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一场正义的战争。这句话从未被写下，过去的30年里，从伦敦周围各郡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酒吧中，伴随着自满，呼吸着友好的烟雾，这句话也很少被说出。但对我来说，其真切感从未被冲淡：那场正义之战说的并非某个阳光明媚的战区中一位幸免于难的战士，而是存在于一个小男孩在战争警报刚刚响起时便从伦敦逃至英格兰西部一个郁郁葱葱而又偏远的角落，并在那里呆到1945年8月，直到最后的枪炮声被淹没在这个世界之后才长长地松了口气所发出的叹息声中。

与1939年9月被灾难席卷的许多孩子不同，我不是个被疏散者。相反（正是这一点为我这场正义之战贡献良多），我跟随着家人从一个安全处移居到另一个安全地，除了旅途和新环境带来的兴奋，没有其他任何变化。尽管如此，疏散计划还是把我送至英国西南部各郡，因为我父亲的战时工作是帮助管理疏散计划。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作为一名督学，他在伦敦南部一个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负责督导教学，慕尼黑危机后，政府认为那里是最有可能遭到德国人空袭的地区之一。因此，该地区的学校率先接到指示，将小学生们疏散到乡村，战争爆发的第一周，他在帕丁顿火车站的各个站台上，穿梭于贴着马尼拉纸标签的孩子、教师、破裂的手提箱和遗失的防毒面具中，并看着他们一路向西驶往他们的宿营地。他疲惫至极，甚至无法被这些特殊难民的痛苦遭遇所感动。这些工作完成后，我父亲挤上最后一列塞得满满当当的火车，赶去跟妻子及家人会合，后者已在一个县城的郊区构设起临时的家，而父亲即将在这座县城里工作。当年秋季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很少见到他，他忙着将众多学校安置到从宽托克斯到曼迪普斯的教堂和村落里，并设法哄那些孩子和老师回到正常的教学计划中。在此期间，我的母亲对安排给我们的华而不实、路途遥远的别墅失去了耐心，她在镇外的田野里找了座漂亮的白色小屋，将3个孩子和他们的保姆（她是个中年妇女，抱有狂热的宗教热情，但却与人无害）安置在这里过冬。圣诞节前，父亲的日常工作放缓下来，跟上了我们的节奏，在这里，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们与战争似乎彻底没有了关系。

汽油配给制给我们花园围墙外的公路带来了宁静，打破这种寂静的只有偶尔出现的郊区公交车发出的嗡嗡声，一种罕见的拖拉机从一块田地走到另一处的轰鸣声，以及马匹们试图避开农妇们的凶狠抽打时发出的马蹄声，她们的战争早已被丢入结满蜘蛛网的马车内，并已被遗忘。我的父亲被列为“必要用户”，因而得以保留他的汽车，每天早上都要动身，就像战争爆发前他在伦敦无数日子里所做的那样，去拜访各位男女校长，监督8岁儿童的阅读水平，大致了解实习教师的情况，与他们的上司讨论毕业证书的问题，通常秉承着严格但又令人振奋的义务教育理想，这是自100年前马修·阿诺德被任命为首位教学督导后，所有督学都曾展示过的特点。我经常和他一同出行，因为我所在的私立学校，假期与我父亲督导的那些学校的学期相重叠，但当时六七岁的我对这种异常从未多想过。于是，我开始探索英国乡村的秘密世界，在1940年，这种秘密绝对名副其实，法国沦陷后，为防止敌人发起入侵而下达的一连串慌乱指令中，有一道命令是将所有的乡村路标拔除。无论这种措施是不是让四处溜达的德国伞兵迷了路，却实实在在地让我们父子俩在每一个岔路口走错了方向。要纠正这些错误，只能敲响偏远农舍的房门，居住在屋里的通常是老太婆，在她们看来，所有陌生人都是外国人，所以她们要么拒绝告知详情，要么提供的是最具误导性的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隔着一段距离，朝跟在马匹后进行耕作的农民喊叫，向他们问路，农田泥泞不堪，无法靠近过去。在斯塔普勒费兹帕内、柯里赖弗尔、柯里马利特、艾尔阿博茨、艾尔博尔斯、哈奇比彻姆、索恩福尔肯、巴克兰圣玛丽、库姆圣尼古拉斯，父亲的汽车穿过与铁路到来前同样寂静、同样空旷的乡村，从一个隐秘处到另一个隐秘处，缓慢而又曲折地寻找着路径。

等我长大些，学会了骑自行车，这种探险就成了我个人的经历，毫无疑问，路程短了些，但在记忆中，其范围相当广阔，充满兴奋和神秘。战争带走了那些在农场干活的年轻人，这使他们的雇主们不得不集中精力于必须要干的事情上，绿篱和行道树不受限制地从一个春季生长到下一个春季，将每一条车道变为夏季的绿色隧道，路边遍布着齐腰深的剪秋罗和欧芹，收获季节，黄色的玉米秸秆在头顶上交叉成格子状，刮擦着将谷物送往脱谷机处的大车的顶部。一些隧道通向农场，从而使大批鸡蛋和奶油，有时候还有一只没拔毛的鸡，无视定量配给的规定，被送上邻居的餐桌，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饭桌。农场里有可供攀爬的干草垛、可以戳弄的猪、可供追逐的老鼠，还能跟着猫咪在高耸、炎热、满是灰尘的干草棚里找到一窝小猫，棚屋里还摆放着废弃的农用机器，摆弄它们时，生锈的操控杆和卡滞已久的齿轮会发出刺耳的尖叫。

