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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茄快要燃尽，昔日校友重聚时常常会有的那种幻灭感袭上心头，让我们发现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卢瑟福是小说家；而怀兰是大使馆秘书，他刚刚在滕波尔霍夫饭店设宴招待我们。我觉得他不太情愿，只是出于外交官的职业习惯，在这种场合总是不动声色。三个英国人各自来到陌生国度，这似乎是让我们聚在一起的唯一理由。我发现过了这么些年，怀兰身上那种自命不凡的劲头一点儿都没变。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卢瑟福，他获得了皇家维多利亚勋章，有个男人样了，不再是以前那个皮包骨头的早熟小孩。想当初，我经常一边欺负他，一边保护他免受别人欺负。估计他现在挣得比我们多多了，生活也比我们有意思多了。想到这一点，我和怀兰同样感到不是滋味——多少有些嫉妒。
不管怎么说，这个晚上倒不无聊。从中欧各地飞来的班机陆续降落在停机坪，我们把这些汉莎公司旗下的庞然大物看得一清二楚。日暮时分，机场的弧光信号灯亮起，整个画面顿时璀璨得耀眼，有种富丽堂皇的戏剧感。从其中一架英国飞机中走出来一位被飞行服裹得严严实实的飞行员，经过我们桌的时候，他向怀兰打了个招呼。怀兰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对方，随即向我们作了介绍，并邀他落座。这个和善的年轻人名叫桑德斯。怀兰向他道歉，说这群小伙子都穿着西布利式飞行服，戴着头盔，很难辨认出谁是谁。桑德斯听了这话，笑着说：“哎，可不是嘛，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了。别忘了我之前在巴斯库尔。”怀兰也笑了，表情却有些不自然，很快换了话题。
桑德斯的加入让这个小圈子活跃起来，我们一起喝了不少啤酒。十点左右，怀兰起身去和邻桌的人说话。借着这个空当，卢瑟福问道：“对了，顺便问一下，你刚才提到了巴斯库尔，我对那地方多少了解一点儿。你是说那儿发生过什么事吗？”
桑德斯犹疑地笑了笑，说：“也没什么，就是当兵的时候我们遇上的一件刺激事儿。”不过他终究是个年轻人，守不住什么秘密。“是这样，有个人，大概是阿富汗人或阿夫里迪人之类的，偷偷开了我们的飞机逃跑了。后来麻烦可大了，估计你们也想象得到，简直是我听过的最胆大包天的行径！那混蛋伏击了驾驶员，把他打晕之后扒了他的装备，神不知鬼不觉地爬进座舱，还给地面的技师发了准确的信号，潇洒地升上高空飞走了。问题是，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卢瑟福饶有兴趣地追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呃，得有一年了吧，1931年5月份发生的。我们那会儿正忙着把平民从巴斯库尔疏散到白沙瓦，全是那场革命闹的，你大概还记得吧。当时那地方一团混乱，要不然也不会出这种事。但它真就发生了，这大概便是所谓‘披着羊皮的狼’，你说是不是？”
卢瑟福仍然兴致盎然，他说道：“我以为在那种情况下，每架飞机上会有不止一个飞行员呢。”
“确实，我们所有标准军用运输机都各配两名飞行员。但这架比较特殊，它本来是为某个印度邦主打造的，所以特别小巧精悍。此前印度勘探局的人一直用它勘察克什米尔的高海拔地区。”
“你刚才说飞机被偷之后，就没在白沙瓦出现过？”
“不仅没在白沙瓦出现，也没在任何地方降落，至少我们一直没找到它。这就是整件事最诡异的地方。当然，要是那家伙是某个部落的土著，他大概会往山那边开，打算扣留乘客勒索赎金。但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全都遭遇不测了。边境上有的是飞机坠毁了都没人发现的地方。”
“是啊，我知道那种地方。飞机上有几个乘客？”
“好像有四个吧，三个男的和一个女传教士。”
“男的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康韦？”
桑德斯吃了一惊：“嘿，还真有，确切地说是叫‘辉煌的’康韦。你认识他？”
“我们上的同一所学校。”卢瑟福有些难为情地说道。尽管这是事实无疑，但他觉得这么说不太合适。
“就他在巴斯库尔的那些事迹来看，是个很有意思的好小伙子啊。”桑德斯接着说。
卢瑟福点点头，说：“是啊，他确实是……但是这事也太离奇了……真是不可思议……”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又接着说：“这件事报纸上从没登过啊，不然我肯定早就在什么地方读到了。这是为什么呢？”
