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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怀疑过丘吉尔的作战意志，就连马歇尔在最为悲观的时候也没有怀疑过。尽管美国的专业人士们对推迟“大锤”以支持“火炬”行动的决定感到失望，但他们知道，丘吉尔对北非战役的主张源于对1942年战胜德国的渴望，并坚信在那里一定能获得胜利，而对法国发起的任何入侵都将以灾难告终。不过，他们对英国在下一个决策阶段作出正确战略选择的承诺并未报以太多的信心，因为马歇尔已发现，指引丘吉尔经历整场战争的并非他自己冲向战场的难以抑制的欲望，而是来自他的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发出的谨慎、算计的口号。根据布鲁克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马歇尔已确定他对他不喜欢，也不相信的跨海峡进攻态度冷淡。
布鲁克的谨慎态度并不令人惊讶。可能是他的背景和经历教会了他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作为一名炮兵，布鲁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编了法国军队的火炮技术供英军使用，这使他在军队里名声大噪。特别是他将“徐进弹幕射击”技术传授给英军炮手们。这种技术的基础，部分是数学上的，是弹道学的一种应用，但另一部分是精神上的，要求对人类如何应对极度、显然毫无人性的威胁作出判断。单纯“向前搜索”并不能保证徐进弹幕射击的效果，因为步兵会匍匐在地，让弹幕从他们的头上掠过；“向后搜索”同样至关重要，它可以逮住那些以为危险已经过去，贸贸然从掩体中现身的士兵。因此，对人类自我防护的出色判断能让一个出色人才从一场冷漠的炮击计划中脱颖而出。布鲁克就拥有这种判断力，但其逻辑与生机勃勃的闪电战和突破的逻辑截然相反。布鲁克的经历使他知道，以经验不足的士兵发起行动，其结果是多么不确定，这一点加剧了他的谨慎态度。1915年-1918年间，英国军队在法国从事的战役主要是由年轻的基奇纳志愿者以及数百万未经过训练的应征兵担任，这些应征兵投入战场时，自愿从军的冲动早已消失。没有哪个英国人，尤其是布鲁克，不对他们的勇气或他们对其职业的最终掌握而深感自豪。但他们是在一个强大的伙伴身旁学会了这一点，这个伙伴就是抵御敌人突然进攻的安全掩体，在法国的大多数战役中，他们都会选择实施防御作战。1918年春季，德国人终于发起进攻时，布鲁克亲眼目睹了一支明显尚具战斗力的部队是如何迅速崩溃的，1918年3月，高夫的第5集团军被一支更胜一筹的军队彻底击溃。敦刻尔克战役强化了这一印象。“毫无疑问，他们是最优秀的士兵，”1940年5月23日，他这样描写了那些德国人，整个二战期间，这种看法一直萦绕在他心中。
更令他感到怀疑的是，将德国人出了名的优点和特长与羽翼未丰的美国军队进行比较，过早地对据守在欧洲壁垒内的德军发起进攻很难说是一种明智的做法。1942年6月，他曾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兵营见识过训练中的美国军队，尽管那些年轻的士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也发现，对方的演习令他“深感失望”，离开时，他带着“他们尚未达到训练所需要的标准”的想法。他的不安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看法，美军高层指挥官和他们的工作方式也令他担心不已。马歇尔对战争部实施合理化改革的成就令人钦佩，但最近完成的这个任务尚未使工作人员的常规工作变得流畅而又迅速，而布鲁克在英国国内早已习惯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政客、文职人员和军人便已在一个共同组织内展开协调一致的工作，这个组织就是帝国防务委员会。英国的力量尽管有限，而且因为战争的消耗损坏了她的财政和工业基础而严重缩水，但仍能确保按照计划和惯例迅速、有效地投入部署。
布鲁克发现，美国的制度耗费时间、效率低下。马歇尔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令他羡慕不已，罗斯福“不懂军事……他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因而依靠马歇尔，并聆听他的建议”，更加重要的是，“马歇尔继承了伟大的祖先马尔堡的全部军事才华，而罗斯福对此从未有过丝毫怀疑。”而要让丘吉尔放弃他“最为疯狂、最为危险的想法”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这令布鲁克感叹不已。但美国陆军参谋长所要处理的能量转移，是一个更加“缓慢而又繁琐”的过程，“所有事情必须认真、缓慢地加以解释和重新解释，以便总统能对此加以吸收。”