隧道一路通向陌生的地方，例如杂草丛生的树林中的秘密湖泊，湖泊中，天鹅在它们的窝里拍打着翅膀发出叫声，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坚信，它们扇动翅膀的力量足以将人的胳膊击断；隧道通向一些小小的瀑布，在一条橡树悬垂的道路转弯处，桥梁下幽暗洞窟前的这些瀑布叮咚作响、熠熠生辉；隧道也通向短绒羊所在的高地，我们经常在那里的轮式拱顶小屋内举行简单的野餐，而牧羊人在这些小屋里为他们的母羊接生。隧道也通向十字路口处一座孤零零的铁匠铺，即便在盛夏时节，这座铁匠铺也黑洞洞的，炽热的烙铁烫在马蹄上，发出刺鼻的味道——尽管我不了解延续千年的骡马耕作，但却见到了它最后的日子。夏季时，驭手们牵着马匹来到我们屋后的田地里，而我们坐在与邻近的棚屋里发现的那些破烂看上去没什么区别的机器上，等待着转动刀片，将大片割下的秸秆像破碎的波浪那样撒在身后残茬地上的命令；我们用干草叉将割下的秸秆翻身，晒过一两天太阳后，就把草叉装在马拉搂草机后，将秸秆归拢起来，看着它们被抛上大车，最终被送至干草垛，用于铺设屋顶，以抵御冬季的风暴。

但我对战时的冬季没有印象。德国第6集团军被冻结在斯大林格勒坚硬如铁的散兵坑中；而我在圣诞夜期盼着下雪，可第二天并未看见雪花，这让我有一种受骗感。PQ运输船队溜过俄国北部浮冰区的边缘，在海上行驶的每一英里都有可能被德国空军这只蛇怪之眼发现；而我在树篱的底部摸索着一条结了冰的沟渠，回家时袜子已湿透。1944年的饥饿之冬使荷兰的家庭在北部的农田里翻寻着被疏漏的土豆；而我则在11月的阳光下，跟着父亲午后散步时嚼着榛子，回家后又用炉火加热蜜糖烙饼。被战火笼罩的欧洲，也许还有其他地方的孩子和我们一样过着衣食不愁、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我想知道有谁像我这样，6年的记忆中始终充满了明媚的阳光，弥漫着深深的幸福感，完全没有遭受危险的威胁？今天，良知对我毫无负疚感的独善其身作出了指责，但在当时，这一切很自然，仿佛战争根本就不存在。

出于某种偶然，我没有亲属参军入伍，住在附近的家庭显然也没有人踏上战场。邻居中与军事有关联的是印度山地炮兵团一名退役已久的上校，他将1903年离开他在亚丁所指挥的炮台时获赠的一支野外绘图笔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这令我对他深感崇敬。他跟我们一样，对当前的军事现实完全缺乏了解。地方政府向我们保证，住处30英里的范围内不会落下一颗炸弹；某个晚上，响起了惊心动魄的警报（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假警报），我们穿着睡衣，躲进道路对面一所大宅子的地窖里，还有一次，晚上9点的新闻播报结束后，我的父母在花园里站了1个小时，凝望着地平线上布里斯托尔燃起的火焰。但无论在夜间还是其他什么时候，我们从未听到过偏离航线的德军轰炸机所发出的引擎轰鸣声。父母的保护使我们对那些令人不安的传言或事实一无所知。1917年-1918年间，父亲曾在西线有过两年可怕的经历（我现在对那种恐怖的程度有所了解），我和妹妹缠着父亲讲述他在“一战”期间的故事；但他为我们编造的军旅生涯中充满了友谊、马匹以及战壕里温暖而又安全的住处，每当夜色降临到卧室，我们便催促他沿着他那令人着迷、避实就虚的记忆列车行进下去。农村的独立性和自给自足使我们无法得到任何真正想要的东西；在乡村耕作的自耕农佃户，与战时农业委员会打交道时，就像跟他们的地主商谈交易时那样精明，因此，总有十分之一的农作物逃脱官方的征收，通过以货易货、实物支付或实实在在的现金这些流通方式，从教区内的一个食品贮存柜转移到另一个食品贮存柜。所以，我唯一缺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阅读来弥补的。我特别向往亚瑟·兰塞姆《“燕子”号和“鹦鹉”号》一书中罗杰、苏珊、南希以及其他孩子组成的小团队，他们的湖区生活是那么令人羡慕，跟我们过的日子截然不同，但我现在知道，除了没有一条小船和一片通航水域外，我跟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

