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这次付梓，是第四版。按照惯例，新版图书问世，著者都要在书前书后写点序跋类的文字，说明其构思与写作(或修订)的过程和特点，以便和读者交流。拙著四版虽然不是全部重写，但与第三版相比增删较大，也当用少许文字向读者交代一下来龙去脉。

遥想当年，拙著以《绝代才人薄命君王》为总题，在《文史知识》杂志跨年度连载，就像一枚青涩的苹果出现在世人面前。可是，宽容的读者和热心的出版人，并没有因为它不成熟而予以冷落。1987年末，《文史知识》整理随刊发出的征求意见表，据反馈的信息，它被列为“读者喜欢的文章”。

1991年，应吉林文史出版社之约，我对《绝代才人薄命君王》进行增补，定名为《李后主新传》出版。《李后主新传》初版发行后，有报刊评论说它是“甚见功力的学术著作，但文笔清丽，如行云流水”；还肯定它“一是识人的功夫好，二是文史结合的笔法精”。

1995年，应当代中国出版社之约，我又对《李后主新传》进行修订，并按该社出版传记类图书统一用传主常用名冠名的要求，将书名改为《李煜传》再版。由于销售告罄，1998年重印。这在图书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下，无疑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因此，我在《重印絮语》中郑重向读者许诺：“关于李煜的研究要继续深化，关于李煜的传记要努力充实。”

为了兑现这一诺言，2006年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之约，我对《李煜传》再次笔削出版，是为第三版。

目前向读者奉献的最新增订版，是以第三版为蓝本精心改定的。修改的原则是扬长弃短。所谓“扬长”，就是保留和完善经过实践检验、读者认可的内容与形式；所谓“弃短”，则是弥补空白和罅漏，删除烦琐和重复。这个原则，贯穿了观点斟酌、史料调整和文字润色的全过程。经过逐章逐节、逐段逐句地推敲，自感拙著可扬之“长”，似有如下几点：

首先，尽力发掘和占有同李煜有关的史料，力争竭泽而渔，凡是涉及传主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均应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所用史料既包括正史实录，又包括稗官野史。后者尤为重要。因为见于正史的李煜，《新五代史·南唐世家》的记载不足1200字，《宋史·南唐世家》的记载稍多，也没超过3500字。所以，要把李煜写得血肉丰满、生动鲜活，就必须花大力气书海泛舟，从各种正史、杂史、类书、方志、笔记、年谱、别集、总集、诗话、词话乃至野史中爬罗钩校，审慎稽核，取精用宏。我下决心如此行事，是坚信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经验正确无疑。他在《传家集·答范梦得》中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基于这一思想的指导，我对各种史料严加筛选、精心考辨、慎重取舍，决定以哺育李煜成长的南唐兴亡为经，以李煜的家世、生平、才艺、诗词、情感(亲情、爱情、友情)、轶事为纬，再现他集词宗与君主、天才与庸才、成功与失败于一身的全貌。通过李煜的荣辱得失、悲欢生死、知人论世，揭示南唐及“五代十国”给命运多舛的李煜酿成的悲剧人生。

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为李煜立传，要高度重视李煜的诗词，把他的作品作为重要史料来对待。李一氓在《一氓题跋·重读总司令的诗》中说：一般说来，“诗人写诗总是把自己摆进诗里去，主观的表现也好，客观的描绘也好，诗人自己总是占在诗的主体位置”。诚哉斯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李煜的每一首诗词，都是他在特定环境中真情实感的流露。准确理解和诠释李煜的诗词，是把握其情感脉搏和生命轨迹的关键。拙著对李煜诗词的定位和解读，读者可能赞同也可能不赞同，因为自古以来就是“诗无达诂”，诗家各抒己见。因此，我相信拙著对李煜诗词的试解，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应成为一家之言。

第二，为李煜立传，仅凭业已掌握的史料还难以把李煜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因为年深日久，地老天荒，有关李煜生活和活动的遗址遗迹大都杳不可寻，剩下的只是少许模糊漶漫的断简残编，甚至是若干历史的断层和空白。而要弥补这些缺失，就得借助相关史料进行合乎情理的想象。缪钺在《杜牧传·后记》中说：“传记是属于历史性质的书，却又要有文学的情趣。因为是历史，所以要求无征不信，而完全据事直书，容易失于质朴，需要相当的驰骋想象，但是又不允许虚构，传记毕竟不同于历史小说。”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缪氏主张的“驰骋想象”也好，钱氏主张的“悬想事势，设身局中”也好，都是强调“史家追叙真人实事”(自然包括人物传记)，可以“悬想”合乎情理的情节，弥补史料之不足，以求完善、完美的效果。

第三，为李煜立传，要发扬良史工文、文史结合、文华而不失真、词美而不害意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堪称良史工文、文史结合的典范。他的《史记》既是“史家之绝唱”，又是“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可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传统被冷落了，被淡化了，文史也随之分道扬镳了。这样一来，便使本应流彩传神的人物传记变成了苍白干瘪的墓志铭。有志于推陈出新的当代史学家，应责无旁贷地复兴和弘扬良史工文、文史结合的史学传统，在追求人物传记信史价值的同时，追求人物传记的美学情趣和文采要素。

关于文采，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专节论述。他说：文采的要素很多，最重要的是“简洁”和“飞动”。所谓“简洁”，就是文章要精练。“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句无剩字，为厚”。所谓“飞动”，就是文章的语言要感人，尤其是历史文章，“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历史学家要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梁氏提倡“历史文章”贵“飞动”，目的是防止“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人贵有自知之明，拙著的尝试不过是在良史工文、文史结合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我深知这条路遥远而漫长，但是，既然做了这种选择，就要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第四，清代桐城派散文领军人物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有言：“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姚氏主张治学要义理、考据、文章(或词章)三者并重，撰写人物传记亦当如此。

我的如上浅见，均属考据和文章(或词章)的范畴，以下专就义理略陈管见。

关于治史重“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有精辟论述。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又说：“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章氏所说，“义”即义理，“事”即考据，“文”即文章(或词章)。三者之中，“义”居主导地位，是明鉴之“事”与载道之“文”的灵魂。司马迁撰《史记》首创寓义于事的史法。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后人知此法者，鲜矣!”

人物传记是臧否人物的载体，更要重视“唯义之求”。古往今来的人物传记，大体有两种表述方式：一种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评传体，一种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叙传体。前者侧重评论，后者侧重叙述和描写，寓论于叙。二者相辅相成，优势互补：逻辑思维可以深化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可以丰富逻辑思维。拙著兼采二者之长，更注重后者，意在借助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途径寻觅更多的知音。

概而言之，拙著的追求是：以史笔为史，以文心写史，以哲理寓史，以文献性、艺术性和跨学科性展示人物传记的风采。这种追求，倘能“法乎其上，仅得其中”，吾则足矣。

临近《自序》结尾，我想到一桩巧合之事：二十五年前，拙著通过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杂志与读者相识；二十五年后，拙著第四版又通过中华书局与读者相会。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拙著两次以中华书局为出发点走近读者，说明我与中华书局的缘分之深。2012年元旦，欣逢中华书局百年华诞，值此新春佳日，不才谨以拙著献芹，聊表千里鹅毛之意。同时向鼎力支持拙著四版问世的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先生，《文史知识》执行主编于涛先生，编辑主管刘淑丽女士，美术编辑张珊珊女士，以及二版责任编辑、当代中国出版社于必昌先生等致谢。

著者
2012年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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