桑德斯突然显得相当不自在。我觉得他脸都快红了。“说实话，”他回答道，“我已经说了太多不该说的。不过也无所谓了，这事儿搁现在这种混乱世道中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闻了，没人还在关心。这件事本来就是被压下来不让说的，我的意思是传出去不好听。官方只说一架飞机不见了，透露了失踪人员的名字，没怎么引起外界的关注。”
这时怀兰回来了。桑德斯略带歉疚地向他解释：“我说，怀兰，这些伙计刚刚聊到了‘辉煌的’康韦，我就不小心说了点巴斯库尔的事儿。你觉得没关系吧？”
怀兰表情严肃地沉默了片刻，显然是在权衡对朋友应有的礼节和公职人员应有的威严。“我还是觉得，”他终于开口道，“把这件事当成奇闻异事来讲很不合适。你们空军毕业时都以名誉担保过，不能随便泄露内部机密。”对年轻人指责了一番之后，他又转向卢瑟福，亲切地说：“当然，对你就没这些条条框框了。不过我相信你也理解，边境的事情还是有必要保持一些神秘感的。”
“但另一方面，”卢瑟福冷冰冰地回敬说，“人们总是想了解真相。”
“对那些有正当理由想知道真相的人，这件事从来都不是秘密。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因为我当时就在白沙瓦。你跟康韦很熟吗？我是说上学那会儿。”
“在牛津的时候接触过，后来也见过几次。你呢？你经常碰到他吗？”
“我被公派到安哥拉的时候见过他一两次。”
“对他印象如何？”
“我觉得他很聪明，但有点散漫。”
卢瑟福微微一笑，说道：“他确实聪明。他的大学生涯比所有人都精彩，可惜后来战争爆发了。他是赛艇队的蓝色荣誉选手，学生会的核心人物，这个奖那个奖简直拿到手软。另外，他还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业余钢琴家。这家伙全能得简直让人瞠目结舌。人人都觉得乔伊特
会培养他当未来首相。但事实上，离开牛津后几乎没人再听到过他的消息。肯定是战争毁了他的前途。他当时还那么年轻，我猜他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他的确被炸伤过，”怀兰说，“但不算太严重。他表现得很不错，法国人曾经授予他金十字英勇勋章。我听说在那之后他回牛津当了一阵子教员，1921年去了东方。他会好几种东方语言，所以没费周折就找到了工作，工作还变动过几次。”
卢瑟福的笑意更浓了。“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历史从不会告诉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把才华浪费在破译外交部字迹潦草的便笺上，又有多少人将才智淹没于在使馆茶话会给人添茶倒水的繁文缛节上。”
“他在领事馆，又不是外交部。”怀兰高傲地说。显然他并不介意卢瑟福打趣他那些琐碎的工作。卢瑟福又揶揄了他一阵，起身准备离开。怀兰依旧不置可否。我看天色确实已晚，便说我也打算走了。我们告辞的时候，怀兰还是那副打着官腔不冷不热的态度，不过桑德斯很真诚地说希望能再见到我们。
凌晨我要赶一趟横贯大陆的早班火车，这个时间有些尴尬。等出租车的时候，卢瑟福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住的旅店小坐。他说房间内有客厅，我们可以坐下聊聊。我表示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他说：“那就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聊聊康韦。除非你觉得他的事儿没什么意思。”
我说我完全不觉得无聊，不过我不太了解他。“我第一学期刚结束他就毕业了，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他。但那个学期他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当时还是新生，他没理由那么费心的。虽然只是件琐事，但我一直记到现在。”
卢瑟福赞同地说：“是啊，我也很喜欢他。不过说真的，我见他的次数也不是很多。”