但是，在这片平静之地，战争彻底吸引了我。每天早上我步行去上学时（我再次回忆起，这段路途上永远播洒着斑驳的阳光，阳光下的我们按照奇怪的规定戴着灰色法兰绒帽子，显然是受到E. H.谢泼德所画的克里斯托弗·罗宾的影响），会愉快地期盼着数学课与拉丁语课之间，在足球场后面举行的半小时“突击队奇袭”，或是就“布伦海姆”轰炸机和“飓风”战斗机模型的交易所进行的讨价还价，或是讨论“李-恩菲尔德”步枪的技术性能以及它与“毛瑟”和“曼力克-卡尔加诺”步枪相比所获得的可笑的优势，我有一本用亚麻布包裹着的轻武器手册，因此知道“曼力克-卡尔加诺”步枪是意大利军队的拙劣装备。我还有一本旧版的《简氏战舰大全》，阅读它的频率甚至比《“燕子”号和“鹦鹉”号》还要高，另外还有信息部发行的关于战时努力的一整套小册子（这套丛书包括盟军的联合作战、轰炸机司令部等，现在成了收藏家的目标，依然是明智的宣传可实现些什么的一个成功范例），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些从《图画邮报》杂志上剪下的军事文章，其中有一篇对苏联红军的详细报道。这篇文章激怒了我的父亲，并对之发出轻蔑的哼声，他始终抱有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为支持波兰而宣战，决不能原谅与希特勒一同瓜分波兰的斯大林。

这些军事书籍和文章带来的结果是，时至今日，我仍能像背诵乘法表那样轻而易举地说出英军战争初期装备的大多数武器的技术特点：MARKⅡ型“喷火”战机，最高时速达365英里，实用升限35000英尺，配备8挺点303口径勃朗宁机枪；“诺福克”号巡洋舰，6门8英寸口径火炮，排水量10000吨，航速33节。无需闭上双眼，这些武器装备的身影便会在我的脑中重现。我能牢牢记住的只有这些早期的武器型号，至于后期和改进型，例如“台风”战斗轰炸机或“黛朵”级巡洋舰，尽管我同样很有兴趣，但却无法将其性能数据背诵出来。也许这是因为它们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外观设计缺乏一种醒目的美感，美观的要求被放在了武器纯粹的杀伤力之上，但我在思考后得出了结论，主要原因是我刚刚意识到这些问题，便产生了坚定的信心（因此这使得武器装备的改进变得无关紧要），英国将会赢得这场战争。但这种说法不足以强烈地表达出我所持信念的力量。带着一种不可动摇的士气和智力上的确定性，我知道英国绝不会打输。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对希特勒（这个人频频出现在报端，被各个媒体描述为一个怪物和麻风病人的混合物）的看法是，他的行径是一种有恃无恐的肆意妄为。我曾设想过，要是能跟他当面交谈一次该有多好，把事实摊开，他就会明白继续他的做法毫无意义，最好是立即放弃并请求得到宽恕。对当时的我来说，沉默感和未能实现与元首的恳谈所产生的平行效应，破坏并降低了政府鼓励那些在战争期间遭受着苦难、焦虑而又茫然的英国人的一切努力。国民储蓄委员会的一幅海报令我尤为不满，这幅海报月复一月地张贴在我所在的预科学校娱乐室的乒乓球桌上方，以“1943年精神”为标题，一头狮子向远处怒吼着，展现出一种夸张的好斗性。我认为这种无聊的夸大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达，我确信，设计海报的艺术家如果做过正确的研究，就会和我一样对最终的胜利抱以坚定的信心。

现在分析起来，我的信念源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我觉得身处一个巨大的帝国的中心。不仅因为我们学校的地图册将其标为红色（“希特勒看不到吗……？”），也不仅因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南非人、印度人回到这里，就像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那样，站在我们这一方，而且，在我这个8岁学童的班级里，帝国的生活实际上无处不在。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拥有从英国至澳大利亚远距离飞行记录的中队长，另一个同学的父亲是西非的地区专员，而我同桌的那个男孩，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在印度西北边境指挥着一个旅，那里现在是巴基斯坦，但这个国家当时还没有出现，另外还有阿富汗，当时完全被人忽视，现在却大不相同了。没人能预见到，5年内，印度这颗帝国皇冠上的宝石会脱离，20年里，其他一些最小的珍珠也将紧随其后。在我们看来，帝国的规模是其巍然屹立的一种保证。

大英帝国的能力是我对战争结局满怀信心的第二个原因。皇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显然令人感到放心，这也使那些不幸居住在其边境外的人们加入到我们当中来。如果你数数他们，中国人、俄国人、挪威人、荷兰人、自由法国人和他们当中一些人所拥有的帝国（当然无法与我们的帝国相提并论），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反对希特勒（“他看不到吗……？”）。

另外，这些共同交战国没有像娱乐室里那头夸张的狮子那样进行虚假的宣传。他们的代表穿着英军制服，所不同的是，肩章上标有“荷兰”、“自由法国”或“比利时”的字样，他们在英国，跟我们在一起，偶尔能看见他们走在县城的街道上。宗教的原因使我很少能遇到这些人，我们是个天主教家庭，当地的天主教教堂在这个新教盛行的国度就是一座极其孤独的信仰灯塔，对那些背井离乡、只身孑影的教友来说，这是个天然避风港。每逢周日赶来的教友也会给我们带来些古怪和错误。我父亲对社区内那些基于宗教原因拒服兵役者、留着胡须的男人和穿着凉鞋的女人（他们大多穿着未经过鞣制的羊皮袄）抱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他曾请求我们那位严肃、正统的教区牧师（这位牧师能从地面爬上一辆几近直立的自行车车座，以这种类似于悬浮的动作来支付教区的电话费，我对他深感敬畏）“接收”这些人。此后的许多个下午便在这些人的居住地度过，那座漂亮的乔治时代豪宅因为他们的占据多少受到些破坏，在那里的茶桌上，父亲跟他们进行着高尚的会谈，我则尽量避开粗花生酱制成的大批食品，这种花生酱似乎是我们社区的主要食物。被接收进教堂的人中，还有一名意大利战俘，他被假释后成了当地的一名农夫。这个意大利人肤色黝黑，身材矮小，我猜他可能是个西西里或卡拉布里亚农民的儿子，领袖要求意大利士兵舍生忘死的号召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事实上，这种号召对说一口南方方言的他毫无意义。这个意大利人仍在学习英语，第一次来访时（也是最后一次），他对我父母做了一番冗长的讲述，最终让他们获悉，他曾在西部沙漠中独自一人杀光了澳大利亚人的一个排。这个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变成了一场令人深感厌恶的白刃战哑剧，我的父亲不耐烦地蜷缩在一张扶手椅中打盹，而我的母亲带着冰冷冷的礼貌坐在那里，等着这个虚构的故事到达其令人恶心的结局。基督教慈善机构没有给予他第二次邀请。

