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艾森豪威尔的希望，就像一个年轻人对友情的诸多幻想，过度夸大了对方的无私。1942年，慷慨的精神从美国汹涌地流入英国，但这其中包含着私心。美国被“纳入后宫”前，演技高超的丘吉尔会跟他的顾问们对他跨越大西洋的甜言蜜语开怀大笑，美国加入后，他立刻换上一位丈夫的严肃面孔。当然，美国不是个被俘获的新娘，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未自我欺骗过，他继续小心翼翼地实施着欺骗和瞒哄，事实上，一些美国士兵和美国飞机已越过大洋来到他身边。他保留了对“大锤”和“围捕”可行性的怀疑，更倾向于1941年12月他在华盛顿提出的行动计划——入侵法属北非，代号“体操家”。他写道，“我不得不动用影响力来展开工作……以确保与我们可贵的盟国取得协调一致的行动，没有他们的援助，世界就只有面临毁灭了。由于这个缘故，我没有在14日的会议上提出这些替代方案中的任何一个。”布鲁克赞同丘吉尔的策略，态度甚至更加积极，因为他认为他已经看清马歇尔犬儒主义的立场，这使他们调整了自己的举措：“（马歇尔）发现，海军作战部长金对资源的耗费越来越厉害……不断要求地面部队在太平洋上夺取陆上基地……身处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构成了另一种威胁。为了应对这些举动，马歇尔拟定了进攻欧洲的计划……这是个妙招，符合目前的政治观点以及帮助俄国的愿望。”
布鲁克支持马歇尔“立即开创第二战线”的主张，因为这个主张强化了美国的战略重点向西偏移，同时，正如他看到的那样，英国并未承诺发起入侵行动的确切地点，以及更为重要的计划时间表。如果被问及发动入侵的具体时间，他会告诉马歇尔，“比你想得更早些，”但他并不认为英国在4月14日除了读读公告外，还会同意些其他的什么。因此，在5月中旬听闻罗斯福向斯大林转达该协议时作出不同的解释后，他对此感到惊慌。4月11日，罗斯福总统发电报给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邀请他访问华盛顿，以商讨“至关重要的军事计划，事关动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来缓解你们危急的西线态势”。斯大林急切地同意了，5月21日，经历了一场跨越德国占领的丹麦的特别飞行后，莫洛托夫在英国降落。对英国的访问基本上是过路性质，但俄国人还是试图从中榨取些外交利益。莫洛托夫装出相信英国人与美国人目标一致的样子，要求发表一份公报，宣布第二战线的迫切性。但丘吉尔推三阻四，莫洛托夫的努力并未能获得比安东尼·艾登签署二十年友好条约更多的具体回报，于是，他不得不动身飞赴华盛顿。5月29日，他到达华盛顿时，受到了一场更为友好的欢迎。
美国人对苏联正在经受的严峻考验非常敏感，他们急于获知德军目前攻势的进展情况。莫洛托夫的介绍令人震惊不已。当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已于去年失陷，乌克兰东部也在今年春季丢失。这些领土损失使德国的战时经济得以对苏联60%的煤田、60%的铁矿场和20%的小麦地加以利用。德国人目前正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山区推进，对苏联位于里海附近的油田构成了威胁，丢失这些油田的话，苏联就无法将这场战争持续下去。莫洛托夫没有透露苏军的损失程度，但美国人能猜到，他们已经付出了数百万人的代价。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约有500万苏军士兵阵亡或被俘，而后者的命运通常只比前者多活些日子罢了。目前，德国人正在克里木战役中给苏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即将夺取这个半岛，另外，德国人还在哈尔科夫将发起反击的苏军打得惨败，他们在草原上横扫着遭遇到的一切苏军部队。针对这些被透露出的情况，罗斯福想谈谈另一些问题，试图对苏联潜在的一些麻烦提供帮助——苏联政府对土耳其、伊朗和芬兰的政策，甚至包括苏联加入1929年制订的《日内瓦公约》的好处。但东线战场上的苏联军队不断遭到突破，会谈的最后一天（7月1日），罗斯福提出了一个糟糕的计划，按照租借法案运送至苏联港口的物资，接下来的一年将从450万吨减少为250万吨，这样便能在英国囤积起用于第二战线的大批物资，莫洛托夫冰冷冷的礼貌被打破了。罗斯福随即解释了削减租借物资的原因：有限的船只无法被用于两个地方；第二战线更需要将每一吨货运能力投入到英国；苏联不能兼得鱼和熊掌。