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与美国人进行的第二次会晤中，为重新定位他们的欧洲战略，布鲁克不得不对具体事宜一再作出解释，这令他抱怨不已。马歇尔下定决心，打算强行通过在当年发起跨海峡进攻行动的决议。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准备取消地中海地区的一切地面作战行动，一待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在北非被击败，便将所有多余的部队调回英国。该地区的其他资源，他打算调至太平洋，因为正如海军上将金强调指出的那样，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用以对抗日本人的力量只有15%。布鲁克带着另一套说辞赶至卡萨布兰卡，他准备在地中海战区实施一种不同的战略。他认为盟军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德国的U艇战；不仅仅因为这种战术令英国人挨饿（英国每年需要进口3000万吨货物，但现在只获得2500万吨），还因为德国人的潜艇积极阻止了美国军队运送至英国，还使造船厂将生产重点从登陆艇转至护卫舰，从而使得跨海峡进攻被逐月推延。不过，陆地上的态势开始有利于盟军。由于资源短缺，德国人已不再发起进攻，转而实施防御。因此，布鲁克提出，与其给德国人一个轻松获胜的机会（实际上，驻扎在法国海岸线上的德国军队多达40个师，面对22个盟军师的进攻，他们确实可以轻松获胜），还不如继续拉伸已“过度延伸”的敌人。击败意大利，使其退出战争，这是让德军“过度延伸”最有效的手段，发起空中和海上攻势可以实现这一点，对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两栖进攻也许能为此提供补充。其结果将迫使德国人用他们自己的部队来替代意大利军队，不仅仅在意大利半岛，还包括巴尔干地区和希腊诸岛，在这些地区，意大利为轴心国提供了大批兵力。在这一策略的鼓励下，土耳其可能会参战，从而提供一条较短的补给通道进入苏联，而苏军近期的地面攻势重创了德国军队，这为对被占领的巴尔干地区发起进一步行动打下了基础。
自1942年7月战胜马歇尔后，经过几个月的艰难争论，布鲁克终于说服他的英国同僚们接受这个策略；在卡萨布兰卡整整五天紧张、焦躁的谈判中，他们死死坚持着这个方针。但要说服美国人，布鲁克面对着更大的困难。他的重要观点是，欧洲南部恶劣的公路和铁路交通会使德国人的集结艰难而又缓慢，而盟军利用海上和空中的自由运动，可以将部队迅速部署至任何一个他们选中的地方。马歇尔将这种“自由运动”解释为“分流”，并警告说，“每一个分流或脱离主计划的枝节问题都可被视为一个抽吸泵。”在他看来，“主计划”包括对日作战，他对英国人的解释提出质疑，如果对方不急于在1943年发起跨海峡作战，那么，由于他们的犹豫不决，未能从地中海重新部署至太平洋的兵力和装备就会变得多余。
一群参谋人员组成的联合策划组为美国的参谋长委员会准备了文件，后者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对于战略核心问题，他们在1月17日提出一份文件，将“摧毁敌人的一切经济和军事力量，其速度应超过其获得补充的速度”作为主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被德国专业人士所轻视的“无情工业”原则。这相当于一个消耗论，而这正是布鲁克的出发点。与1914年-1918年间所有的英国老兵一样，布鲁克在西线发起消耗战的办法面前退缩了，因此，他确实不愿意冒上消耗战的风险，发起跨海峡进攻。他的建议是在地中海实施“过度延伸”战略，消耗德国人有限的部队、装备和燃料，既能达到帕斯尚尔战役的效果，又无需付出血淋淋的代价。通过反复宣传这一主张，对美国人在太平洋的需求做出让步，并坚决保证，一旦击败德国，英国会立即将其军队调至太平洋地区，布鲁克最终获得了马歇尔的支持。马歇尔长期关注的问题中，一个重要的让步是同意任命一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一旦获得任命，这位参谋长就将为盟军统帅制订跨海峡进攻的计划，因此，尽管行动日期尚未确定，但准备工作也许会先行展开。