另外一些军人则受到更为热烈的欢迎，特别是斯拉夫人。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某个雨天，一名搭车的捷克士兵在我们的汽车里留下一股类似于马厩的味道，当时我还对此有些不快，但我现在知道，这只是一名士兵的味道，是无法经常洗澡与粗劣的卡其军装的混合产物。这种气味一点也没令我的父亲产生反感，他肯定想起了当年在战壕中度过的岁月。他和他的搭车者愉快地行驶了20英里，友好地诅咒着艰难的军旅生涯。但他对捷克人（他把他们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不合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关照，与他对波兰人的情感相比，只能屈居次位。波兰人非常优秀：天主教徒、意气风发、不列颠之战的英雄、勇敢的流亡者，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他对勇士的严格定义，只要能找到，他总是尽力寻找着他们的连队。“帮助一个波兰人真令人愉快”，他为他们指明道路后总会这样说上一句，面对那些结结巴巴提出的问题时，他回答得支支吾吾，就连我都能感觉到他那份情感对那些听众没起到什么作用（尽管是出于善意）。

一个波兰飞行中队驻扎在附近的机场后，使他的“亲斯拉夫”作风得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他在那里养成了邀请波兰人上车，来一场从一个难民学校到另一个难民学校的环岛之旅的习惯，汽车停在机场食堂外，他在里面受到热情的款待，快活地聆听着不太靠谱的空战故事。而我那位意志坚定的母亲不太容易受到波兰人魅力的影响。对和平时期的那些朋友来说，这是个亮相的机会，卡其军装和野外军旅生涯使他们变成了拥有古铜色皮肤的英勇骑士，这使她萌生出少女般的神态，不由自主地想到应该从空空如也的橱柜中端出一杯杯奶茶和一瓶瓶雪莉酒，她毫不厌烦地聆听着他们夹杂着战时英语简称（“Gib”、“Alex”、“Med”等等）的交谈，我能感觉到，她似乎体会到一个突如其来、自命不凡、残暴的男性化世界。

我也被这些外来者深深地吸引，因为我们的访客带来了“真正的”军队气息，与驻扎在我们这片死气沉沉处那些寥寥无几、单调、静态的部队完全不同。诚然，我们这个县城是一个老牌野战团的驻地，城堡形维多利亚式门楼的楣梁上深深地篆刻着吉卜林风格的“西北边境人”名称；但门前的卫兵却是些老弱病残。偶尔能看见一些伤愈者穿着不合身的亮蓝色法兰绒病服，从当地的医院来到县城公园的长椅上。另外，尽管县城的一座大宅中驻扎着皇家炮兵的一个单位，但他们仅配备着探照灯。我知道其他地方的军事场面肯定更加迷人，因为我有一本小册子，里面描述了军队各个团的徽章，每个团都配有一张彩色船形帽的图片：绿色加黄色代表着恩尼斯基林龙骑兵禁卫团；樱桃红是第11轻骑兵团；猩红色是第12枪骑兵团；紫色加深蓝色是埃塞克斯团；黑色加灰色是莱斯特人团；栗色加黑色是东约克郡人团；黄色、蓝色再加橄榄绿则代表舍伍德森林人团。我搜寻着这些杰出的军帽，但却徒劳无益：我所见到的士兵从头到脚都是卡其色，这种卡其军装极不合身，式样土气难看，对身穿这种军装的士兵，我无法产生任何敬佩之情。“作战服”是对这种军装的官方描述，但据我所知，惠灵顿的步兵们在滑铁卢展开队形，抵挡拿破仑胸甲骑兵的冲击时并没有穿这种军装。

