炮位距离水面仍有4英尺。

此战的无序自然会降低火力的效率。A.H.泰勒少将在分析于1666年进行的四日海战时指出：“两支舰队交战时，大多是双方相对航行，并在距离敌方200多码时交火，然后双方再转向。这样的穿梭至少有十次，每次须花上三小时。英国战舰每门火炮携带了40轮射击的弹药，最后所有战舰还都剩下10轮以上的弹药。这样算来，每轮反向交战时火炮仅能射出3轮，即每门炮每小时射击一次。”

当荷兰方面首次在战斗中使用线性战术时，英国一方却背离了战列线战术。战后，海军将领威廉·佩恩爵士与塞缪尔·皮普斯聊天时评论道：“我们本该排成战列线作战的，这样我们无论如何都能打败他们。荷兰人用正确的方式作战时，我们打得一团糟（英军陷入混乱，无法排成战列线）。”这些观察足以说明，纸面上理想的《战斗训令》与实际战斗的情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1666年7月25日的圣詹姆斯日海战爆发前一周，鲁伯特与乔治·蒙克发布了《增订战斗训令》，第一条是“将敌军保持在我军的下风位置”：

“如果我们占据了上风位置，敌军冲着我们驶来，我们也冲着他们驶去，那么我军前卫舰队应保持上风位置。当与敌军后卫舰队拉开适当距离后便停下等待，直到我军的整条战列线赶上来并与敌军前卫也拉开同样距离，然后，我军整条战列线应转舵为与敌方一致的航向，同时保持上风位置，这样就不会受制于敌方前卫舰队的转向。如果敌军后卫舰队首先转向，那么我军前卫的先导舰应带头转向，然后整条战列线跟随转向，与敌人保持同样的航向。”

这一训令不再是之前双方相对驶过的那种作战方法，而是实力大致相当的两支舰队以平行的战列线进行全面交战。在洛斯托夫特海战中，詹姆士曾尝试进行这种机动，但由于打出信号需要一定时间，战术时机最终被错过。此后，鲁伯特与乔治·蒙克的训令中也没有出现代表这一机动的信号。

这一训令是17世纪海战战术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它可以让舰队们有更长的持续开火时间，能给予敌人更严重的打击，算是17世纪时英国海军除战列线战术外最为重要的发明。它明确地告知海军指挥官该如何进行海战，被写入《永久航行与战斗条例》（第十七条），成为未来一百多年来通行的唯一一条强制性训令。严格说来，指挥官们除了选择适当时机打出信号命令舰队转向以保持与敌军航向一致外，没有其他战术选择。

《增订战斗训令》的第二条为“分割敌军舰队”：

“如果敌军占据着上风位置，海面足够宽阔，我们便应尽可能采取逆风的航向，直至我们发现分割敌军舰队的机会。如果我军前卫分队找到了敌军的空档，他们便应转向插入，力求分割敌军。前卫分舰队应先通过这一缺口到敌军的另一侧，然后转弯与敌军平行，保持与敌军航向一致。中央分队应驶向被敌军被分割部分的下风处，而后卫分队作为支援，或者驶向敌军下风处，或者努力避免其他敌军驶向上风，发挥其最大作用。”

鲁伯特亲王在四日海战就用过类似的机动。这种兵力集中的方法，更像是一种夺取上风阵位的方法。执行机动的自主权应该授予前方指挥官，而不是总司令。这种做法在实际的海战中是正常的，因为分舰队司令往往距离总司令旗舰6海里以上，由各分队指挥官自行判断比较合理；完整分割敌军的战术，这时代还未萌芽，要到更晚的时期才到来。

1666年7月，圣詹姆斯日海战爆发，荷兰打算强攻泰晤士河的梅德韦地区，因为那里有英军海军基地。荷兰德·鲁伊特尔上将以89艘战舰、20艘纵火船和9艘小船，对抗鲁珀特亲王和乔治·蒙克上将两人指挥的英国舰队90艘战舰与16艘纵火船。

