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兵很晚才出现在盟军部队中。战争爆发前，英国和法国派出观察员观摩苏军1936年的军演，他们的报告以及苏联红军后来发布的晃动但却令人不安的宣传影片才使西方国家了解到伞兵空降这个概念。透过飞机湍急的尾流，摄影机镜头拍摄下一队饱受狂风折磨的伞兵机械地走到一架巨大的图波列夫运输机的舱门处，他们紧紧抓住机身的扶手，面对着巨大机翼的翼弦，随后，伴随一声指令，他们松开手，跃出机舱，就像冬季第一场暴风雪中被卷起的一根松针。这些怪异的画面充满了警告和神秘的力量，仿佛是爱森斯坦执导了《飞往里约》的一个苏联版本，它的发布只是一个简单的先期试验，影片中展现的“空中体操”也许仅仅是官方的授意。当时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认为，这种魔术般的空降使人们对它在作战行动中的实用性产生了怀疑。

四年后，德国人在荷兰的上空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伞兵空降的实用性，在这段时间里，德国人组建并训练了一个伞兵师，然后，他们运用这些伞兵，只用了一天便让荷兰的要塞防御悉数失效。但巫术的光环依然笼罩在伞兵们头上。一支庞大的伞兵部队从天而降，准备像传统步兵那样从事地面作战，尽管这种想法深具想像力，但并未被军方接受，他们更愿意让伞兵们保持超人或魔法师的形象。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几个月后，甚至到德国人的入侵威胁已然消退的第二年，“穿着军靴的修女”一直作为半漫画、半恐怖的传闻流传于英国，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国出版商还赞助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提醒英国民众，德国伞兵有可能伪装成“骑着折叠自行车，挎着邮包”的邮递员，“尖顶帽下藏有小型手榴弹”的警察，“肉篮子放着手榴弹，并覆以白布”的屠夫送货员，或是“斗篷下藏着机关枪”的牧师——他们很可能装扮成英国国教教徒，因此极度危险。

但即便在这时，戴着“拉娜·特纳”式吸水海绵橡皮头巾的英国士兵正在曼彻斯特城外的机场上空，钻过“惠特尼”轰炸机机舱地板上割出的一个洞练习着跳伞，而在遥远的佐治亚州本宁堡的松林中，身穿超人连体服的美国兵正从250英尺高的塔上通过钢索下降到南方滚热的沙土上。德国伞兵的数量和信心不断增加，1941年4月，他们从一支虚弱的皇家海军部队的头顶上降落，进攻并夺取了克里特岛，而此刻，盟军中第一批实验性伞兵部队开始初具规模。1942年，英国和美国伞兵在突尼斯采取了实验性行动，1943年7月，他们又在西西里实施了大规模空降，面对敌人的抵抗，这些伞兵从天而降，直接加入到战斗中。许多伞兵因为意外事故或落入大海而丧生，还有些人被风吹到距离着陆区数英里远的地方。但幸存者对这种战术的有效性深具信心，伞兵部队的实力在战争中期继续得到增加。尽管德国伞兵被视为国防军中的精锐，但他们已失去了飞机的使用权，并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地面作战，但在另一方，飞行员、飞机、专用装备（可空降的车辆、榴弹炮甚至包括坦克）、人员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到盟军的空降师中。

截至1944年春季，共有4个伞兵师已在英国做好战斗准备：美军第82师（全美国人）和第101师（啸鹰），英军第6和第1空降师。根据入侵计划，这些伞兵师中的3个将在夜间飞越海峡，在登陆场的东端和西端实施空投，夺取界定登陆场侧翼的河流。河上的桥梁将被炸毁，接近河流的道路会被埋设上地雷，他们将据守河岸，挡住试图渡河的一切敌军。这些措施可以让舰艇运送的海滩突击部队获得一些保障，减少了他们刚刚踏上海滩便遭到敌人猛烈反击的可能性。

伞兵们将从散布在英国中部和南部的兵营开始他们“与命运的约会”，这句著名的话被第101空降师的历史学家们用作该师师史的标题，完全符合伞兵先头部队浪漫而又夸张的精神，第82空降师从林肯郡的平原出发，第101师从德文郡、汉普郡和伯克郡启程，他们的营地与英国第6空降师的驻地近得甚至有些危险。1944年春季，在伯克郡各个小镇的周末娱乐活动中，盟军士兵为结识当地姑娘而大打出手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更为常见的是在那些小村落里喝啤酒的情形，30年后，一些老兵会愉快地回忆起那些村庄的名称，奥格本圣乔治（Ogbourne St George）、贝里克圣詹姆斯（Berwick St James）、下斯劳特村（Lower Slaughter）和米德沃鲁普（Middle Wallop），当时，他们小心翼翼地发展着与当地居民的友谊，战争结束后，一些美国兵带着他们的战时新娘跨过大西洋返回到美国。