当然，“真正的”军队在其他地方，如果宣传照片说的是真的，那么他们在西部沙漠俘获了意大利人。一群又一群高年级学生离开学校加入到这些军队中（参加海军或空军的人较少），他们服役的消息偶尔会传回到我们这里，获得晋升、得到勋章或是在战斗中牺牲等等。我不太认识他们，因而对这些消息没太多的触动。唯一刺破我宁静的“蚕茧”的是一个愚蠢、快乐的中学六年级学生的死讯，当初，校长对他能否通过考试深感绝望，已经允许他学习操作风笛和猎枪，以此度过最后一个学期，携带着这些装备的他已成为堆砌在板球场下方的假山旁一个熟悉的场景。看起来他似乎刚刚离校参军，便传回了他在西西里登陆时阵亡的消息，他还不到18岁。就像我现在知道的那样，当时，军队已离开北非，开始入侵西西里。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士兵会安排我跟希特勒来一场面对面的会谈，他们将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军队存在的迹象也出现在我们这里。一个配备着25磅火炮的炮兵连来到我们学校进行一场炮火示范，我在一棵胡桃树上占据了有利的观看位置，结果，他们的第一轮齐射差点让我从树上跌下来，幸亏我死死抱住一根树杈，这才没摔断脖子，成熟的坚果纷纷坠下，以沉闷的噼啪声回应着远处草地上传来的轰鸣。另一个下午，一队魁梧的年轻突击队员进行了英勇的两栖作战训练，他们翻过我家的花园围墙以躲避“敌人”，并隐蔽在果树和蔬菜间。他们沉重的呼吸和沉默无言传递出这样一种希望：我不该紧盯着他们的藏身处，应该去其他地方玩耍。他们穿过邻近的一片林地离开很久后，留在身后的痕迹仍令我感到刺激、激动。但对德国人形成真正的威胁所带来的刺激和激动却少之又少，如果我不是对英国获得最终胜利抱有坚定无比的信心的话，可能会在1942年和1943年间产生一丝质疑：如何能赢得这场战争呢？

然后，美国人突然出现了。他们的到来其实早有征兆，特别是美国战时新闻处的一本小册子（这是我在县城一个书摊上抢购的）上出现了美国第8航空队的身影，小册子上有许多修建机场的照片，该航空队将从这些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欧洲的任务，另外还有一幅“空中堡垒”的剖面图，我数了数这种飞机上配备的机枪数量，迅速得出结论，它跟“喷火”式战机一样，是一款强大无比的轰炸机。美军先遣人员也来到这里，是一些身穿橄榄绿夹克和米色长裤这种陌生军装的人（后来我曾听一些老兵恋旧地描述道，“淡褐色和绿色”），我曾看见他们伴随着温暖的落日走回他们设在郊外的兵营。我的唐突和公然违反家规令我自己也深感震惊，我试着跟他们中的一个搭话，我知道这是在各处都通用的方式，“伙计，有口香糖吗？”对方尴尬地停顿了一下（我自己觉得更加尴尬），在口袋里摸索一番后，送给我一包薄荷口香糖。当时我并不喜欢嚼口香糖，但美国的东西比英国的产品更具优势，特别是精美的包装和亮丽简洁的设计，一下子深深地征服了我。当晚的大多数时间里（通常我会阅读书籍，并把卧室窗帘非法地拉开一些），我一直在研究这包口香糖，以一种越来越入神的状态设法从其标志上找出设计师试图传递的信息。就这样，我与记号学首次相遇，也见识到美国经济深不见底的财富。

他们的超级富裕很快会得到证明。4年来，我们这片死气沉沉的地区上驻扎的英军士兵一直寥寥无几，但到1943年年底，美军士兵几乎在一夜间挤满了这里。他们看上去跟我们那些“旧货拍卖会得主”完全不同，漂亮的卡其军装裁剪精细，材质堪比英国军官的军装，我们这些学生曾在学校里交流过，据说一个美国兵的军饷与英军上尉、少校、上校拿得一样多。另外，他们还配备着闪亮的现代化自动武器，汤普森冲锋枪、温彻斯特卡宾枪、加兰德自动装填步枪等等。但更令人注目的是他们配备的汽车数量众多、体积庞大、外观漂亮，这些汽车排成威武的车队从乡村驶过。英国军队的运输靠的是临时拼凑的一堆破烂货，那些动力不足的车辆，简陋的车身上暗褐色的油漆都已剥落。而美国兵搭乘的是威风、漂亮、橄榄绿色、压制钢的四驱卡车，车上还配有英国汽车销售员从未见过的选装件——胎纹很深的备胎、绞盘、牵引钢缆、灭火器。这些车辆中包括高大的GMC 6x6卡车，紧凑、马力强大的“道奇”4x4卡车，它们成群结队，或是像30年后的那个时代出现的沙滩车那样，独自、灵活地驶过车道，另外还有体型微小但却令人着迷的吉普车，车上装着鞭状天线和简单的帆布篷，行驶起来带有一种牛仔策马穿过草原时，鞍袋随之上下起伏的节奏。有一天，我从自行车上下来，站在路边让这样一支车队驶过，每辆汽车驶过时，都有一阵“弹雨”朝我袭来，“子弹”噼里啪啦地掉进我身边的路沟里，就像那次观看炮火示范时树上落下的坚果那样。可我拨开枯叶后才发现，落下的不是胡桃，而是一些宝贵的“好时”巧克力条、“切尔西”糖果和“霜神”方糖，这些美国人在几秒钟内就把一个星期，也许是一个月的甜食配给随随便便地抛给了我。就这样，我一边将这些好东西塞满口袋，一边思忖着，在英格兰西部发生的某些事情，希特勒的确应该为之担心。