莫洛托夫以无礼的逻辑反驳道，如果第一战线仍能坚守，第二战线会更加强大。他继续说道，如果苏联付出了被要求付出的牺牲，而“第二战线没能形成”的话，那会怎样？这番明确无误的讥讽弄得翻译人员手忙脚乱。他以愈加强烈的语气继续说道，他从伦敦带来一份新的友好条约。他问道：“对于这个新提出的问题，我该带着怎样的回答返回英国和莫斯科呢？对于第二战线，总统的回答究竟是什么？”
罗斯福在政治上获得的成功是建立对一些令人不舒服的问题加以回避的基础上，他的对策通常是转换话题或避重就轻。过去的一个星期里，罗斯福总统仔细考虑过一切支吾搪塞之辞，莫洛托夫已对这些借口感到厌烦。现在，罗斯福必须作出回答，要么就只能保持沉默。保持沉默不是他的天赋。于是，他回答道，苏联外交部长可以认为，西方盟国正打算开辟第二战线，海军中将蒙巴顿将于次日从伦敦赶来，完成相关部署。马歇尔将军将与莫洛托夫先生做出进一步的安排。一份联合声明会立即准备妥当，待他批准后，就将以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名义向全世界宣布。
接下来的两天里，美国国务院起草了相关文件。突然间谨慎起来的马歇尔反对在声明中提出1942年这个具体时间，但莫洛托夫态度坚决，最终，他自己写下了关键性语句。声明中写道，“会谈的过程中，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一迫切任务达成了充分的谅解。”6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莫洛托夫出访西方国家首都的消息以及他带回的公报全文，同时被公布出来。听众们对此报以热烈的欢呼，这一次的掌声完全是真心的。
莫洛托夫成功地赢得外交方面的承诺时，马歇尔在他的地盘上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当年4月和5月，他对海军上将金和麦克阿瑟将军不断努力、试图动摇“德国第一”的战略深感不安。3月29日，海军上将金发来一封电报警告马歇尔，尽管他承认太平洋的需求“可能小于欧洲”，但他认为“在时间上更为紧迫”。5月4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写了封信，正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要求他们作出决定。他在信中写道：“‘波莱罗’行动（美国屯兵于英国）也许很重要，太平洋的问题同样如此，而且肯定更加紧迫，现在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绝不能允许将我们的力量分散至任何一个战区的任何一个行动计划中，进而导致无法履行我们在太平洋的义务……”
他们之间的问题无法解决（参谋长委员会当年2月刚刚设立，马歇尔和金代表着委员会中三分之二的投票力量），于是，马歇尔将这个问题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但与此同时，他还承受着来自麦克阿瑟的压力，后者巧妙地利用了罗斯福希望苏联能继续作战的心理，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他于5月8日呼吁道，“第二战线应该在太平洋战区发起。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大获成功，也无法为俄国人提供太大的帮助。”对于这个问题，在早些时候写给麦克阿瑟的一封信中，罗斯福曾坦率地表明，他本人的策略是让所有盟友“深感满意”，并避免发生“一切争执”。另外，尽管罗斯福显然正忙于实施“波莱罗”、“大锤”和“围捕”行动，但他对太平洋战区司令的抚慰令马歇尔在整个5月提心吊胆。5月6日，马歇尔从总统那里得到了“不想让‘波莱罗’行动放缓”的保证。但5月24日，他又接到海军上将金增派陆航队战机的要求——“尽快，其优先权甚至要高于‘波莱罗’。”
罗斯福总统在飞机的问题上态度偏软，实际上，早在5月6日他就大致答应了金的要求。挽救“德国第一”战略的是6月4日美军在中途岛获得的伟大胜利。中途岛战役后，没有哪个海军上将，没有哪个太平洋战区的将领，甚至包括巧舌如簧的麦克阿瑟，还能够振振有辞地说日本海军（他们在一夜之间沦为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实力相当的地步）仍掌握着主动权。这场战役向罗斯福政府和日本天皇清楚地表明了太平洋战争的最远线到此为止，接下来的战斗将在6月4日的战线处，或是更靠近日本本岛的地方展开。