回国时，马歇尔并未像预想中的那般沮丧。在1943年发起跨海峡入侵的希望并未彻底破灭，他没有高估英国人的意志，也没有过高预计盟军的资源。他相信他已设置了一个限制，如果不是时间限制的话，那也是目标的限制，这将在一个次要战场上引起更多的纷争。在下一次盟国会议上结束争执的前景似乎是明确无误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没有确定任何一个日期，但4月份突尼斯战役的结局促使英国首相提出在5月份再次召开会议。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个提议，5月11日，搭乘“玛丽王后”号经过6天航行后，英国人到达了纽约。第二天，双方在白宫召开会议，他们之间的分歧立即暴露出来，和过去完全一样。但有一点不同：地中海战区获得的胜利，而不是其他地方遭受的败绩，使英国人理直气壮地要求在该战区进一步推进。轴心国军队在突尼斯彻底崩溃，这在任何一个战区中都是第一次发生，兴高采烈的英国人不愿放弃重复这一胜利的机会，他们打算进攻西西里岛。布鲁克叙述着已被大家熟悉的理由，马歇尔也重复着他曾提出过的警告，唯一的变化是比喻，现在从“抽吸泵”变为了“真空”。“越来越多的部队卷入到突尼斯战役中……入侵西西里将在地中海地区形成一个真空，这会妨碍……一场成功的跨海峡进攻，单靠空中轰炸……德国不会崩溃。”他预见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事，而太平洋战场也会受到灾难性影响，除非将该战区一切可用的部队尽早投入到法国。马歇尔对英国人相信德国即将崩溃的抨击（尽管他没有批评他们以“封锁和颠覆”的力量中迅速贬值的信用来实现这一点）激怒了布鲁克，他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反应。布鲁克坚信，欧洲的胜利不管怎样都会拖延到1945年或1946年，“因为我们必须记住，在以往的战争中，总是有大约80个法国师站在我们这一方。”
马歇尔反驳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将地中海的行动视为成功结束欧洲战争的关键？”这让布鲁克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没有作出正面回答。双方退到一旁，重新考虑他们之间的分歧。马歇尔和金准备再次打出太平洋战区这张牌，但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敏感，英国人在接下来的会晤中率先作出坚定的声明，承诺尽快发起“围捕”行动——或称之为“霸王”行动，跨海峡进攻的行动代号已作出修改。因此，他们同意继续寻求一个中期战略，直到“霸王”行动发起为止。
美国人最终证明愿意商讨地中海作战事宜，以换取英国对“霸王”行动的具体日期作出承诺，最好是在1944年4月。布鲁克“机智地反驳”说，只有在意大利被逐出战争，德国人被迫将其部队调至那里的前提下，1944年4月这个日期才有可能，否则，盟军将在法国滩头遭遇到这些德国军队。根据这些观点，双方达成了一项妥协。英国人最终接受的具体日期为5月1日，在这个日期前，英国将把7个师从地中海调回英国；美国人则同意“将进攻西西里岛的‘爱斯基摩人’行动视为消灭意大利的最佳办法”。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仍需要做点什么。7月10日发起入侵后，西西里的防御迅速崩溃，突然而又完整，意大利要求获得和平解决的机会，这个提议引发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一次，美国人和英国人发现，在赞同扩大西西里战役的问题上毫无困难。马歇尔表明自己的态度与丘吉尔同样积极，他支持对意大利本土发起一场全面进攻，并要求尽可能深入到意大利半岛，哪怕这场攻势需要投入地中海地区的全部英美部队，还需要将承诺给“霸王”行动的所有登陆艇留在那里也在所不惜。因此，8月份召开的魁北克会议比先前的华盛顿和卡萨布兰卡会议顺利得多。尽管双方的脾气仍有些冲突，但美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分歧小了许多。布鲁克再次感到有责任向美国人说明地中海消耗战与跨海峡进攻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从未彻底意识到这个问题，”这番争论使海军上将金“使用了很不得体的语言”，但主要的争论集中在投入法国的部队规模上，他们达成了一个可行方案。这个方案中包括一个附属条款：发起跨海峡进攻的同时，以法国军队和目前在意大利作战的大部分美国军队对法国南部发起入侵。