就这件事来看，也许只是美国人偶尔表现出的慷慨，但我们这个镇子很快开始被整齐、不怕风雨侵蚀的木屋构成的营地所环绕，与英国军队用瓦楞铁建成的稀稀拉拉的营房相比，美国人再次展示出他们更加优越的质量；他们还建起一座大型现代化医院，这座医院一直使用到战后，并成为镇上的第二个医疗中心。渐渐地，私人间的交往开始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我们漂亮、一头黑色卷发的威尔士保姆安妮身上，一天晚上，某个喝醉了的英国伞兵袭击了她极为敬业的前任的卧室窗户，没过多久，安妮就出现了。她从一个女修道院来到我们家，但她在修道院曾强调过，并不打算加入妇女宗教团体。我母亲对此不太相信，因为下午放假时，安妮一步三摇地走向镇中心美国人所在的地盘，她那双雪白、丰满、摇曳生姿的大腿已为这番出游涂抹上被称为“液体丝袜”的棕色药水，这是一种战时用品，以替代真正的丝袜；她跟另一名妇女宗教团体成员调情，暗示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渴望，后者大概是女修道院派来拯救她的。不过，尽管丝袜的出现取代了“液体丝袜”，就像好时巧克力和薄荷口香糖的供应令我那些宝贝迅速贬值那样，但安妮显然没有要求回报些什么，或者她要求了，但没能得到。母亲的戒备消退了。

我的父母很快便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美国朋友圈。其中的一个是美军工兵少校，他成了他们的终身好友，1945年，一个小妹妹诞生了，这是我们家在战争时期出生的第二个孩子，少校先生当上了教父。另外一些美国人也是父母在教堂门前结识的，取代了过去被邀请来喝周日下午茶的外籍流亡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只是想去英国人家中看看，以此作为他们简朴但却迷人的军旅生涯中的一种慰藉。也有些性情温和的美国人对此颇为依赖，来访得更频繁些。其中的一个名叫桑塔格（我对他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是个身材瘦削、一头黑发、有一双温柔的眼睛的年轻人，他看上去饱受折磨，也许是因为想家，也许是出于对等待着他的命运的恐惧。他像松鼠那样在屋子的角落处堆放了一些没什么价值的私人财物，不时打电话来关心一下这些东西的安全，有一天，他请我父母代为保管这些物品，之后他再也没来过。几个月后，吃午饭时，我听见他们低声说“桑塔格不会回来了”，这激起了我一种内疚而又渴望探索的好奇心，那天下午，我查看了他存放的那些物品，找到一只美军军用手电筒、一条帆布腰带和一本“袖珍本”出版社的《布鲁克林有棵树》，他留在这片乡村的物品似乎少得可怜。

但那时（应该是1944年冬季），暂留在这里的美国人非常少。到了春季，他们的人数急剧增加，很快，在这个地区，美国人看上去似乎比本地人还要多（很可能的确如此）。美军的运输霸占了道路，美军军装变得像战争倒数第二年里其他制服那样司空见惯，带有垫肩的大衣、坡跟靴和头上裹着的头巾在他们的装备中经常能见到。许多人喜欢美国口音，并对其加以模仿（尽管模仿得很拙劣），它不仅替代了本地方言，还传递出美国式礼仪的某种轻松、冷淡和慷慨，这种外来礼仪渗透并弱化了本地礼节。西方的封建传统再也不会保持原样了，一件美好的东西被带给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这些预科学校的学生，坚定不移的爱国情怀中带有大英帝国至上的理念，我们知道这与美国代表的原则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长期以来，这种理念坚持与美国的吸引力相抗衡。我特别不愿意承认的是，美国海军已令英国皇家海军在全球舰队中屈居第二，即便在事实告诉我的确如此之后。但在当时，我们这些学生也被美国的魅力所吸引。特别是吉普车，驾驶这种汽车时，甚至可以将一条穿着靴子的腿伸到驾驶室外，就连我这个最具爱国心、10岁大的孩子也对此心动不已。

1944年的夏季到来时，美国军事力量尚未以更加出色的表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兵都是工兵、施工人员和卡车司机，他们一直忙着为仍在源源不断赶来的作战部队修建营地。这些作战部队已来到我们身边，还携带着各种新式装备，半履带侦察车、两栖车辆和庞大的运输车，车上搭载着坦克和推土机（这种设备过去在英国从未见过），这些车辆占据了主干道，经常能看见它们排成车队向南驶去，赶往汉普郡和多塞特郡的港口，那些港口就位于法国对面的海岸上。美国飞机也大批出现，“解放者”、“达科塔”以及偶尔出现但却引人注目的P-38“闪电”式双尾桁战斗机，看着它掠过天空，就会想到未来战机的发展方向。最为常见的是“达科塔”运输机，那年春季，我曾有过一段最有趣的经历。一场已被遗忘的旅程意外地将我带到一个机场，机场上空有一大群飞机，盘旋着，俯冲着。但与我过去见过的任何队形都不一样，这些飞机通过细细的缆绳两两相连。突然，那些缆绳依次松开，每一对飞机中的第二架开始下降，朝跑道飞去。最奇怪的是，这些飞机既没有螺旋桨，也没有引擎，降落时悄然无声，触及地面时，滑行了几码远便停顿下来。飞机里的人涌了出来，迅速列队，随即，队伍里射出绚丽的红色和绿色信号弹，划着弧线飞向转身离去的“达科塔”拖机。我第一次见到了做梦也没想到的新式打法：使用滑翔机对敌军后方发起突袭。