我们陷入了一阵异样的沉默。显然，我们两个人都若有所思——即使与“辉煌的”康韦相交甚浅，他却给我们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不仅我俩，凡是遇到过康韦的人，不管是在正式的场合还是仅仅相处片刻，对他的印象都极为深刻并且生动。他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青年，而我恰是在崇拜英雄的年纪认识了他，因此在我的记忆中，他更有种与众不同的浪漫气息。他身材颀长，相貌英俊，不仅在各种体育比赛中出类拔萃，还包揽了学校的所有奖项。一位情感丰富的校长评价他成就“辉煌”，他的绰号就是这么得来的。大概也只有他能担得起这个绰号吧。我还记得他曾经在毕业颁奖典礼上用希腊语致辞，在学校剧团的表演也是一流的。他身上有一些伊丽莎白时代的特质——多才多艺，英俊倜傥，心灵与体魄完美统一，让人联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优雅绅士菲利普·锡德尼。当今这个时代的文化很少滋养出这样的人。我把这些想法告诉卢瑟福，他说：“没错，的确是这样。人们看不起这样的人，嘲笑他们是‘半调子’，像怀兰那种人就肯定当面这么叫过康韦。我不太喜欢怀兰。我受不了他那样的人，一本正经，妄自尊大，还装模作样地打官腔。你注意到他说的那些话没有？什么‘以名誉担保过’、‘不能随便泄露内部机密’——就好像这个操蛋的大英帝国是小说里的公立学校似的！不过话说回来，我总是得罪这类外交官大人。”
出租车在我们的沉默中开过几个街区。他又接着说：“不管怎么说，今晚都没有白白浪费。听桑德斯讲巴斯库尔那件事的时候，我的感受很复杂。你知道么，其实我之前听说过那件事，但没完全相信。他说的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听说的整个故事更不可思议，让我完全找不到相信的理由，或许顶多有一个不太站得住脚的理由。可现在听桑德斯讲过之后，就有两个理由让我半信半疑了。你知道我不是会轻信的那种人。我把人生中大部分时间用来周游四方，我知道世界上的确存在稀奇古怪的事情——亲眼看见的肯定存在，但要是道听途说的，那可就没准儿了。不过……”
他好像突然意识到我听得一头雾水，笑着话锋一转，说道：“哎，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不太愿意跟怀兰交心。这就像是把史诗卖给《小道消息》杂志一样不对路。相较而言，我更愿意和你说说心里话。”
“你真是抬举我了。”我说。
“你那本书可没让我这么想。”
我从未提起过我写的那部专业性很强的神经学专著（毕竟神经学不是什么通俗易懂的学科），没想到卢瑟福竟然听说过，实在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我把想法如实相告之后，他回答道：“这个嘛，我之所以对那本书感兴趣，是因为康韦有段时间失忆了。”
到了酒店，他去前台取来钥匙。上五楼的电梯里，他说道：“拐弯抹角地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康韦没死。至少几个月前他还没死。”
狭小的电梯空间和短短几秒的上行时间让人一时语塞。到了走廊，我才开口问他：“你确定？你怎么知道的？”
他一边开门一边回答说：“因为去年11月，我和他一起乘日本客轮从上海回到了檀香山。”待我们斟上酒，点上雪茄，落了座，他才再度开口：“秋天放假的时候，我去了中国。我总喜欢到处闲逛。那会儿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康韦了。我们从未通过信，我也只是偶尔才会想到他，但他是为数不多一提起名字我就能回想起来的人。那时我去汉口拜访了一位朋友，正乘北平特快往回走。在火车上，我偶遇了一位法国女子修道院的院长。她是位很有魅力的女士，我们聊了一会儿。她正要回重庆的修道院，因为我会讲一点儿法语，她便很高兴地跟我絮叨她的工作和其他琐事。其实我对这些传教机构没有什么认同感，但是像当今很多人一样，我承认罗马天主教的确自成一格。至少他们工作勤勉，在这个划分为不同阶级的世界上并没有装腔作势地自封为军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位女士讲到重庆的教会医院时，提起了几周前入院的一位高烧病人。他说不清自己的身份，身上也没有任何证件，但他们猜他是欧洲人。他的衣着很像本地人，而且是最穷的人穿的那种，被修女们收留的时候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的汉语非常流利，法语也说得不错，而我这位火车上的旅伴信誓旦旦地说，那个病人一开始跟她说英语，口音十分优雅，发现修女是法国人之后才改讲法语。我说这可太难想象了，打趣地说她又不懂英语，怎么能听出来口音是否优雅呢。我们开着玩笑，最后她说，如果有机会到重庆，欢迎我去修道院参观。当然，让我去修道院的概率就跟让我去爬珠穆朗玛峰的概率一样小。火车抵达重庆的时候，我和她握手道别，很遗憾这次邂逅就此结束。谁知机缘巧合，几个小时后我竟然又回到了重庆。火车刚开出一两英里就出故障了，勉强把我们送回了车站，救援车据说要十二个小时之后才能到。中国铁路经常发生这种事。既然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在重庆消磨，我决定遵照那位好心女士的建议，去拜访修道院。
