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

没人怀疑过丘吉尔的作战意志，就连马歇尔在最为悲观的时候也没有怀疑过。尽管美国的专业人士们对推迟“大锤”以支持“火炬”行动的决定感到失望，但他们知道，丘吉尔对北非战役的主张源于对1942年战胜德国的渴望，并坚信在那里一定能获得胜利，而对法国发起的任何入侵都将以灾难告终。不过，他们对英国在下一个决策阶段作出正确战略选择的承诺并未报以太多的信心，因为马歇尔已发现，指引丘吉尔经历整场战争的并非他自己冲向战场的难以抑制的欲望，而是来自他的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发出的谨慎、算计的口号。根据布鲁克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马歇尔已确定他对他不喜欢，也不相信的跨海峡进攻态度冷淡。

布鲁克的谨慎态度并不令人惊讶。可能是他的背景和经历教会了他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作为一名炮兵，布鲁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编了法国军队的火炮技术供英军使用，这使他在军队里名声大噪。特别是他将“徐进弹幕射击”技术传授给英军炮手们。这种技术的基础，部分是数学上的，是弹道学的一种应用，但另一部分是精神上的，要求对人类如何应对极度、显然毫无人性的威胁作出判断。单纯“向前搜索”并不能保证徐进弹幕射击的效果，因为步兵会匍匐在地，让弹幕从他们的头上掠过；“向后搜索”同样至关重要，它可以逮住那些以为危险已经过去，贸贸然从掩体中现身的士兵。因此，对人类自我防护的出色判断能让一个出色人才从一场冷漠的炮击计划中脱颖而出。布鲁克就拥有这种判断力，但其逻辑与生机勃勃的闪电战和突破的逻辑截然相反。布鲁克的经历使他知道，以经验不足的士兵发起行动，其结果是多么不确定，这一点加剧了他的谨慎态度。1915年-1918年间，英国军队在法国从事的战役主要是由年轻的基奇纳志愿者以及数百万未经过训练的应征兵担任，这些应征兵投入战场时，自愿从军的冲动早已消失。没有哪个英国人，尤其是布鲁克，不对他们的勇气或他们对其职业的最终掌握而深感自豪。但他们是在一个强大的伙伴身旁学会了这一点，这个伙伴就是抵御敌人突然进攻的安全掩体，在法国的大多数战役中，他们都会选择实施防御作战。1918年春季，德国人终于发起进攻时，布鲁克亲眼目睹了一支明显尚具战斗力的部队是如何迅速崩溃的，1918年3月，高夫的第5集团军被一支更胜一筹的军队彻底击溃。敦刻尔克战役强化了这一印象。“毫无疑问，他们是最优秀的士兵，”1940年5月23日，他这样描写了那些德国人，整个二战期间，这种看法一直萦绕在他心中。

更令他感到怀疑的是，将德国人出了名的优点和特长与羽翼未丰的美国军队进行比较，过早地对据守在欧洲壁垒内的德军发起进攻很难说是一种明智的做法。1942年6月，他曾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兵营见识过训练中的美国军队，尽管那些年轻的士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也发现，对方的演习令他“深感失望”，离开时，他带着“他们尚未达到训练所需要的标准”的想法。他的不安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看法，美军高层指挥官和他们的工作方式也令他担心不已。马歇尔对战争部实施合理化改革的成就令人钦佩，但最近完成的这个任务尚未使工作人员的常规工作变得流畅而又迅速，而布鲁克在英国国内早已习惯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政客、文职人员和军人便已在一个共同组织内展开协调一致的工作，这个组织就是帝国防务委员会。英国的力量尽管有限，而且因为战争的消耗损坏了她的财政和工业基础而严重缩水，但仍能确保按照计划和惯例迅速、有效地投入部署。

布鲁克发现，美国的制度耗费时间、效率低下。马歇尔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令他羡慕不已，罗斯福“不懂军事……他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因而依靠马歇尔，并聆听他的建议”，更加重要的是，“马歇尔继承了伟大的祖先马尔堡的全部军事才华，而罗斯福对此从未有过丝毫怀疑。”而要让丘吉尔放弃他“最为疯狂、最为危险的想法”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这令布鲁克感叹不已。但美国陆军参谋长所要处理的能量转移，是一个更加“缓慢而又繁琐”的过程，“所有事情必须认真、缓慢地加以解释和重新解释，以便总统能对此加以吸收。”