但这并非最后一次见到这种情形。几周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家上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音越来越响，直到整个黑夜被彻底充斥。最初的震颤已让我父母冲入花园里，随着轰鸣声的加剧，我也跑了出去，站在他们之间，敬畏地凝望着星罗棋布的红、绿、黄色灯光，这些亮光占据了整个天空，庞大的机群向南面的大海飞去。眼前的情形就像全世界所有飞机都在空中，一个波次接着一个波次，毫无间断，此刻，月亮尚未升起，黑云中的一个个小黑点隐约可见。这些飞机掠过天空时发出的噪音演变为固体，堵住了我们的双耳，涌入我们的肺部，像汹涌的海浪那样震颤着我们脚下的地面。过了很久，最后一批飞机消失在视野中，轰鸣声渐渐消散于夜晚的沉寂，我们的意识这才得以恢复到周围熟悉、永恒的东西上，榆树、树篱、屋顶、云层和星星，但我们仍呆若木鸡、一言不发地站立在原地，猜测着这样一场强大、威严、吓人的飞行究竟预示着什么。

第二天我们就知道了。美国人已经离去。他们建造的营地在一夜间已人去屋空。道路上也变得空空荡荡。无疑，要是我们一直保持留意的话，就会发现驻扎在这里的美国人正逐渐离开。但他们的伪装一直保持到最后一刻，然后发动了突如其来的出击。BBC新闻广播告诉了我们原因。“今天清晨，盟军部队开始在法国海岸登陆。”1944年6月6日早上播出的新闻，令听众们在每次公告播出前焦急地凑到他们的收音机前，希望从新闻检查员审核过的平淡无奇的语句中听到些令人鼓舞的变化。我对新闻的不确定性深感不耐。我父亲办公室的门卫是个壮汉，而且在我看来他还是个重要人物，因为，作为一名退休的警察，他被允许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保留一支手枪，以击退任何一个试图夺取县教育委员会文件的第五纵队分子，但此刻，他不仅把头凑到收音机前，还大惊小怪地调节着音量，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无法像平时那样向我展示他的手枪（这令我深感刺激）。他说他只想知道情况究竟如何。刺激变成了嘲笑。知道情况如何又有什么用呢？发起一场跨海峡进攻并不会像我想象的那样打赢这场战争。我对盟军与德国人实施决战的手段毫无概念。如果说有的话，我曾想象过双方的飞机展开一场规模庞大、至关重要的决战，在这场决战中，多不胜数的“喷火”式战机会将德国人打垮，先是在空中，然后是在陆地上。但如果发起一场跨海峡进攻，这一切就将不存在。盟军已决定采用一种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的打击方式。但结局不会有什么不同。他们将赢得胜利，德国人会输掉这场战争。新闻报道会使其更加生动、有趣，我们在等待时应该享受这份快乐，但结局是毫无疑问的。 Allons，enfants de la patrie；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é （前进，祖国的儿女们；荣耀之日已来临）。

就这样，战争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将我从其掌握中放开。我被属于更加遥远的过去、充满想象的另一个世界所占据，那里留下了令我心醉的乡村暂居生活，那是我居住的世界。周围伫立着许多中世纪时期的教堂，点缀着乔治王朝时代的工匠以娴熟的手艺建成的村落和城镇。通过旅行，我对这些建筑有了很多认识，学会了区分诺曼式风格和垂直式风格，以及这二者与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的区别，并对18世纪的比例原则、多利安式的温和变化以及科林斯式默契的市场前门赞赏有加。在我看来，居住在里面的人非常符合这些建筑的风格；教堂里那些宗教改革运动前的牧师，与邻近修道院里的本笃会修士非常相似，这些来自牛津和剑桥的人用他们咏唱的素歌点缀着粗野的打猎和英式橄榄球；对于房屋来说，居住者是高雅、仁慈、礼貌、有教养的简·奥斯汀家庭，还是目前居住其中的退役上校，唯一的不同是系鞋带还是扣鞋扣。我发现这两种人物都能将我深深地吸引，我会用合适的演员饰演配角，以此来包围他们——尽责但却不太富裕的佃农、手艺出色而又沉默寡言，身上沾着白色石屑或锯末的同业公会会员、打听驮马价格的牲畜贩子、碾磨工、商人、马车夫、驳船船员、对查普曼的《荷马史诗》竖起拇指的乡村教师、打量着带有飞檐的建筑，财力雄厚的小镇知名人士、身穿红色军装，在织布的女佣身旁适度地啜着麦芽酒的掷弹兵。这两个世界在想象中轻松、自然地汇聚，就像在一幅漂亮的城市风光中，两种建筑立刻形成了一种昔日的景象，天主教和新教、金雀花王朝和汉诺威王朝、封建制度和地方自治、田园生活和经商贸易、以及随处可见的友善、舒适和平静。

