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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朝廷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是否授予刘稹昭义军节钺的激烈讨论，大多数朝臣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唯独宰相李德裕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在朝堂之上面对反对的众位大臣侃侃而谈，认为：
“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顷时多用儒臣为帅，如李抱真成立此军，德宗犹不许承袭，使李缄护丧归东都。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面对反对者，李德裕甚至说出：“如师出无功，臣请自当罪戾。”最终，李德裕说服了还在犹豫的武宗皇帝，在其一力主张下，朝廷决定拒绝刘稹的请求，并做好了出兵讨伐的准备。
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世代簪缨的赵郡李氏。赵郡李氏是著名的阀阅之家，虽然入唐以后，门阀士族的势力大减，但仍是当时最为高贵的门第。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人称“气横人间”，名重于时，曾在名将封常清幕中任职。肃宗在灵武即位时，李栖筠曾率精兵七千赴国难，其后又在李光弼麾下担任行军司马。至代宗朝，李栖筠又任御史大夫，能不避强御，最终因被权臣元载所抑，忧愤而卒。父亲李吉甫，在宪宗朝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宪宗削平诸藩尽心竭力，多建功勋，因此获封赵国公，成为元和一朝的名相。
李德裕是李吉甫庶出的次子，少时随父亲转徙于忠、郴、饶等州，走遍大江南北，并接受了其父亲的政治思想，最终发扬光大，超越了父亲的成就。据史书记载，李德裕自幼神俊，胸怀壮志，“卓荦有大节”，在学习上偏重于实用，精通《西汉书》、《左氏春秋》等。因为耻于与诸生为伍，李德裕拒绝参加以诗赋为主的科举考试，最后凭借父荫出仕，担任校书郎一职，其后又在河东节度使张弘靖幕下担任掌书记，熟悉了藩镇的军政。之后，李德裕随张弘靖入朝，任监察御史。
李德裕见客图
穆宗即位后，李德裕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凡号令大典册，皆更其手”，后又出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等要职。敬宗即位后，因当权的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与其父李吉甫之间历来政见不和，所以家族间私怨颇深，而牛党中人又一向以因循敷衍为能，因此与锐意进取、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李德裕之间也爆发了冲突。
李德裕
最后李德裕被牛党排挤出朝，赴任浙西观察使，在任上其为政清明，“人乐其政”。文宗一朝，李德裕又拜为兵部侍郎，并被裴度推荐为宰相人选。但李宗闵惧其大用，对己不利，因此百般排挤，最后李德裕再次黯然离开长安，出为义成节度使，期间多有德政。其后又远任西川节度使，他在西川任上训练士卒，巩固边防。在其整顿下，“蜀兵器皆犀利”，西拒吐蕃，南平蛮、蜒，在击败吐蕃后，李德裕一度收复了“东望成都，如在井底”的战略要地维州。韦皋在西川节度使任上就曾经想夺取此地，结果“万计取之不获”，一直没能拿下控扼吐蕃的要地。可惜李德裕最终被牛僧孺所沮，维州还是得而复失。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李德裕被召出任宰相，时京师久旱不雨，李德裕拜相之日竟大雨倾盆。枢密使曰：“禁中喜此雨，呼相公名讹下一字，曰李德雨”，可见其所负时望。任宰相后，李德裕锐意革新，黜朋党，进用贤能，所用皆精敏强干之士。又奏请进士科停试诗赋，改取经义精通者，并试议论。但仅一年多，李德裕就被李训、郑注等人排挤，罢相出为镇海节度使，不久被贬为袁州刺史。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李德裕被起用为淮南节度使。
李德裕一生两次拜相，五建旌节，因与李宗闵、牛僧孺等人政见不和，屡次被其排挤，双方各引援助，相互攻击，最后竟形成延绵数十年的牛李党争，成为晚唐一大政治特色。
唐武宗