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与美国人进行的第二次会晤中，为重新定位他们的欧洲战略，布鲁克不得不对具体事宜一再作出解释，这令他抱怨不已。马歇尔下定决心，打算强行通过在当年发起跨海峡进攻行动的决议。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准备取消地中海地区的一切地面作战行动，一待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在北非被击败，便将所有多余的部队调回英国。该地区的其他资源，他打算调至太平洋，因为正如海军上将金强调指出的那样，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用以对抗日本人的力量只有15%。布鲁克带着另一套说辞赶至卡萨布兰卡，他准备在地中海战区实施一种不同的战略。他认为盟军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德国的U艇战；不仅仅因为这种战术令英国人挨饿（英国每年需要进口3000万吨货物，但现在只获得2500万吨），还因为德国人的潜艇积极阻止了美国军队运送至英国，还使造船厂将生产重点从登陆艇转至护卫舰，从而使得跨海峡进攻被逐月推延。不过，陆地上的态势开始有利于盟军。由于资源短缺，德国人已不再发起进攻，转而实施防御。因此，布鲁克提出，与其给德国人一个轻松获胜的机会（实际上，驻扎在法国海岸线上的德国军队多达40个师，面对22个盟军师的进攻，他们确实可以轻松获胜），还不如继续拉伸已“过度延伸”的敌人。击败意大利，使其退出战争，这是让德军“过度延伸”最有效的手段，发起空中和海上攻势可以实现这一点，对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两栖进攻也许能为此提供补充。其结果将迫使德国人用他们自己的部队来替代意大利军队，不仅仅在意大利半岛，还包括巴尔干地区和希腊诸岛，在这些地区，意大利为轴心国提供了大批兵力。在这一策略的鼓励下，土耳其可能会参战，从而提供一条较短的补给通道进入苏联，而苏军近期的地面攻势重创了德国军队，这为对被占领的巴尔干地区发起进一步行动打下了基础。

自1942年7月战胜马歇尔后，经过几个月的艰难争论，布鲁克终于说服他的英国同僚们接受这个策略；在卡萨布兰卡整整五天紧张、焦躁的谈判中，他们死死坚持着这个方针。但要说服美国人，布鲁克面对着更大的困难。他的重要观点是，欧洲南部恶劣的公路和铁路交通会使德国人的集结艰难而又缓慢，而盟军利用海上和空中的自由运动，可以将部队迅速部署至任何一个他们选中的地方。马歇尔将这种“自由运动”解释为“分流”，并警告说，“每一个分流或脱离主计划的枝节问题都可被视为一个抽吸泵。”在他看来，“主计划”包括对日作战，他对英国人的解释提出质疑，如果对方不急于在1943年发起跨海峡作战，那么，由于他们的犹豫不决，未能从地中海重新部署至太平洋的兵力和装备就会变得多余。

一群参谋人员组成的联合策划组为美国的参谋长委员会准备了文件，后者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对于战略核心问题，他们在1月17日提出一份文件，将“摧毁敌人的一切经济和军事力量，其速度应超过其获得补充的速度”作为主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被德国专业人士所轻视的“无情工业”原则。这相当于一个消耗论，而这正是布鲁克的出发点。与1914年-1918年间所有的英国老兵一样，布鲁克在西线发起消耗战的办法面前退缩了，因此，他确实不愿意冒上消耗战的风险，发起跨海峡进攻。他的建议是在地中海实施“过度延伸”战略，消耗德国人有限的部队、装备和燃料，既能达到帕斯尚尔战役的效果，又无需付出血淋淋的代价。通过反复宣传这一主张，对美国人在太平洋的需求做出让步，并坚决保证，一旦击败德国，英国会立即将其军队调至太平洋地区，布鲁克最终获得了马歇尔的支持。马歇尔长期关注的问题中，一个重要的让步是同意任命一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一旦获得任命，这位参谋长就将为盟军统帅制订跨海峡进攻的计划，因此，尽管行动日期尚未确定，但准备工作也许会先行展开。