时间、学习和阅读会告诉我，这一切不过是最完美的无稽之谈；昔日的世界不是一个荟萃其古雅元素的混合物，而是和今天一样，是个赚钱和消费的世界，赚钱越来越难，消费越来越萎缩；当时普遍的气氛不是和谐，而是冲突，用于解决矛盾的通常是一个人低劣的素质，而非宽容或理性；令我为之激动的抒情诗情感，将所有不同的阶级、利益、时期和地点融为一团充满诗意的阴霾，成为了把握其激情、希望和需求的一个积极障碍。我竭力抗拒着浪漫的死亡和我那和平国度的消失。难道一个建造过格拉斯顿伯里大修道院的时代不比建造棉纺厂的时代更加亲切吗？难道在一个使用手动工具的世界里工作不比一个充满机器的世界更令人满意吗？难道骑马旅行不比使用蒸汽或燃油的旅行更加有趣吗？谁会拒绝居住茅草屋而选择石板房，不吃石磨的食物而购买商店里的面包，不穿自纺的棉布而代以人造纤维呢？我承认疾病是一种危险，它折磨着我想象中的那些居民，会以一种我们无一幸免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令整个英国消亡。另外，他们在大多数时候还遭受到季节性饥饿、冬季的严寒、持续性贫困、繁重却回报寥寥的劳动、法律不公、无知、愚昧以及骚乱频发的折磨，这种观点令我步步退却，但仍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信念：教堂和市场十字柱被阳光晒热的石头不会真的倒下。

当然，它们并未彻底坍塌。但我开始明白如何和为何要花上大量的时间去忘记他们在一开始曾告诉过我的，关于美丽与和平的神话。在此过程中，我了解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的英国以外的许多地区和时代，以及社会和文化史之外的许多学科。我学到了足够的帝国史，从而了解到它的两面性；我学到了足够的政治史，知道权力的重要以及各党派的目的；我学到了足够的思想史，以弄清楚辩论和异议；我也学到了足够的经济史，知道工作是为了生意而不是快乐；我还学到了足够的军事史，得以掌握力量的基数性、勇气的可疑性以及正义事业的边缘性。作为一名战时的孩子，军事史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及时了解到，自己曾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而我曾给它们施加过的宿命论（胜利必然到来、对敌人轻蔑不已、屈尊俯就地接受盟友）仅仅是严重限制我个人观点的一份清单。我了解到，英国的力量并不强大，而是很虚弱。她迟迟没有与德国人展开决战，并未将之视为必要的选择。我曾认为俄国人对打赢这场战争的贡献毫不重要，但我后来发现，他们打的是最为庞大的地面战。我曾以为大英帝国庞大的规模是盟军力量的主要来源，但我后来发现，她甚至无法武装自己。我曾认为，欧洲的各个盟国，仅凭其数量就足够重要，但我后来了解到，她们的状况比难民好不到哪里去。日本人，我从未把他们当回事，可后来却发现，他们几乎将整个太平洋控制在手中。而美国人……

我对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产生的误解，很难加以纠正。他们一直吸引着我，但我对他们会遭遇些什么已不再好奇。英国遭受孤立的那段时间里，我曾认为他们作为善良的旁观者，显然会站到我们这一方，因为他们也说英语，但当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站到我们这一边后，他们却不想或认为没必要成为我们的盟友，我猜我这个观点也正是他们的看法。不过，他们最终出现在英国时，我估计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耐心，与我曾经的感觉相类似，他们也认为希特勒注定会输掉这场战争。另外，我非常肯定地预测，他们来到英国，就算不把自己置于英军的指挥下，至少也会接受英国的部署。毕竟我们已在这场战争中建立起拥有权，后来者必须对此予以尊重。

对此，抛开幼稚的看法，我可以说句不那么离谱的话。尽管英国民众对作为个体的美国人表现出充分的热情，但经历了多年的“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接受”、“少数派”、“独自屹立”后，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美国与英国在战时努力上的平等性，更别说让英国屈从于美国的权威了。进攻欧洲的作战行动应该由一位英国军人来指挥，他就是蒙哥马利将军，应该以英联邦军队为主导冲上滩头，这才符合这一方面的民族情感。如果在1944年6月对民意进行一番调查的话，可能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尽管美国为即将到来的欧洲解放战役提供了更多的兵力，当然还有绝大多数的武器装备，但作战方针还是应该由英国人的思想来决定，作战行动也应由英军将领指挥，哪怕出于外交原因，艾森豪威尔将军必须被任命为名义上的盟军最高统帅。这种职责划分的理由是，进攻欧洲大陆本来就是英国人的一个概念，这个行动承诺已久，丘吉尔对他的国家保证过，英国人也对他们自己许诺过，这将是个清算历史的行动，英国在4年前被逐出欧洲大陆，随后又遭受到那么多苦难，现在，我们将得到5倍、10倍乃至20倍的回报。

这个问题被隐瞒起来，除了决策圈最核心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制订战略依据的就是这种愚蠢、墨守陈规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很快被证明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战争结束后，这个秘密仍被隐瞒了很久。直到50年代初期它才渐渐显露出来，发起一场跨海峡进攻很明显是打败希特勒的一种基本手段，但在盟军阵营中却未能获得一致同意。这个秘密逐步透露出，尽管英国人在口头上对这个概念表示赞同，但他们的做法与他们对美国人的承诺完全不同：他们不仅在盟军力量处于劣势的那段时期里提出对进攻欧洲大陆的反对意见，而且在敌我实力发生逆转后，仍积极提出其他避免直接冲向希特勒腹地的替代方案，这不能不使美国人怀疑其盟友缺乏决心。关于“第二战线”的争论变得渐渐清晰起来，这是战争期间英国与美国产生误解最重要的症结所在。 T4+y+ubuzBYsABDXCItI2n8mizc37Xq7TC7dlOUssJYc9qDz/so67NJkxpy8wj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