关于此战的详细细节，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一开始英军前卫分队的小分队和中卫分队在与荷兰前卫分队的炮击中拥有优势，并将优势一直保持了下去。英军一直迫使荷军交战直至夜间，终于取得全面胜利。英军前卫分舰队司令汤玛斯·艾林将军生动地描述这场战役：

“我们的前卫舰队，十分勉强地组成了战列线，一些船只未加入。白天，一些舰长违反严格的命令，依旧越过好几艘我方战舰进行射击，我们在9或10时投入的战斗……前卫分队的司令很勇敢地执行他的任务……但劳而无功……我们的后卫分队也没能帮上什么忙。”

荷军损失了2艘船，5000人死伤（1200人死亡或重伤），而英军1艘船沉没，300人伤亡。此役看起来是英军大胜，但德·鲁伊特尔上将完整地保存了整支舰队，英国则因伦敦鼠疫与9月2日的大火，政府濒临破产，查理二世无力维持舰队也无法发动新战役，荷兰实际上获得了战略优势。

1666年8月的福尔摩斯篝火事件，其实不算海战，但荷兰受到的损失超过了整个战争期间英国舰队给荷兰造成损失的总和。英国的罗伯特·霍尔姆斯上将受命率领一支小型舰队（8艘战舰）突袭荷兰的弗利兰岛，意外发现了大量隐藏在那里的荷兰商船。英国舰队在几乎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纵火焚烧了村镇与商船，并劫掠了弗利兰岛。荷兰损失2艘小型战舰和140艘商船，火光和浓烟远处都清晰可见。篝火事件不久后，“伦敦大火”爆发，荷兰人视之为上帝对英国的报复和惩罚。经过两年的战争，英荷两国都马困人乏，双方启动了和谈。

1667年6月的偷袭梅德韦可算是17世纪版本的“斯卡帕湾偷袭”。英荷谈判的同时，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尔上将率领60艘船（包括8艘火船）、1500名陆战队溜进泰晤士河，偷袭了梅德韦地区的查塔姆军港。

这次奇袭，皇家海军蒙受了奇耻大辱，英国海军在战斗中损失13艘战舰，仅存的4艘大型战舰有3艘二级战舰被焚毁（“忠诚伦敦”号、“皇家橡树”号、“皇家詹姆士”号），整修中的一级战舰“皇家查理”号被拖回荷兰，沉没的船只堵塞水道，岸上据点和设施也多有损毁，英国损失20万镑。之前瘟疫和伦敦大火这两重灾难，财政紧张让英国政府解散了海军的水手，有船无人的窘况让船只只能停泊于港口无法出海，整个英国海军等于停摆。英国已无力再战，全国失去战斗意志。此奇袭，不仅报了福尔摩斯篝火的一箭之仇，也让谈判桌上的荷兰有了更多筹码。英荷两国的谈判进程加速。7月31日，两国签订了《布雷达和约》。英国把《航海条例》改成较有利于荷兰的形式，放弃了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方面的权益，并归还了在战争期间抢占的荷属南美洲的苏里南。荷兰正式割让哈得逊流域和新阿姆斯特丹，并承认西印度群岛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和约划分了英荷两国殖民地的势力范围，第二次英荷海战随之落下帷幕。

后记

后人常将18世纪英军的战术失败归咎到战列线战术的迂腐、形式主义和被驯服的将军。战列线之所以有这种不光彩的名声，主要原因是从1704年马拉加海战经验中得出的防御作战概念与战列线相关。在海军上将罗伯特·布莱克、鲁珀特亲王和约克公爵詹姆士手中，战列线的主要目的就是将最大数目的火炮数量对准敌军，以此击败敌军。当海军上将乔治·鲁克爵士与他同时代的人和后继者开始强调战列线的防御长处时，那些对战列线早期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就被称为形式主义者。

但批评者却并未考虑到一个事实：双方都愿意，会战才能展开。正如海军上将圣文森特勋爵约翰·杰维斯所言：“我曾经告诉过你，势均力敌的两支舰队是永远不能产生决定性事件的，除非他们决心打个水落石出，或其中一支舰队的总司令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对他的战列线处理不当。”