回国时，马歇尔并未像预想中的那般沮丧。在1943年发起跨海峡入侵的希望并未彻底破灭，他没有高估英国人的意志，也没有过高预计盟军的资源。他相信他已设置了一个限制，如果不是时间限制的话，那也是目标的限制，这将在一个次要战场上引起更多的纷争。在下一次盟国会议上结束争执的前景似乎是明确无误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没有确定任何一个日期，但4月份突尼斯战役的结局促使英国首相提出在5月份再次召开会议。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个提议，5月11日，搭乘“玛丽王后”号经过6天航行后，英国人到达了纽约。第二天，双方在白宫召开会议，他们之间的分歧立即暴露出来，和过去完全一样。但有一点不同：地中海战区获得的胜利，而不是其他地方遭受的败绩，使英国人理直气壮地要求在该战区进一步推进。轴心国军队在突尼斯彻底崩溃，这在任何一个战区中都是第一次发生，兴高采烈的英国人不愿放弃重复这一胜利的机会，他们打算进攻西西里岛。布鲁克叙述着已被大家熟悉的理由，马歇尔也重复着他曾提出过的警告，唯一的变化是比喻，现在从“抽吸泵”变为了“真空”。“越来越多的部队卷入到突尼斯战役中……入侵西西里将在地中海地区形成一个真空，这会妨碍……一场成功的跨海峡进攻，单靠空中轰炸……德国不会崩溃。”他预见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事，而太平洋战场也会受到灾难性影响，除非将该战区一切可用的部队尽早投入到法国。马歇尔对英国人相信德国即将崩溃的抨击（尽管他没有批评他们以“封锁和颠覆”的力量中迅速贬值的信用来实现这一点）激怒了布鲁克，他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反应。布鲁克坚信，欧洲的胜利不管怎样都会拖延到1945年或1946年，“因为我们必须记住，在以往的战争中，总是有大约80个法国师站在我们这一方。”

马歇尔反驳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将地中海的行动视为成功结束欧洲战争的关键？”这让布鲁克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没有作出正面回答。双方退到一旁，重新考虑他们之间的分歧。马歇尔和金准备再次打出太平洋战区这张牌，但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敏感，英国人在接下来的会晤中率先作出坚定的声明，承诺尽快发起“围捕”行动——或称之为“霸王”行动，跨海峡进攻的行动代号已作出修改。因此，他们同意继续寻求一个中期战略，直到“霸王”行动发起为止。

美国人最终证明愿意商讨地中海作战事宜，以换取英国对“霸王”行动的具体日期作出承诺，最好是在1944年4月。布鲁克“机智地反驳”说，只有在意大利被逐出战争，德国人被迫将其部队调至那里的前提下，1944年4月这个日期才有可能，否则，盟军将在法国滩头遭遇到这些德国军队。根据这些观点，双方达成了一项妥协。英国人最终接受的具体日期为5月1日，在这个日期前，英国将把7个师从地中海调回英国；美国人则同意“将进攻西西里岛的‘爱斯基摩人’行动视为消灭意大利的最佳办法”。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仍需要做点什么。7月10日发起入侵后，西西里的防御迅速崩溃，突然而又完整，意大利要求获得和平解决的机会，这个提议引发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一次，美国人和英国人发现，在赞同扩大西西里战役的问题上毫无困难。马歇尔表明自己的态度与丘吉尔同样积极，他支持对意大利本土发起一场全面进攻，并要求尽可能深入到意大利半岛，哪怕这场攻势需要投入地中海地区的全部英美部队，还需要将承诺给“霸王”行动的所有登陆艇留在那里也在所不惜。因此，8月份召开的魁北克会议比先前的华盛顿和卡萨布兰卡会议顺利得多。尽管双方的脾气仍有些冲突，但美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分歧小了许多。布鲁克再次感到有责任向美国人说明地中海消耗战与跨海峡进攻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从未彻底意识到这个问题，”这番争论使海军上将金“使用了很不得体的语言”，但主要的争论集中在投入法国的部队规模上，他们达成了一个可行方案。这个方案中包括一个附属条款：发起跨海峡进攻的同时，以法国军队和目前在意大利作战的大部分美国军队对法国南部发起入侵。

不过，共同目标的外表下，传来了地基发生转移的咯咯声，随着秋季的来临，这种声音会越来越大。因为，对英国人而言，地中海战役屈从于“霸王”行动的前景越来越充满焦虑和失望。焦虑是因为，随着盟军统帅部的详细计划接近完成，他们即将对做好防御准备的德军发起残酷的直接攻击。丘吉尔后来描绘了他这段时间的心境，“对索姆河、帕斯尚尔战役和许多对德军发起正面进攻的较小型战役的记忆，很难被时间或反思所抹去。”布鲁克也对此深感困扰，在他看来，跨海峡进攻成了个“大问题”。另外，他还受到一种失望感的折磨。尽管1943年的战役已经实现了他一直承诺的许多东西——击败意大利，消耗德国的兵力（300个德军师中的50个被牵制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自由使用内海实施洲际运输，夺取靠近德国南部工业基地的机场——但他所想的只是，如果时间和资源允许，更多的目标也许已经实现，以及盟军能力范围内尚未实现的目标。

