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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成功地赢得外交方面的承诺时，马歇尔在他的地盘上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当年4月和5月，他对海军上将金和麦克阿瑟将军不断努力、试图动摇“德国第一”的战略深感不安。3月29日，海军上将金发来一封电报警告马歇尔，尽管他承认太平洋的需求“可能小于欧洲”，但他认为“在时间上更为紧迫”。5月4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写了封信，正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要求他们作出决定。他在信中写道：“‘波莱罗’行动（美国屯兵于英国）也许很重要，太平洋的问题同样如此，而且肯定更加紧迫，现在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绝不能允许将我们的力量分散至任何一个战区的任何一个行动计划中，进而导致无法履行我们在太平洋的义务……”
他们之间的问题无法解决（参谋长委员会当年2月刚刚设立，马歇尔和金代表着委员会中三分之二的投票力量），于是，马歇尔将这个问题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但与此同时，他还承受着来自麦克阿瑟的压力，后者巧妙地利用了罗斯福希望苏联能继续作战的心理，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他于5月8日呼吁道，“第二战线应该在太平洋战区发起。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大获成功，也无法为俄国人提供太大的帮助。”对于这个问题，在早些时候写给麦克阿瑟的一封信中，罗斯福曾坦率地表明，他本人的策略是让所有盟友“深感满意”，并避免发生“一切争执”。另外，尽管罗斯福显然正忙于实施“波莱罗”、“大锤”和“围捕”行动，但他对太平洋战区司令的抚慰令马歇尔在整个5月提心吊胆。5月6日，马歇尔从总统那里得到了“不想让‘波莱罗’行动放缓”的保证。但5月24日，他又接到海军上将金增派陆航队战机的要求——“尽快，其优先权甚至要高于‘波莱罗’。”
罗斯福总统在飞机的问题上态度偏软，实际上，早在5月6日他就大致答应了金的要求。挽救“德国第一”战略的是6月4日美军在中途岛获得的伟大胜利。中途岛战役后，没有哪个海军上将，没有哪个太平洋战区的将领，甚至包括巧舌如簧的麦克阿瑟，还能够振振有辞地说日本海军（他们在一夜之间沦为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实力相当的地步）仍掌握着主动权。这场战役向罗斯福政府和日本天皇清楚地表明了太平洋战争的最远线到此为止，接下来的战斗将在6月4日的战线处，或是更靠近日本本岛的地方展开。
从内部争执中得以脱身，这令马歇尔深感高兴，因为整个春季，他的大部分精力耗费在改组战争部的陈旧结构和行事方式时所发生的内部冲突上。1941年12月，61名军官能直接见到马歇尔，到1942年3月份，这个数字减少为6人。被裁撤者对改组百般阻挠。他们被击败完全是因为马歇尔这位参谋长已在机构内竖立起绝对的个人权威。马歇尔很少发脾气，也不会提高自己的嗓门，但他令人望而生畏。马歇尔身材高大、瘦削，英俊的面孔毫无表情，除了对这个世界未能匹配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极具尊严的品质的失望，升至军队最高层后，他故意与老朋友们保持着距离，现在，他已经到达了最高峰，即便没有友谊，他似乎也能生存下去。
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迪安·艾奇逊写道，“每个人回忆起马歇尔将军，最为突出的是……他高尚、无瑕的品格。”马歇尔显然不是个政治家，但他拥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愿景，战后担任国务卿期间，他将为此付出与本世纪内致力于此的任何人同样多的努力。而在1942年，他说服自己，实现这一愿景最快的办法是开辟第二战线。因此，他支持艾森豪威尔，而他自己则致力于改组战争部，因此，他于当年春季亲任特使，带着“马歇尔备忘录”赶赴伦敦，因此，听闻中途岛的捷报后，他长长地松了口气。也正因为如此，听说英国不打算在1942年遵守他们的承诺时，他产生了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这令他做出了激烈的反应。
这个消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传入他的耳中。蒙巴顿即将到来，罗斯福曾以此来说服莫洛托夫，西方盟国正在筹措“大锤”行动，但实际上，蒙巴顿被派至华盛顿是为了提醒美国，英国方面认为这个行动不可行。正如丘吉尔在给莫洛托夫的公报中对此提出的警告那样（当然，这部分内容不会公布），“如果为了采取行动而不惜任何代价，我们的某种行动就会遭受灾难性后果……不仅对俄国的事业，而且，对盟国的整个事业都没有好处。因此，我们无法对此作出任何承诺。”蒙巴顿以实力悬殊和缺乏运输船只为借口，他的解释明显口是心非，却很有说服力。他指出，到9月份时，美国充其量只能在英国派驻3个师，而英国的本土部队，适合作战的只有13个师，目前所拥有的登陆艇一次只能将4000名士兵（约为三分之一个师）送上滩头。而德国人，190个师身处俄国，15个师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5个师在巴尔干地区，3个师在西部沙漠，在法国派驻了27个师。他们随时可以抽调1500架战机迎战由1200架英国飞机和不到100架美国战机组成的盟国空军。