从内部争执中得以脱身，这令马歇尔深感高兴，因为整个春季，他的大部分精力耗费在改组战争部的陈旧结构和行事方式时所发生的内部冲突上。1941年12月，61名军官能直接见到马歇尔，到1942年3月份，这个数字减少为6人。被裁撤者对改组百般阻挠。他们被击败完全是因为马歇尔这位参谋长已在机构内竖立起绝对的个人权威。马歇尔很少发脾气，也不会提高自己的嗓门，但他令人望而生畏。马歇尔身材高大、瘦削，英俊的面孔毫无表情，除了对这个世界未能匹配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极具尊严的品质的失望，升至军队最高层后，他故意与老朋友们保持着距离，现在，他已经到达了最高峰，即便没有友谊，他似乎也能生存下去。
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迪安·艾奇逊写道，“每个人回忆起马歇尔将军，最为突出的是……他高尚、无瑕的品格。”马歇尔显然不是个政治家，但他拥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愿景，战后担任国务卿期间，他将为此付出与本世纪内致力于此的任何人同样多的努力。而在1942年，他说服自己，实现这一愿景最快的办法是开辟第二战线。因此，他支持艾森豪威尔，而他自己则致力于改组战争部，因此，他于当年春季亲任特使，带着“马歇尔备忘录”赶赴伦敦，因此，听闻中途岛的捷报后，他长长地松了口气。也正因为如此，听说英国不打算在1942年遵守他们的承诺时，他产生了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这令他做出了激烈的反应。
这个消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传入他的耳中。蒙巴顿即将到来，罗斯福曾以此来说服莫洛托夫，西方盟国正在筹措“大锤”行动，但实际上，蒙巴顿被派至华盛顿是为了提醒美国，英国方面认为这个行动不可行。正如丘吉尔在给莫洛托夫的公报中对此提出的警告那样（当然，这部分内容不会公布），“如果为了采取行动而不惜任何代价，我们的某种行动就会遭受灾难性后果……不仅对俄国的事业，而且，对盟国的整个事业都没有好处。因此，我们无法对此作出任何承诺。”蒙巴顿以实力悬殊和缺乏运输船只为借口，他的解释明显口是心非，却很有说服力。他指出，到9月份时，美国充其量只能在英国派驻3个师，而英国的本土部队，适合作战的只有13个师，目前所拥有的登陆艇一次只能将4000名士兵（约为三分之一个师）送上滩头。而德国人，190个师身处俄国，15个师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5个师在巴尔干地区，3个师在西部沙漠，在法国派驻了27个师。他们随时可以抽调1500架战机迎战由1200架英国飞机和不到100架美国战机组成的盟国空军。
蒙巴顿介绍的情况带来的冲击“完全无法接受”。毫无疑问，史迪威会指出，“英国不会投入战斗。”马歇尔没有那么刻薄，但罗斯福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来动摇蒙巴顿在6月10日植入他脑海中的疑虑。因为6月19日，又一次28小时跨越大西洋飞行的风险和疲劳都未能阻止丘吉尔带着一份完全不同的1942年战略构想赶至华盛顿。丘吉尔说服总统之际，他那些巧舌如簧的军事顾问也在劝说美国的参谋长们。6月21日，全体人员在白宫举行会晤时，马歇尔发现，没人支持自己的观点。外表镇定的丘吉尔于当天带来了托布鲁克守军在西部沙漠屈辱投降的消息，这使得罗斯福和他商讨起反对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宜。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们离开时，罗斯福请马歇尔留下，随后告诉他，美国应该制订计划，将其辛苦积攒起来的远征军派至中东。