“到了修道院，我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欢迎。当然，他们对我的到访多少有些吃惊。天主教徒有一个特点最容易被非天主教徒忽视，那就是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协调外部的戒律清规和自发的心胸宽广，将二者融为一体。听上去有点儿复杂吧？总而言之，有这些教会人员的陪伴还是很愉快的。不一会儿，对方就备好了饭菜，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年轻中国医生陪我坐下用餐，英语和法语混杂着和我说笑。随后，他和那位院长陪我参观了他们引以为豪的教会医院。我之前提到过我是作家，他们天真地以为我可能会把他们都写进书里，并为此激动万分。我们从每张病床边走过，医生向我逐一解释患者的情况。医院里一尘不染，一看就知道运营得非常得当。我本来已经把那位口音优雅的神秘病人忘在脑后了，院长一提醒我才意识到前边就是他的病床。不过我只看到一个人的后脑勺，他似乎正在睡觉。他们建议我用英语跟对方打个招呼，于是我说了句‘下午好’，这是我当时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句话，显然没什么创意。那个男人突然转过身，回了句‘下午好’。院长没说错，从口音就能听出来他的确很有教养。但是我还没来得及为此惊讶，就认出了那个人。尽管他蓄起胡须，样貌变了，而且我们那么久没见面，但我还是认出了他。他就是康韦，我确信无疑。假如我当时停下来仔细想想，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是他。但幸运的是我本能地叫出了他的名字，随后自报了家门。他只是看着我，不像认出我的样子，但我确定自己没认错人。他的面部肌肉有一种奇怪的细微痉挛，我上学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而且他的眼睛还是那么蓝，在牛津贝列尔学院的时候我们常常打趣说那是剑桥标志性的浅蓝，不是牛津的深蓝。即使没有这些特征，他也是那种你绝不会认错的人，只要见过他一面，就永难忘怀。看到我的反应，医生和院长当然都很激动。我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个男人，他是英国人，是我的朋友。如果他认不出我，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失忆了。他们听了这番话有点糊涂，但还是认可了我的判断。我们针对康韦的情况商量了半天，他们也搞不懂以康韦当时那种状况是怎么来到重庆的。
“长话短说，我在那儿逗留了两个星期，希望能找到办法唤醒他的记忆，但没能成功。不过他身体恢复得很快，经常和我聊天。我直率地告诉他我是谁，他又是谁，他顺从地听着，并不和我争辩。他很开朗，还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淡然，而且他似乎很高兴有我陪他。我提议带他回家，他只是说无所谓，这种无欲无求的态度让人有点不安。我很快安排好带他离开的行程。我和汉口领事办事处的一个熟人打了招呼，所以护照之类的很顺利就办好了，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当时觉得为了康韦，这件事最好不要引起公众和报刊的注意，现在我可以高兴地说我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要是让媒体知道了，他们绝对会借此大做文章。
“就这样，我们走正规途径离开了中国。我们坐船沿长江下到南京，随后转乘火车赶往上海。当天晚上有去旧金山的日本客轮，所以我们紧赶慢赶，登上了那趟船。”
“你真是为他做了很多啊。”我说。
卢瑟福没否认。“如果是为其他人，我大概不会做这么多，”他回答说，“但这家伙身上有一种特质，从我刚认识他就发觉了，这特质很难形容，但让人愿意为他全力以赴。”
“是啊，”我表示赞同，“他这个人有种独特的魅力，非常迷人，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觉得很愉快。当然，在我脑海中，他还是那副穿着法兰绒板球衫的学生模样。”
