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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是一部记载西周春秋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各国之“语”最初可能是单篇流传，并借朝聘赴告机会得到交流，战国初年某国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今本《国语》。它的记载上至周穆王，下迄鲁悼公，约当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历时514年，包括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语”。
《国语》内容广泛，涉及“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其书“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韦昭《国语解叙》），编者选编的宗旨是为王侯卿士大夫治国保家“道训典”，“献善败”，其中劝谏内容远远多于颂美，可见编者提供懿戒的意识是何等强烈！《国语》记载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言论，如《周语上》载邵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之语，这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对后代也有强烈的针砭价值。《国语》也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如《周语上》所载伯阳父言论是中国最早的对地震成因的阐述，《周语下》载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铸大钟以及伶州鸠论钟律，是中国早期社会非常珍贵的金融、音律文献，《鲁语上》载展禽论祀典，详细地讲述了上古帝王的祭祀制度，其他如《郑语》所载史伯言论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早期历史资料。《国语》文章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西周文章多记载名臣讽谏弊政和嘉言懿行，春秋文章则主要突出齐桓、晋文等人的称霸谋略，这显示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历史发展趋势。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国语》各篇的地域特色也很明显。周、鲁以及刻意向周、鲁文化靠近的楚国言论多为道德劝谏，齐、晋、郑、吴、越之语则多为计谋。
从文学史意义上说，《国语》是真正能够代表西周春秋散文成就的唯一典籍，它代表了《尚书》之后《左传》之前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真实发展水平。《国语》235篇文章展示了514年历史散文发展轨迹，本身就是一部散文发展史，堪称是研究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活标本。
《国语》散文是史官在履行记载职责过程中诞生的，它不是朝廷的正式公文，所以史官们不必使用《尚书》那种佶屈聱牙的官方典诰公文体语言，而是用西周流行的普通书面语从事写作。这实际上是一场历史散文语言的革命—它使得散文语言更接近人们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在此后三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散文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就是由《国语》所代表的文言。从西周到战国初年，《国语》语言向平易化方向发展，通读《国语》，读者自会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散文语言由古朴到畅达、由简练到流利的演进。
作为记言散文，《国语》上承《尚书》下启战国诸子说理散文，它代表了西周春秋时期说理散文所达到的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国语》某些记言文呈现出由直观经验向抽象概括过渡的倾向，到西周中后期，人们已经能够比较纯熟地运用先提出核心论点、再围绕主题逐层展开论述的说理方式，一席言论往往就是一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条理清楚的说理散文。在叙事方面，《国语》在表现手法上呈现出逐步演进的趋势。《周语上》的表现手法还相对单一，进入春秋以后，《晋语》、《吴语》、《楚语》突破了《周语上》单纯的叙述，文章中常有人物语言、行动、细节、场面描写，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叙述得委曲详尽，多元表现手法为此后历史散文积累了艺术经验。
由于《国语》材料来自不同地域，因此各国文章风格不尽相同。《周语》、《鲁语》均以浑朴平实见长，其文持论正统，语言朴实，立论重视遗训故实，多引经据典，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齐语》主要记载管仲的治国言论，文风一如管仲改革一样干练明断。《晋语》前半部分记载晋国五世动乱，后半部分记载六卿专权，其文风像政局一样波谲云诡，其中蕴含着阴险狠毒的杀机和深不可测的权术。《楚语》文风颇近周、鲁，但于浑厚古朴之中蕴含着一个新崛起的泱泱大国所特有的大气、朝气和颖锐之气。《吴语》文风突怒偃蹇，拗倔恣放；《越语》上篇概述句践灭吴经过，下篇记述范蠡为句践筹划灭吴的谋略，其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哲理意味，文章洋洋洒洒极为畅达，如同风行水上。《国语》各国文章无论历时或长或短，文风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一方面是因为各国政治文化传统具有传承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国前代史官文风对其后任者产生持久的示范作用。
《国语》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时期韦昭的《国语解》，现存明道本和公序本两种版本。本书原文以《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各章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吴绍烈等人校点《国语》拟定的标题，译文采用中华书局“中华古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国语》中陈桐生先生的译文，采用左面原文，右面白话文译文“文白对照”的形式，希望帮助广大读者能更方便地读懂《国语》。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