此刻的马歇尔几乎失去了自控，他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并转身离去。但战略必要性禁止他默许总统的屈服。“欺骗日”的后果使他失去了立即发起一场反攻的借口，尽管从伦敦（艾森豪威尔已于6月23日动身赶去那里，出任欧洲战区美军总司令）发来的报道加剧了他的怀疑：英国人正设法从“第二战线”中摆脱出来。7月8日，丘吉尔在电报中承认，现在必须以“体操家”代替“大锤”，作为盟军在1942年的主要进攻计划，对此，马歇尔决定采用些政治手段。与金（对于马歇尔后来承认的这个透明的策略，他也许看穿了，也许没看穿）一同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建议总统，因为没有“有力、坚定地执行波莱罗计划”，两位参谋长都认为，“除空中行动外，美国应该对德国实施防御作战，并将一切可用手段用于太平洋。”
罗斯福对此深感震惊。他拒绝接受这份备忘录，但他很清楚，如果他的两位参谋长不能与英国人就下一步联合行动取得一致，他就无法维持一个有效的联盟，他命令马歇尔、金和霍普金斯立即飞赴伦敦，就1942年的战略问题达成一份最终协议。这位政治家暗自祈祷，这份最终协议能在国会选举日（11月3日）前带来一次大胆而又成功的行动；这位政治家还意识到，在一个大联盟中，内阁制政府采用的规则是，达成协议并不比协议本身的事实更加重要。马歇尔在内心深处同样接受了这一点，但他决心试上一试，设法让英国人在某种尽早跨越海峡的行动中采取合作态度。咨询了艾森豪威尔及其参谋人员（他们的指挥部设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后，马歇尔突然想到了“大锤”行动的精确目标——狭窄的科唐坦半岛，它径直伸向英国的西部港口。他的理由是，科唐坦半岛的尺寸（大约25英里长，20英里宽）是一个可以被夺取的登陆场，更为重要的是，守住这片登陆场所需要的部队也许到今年秋季就能够拥有；另外，如果在冬季守住这片区域，它可以为来年春季发起“围捕”行动提供一个出发地。他在私下里的想法是，他必须让英国人于1942年在欧洲大陆获得一个立足点，否则，罗斯福就会在当年将美国远征军调至地中海，浪费在某些对德国人无法造成太大伤害的行动上。
7月20日-22日（周一到周三），一连三天，美国特使们与英国三军参谋长们逐一剖析着行动建议。美国人的意见被一一否决。最后，依然坚信“我们要去欧洲，在那里作战”的艾森豪威尔建议马歇尔，他们可以为英国第8集团军提供一个美国装甲师，以便在西部沙漠中抵御隆美尔，这样一来，“波莱罗”行动中的其他部队就可以留在英国，用于来年的“围捕”行动。但马歇尔想到英国人在1918年让潘兴军队充当炮灰的企图，便坚决反对这个建议。与美国缺乏一个战略计划相比，他更加强烈地希望美国军队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投入到打击希特勒的决定性战斗中。因此，他令人遗憾地拒绝了这个较早开辟一条第二战线的机会，一个寂静的清晨，在克拉里奇酒店的套房内，他撰写了一份“危害最小”的分兵计划。意识到“我们无法实施‘大锤’行动，‘围捕’行动也不能立即发起……我开始撰写一份远征北非的提案……包括其行动、限制及自然条件等问题。”他写完后，海军上将金走了进来，令马歇尔惊讶的是，金表示自己会支持这份计划。
当然，英国人立即对这份计划表示支持，因为这正是他们乐于见到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挑剔着马歇尔的提议，也许是正确地意识到某个新策略可能会使“体操家”和“大锤”行动最终被取消，并于1943年重新恢复“围捕”行动，“体操家”行动（这个行动代号很快被更名为“火炬”，“体操家”这个名字最终成为了历史往事）最终决定推迟到9月15日。艾伦·布鲁克将军见到这份计划时，意识到胜利的到来，他说服了他们，协调内阁和三军参谋长达成一致，并在美国人离开前将这一结果交给了他们。这些美国人灰心丧气。马歇尔现在认为，除非突然发起“大锤”行动，否则，这场北非登陆很可能会使1943年的“围捕”行动被取消，并使盟军“处于防御状态，绕着欧洲大陆战区兜圈子”。令他更加沮丧的是，他返回华盛顿不久后，丘吉尔便通过霍普金斯说服罗斯福，将“火炬”行动的发起日期推延到10月30日。
结果，10月30日又变成了11月8日。“火炬”行动经历了与维希政府派驻北非的代表进行的一番复杂交涉，一个以自由法国军队中更加顺从的将领取代难对付的戴高乐的秘密而又笨拙的尝试，一场针对实力衰减的非洲军的战役，这场战役中的许多场面并不那么波澜壮阔。但马歇尔没有利用任何一个进行自我辩解的机会，也没有指责总统跟随着英国人走向了错误的战略转折。现在的事实证明，每个人都清楚（罗斯福肯定是知道的，丘吉尔也许也明白），一场跨越海峡的进攻不会永远等待安全和谨慎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