“很遗憾你没在牛津认识他。他那时候真是才华横溢，没有任何形容词比这个更适合他了。战争过后，人们说他变得不一样了，我也这么觉得。但我总是忍不住在想，他这么有天赋，本来应该做更了不起的事儿。伟人的事业不该是大不列颠王室的一官半爵，而应该更有一番作为。康韦绝对是伟人，或者说他本可以成为伟人。你我都认识他，那是我们都不会忘记的回忆。这可不是在夸大其词。我和他在中国中部重逢的时候，尽管他头脑一片空白，经历也是个谜，但他身上那种不同寻常的魅力还在。”
卢瑟福沉浸在回忆之中，停顿了片刻，才继续说道：“你大概也猜得到，我们在渡轮上重拾了昔日的友谊。我跟他讲了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他听得聚精会神，认真得有点可笑。他对到重庆之后发生的事记得清清楚楚，奇怪的是他过去的语言能力也都还在。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一定和印度有某种关联，因为他会说印度斯坦语。
“客轮在横滨载满了人，新登船的旅客中有一位是钢琴家西夫金，他正要去美国举办巡回音乐会。晚餐的时候他和我们同桌，不时与康韦用德语交谈。这证明康韦表面上再正常不过了。除了失忆这个在日常交流中看不出来的问题，他似乎和正常人没有两样。
“离开日本几天后，西夫金应邀在船上举办钢琴独奏会，康韦和我一同去欣赏他的演出。他的演奏精彩至极，大部分是肖邦的作品，还有几首勃拉姆斯和斯卡拉蒂的曲子。我瞥了康韦一两次，看他乐在其中，料想自然是他过去的音乐才华留下的痕迹。最后演出延长，西夫金慷慨地即兴演奏了数首安可曲，热情的听众聚在钢琴周围。安可曲也大多是肖邦的曲子，他很擅长肖邦的作品。演出结束后，西夫金走向门口，几位崇拜者还是围着他不放，但他觉得已经够对得起他们了。正是在那时，发生了离奇的事情。康韦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奏一些节奏欢快的曲子。我听不出是谁的作品，但西夫金一听到就兴奋地转身走了回来，问曲子出自谁手。一阵漫长而尴尬的沉默之后，康韦只能给出‘不知道’这个答案。西夫金嚷嚷着说这真是难以置信，情绪更加激动了。康韦苦苦思索，最后终于说这曲子是肖邦练习曲。我自己都觉得这不可能，所以西夫金断然否认的时候我并不惊讶。谁知康韦竟然大动肝火，吓了我一跳，因为在那之前他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我亲爱的朋友，’西夫金好言劝慰说，‘肖邦现存于世的所有作品我都了然于胸，我敢向你保证，他从没写过你刚才演奏的那支曲子。他有可能写出类似的作品，因为这的确是他的风格，但是他绝没写过这一首。不然就请你拿出任何版本的谱子给我看。’康韦终于回应道：‘哦，对，我想起来了，这首曲子从来都没公开发表过。我会这首曲子是因为我遇到过肖邦的一个学生……下面这首没发表过的曲子也是从他那儿学的。’”
卢瑟福用眼神示意我镇定，继续说：“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音乐，就算你不懂，你大概也能想象得到康韦继续演奏的时候，西夫金有多么兴奋，我又有多么兴奋。对我而言，就好像是突然懵懂地瞥见了他过去经历的某个神秘瞬间，是之前被遗漏掉的第一个线索。而西夫金则是被音乐上的问题困住了。我一提醒你，你就明白了——肖邦早在1849年就过世了！
“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事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我大概应该告诉你，当时现场至少有十几个见证者，其中包括一位颇有声望的加州大学教授。当然，我们很容易断定康韦的说法从时间上不可能成立，或者说几近不可能；但是那曲子本身怎么解释呢，如果它不是康韦所说的那样，那它到底是谁的作品？西夫金信誓旦旦地对我说，这两部作品一经公开，不出半年，它就会成为每一位音乐大师的保留曲目。就算这是夸大其词，至少也反映了西夫金对曲子的评价。我们争辩了很久也没得出个结论，康韦始终坚持他的说法。我看他已经很疲惫了，就急着想把他从人群中拉走，让他早点休息。于是我们最终决定录些唱片。西夫金说一到美国他就安排此事，康韦也承诺到时候在麦克风前演奏。让我始终觉得遗憾的是，康韦最后没能履行诺言。”