可是在5月30日，这些伞兵与外界的联系突然间中断了。他们被限制在遍布于索尔兹伯里平原的英军永久性兵营中，呆在布福德（Bulford）的维多利亚式红砖营房里，呆在蒂德沃思（Tidworth）修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临时兵营内。散居在平民家中的士兵被召集起来，登上巴士赶往集结区匆匆搭设起的帐篷营地，他们被隔离在那里，直到飞机起飞。第101空降师的一名中尉回忆起自己毫无说服力地试图告诉奥尔德本（Aldbourne）的村民，这次的离开不过是又一次演习而已，“那些英国人知道我们要走了……他们哭了起来，我也流下了眼泪。”其他伞兵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但这种心情很快便被驱散。据S·L·A·马歇尔回忆，这些小伙子都是志愿兵，主要来自贫民区，马歇尔也加入到这场冒险中，并在伞兵训练的9英里跑、25次俯卧撑和不停的“Hubba-hubbas”（“快、快，”一些教官莫名其妙地认为这是一句希伯来语）呼喊中生还下来，还在白天和黑夜进行了十余次跳伞练习，现在，他准备参加真正的实战。他们被关在临时“牢房”里，吃着高蛋白质食物，不停地进行着高风险的赌博，以此来消除心中的挫败感。

对指挥官和下级军官来说，还有更重要的准备工作要做，他们最终会将其成果交给他们的部下。他们在地图、航拍照片和模型上研究着科唐坦半岛的地形，到目前为止他们所知道的德国守军的驻地，以及他们这些空降师必须夺取的目标。这些目标位于一片肾形地区，东西向长约10英里，南北向约为5英里。这片地区的东面靠着大海，东南和西南面都以杜沃河（Douve）为界。空降区的西面和北面穿过杜沃河及其支流梅尔德利特河（Merderet）附近平坦、没有树木的开阔地，然后紧靠着山坡上的灌木树篱，山坡则渐渐升入科唐坦半岛内部。河谷已被德国人放水淹没，由于河谷非常浅，被水淹没的区域很宽，有些地段宽达一英里。梅尔德利特河河谷中的洪水是个特别恼人的障碍，因为这条小河道将西面的第三个空降区与主登陆场和东面的空降区分隔开，河上的桥梁被称为“长堤”，因而是一个“重要的初始目标”。

另一个重要的初始目标是圣梅尔埃格利斯镇（Ste Mère-Eglise），13号国道穿过这个小镇，这条国道从瑟堡通往英军防区的巴约（Bayeux），是德国人在科唐坦半岛上唯一一条可用于提供增援的一级公路。其他所有目标都位于周边。最为重要的是代号为“犹他”的海滩上的4条通道，美国第4步兵师从他们的登陆滩头进入内陆需要这些通道。由于海岸低矮而又湿软，这些通道距离高水位线大约1英里，分别位于普皮维尔（Pouppeville，1号通道）、埃贝尔（Hébert，2号通道）、奥杜维尔拉于贝尔（Audouville-la-Hubert，3号通道）和圣马丹德瓦尔勒维尔（St Martin-de-Varreville，4号通道）。从普皮维尔起，沿着杜沃河河口，目标是河对岸的一连串水闸，伞兵们必须将其夺取并加以控制，待犹他滩头和东面的奥马哈滩头的突击部队合兵一处，在两个滩头之间向前推进时，这些水闸可能会派上用场。杜沃河上的一系列渡口也是伞兵们的目标，其中的一部分将被摧毁，以免被德国人加以利用，另一些将被坚守，要么为伞兵们立即加以利用，要么在稍晚些时候为滩头登陆的步兵和装甲部队发起突破时使用。从东向西，最为重要的渡口位于圣科姆迪蒙（St Cöme-du-Mont）、谢迪蓬（Chef-du-Pont）和蓬拉贝（Pont-l'Abbe）。其后的一连串目标，从蓬拉贝到4号通道，穿过开阔的乡村地，这些目标一旦被夺下，必须以勇气和希望加以守卫。