蒙巴顿介绍的情况带来的冲击“完全无法接受”。毫无疑问，史迪威会指出，“英国不会投入战斗。”马歇尔没有那么刻薄，但罗斯福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来动摇蒙巴顿在6月10日植入他脑海中的疑虑。因为6月19日，又一次28小时跨越大西洋飞行的风险和疲劳都未能阻止丘吉尔带着一份完全不同的1942年战略构想赶至华盛顿。丘吉尔说服总统之际，他那些巧舌如簧的军事顾问也在劝说美国的参谋长们。6月21日，全体人员在白宫举行会晤时，马歇尔发现，没人支持自己的观点。外表镇定的丘吉尔于当天带来了托布鲁克守军在西部沙漠屈辱投降的消息，这使得罗斯福和他商讨起反对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宜。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们离开时，罗斯福请马歇尔留下，随后告诉他，美国应该制订计划，将其辛苦积攒起来的远征军派至中东。
此刻的马歇尔几乎失去了自控，他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并转身离去。但战略必要性禁止他默许总统的屈服。“欺骗日”的后果使他失去了立即发起一场反攻的借口，尽管从伦敦（艾森豪威尔已于6月23日动身赶去那里，出任欧洲战区美军总司令）发来的报道加剧了他的怀疑：英国人正设法从“第二战线”中摆脱出来。7月8日，丘吉尔在电报中承认，现在必须以“体操家”代替“大锤”，作为盟军在1942年的主要进攻计划，对此，马歇尔决定采用些政治手段。与金（对于马歇尔后来承认的这个透明的策略，他也许看穿了，也许没看穿）一同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建议总统，因为没有“有力、坚定地执行波莱罗计划”，两位参谋长都认为，“除空中行动外，美国应该对德国实施防御作战，并将一切可用手段用于太平洋。”
罗斯福对此深感震惊。他拒绝接受这份备忘录，但他很清楚，如果他的两位参谋长不能与英国人就下一步联合行动取得一致，他就无法维持一个有效的联盟，他命令马歇尔、金和霍普金斯立即飞赴伦敦，就1942年的战略问题达成一份最终协议。这位政治家暗自祈祷，这份最终协议能在国会选举日（11月3日）前带来一次大胆而又成功的行动；这位政治家还意识到，在一个大联盟中，内阁制政府采用的规则是，达成协议并不比协议本身的事实更加重要。马歇尔在内心深处同样接受了这一点，但他决心试上一试，设法让英国人在某种尽早跨越海峡的行动中采取合作态度。咨询了艾森豪威尔及其参谋人员（他们的指挥部设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后，马歇尔突然想到了“大锤”行动的精确目标——狭窄的科唐坦半岛，它径直伸向英国的西部港口。他的理由是，科唐坦半岛的尺寸（大约25英里长，20英里宽）是一个可以被夺取的登陆场，更为重要的是，守住这片登陆场所需要的部队也许到今年秋季就能够拥有；另外，如果在冬季守住这片区域，它可以为来年春季发起“围捕”行动提供一个出发地。他在私下里的想法是，他必须让英国人于1942年在欧洲大陆获得一个立足点，否则，罗斯福就会在当年将美国远征军调至地中海，浪费在某些对德国人无法造成太大伤害的行动上。
7月20日-22日（周一到周三），一连三天，美国特使们与英国三军参谋长们逐一剖析着行动建议。美国人的意见被一一否决。最后，依然坚信“我们要去欧洲，在那里作战”的艾森豪威尔建议马歇尔，他们可以为英国第8集团军提供一个美国装甲师，以便在西部沙漠中抵御隆美尔，这样一来，“波莱罗”行动中的其他部队就可以留在英国，用于来年的“围捕”行动。但马歇尔想到英国人在1918年让潘兴军队充当炮灰的企图，便坚决反对这个建议。与美国缺乏一个战略计划相比，他更加强烈地希望美国军队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投入到打击希特勒的决定性战斗中。因此，他令人遗憾地拒绝了这个较早开辟一条第二战线的机会，一个寂静的清晨，在克拉里奇酒店的套房内，他撰写了一份“危害最小”的分兵计划。意识到“我们无法实施‘大锤’行动，‘围捕’行动也不能立即发起……我开始撰写一份远征北非的提案……包括其行动、限制及自然条件等问题。”他写完后，海军上将金走了进来，令马歇尔惊讶的是，金表示自己会支持这份计划。
当然，英国人立即对这份计划表示支持，因为这正是他们乐于见到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挑剔着马歇尔的提议，也许是正确地意识到某个新策略可能会使“体操家”和“大锤”行动最终被取消，并于1943年重新恢复“围捕”行动，“体操家”行动（这个行动代号很快被更名为“火炬”，“体操家”这个名字最终成为了历史往事）最终决定推迟到9月15日。艾伦·布鲁克将军见到这份计划时，意识到胜利的到来，他说服了他们，协调内阁和三军参谋长达成一致，并在美国人离开前将这一结果交给了他们。这些美国人灰心丧气。马歇尔现在认为，除非突然发起“大锤”行动，否则，这场北非登陆很可能会使1943年的“围捕”行动被取消，并使盟军“处于防御状态，绕着欧洲大陆战区兜圈子”。令他更加沮丧的是，他返回华盛顿不久后，丘吉尔便通过霍普金斯说服罗斯福，将“火炬”行动的发起日期推延到10月30日。
结果，10月30日又变成了11月8日。“火炬”行动经历了与维希政府派驻北非的代表进行的一番复杂交涉，一个以自由法国军队中更加顺从的将领取代难对付的戴高乐的秘密而又笨拙的尝试，一场针对实力衰减的非洲军的战役，这场战役中的许多场面并不那么波澜壮阔。但马歇尔没有利用任何一个进行自我辩解的机会，也没有指责总统跟随着英国人走向了错误的战略转折。现在的事实证明，每个人都清楚（罗斯福肯定是知道的，丘吉尔也许也明白），一场跨越海峡的进攻不会永远等待安全和谨慎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