卢瑟福瞥了一眼表，示意我有足够的时间赶火车，他的故事也基本要画上句号了。“因为，就在那个晚上——演奏会当天晚上——他找回了记忆。我们俩各自就寝之后，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这时他来到我的房间，表情十分僵硬。我只能把那种神情形容为一种无法抑制的悲伤。那是一种悲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种看起来很遥远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德国人所谓的对世间之苦的悲天悯人。他说他回想起了一切，从西夫金演奏的时候他的记忆就开始涌现，但起先只是些碎片。他在我的床边坐了许久，我安慰他不要着急，以他自己的方式告诉我就好。我说我很高兴他能恢复记忆，但如果他宁愿自己没想起来，那我也会觉得抱歉。他抬头看了看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把这句话视为极高的赞赏。‘感谢上帝，卢瑟福，’他说，‘幸亏你有想象的能力。’过了一会儿，我穿好衣服，也让他穿上外套，我们一起到甲板上漫步。那是个宁静的夜晚，天气温暖，繁星闪烁，大海看起来像炼乳般苍白厚重。要不是引擎在震动，我们仿佛是在滨海大道上散步。我没问任何问题，只是等待康韦用自己的方式启口。天将破晓时，康韦开口了，他不间断地讲着，讲着。待他讲完整个故事，已是早餐时间，阳光开始变得炙热。我说‘讲完’，并不是说他把自己那几年的经历都说完了。在那之后的一整天内，他又补充了许多一开始遗漏的重要细节。他的心情非常低落，以至于无法入睡，所以我们的谈话几乎一刻都没停过。客轮预计会在午夜时分抵达檀香山，于是我们彻夜在我的房间里喝酒。当晚十点左右，他离开了房间。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你该不会是说……”我脑海中浮现出一起非常冷静并且早有谋划的自杀事件，就像是我曾在霍利黑德到金士顿的邮船上亲眼目睹的那一幕。
卢瑟福大笑起来：“噢，老天，当然不是，他不是那种人。他只是溜走了。上岸不难，难的是不被人发现，他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我理所当然地发动了一些人去找他，但没有结果。事后我才知道，他当时设法登上了一艘南下去斐济的香蕉船。”
“你是怎么知道的？”
“直接知道的。那是三个月之后的事儿了，他从曼谷给我寄来一封信，还附了一张汇票，用来偿还我之前为他的事儿花费的开销。他谢了我，说他最近安好，正打算动身做一次长途旅行，去西北方。就这些。”
“他指的是哪儿呢？”
“就是说啊，这也太含糊了，对吧？曼谷的西北方向有那么多地方。说实在的，连柏林都在那个范围内。”
卢瑟福停下来，给我和他自己斟满酒。这故事实在太离奇了，要不然就是他故意讲得这么离奇，我也摸不清头脑。乐曲的来历固然让人困惑不解，但我对另一个谜团更感兴趣：康韦究竟是怎么跑到那个中国的教会医院去的？我问卢瑟福，他的回答是这两个疑点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罢了。“既然如此，他是怎么到重庆的？”我问道，“那晚在船上他应该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了？”
“他跟我说了一些。既然我已经让你知道了这么多，余下的部分再卖关子也不太合适。只是这个故事很长，你去赶火车之前我连个梗概都讲不完。另外，我恰巧有个更方便的办法。当时冲动之下，我用了一点不太光彩的小伎俩，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你。是这样的，我事后一仔细琢磨康韦的故事，就被它牢牢吸引住了。我们在船上聊了几次之后，我便开始做些简单的笔记，这样我就不会忘记细节。此后，这件事的某些方面开始吸引我的注意力，让我产生冲动做更多工作，把那些文字和回忆碎片编织成一个整体。但我并没有凭空捏造，也没有篡改任何东西。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中已经包含足够多的素材了，他有引人入胜的沟通天赋，叙述也很流畅。另外，我觉得，我开始了解这个男人了。”他起身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捆打印稿。“喏，这就是，你看着处理吧。”
“你这么说的意思是没指望我相信？”
“呃，也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但如果你真的相信了，那一定是应了德尔图良的著名论点，还记得吗？‘恰恰是因为它难以置信’
。这个说法倒是不赖。无论如何，看完之后，别忘了告诉我你的想法啊。”
我带着这份手稿上路，并在奥斯坦德特快列车上读完了大部分。我本想到英格兰把稿子寄回，并附一封长信，但是路上耽搁了一些时候。寄信前我收到卢瑟福的一封短笺，说他又去云游四海了，未来几个月都不会有固定地址。他在信中提到他打算去克什米尔，并“一路向东”。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