对美国人来说，他们觉察到盟友的优柔寡断，原因似乎是英国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其重点位于地中海东部。这种观点并不准确，英国对地中海的迷恋不是源自物质，而是一种深深的心理性迷恋。地中海不仅仅是英国与东方之间的一座海上桥梁，也是一座圆形剧场，200年来，他们在这里上演过大战略，实际上，这比他们在印度演绎过的历史更长久，许多人参与其中。英国的许多家庭来自地中海，他们的祖父出生于马耳他或爱奥尼亚群岛，高曾祖父出生于直布罗陀，他们对黎凡特的港口及其腹地政治活动的了解，就像英国派驻印度的统治者对边境要塞和阴谋叛乱的熟悉程度。布鲁克既不属于“地中海”圈，也不属于“印度”圈，他的根位于阿尔斯特古老的守军。但作为英国战略（地中海是其核心之一）的制定者，他努力协调着那里的战事，不愿交出承诺过的奖赏。“看着地中海，”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透露，“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失败到了怎样的程度。”他带着专业性继续努力，软化着“马歇尔策略”。其结果是11月11日签署的一份三军参谋长文件，这份文件被证明是最后一次反马歇尔的提案。

我们绝不能将“霸王”行动的固定日期视为我们整个战略的中心点……明年春季，德国人在法国的力量很可能异常强大……从而导致“霸王”行动不复可能，而“兰金”行动不仅可行而且至关重要……德国人目前已陷入困境，赢得战争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可以优势兵力发起进攻的地区……不断地攻击他们，因此，我们的政策很明确……对于地中海战区，我们提交了以下建议……在意大利的攻势应该获得加强和维持，直到我们确保比萨-里米尼一线……我们应该让土耳其参战……我们也许能在达尔马西亚或阿尔巴尼亚海岸上形成一个有限的桥头堡。

经过重新考虑后，他们删除了最后一句话。但提及“兰金”行动本身就足以激起美国人的不信任感。因为“兰金”行动这个策划已久的计划是在德国崩溃的情况下占领法国，根本不需要战斗。作为替代“霸王”行动的一个计划，它暗示着英国人再次在刀锋前退缩了。布鲁克辩称，他只是设法减少德国人部署到“霸王”作战前线上的部队而已；在11月下旬的德黑兰会议上，他成功地说服了美国人，推进至意大利北部的比萨-里米尼一线能够积极促成这一目标。但他在德黑兰发现，他将他的盟友推到了症结点，尽管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俄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引起的。第一次三巨头会议使斯大林的专业军事人员获得了机会，他们当着美国人的面让英国人确定一些基本问题：伏罗希洛夫元帅问艾伦·布鲁克爵士，他能否更准确地说说是否将“霸王”视为最重要的行动，按照他本人的理解，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布鲁克竭力摆脱着这个圈套，他再次提醒大家德军的实力，并指出需要以次要行动将驻扎在法国的德国军队引开。但俄国人坚持追问这个问题，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他没有坚持对法国南部发起的行动，”（“铁砧”行动，布鲁克不喜欢这个行动，因为它与盟军在意大利的推进相对立）“而是……坚持要求按照已经确定的方式和日期对法国北部发起进攻。”

就在伏罗希洛夫对布鲁克含糊其辞的揭露令马歇尔深感欣慰之际，罗斯福将丘吉尔丢给斯大林，让他对前者作出严厉的质问。随着会议的进行，斯大林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英国是否真的对‘霸王’行动充满信心，还是只是说说而已，以此来安抚苏联？”他要求得到一个具体日期，他希望将在意大利的作战行动视为入侵法国南部的分流，他希望尽快确定“霸王”行动的指挥官，如果此次会议无法决定的话，那也应该在会议结束的一周内确定。被罗斯福（他将此次会议视作与斯大林建立个人联系的一个契机）抛弃后，丘吉尔发现，面对这些问题，他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布鲁克遭遇到马歇尔和伏罗希洛夫的双重压力，已动弹不得。11月30日，三巨头一致同意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建议，“我们将在5月份发起‘霸王’行动，与对法国南部发起入侵的支援行动相结合，行动规模将以当时可用的登陆艇最大数量为准。” GbDeut7Hd/RSgH2SHuFTi8ejjVoO3SI04NWUsykZpmhtd+0JyTtkZVc56LwB54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