不过，共同目标的外表下，传来了地基发生转移的咯咯声，随着秋季的来临，这种声音会越来越大。因为，对英国人而言，地中海战役屈从于“霸王”行动的前景越来越充满焦虑和失望。焦虑是因为，随着盟军统帅部的详细计划接近完成，他们即将对做好防御准备的德军发起残酷的直接攻击。丘吉尔后来描绘了他这段时间的心境，“对索姆河、帕斯尚尔战役和许多对德军发起正面进攻的较小型战役的记忆，很难被时间或反思所抹去。”布鲁克也对此深感困扰，在他看来，跨海峡进攻成了个“大问题”。另外，他还受到一种失望感的折磨。尽管1943年的战役已经实现了他一直承诺的许多东西——击败意大利，消耗德国的兵力（300个德军师中的50个被牵制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自由使用内海实施洲际运输，夺取靠近德国南部工业基地的机场——但他所想的只是，如果时间和资源允许，更多的目标也许已经实现，以及盟军能力范围内尚未实现的目标。
对美国人来说，他们觉察到盟友的优柔寡断，原因似乎是英国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其重点位于地中海东部。这种观点并不准确，英国对地中海的迷恋不是源自物质，而是一种深深的心理性迷恋。地中海不仅仅是英国与东方之间的一座海上桥梁，也是一座圆形剧场，200年来，他们在这里上演过大战略，实际上，这比他们在印度演绎过的历史更长久，许多人参与其中。英国的许多家庭来自地中海，他们的祖父出生于马耳他或爱奥尼亚群岛，高曾祖父出生于直布罗陀，他们对黎凡特的港口及其腹地政治活动的了解，就像英国派驻印度的统治者对边境要塞和阴谋叛乱的熟悉程度。布鲁克既不属于“地中海”圈，也不属于“印度”圈，他的根位于阿尔斯特古老的守军。但作为英国战略（地中海是其核心之一）的制定者，他努力协调着那里的战事，不愿交出承诺过的奖赏。“看着地中海，”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透露，“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失败到了怎样的程度。”他带着专业性继续努力，软化着“马歇尔策略”。其结果是11月11日签署的一份三军参谋长文件，这份文件被证明是最后一次反马歇尔的提案。
我们绝不能将“霸王”行动的固定日期视为我们整个战略的中心点……明年春季，德国人在法国的力量很可能异常强大……从而导致“霸王”行动不复可能，而“兰金”行动不仅可行而且至关重要……德国人目前已陷入困境，赢得战争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可以优势兵力发起进攻的地区……不断地攻击他们，因此，我们的政策很明确……对于地中海战区，我们提交了以下建议……在意大利的攻势应该获得加强和维持，直到我们确保比萨-里米尼一线……我们应该让土耳其参战……我们也许能在达尔马西亚或阿尔巴尼亚海岸上形成一个有限的桥头堡。
经过重新考虑后，他们删除了最后一句话。但提及“兰金”行动本身就足以激起美国人的不信任感。因为“兰金”行动这个策划已久的计划是在德国崩溃的情况下占领法国，根本不需要战斗。作为替代“霸王”行动的一个计划，它暗示着英国人再次在刀锋前退缩了。布鲁克辩称，他只是设法减少德国人部署到“霸王”作战前线上的部队而已；在11月下旬的德黑兰会议上，他成功地说服了美国人，推进至意大利北部的比萨-里米尼一线能够积极促成这一目标。但他在德黑兰发现，他将他的盟友推到了症结点，尽管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俄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引起的。第一次三巨头会议使斯大林的专业军事人员获得了机会，他们当着美国人的面让英国人确定一些基本问题：伏罗希洛夫元帅问艾伦·布鲁克爵士，他能否更准确地说说是否将“霸王”视为最重要的行动，按照他本人的理解，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布鲁克竭力摆脱着这个圈套，他再次提醒大家德军的实力，并指出需要以次要行动将驻扎在法国的德国军队引开。但俄国人坚持追问这个问题，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他没有坚持对法国南部发起的行动，”（“铁砧”行动，布鲁克不喜欢这个行动，因为它与盟军在意大利的推进相对立）“而是……坚持要求按照已经确定的方式和日期对法国北部发起进攻。”