因武宗为宦官拥立，得位算不上光明正大，因此对文宗朝任用的宰辅大臣多有疑忌，深怕不依附自己，于是即位不久便罢免了杨嗣复、李珏两位宰相。但是为了实现中兴，武宗又必须要有得力宰辅大臣。此时他想起了多年贬斥在外又深孚众望的李德裕。一方面李德裕长期被排挤，一旦召回，必会尽心效忠；另一方面，李德裕也确有宰相之才，曾得到裴度赞许。因此，求治甚切的武宗即位不久便下诏书：“淮海伯父，汝来辅予。”武宗征召李德裕入朝，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其再次跻身于宰相之列。
李德裕为相后，与武宗两人君臣相得，一扫穆宗以来的颓唐朝政。面对藩镇骄横、阉寺专权、蛮夷侵扰、朋党相攻等政治困局，他不惧艰险，锐于布政，冲破种种阻力，减缓了唐王朝衰亡的历程，成为乱世中的济世之臣。
在被任命为宰相后，李德裕辅佐唐武宗，在各方面对朝政进行了改革：
一是去除朋党恶习，使得政归中书。李德裕甫一入相，便向武宗进言，论为政之要在于“辨邪正、专委任”，认为邪人必会结党蒙蔽君主，而天下大治则需要如齐桓公信任管仲那样，选拔贤才为宰相，“使政在中书”，这样才能“贤者得尽心”。如辅佐大臣有欺罔不忠的，则需要立即罢免，专任“忠而材者”。在其坚持下，被北司凌驾已久的南衙有所振作，朝政也开始起色。而李德裕本人亦被武宗信任依靠，大展才干。
二是针对藩镇自立主帅的恶习，不再姑息纵容。穆宗以后，朝廷对于各藩镇的自立往往姑息纵容，凡是军中所拥立的很快便能得到了任命。李德裕秉政后，一改过去做法。会昌元年九月，幽州军乱，幽州节度使史元忠被逐，军中推牙将陈行泰为留后。若是以往，朝廷肯定顺水推舟，当即承认陈行泰，但李德裕认为节度使的合法性来自于朝廷，以前就是承认的诏书下达太快，以至于叛将迅速稳固了军心。果然在朝廷拒绝请求后不久，陈行泰因为未能得到朝廷所授旌节，很快被杀，继立的张绛也被雄武军使张仲武讨平。此时，李德裕才以张仲武是在朝廷命令下讨平乱军、立下功劳的理由任命其为新任幽州节度使。
回鹘王子礼佛图
三是改进科举制度，拔擢人才。当时科举制度尚不完善，进士未放榜前，礼部侍郎往往先到诸位宰相府邸，将及第名单呈与宰相，所以经常有改换中举名单的行为，以至于“宰相稍有寄情，有司固无畏忌，取士之滥，莫不由斯”。因此李德裕建议革除这一弊政，放榜前不得呈送宰相，如有违者，交由御史纠弹。当时文士投献诗文之风甚盛，科场风气不正。李德裕认为科举乃是国器，岂能私相授受，于是毅然下令“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时人赞叹其“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在李德裕被贬崖州后，后人更是作诗怀念他：“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
回鹘帝国
四是限制佛教发展，勒令僧侣还俗。李德裕认为佛教寺院的畸形发展使得国家能够掌握的土地人口大量减少，“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同时佛教教义“弃五常之典，绝三纲之常；殚竭财力，蠹耗生人”，与儒家经义相违，影响社会秩序，危及国家安定。因此其一辅政，便开始着手裁汰僧尼，没收寺院财产。最终在武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达了灭佛的诏令，清查天下寺院，毁寺四万所，金银佛像收归国库，铜像及各种铜器用来铸钱，铁像融化后铸造农具，没收寺产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释放被寺庙役使的良人五十万人，极大增强了朝廷控制的人力、财力。
五是讨伐回鹘，扫除北方威胁。此时回鹘衰落，被黠戛斯击败，又遇上大雪，天寒地冻，羊马多死。乌介可汗带领溃散的回鹘残部开始内迁，上书请求内附。然回鹘残部经常入关侵掠，给北方边境带来了很大威胁。在李德裕的主持下，朝廷任命刘沔为振武节度使做好抵御其入侵的准备，同时又下敕书，要求回鹘停止侵扰，回归故土，并运粮赈济，抚慰人心。朝廷还派大臣巡边，检查天德、振武等地兵备，查探回鹘虚实。不久之后，朝廷又徙刘沔为河东节度使，以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修缮东、中受降城。会昌二年四月，朝廷任命骁勇善战的大将石雄为天德军防御副使，抵御回鹘。最终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刘沔、石雄等人率军大破回鹘，稳固了北部边关，也一扫当年被回鹘欺凌的屈辱。
李德裕雷厉风行的施政极大增强了朝廷的实力，大大缓解了穆宗以来唐王朝衰败的危机。期间，武宗对李德裕始终信任不衰，在李德裕乞退时更是劝慰道：“卿每辞位，使我旬日不得听。今大事皆未就，卿岂得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