作家笔下十分流行的全面追击让人大呼过瘾，但如果不严格控制追击，全面追击很容易导致己方舰队被敌军各个击破。追击也不像那些作家想的那样，是相当快速的作战。微风时，攻方舰队可能会以2—3节的速度接近敌军，以确保各舰保持队形，不至于互相遮盖火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全面追击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少节？几乎不会超过7节，对“猛扑”向敌军的舰队而言，这不是一个快得喘不过气的速度。

实际上，第一次和第二次英荷战争间的空档才是中国屈服于西方船坚炮利的起点。虽然英国在16世纪初就已建造了有十余门火炮的艨艟巨舰（“玛莉萝斯”号），但这样的巨舰在既无对手也无经济支撑的情况下，充其量只是国王的大玩具，相当于郑和舰队，对后世没什么深远的影响。但英国人对大舰巨炮的坚持在后来却引发了海上强权荷兰与法国等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也是从这时起，非西方的海权开始被抛弃，尽管在人员与船只数量上可与西方一较高下，但火炮的数量与质量已瞠乎其后。一旦荷兰人的造船实力被激发，进一步带动英法两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后，火炮的质与量飞涨，在接下来的18世纪，非西方的海权再也优势不起来。鸦片战争，中国会失败，其实在17世纪就能看到端倪。

附录：

1665年4月的战斗训令

1. 一旦收到舰队司令发出的发现敌舰队信号，就降下舰队司令将旗并挂出信号旗，每个分舰队派出一艘护卫舰扬帆跟随敌舰队，尽可能获取敌舰队数量和质量的情报：有多少纵火船和其他船，舰队的状态。一旦完成情报收集，护卫舰们便会合总结情报，然后提交给所属分舰队及总指挥官。如果敌舰超出自身数量则不要交战，除非占据优势地位。

2. 一旦发现上述敌舰队，舰队副司令或第二顺位指挥官及其分舰队，和舰队第二副司令或第三顺位指挥官及其分舰队应立即扬帆追赶，并执行之前收到的战斗指令。

3. 一旦发现舰队司令交战或放两炮并在前主桅顶部升起红旗，每个分舰队应当根据规定利用最好优势与敌交战。

4. 如果任一分队遭到围攻或陷入困境，另一分队或舰船在收到信号后应立即前去解救和帮助。该信号是前主桅顶部的长三角旗，拥有该信号旗的是舰队司令分舰队或舰队副司令或第二顺位指挥官的分舰队。5.如果舰船失去战斗能力或遇险，快要沉没或被俘虏，如损失桅杆、水下中弹或其他类似情况，该舰船应挂起国旗和海军旗为信号，与其相邻的舰船应当解救这些舰船。

6. 如果任一舰船有必要脱离敌舰来堵漏洞或修补其他必须修补的地方，该舰应当在后桅横桁臂或海军旗杆上挂出信号旗，以便所属分舰队的其他舰可以知晓该舰意图。而且，如果该舰为舰队司令座舰或其他旗舰，舰队或分舰队的其他舰只应当竭力靠近，在该旗舰与敌舰之间组成战列，以防受敌舰干扰。

7. 如果舰队司令在敌舰队上风且舰队其他舰载舰队司令的上风，那么在后桅横桁或后桅顶桅升起蓝旗，其他舰则应跟随其航迹或航线。如果舰队司令在敌舰队下风，且其舰队或任意部分在其下风，如舰队司令按前述方法升起信号旗并转向下风，这些舰只应跟随舰队司令排成战列，处于下风的舰船不要转向下风，而应转舵强风航行，以便跟随旗舰航迹或航线。

8. 如果舰队司令意图让任意舰扬帆或竭力抢风或其他手段以抢占敌舰上风，他应当在斜杆帆、顶桅支索、前桅支索或前主桅顶桅支索挂出红旗。先看到该信号的舰只应当扬帆并降下国旗和海军旗，这样，其他舰只可以注意到信号并跟随其行动。