盟军认为这个敞开的侧翼会遭到两个德军师的威胁，他们早已驻扎在科唐坦半岛上，分别是位于海岸东面的德军第709师和位于西面的第243师，另外还有最近刚刚到达的第91师，糟糕的是，第91师的驻地刚好横跨空降区。另外，虽然第709师和第243师属于“静态”师（这是对这些部队完全缺乏机械化运输能力，士兵体能低下的委婉说法），但第91师都是由年轻小伙组成，并接受过反空降训练。尽管如此，德国人投入战场的兵力不超过24个营，而美军实施空降的部队达到了18个营。另外，一些德军营并非由德国人组成，而是由战俘中的志愿者构成，他们是1941年-1942年间在东线战场上被俘的。这些单位被称作东方营，因为把他们称为俄国人是不准确的。他们代表着俄罗斯帝国大多数周边和未被同化者，哥萨克人、格鲁吉亚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人、伏尔加河鞑靼人和阿塞拜疆人，他们用一种脆弱的公民意识交换了对正常饮食的保证，可以预料的是，如果他们能被迫为晚饭而战，那么这种新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这种前景提高了胜算，美国人估计，大部分敌守军会待在他们的固定阵地中，因而第一天的战斗多少会取得些进展。他们认为，最糟糕的情况是德国人能够拼凑起5个营，对伞兵们发起一场反击，而集结起来的盟军士兵要到第三天才能获得坦克的增援。预测的情况不太乐观。德国人在该地区还有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装甲营，第100营，配备着老式法制坦克和临时改装成的突击炮，另外还有第6伞兵团，该团辖有3个训练有素的伞兵营，士兵们的平均年龄为17.5岁（第709师士兵的平均年龄为36岁）。尽管这些额外的德军部队在质量上与美军相当，但美国人并不认为这场行动太过冒险而无法尝试（就像空军中将利-马洛里曾经认为的那样）。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必须发挥出每一丝印第安红番的英勇，他们在最后一刻将头发剃成阿帕切族人的鸡冠头，脸上涂抹了红白色战斗迷彩，各个营里的大批年轻人争相效仿，认为这也许能让他们取得胜利。

出发时刻即将到来，这引发了其他一些仪式，进攻行动从6月5日推迟到6月6日对已绷紧的神经的折磨也许使这些仪式显得更为必要。一些下定决心准备出发的士兵因为受到轻微的刺激而失去了自控力，结果，一连串斗殴爆发开来。师里的工作人员匆匆召回各个团里的乐队（最近一段时间里，这些乐队使兵营内充满了音乐声），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反复播放当下的流行金曲，并找来新电影播放。据“啸鹰”师第377伞降炮兵营的一名军官回忆，重新下达的出发令传来时，他发现自己的部下们正在观看特德·刘易斯的电影《每个人都快乐吗？》，他登上舞台传达命令，打断了电影的播放，观众们以“只会发生在好莱坞的方式”做出了反应。随之而来的握手和交换地址也颇具好莱坞特色，战友情谊的表白已趋极致，他们向朋友们承诺，如果对方无法平安归来，自己会去看望他的亲属。沃尔弗顿中校（他在次日的战斗中阵亡）的临行演说同样是好莱坞式的，他告诉第506伞兵团第3营的部下们，“尽管我不是个虔诚的宗教徒，但我要求你们和我一同跪下祈祷，不要低着头往下看，而要抬起头来，这样，你就能看见上帝，并请他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提供庇护和帮助。”第501伞兵团团长霍华德·约翰逊上校最后一次言辞激烈的任务简报甚至更具好莱坞特色，作最后总结时，他突然掏出自己的弹簧刀，在头顶上挥舞着叫道，“我向你们发誓，这把刀子会在明晚前插入诺曼底最坏的德国佬的后背。”他的部下们欢呼着做出了回应。但更多的人按照各自的宗教信仰静静地寻求着慰藉，许多来自北部和东部大型工业城市的应征兵信奉的是天主教，他们作了忏悔，或是进行着个人的祈祷。“全美国人”师师长马修·B·李奇微是祈祷得最为热切的人之一，他的冷静、英俊和军人风度隐藏了一种最深刻的浪漫主义。6月6日将是他第一次参加实战跳伞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与其他等待严峻考验的夜晚一样，他躺在黑暗中，倾听着上帝对约书亚的承诺，“我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以及“以所有的谦卑，不以任何方式寻求他的努力与我之对比”，他回想着“我主耶稣在客西马尼花园的痛苦”并告诉自己，“如果他能够面对心灵的平静，并知道巨大的痛苦是命运注定，那么我肯定能忍受可能正等着我的肉体和精神的考验。” raYjT3ITBnslm/tq7/9dSIixACPalviXxmmPqF/4KNEaBYMEAxTPmuerq3+8f/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