就在伏罗希洛夫对布鲁克含糊其辞的揭露令马歇尔深感欣慰之际，罗斯福将丘吉尔丢给斯大林，让他对前者作出严厉的质问。随着会议的进行，斯大林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英国是否真的对‘霸王’行动充满信心，还是只是说说而已，以此来安抚苏联？”他要求得到一个具体日期，他希望将在意大利的作战行动视为入侵法国南部的分流，他希望尽快确定“霸王”行动的指挥官，如果此次会议无法决定的话，那也应该在会议结束的一周内确定。被罗斯福（他将此次会议视作与斯大林建立个人联系的一个契机）抛弃后，丘吉尔发现，面对这些问题，他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布鲁克遭遇到马歇尔和伏罗希洛夫的双重压力，已动弹不得。11月30日，三巨头一致同意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建议，“我们将在5月份发起‘霸王’行动，与对法国南部发起入侵的支援行动相结合，行动规模将以当时可用的登陆艇最大数量为准。”
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挑选一位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马歇尔和布鲁克都希望获得提名，尽管后者疑虑重重；事实上，这两人都已得到获得这一任命的保证，但布鲁克在8月份便已获知，最高统帅将由美国人担任。马歇尔是个显而易见的人选，他非常希望离开华盛顿，亲身担任自己从未担任过的战地指挥官职务，他相信罗斯福会放他离开。但在12月5日（这是斯大林所规定的期限，德黑兰会议结束的一周后），罗斯福鼓起勇气告诉自己这位参谋长，“如果让你离开华盛顿，我无法安心入睡。”因此，艾森豪威尔将从地中海调至伦敦。但在初期阶段，他并未指挥地面部队，因为空中和海上行动需要他投入太多的关注。指挥地面部队的任务可以交付给一名下属，人选很容易确定，应该是个英国人。丘吉尔倾向于亚历山大，并称他为军人的典范，而亚历山大也是艾森豪威尔心目中的人选，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密切到相互使用昵称的程度。但布鲁克坚信蒙哥马利才是更好的人选，并设法使后者获得了这一任命。1944年1月2日，这位第8集团军司令从北非飞抵伦敦，投入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霸王”行动计划中。
其实他已了解到这个计划的大致情况，并将他的看法反馈给丘吉尔，“我的初步印象是，目前这个计划行不通。”这并非因为盟军最高统帅部所选择的登陆地，尽管他可能会对此作出挑剔。对于这个选择（科唐坦半岛与奥恩河之间的塞纳湾），没有别的替代办法。战斗机有效作战范围内，法国海岸的其他地区背靠着高耸的峭壁，而那些最靠近英国港口的地段，尽管距离通向德国的道路更近些，但那里的守军也更多。也不是因为海空力量的部署问题。突击部队和后续部队的跨海峡运输、护航、抢滩、入港以及舰炮火力覆盖登陆场的概念都无可指责。1000多艘军舰、1000艘商船和3000艘登陆艇已集结，并将在计划中的D日启航。大规模空中轰炸也做好了部署，他们将中断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全力支援登陆行动。对进出诺曼底前线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实施空中封锁的承诺已被作出，实际上，空袭规模将非常庞大，甚至有些过度集中于登陆场外的目标，以至于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人员们现在将这些目标称为“洛曼底”，如此庞大的助攻会确保登陆行动取得成功。他也没有挑剔行动的欺骗计划，这个计划将精心安排数十个程序和设备，在时间和地点上欺骗、误导德国人——其中的一些技术性较强，例如投掷金属箔条以冒充一支入侵舰队在海峡内的行动，同时干扰其他地方的德军雷达，另外一些手法纯属奇思妙想，例如派一位据说长得有点像蒙哥马利的下级军官，呆在蒙哥马利位于地中海的住处冒充他。
引发蒙哥马利置疑的是他对计划组成部分的判断，关于登陆部队的规模和部署，盟军最高统帅部最终决定派出3个师发起进攻，另外12个师紧随其后登上海滩。他在1月1日写给丘吉尔的意见书中写道，“这将导致滩头上最可怕的混乱，地面战斗即便能展开，其顺利进行也会遇到严重的困难……最初的登陆必须以最大的宽度展开”这个宽度应该是50英里，而不是25英里，1个美军集团军和1个英军集团军并肩登陆，各自投入2个军，可能的话，投入3个军。另外，还应该派出1个空降师发起突袭，而不是1个旅，在东西两翼展开，确保他们能挡住德国人最初的反击。
最令他担心的是德国人会立即发起反击，其次担心的是“敌人的预备队也许会成功地将我们压制在浅滩处，而我们的滩头遭遇到敌人持续的火力压制”。他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登陆的技术难题，而是如何以多年来的研究和所获得的经验来解决它，以及这场入侵战役本身。他不会忘记从一开始就将在多个不利条件下作战。从理论上说，他的5个步兵师（尽管会获得一些两栖坦克和船载坦克的支援）要面对的是德军的50个师，其中的10个是装甲师。尽管德国人只有8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靠近盟军登陆场，但其兵力和火炮数量都将超过他第一波次送上滩头的部队。因此，有必要在进攻发起的当天沿一条尽可能宽大的正面向前推进，以便尽可能快地为后续部队（英国驻有30个师）腾出空间，从而扭转态势。