9. 如果后桅支索或后桅横桁臂挂起红旗，其他旗舰则跟随其航行。

10. 如果战斗中上帝将任意失去行动能力的敌舰投入我方火力范围，追击敌舰的我方舰船指挥官不能在战斗中停留、夺取、持有或焚烧这些失能敌舰，因为这样做将失去完成更重要工作的机会。如舰长希望执行这些行动时，应当有旗官（司令）们下达的指令。

11. 不要对旁侧有己舰的敌舰射击，但在确保不会伤害到己舰的情况下可以射击。

12. 所有小型护卫舰、双桅帆船、小帆船的舰长和船长的职责是知晓敌方纵火船，监视其行动，并在可能情况下尽力切断其小艇。因此，这些舰船应保持在所属分舰队的上风。如果已经尽力，却依然不能阻止纵火船靠近己方战舰，这些舰船应竭力操控自己的舰只、小艇、抓钩和其他工具扫除这些纵火船。如有这样的光荣举动，应当获得表彰，疏忽职责的则应受到严厉惩罚。

13. 每个分舰队中的纵火船应竭力占据上风。纵火船及小型护卫舰应尽可能地靠近大舰，以收到舰队司令的信号并相应行动。如果舰队司令在后桅横桁臂或顶桅顶部升起一面白旗，其分舰队所有小型护卫舰应前往其船尾听命。

14. 如果日间交战持续到夜间，且舰队司令希望下锚，那么在收到下锚信号后，各舰应以良好的秩序下锚。撤退信号是放两炮，且两炮间隔应当可以分辨，三分钟后再如此放两炮。

15. 当舰队顺风时，如果舰队司令想让舰队副司令及其舰只右舷船尾受风，并转向右舷抢风，那么应在后桅顶桅顶部升起一面红旗；如果想让舰队第二副司令及其舰左舷船尾受风转向左舷抢风，那么在相同位置升起一面蓝旗。

16. 我方舰长应当在有效射程内下令射击，否则将遭到军事法庭的讯问和严厉惩罚。

1665年4月10日或18日颁布的附加10条训令

1. 在与敌交战时，舰船指挥官们应竭力使舰队保持战列，并尽可能保持规定的战斗序列。

2. 如果敌方留下与我交战，我方处于上风，我舰队的先头分舰队应当与敌舰队的先头舰相对。

3. 如果敌方在上风位置与我方舰队交战，我方舰队指挥官应竭力使舰队排成单战列靠拢上风。

4. 理想情况下，我舰队指挥官们应当让各舰之间保持半链距离，但天气不好，需要救援己舰或突击敌舰时，指挥官可自行决定舰只间的距离。

5. 旗官们应当根据下达的战斗序列来安排自己的位置。

6. 在敌舰队主力失去战斗力或逃跑前，己舰不能追击小股敌舰。

7. 追击时，任何己舰不能追击已超出视线范围的敌舰，如在夜间，所有追击舰应当回到旗舰附近。

8. 有己舰遭到痛击，但没有沉没或被敌舰包围的危险时，跟随其后的舰只不应停留以保护前者，而应竭力攻击敌舰，将护卫受损舰的任务交给舰队最尾部的舰只。打击敌舰队主力是最能保护受损舰的方法。尽管与此前下达的战斗条令中第四看起来冲突，但本条必须遵守。

9. 当舰队司令让舰队先锋首先抢风时，如果舰队司令舰没有升起红旗，舰队司令应在前主桅顶部旗杆升起国旗；如果已升起红旗，前主桅上桅帆则降低一些，国旗应从前主桅上桅顶部向下展开。

10. 当舰队司令意图舰队后卫首先抢风时，国旗应当挂在后主桅上桅顶部的旗杆。传递这些信号给全舰队的最好方法是，看到信号的每艘舰只都挂出同样信号。 Tf/wkliDDy0wsDr7qlcGpCpbWp422iS/8vM5u0wKvsUitQqZGHp6CupQPTXuIv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