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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周穆王将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劝谏说：“不可以征讨。先王的做法是耀明文德而不显示兵威。兵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敛藏，只在特定时节出动，一出动便显示兵威，若单纯显示兵威，那就是黩武，而黩武是不会有兵威的。所以周文公的《颂》诗说：‘把楯戟收藏起来，将弓矢收进弓韬。周王追求的是美德，他要将美德广布这华夏大地，武王真正做到保有华夏。’先王对于人民，勉励他们端正德行，致力于加厚民生，增加人民的财富，改善兵器和农具，给人民指明利害的方向，修文德教化人民，使他们趋利避害，让远方之人感怀明君恩德而畏惧兵威，因此先王能够保有世传王业而发扬光大。
“从前我们周人先君世代担任后稷之职，侍奉虞、夏两朝。到了夏朝衰落的时候，夏王废弃后稷农官，不再重视务农，我先王不窋因此失去后稷官职，只好自己隐匿到戎、狄之间。他不敢怠惰先人基业，时时论叙先人的美德，继承先人的事业，修整先王的教训典籍，从早到晚恭敬勤劳，坚守敦厚，奉行忠信，世代被人称颂为有德，不曾辱没先人。到了武王，昭显先王的光明德行，更加上慈爱和善，敬事天神，怀保小民，没有人不喜欢他。商纣王帝辛，大施虐政于民。庶民不能忍受纣王暴政，欣然拥戴武王，商周在牧野决战。这说明先王并非崇尚武力，而是尽心体恤人民的痛苦，为民除害。
“先王的制度是：王畿之内的邦国为甸服，王畿之外的邦国为侯服，从侯圻到卫圻的邦国为宾服，蛮、夷邦国为要服，戎、狄邦国为荒服。甸服邦国助天子日祭，侯服邦国助天子月祀，宾服邦国每季奉献祭品，要服邦国每年入朝进贡，荒服邦国三十年一次入朝尊王。天子日祭祖考，月祀曾祖和高祖，每季祭祀远祖宗庙，每年献享于祭神的坛墠，戎狄新君嗣位时应入朝尊王：这些都是先王留下的训示。甸服邦国若有不助日祭者，天子就要修治志意以示自责；侯服邦国若有不助月祀者，天子就要修治号令；宾服邦国若有不以时献享者，天子就要修治典法；要服邦国若有不入朝进贡者，天子就要修治尊卑名号；荒服邦国新君若有不入朝尊王者，天子就要修治德行；如果上述次序已经完成仍有不入朝的邦国，那就要修治刑诛。于是对不助日祭者有刑罚之治，对不助月祀者有攻伐之兵，对不以时献享者有征讨之备，对不入朝进贡者有威责之令，对戎狄新君不入朝尊王者有文辞之告。文告辞令发布之后仍然不至，那就要加倍修德，而不要劳民远征。所以近处邦国没有不听，远方邦国没有不服。
“自从大毕、伯士死后，犬戎新君都是携宝入朝见王。天子说：‘我一定要按照宾服之礼征讨犬戎，而且要对犬戎展示兵威。’这样做大概会废弃先王的训示，君王也会因此疲惫吧！我听说那个名叫树的犬戎君主，敦朴地遵循旧德，始终专一地遵守荒服之礼，他恐怕是有抵御王师的理由了。”
穆王不听祭公劝谏，于是发兵征讨犬戎，获得四头白狼、四头白鹿而归来。从这以后，荒服的邦国就不再入朝见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