在1月21日的第一次例行会议上，蒙哥马利说服艾森豪威尔必须扩大登陆的正面，他们的权威迅速发挥了作用，因为颇具奉献精神的摩根将军的技术性提案没能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那里赢得所需要的额外资源。英国的造船计划耗资庞大，海军上将金的太平洋战役损失甚微，“铁砧”行动被推延至D日后，再加上D日也被推延了一个月，于是，又有1000艘登陆艇加入到盟军已准备妥当的3000艘登陆艇中；新增加的这些登陆艇将把额外的两个师送上滩头，现在，盟军抢占的滩头将是5个，而不是3个，从西向东，其代号分别为奥马哈（美军）、犹他（美军）、金滩（英军）、朱诺（加拿大军）和剑滩（英军）。海军上将金也不太情愿地提供了充足的炮击舰艇，以确保每一码海滩和通向这些海滩的路径都被来自海上的炮火所覆盖。将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运至西侧，将英军第6空降师运至东侧，这需要额外的飞机，另外还需要战斗机和轰炸机为庞大的登陆场提供掩护，这些飞机都毫无困难地得到了；艾森豪威尔还以坚定的话语否决了他负责空军事务的副手利-马洛里对实施空降行动的反对意见。这位空军中将的悲观判断是，空降行动将损失75%的人员和飞机。蒙哥马利本人已与他的下属迅速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英国第2集团军司令登普西、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布莱德雷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司令克里勒。
他以自己生硬、自负的个性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通过沟通、交流和均分手上的任务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蒙哥马利不是另一个布鲁克。尽管他非常钦佩帝国总参谋长，但他没有复杂或敏锐的战略观。他的个人军事经历中布满斑斑血迹，1914年参加第一次战役时他身负重伤，几乎送命，但面对战争的终极真理，他从未退缩过，这个真理就是：无论战争输赢，都伴随着大量人类的生命。与布鲁克一样，他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中得出一个信念，即浪费生命是军事上的头等大罪；他特意采用的指挥风格确保了他对自己指挥下的生命耗费的严密监督。但他并未设法避战。布鲁克曾希望地中海战略这只章鱼能用其触须勒死德国人，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考虑的是将一支入侵大军送上法国海岸的运输困难，而蒙哥马利最为关注的是登陆后的战斗。从传统意义上说，安排这场战役靠的是正确的部署和权衡，这正是他所擅长的。5月15日，他在设于圣保罗中学的指挥部里告诉手下的高级将领们，“我们必须强行登陆，并在敌人调集起充足的预备队将我们赶下大海前占据一片良好的立足地……我们必须迅速获得空间，并向内陆推进……这样我们就将获得滩头占领区并加以扩大。”
为做到这一点，他计划在英军东部防区的卡昂附近打一场庞大、残酷的装甲战，这样一来，西面的美国人就能将其实力逐渐增强到20个师，达成突破后进入到开阔地段，将德国人的侧翼推至塞纳河。但他提醒道，这些行动在任何一个阶段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盟军为此部署了12000架飞机，与德国空军相比，优势为20比1，但可以预料的是，德国军队仍会找到办法将其预备队调至诺曼底。驻守在那里的德军非常强大。指挥这些军队的是隆美尔。对于隆美尔，蒙哥马利所下的结论是：
他是个干劲十足、坚定不移的指挥官；自从他接手以来，他便打造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会尽其所能再给我们来个“敦刻尔克”——不是在他自己选择的地方打一场装甲战，而是要让他的坦克向前疾进来彻底避免这一点……现在很清楚，他的意图是阻止我们的任何突破，将“霸王”行动击败在海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