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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叶梦得曾评价李德裕为“唐中世第一等人物”，说李德裕应变开阖之才远胜于“以身系天下安危三十年”的宪宗朝名相裴度。一代名臣范仲淹也认为李德裕“独立不惧，经制四方，有辅相之功，虽奸党营陷，而义不朽矣”。
昭义镇叛乱的成功平定，首功在于李德裕的运筹帷幄。《旧唐书》中说李德裕“自开成五年冬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其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又称“德裕特承武宗恩顾，委以枢衡。决策论兵，举无遗悔，以身扞难，功流社稷”，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如要顺利平叛，首要在于不能让昭义镇与河北藩镇同气连枝。如果双方连成一体，则唐朝山东之局势将不可控制，甚至于再次酿成如“四王二帝之乱”这样波及整个北方的大规模叛乱。而只要顺利切断河北藩镇与昭义的联系，昭义步兵虽号称冠绝天下，但是毕竟土地贫瘠，财赋很难支持长久用兵。况且其全部兵马也不过四五万人，断难抵抗天子纠合起来的四方藩镇精锐之兵。而且昭义军素来忠义，并不如河北藩镇那般割据势力盘根错节，而是“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加之刘稹年少暗弱，威信不足，在军中根基尚浅，真正的心腹也只有少数牙将，昭义军的其他大将未必服从其军令，乘其立足未稳，正是进讨的最好时机。
李德裕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因此他对武宗道：“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若遭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这也正是之后朝廷平定昭义的战略方针。
终于武宗在李德裕的支持谋划下，排除异议，下定决心讨伐刘稹。
李德裕首先以武宗的名义分别撰写了《赐何重顺诏》、《赐王元逵诏》、《赐张仲武诏》给河朔三镇节度使。
他对魏博节度使何重顺说：
“卿宜训练戎旅，严固封疆，候彼军中有变，便须遣书告谕，令其三军送刘稹归阙，请朝廷推新择帅。朕必选旧德重望，委之抚循，刘稹厚加爵赏，别有再用；如妄自制置，邀求宠荣，国家典法，亦难宽宥。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
对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则如此劝谕：
“卿国之懿戚，时之信臣。方进劲兵，坐清残孽。诚宜假以利器，壮军威。朕之於卿，固无爱惜。但以河朔数镇，事体应同。若一度赐卿，必转相援例。恩信不一，非抚御之远图；赐与频繁，隳朝廷之旧制。卿是朕之心腹，必合乐守宪章。故未至怀，想当知悉。”
这两道诏书中，李德裕郑重指出，刘稹必败，告诫何弘敬（即何重顺）不要与其牵扯不清，在朝廷讨伐时顿兵观望，甚至暗地援助刘稹。对于王元逵，李德裕则以公主姻亲为切入点，在诏书中将其看作皇室心腹，满足对方虚荣心，勉励其进兵平叛，又以“河朔数镇，事体应同”的理由回绝了王元逵乘机扩军的非分之念。
河朔藩镇节帅的目的不外乎能够谋求世袭，既然朝廷此时承认了其世袭特权，又许诺重赏，自然也就乐于效命。毕竟他们的合法性最终还是来自于朝廷的承认，如果失去朝廷认可，则难以维持境内秩序，节帅很容易被其他怀有野心的大将驱逐，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之际，都会优先考虑支持朝廷。因此史载：“何弘敬、王元逵承诏，耸然听命。”
对于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李德裕则对其勉励道：
“今缘从谏疾病，颇以深棉，深虑将校异谋，妄有制置。太原地连河朔，城府空虚，已诏刘沔旋师，却归本镇。又缘回鹘余烬未灭，塞上须有防虞，借卿长才，列于御侮，边境戎事，悉以付卿。”
当时唐王朝与回鹘的战事尚未平息，牵制了朝廷大量兵马。李德裕希望张仲武能够率领幽州的兵马捍御北边，“边境戎事，悉以付卿”，防备回鹘残部的反扑，使得朝廷能够抽出兵力专对昭义。张仲武在接到诏书后也是积极备边，使朝廷无后顾之忧。正是有张仲武的配合，朝廷方能从北方边境调回了百战精锐的石雄所部。
唐壁画——狩猎图
在用兵泽潞前，李德裕又对唐军存在的弊病进行了改革。李德裕认为朝廷大军过去讨伐藩镇多有失败，主要是因为朝廷军队有三大弊病：“一者，诏令下军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陈从而溃。”因此必须对此进行改变。
首先是针对宦官监军。中唐以来，因为皇帝对武将怀有猜疑之心，因此常派宦官监军，而宦官往往凭借皇帝的信任，插手军政，胡乱指挥。朝廷军队以往的几次大败往往都与宦官干涉有莫大关系，其流弊甚久。为达到事权合一的效果，李德裕凭借其与当权宦官的良好关系及武宗皇帝的信任，与宦官首领约法三章，实现了如下约定：“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上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从而为朝廷征战扫除了掣肘。
唐壁画——宦官图
其次是防止各路讨伐军空费粮饷。朝廷讨伐叛乱，各路藩镇的辎重粮饷均由朝廷负责，所费不菲，而所得却不成正比。因此，在朝廷下令出兵前，李德裕上奏唐武宗说：“贞元、大和之间，朝廷伐叛，诏诸道会兵，才出界便费度支供饷，迟留逗挠，以困国力。或密与贼商量，取一县一栅以为胜捷，所以师出无功。今请处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县邑。”从而减少了藩镇兵马虚报功劳，坐吃粮饷的可能性。
唐武宗又派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同时督促河朔三镇进兵。而李回也不辱使命，“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皆具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回明辩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同时，武宗还以“宽厚有惠政，得众心”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招抚使，招抚昭义将士，分化瓦解叛军。
唐武士俑
在做好万全准备后，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中，朝廷终于下制讨伐刘稹。很快，诸道兵集结，“即墨龙文光照曜，常山蛇阵势纵横”，各镇大军对昭义镇形成了包围之势。其中“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步骑三千守万善；河东节度使刘沔步骑二千守芒车关，步兵一千五百军榆社；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以步骑三千守临洺，掠尧山；河中节度使陈夷行以步骑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翼氏”，逐一截断昭义军与外界的联系。朝廷又任命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以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陈夷行、刘沔、王茂元合力攻讨。
成德镇与昭义镇历来就有宿怨，自李抱真以来，昭义军屡次参与对成德军的讨伐。刘悟入镇昭义后又与成德王氏结下仇怨，刘悟、刘从谏父子也多次讨伐成德镇，而且颇为积极，多次主动请战，甚至曾决漳水淹深州、冀州，以至于“成德一军，自六十年来，世与昭义为敌，访闻无事之日，村落邻里，不相往来”。因此讨伐昭义刘氏对成德节度使王元逵来说是一场复仇战争，所以他在这场战争中表现积极，在各镇大军中最先进兵，其受诏之日，便率大军进屯赵州，揭开了讨伐刘稹之战的序幕。
刘稹向朝廷求旌节不得，反而引来了朝廷的讨伐大军。在断绝后路的情况下，刘稹也进行了作战动员，他向所属各州驻军发下命令：“皆谓官军为贼，云遇之即须痛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