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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商业世界里的一个关键事实是：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会有 25 亿多人口渐渐走出贫困，城市化的发展将让他们在 2030 年前转行从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工作。

在这 25 亿余人之前，早已经有 15 亿人口迁入城市，成为中产阶级。 25 亿人是美国目前人口的 8 倍之多，欧洲人口的 3.5 倍，超过了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人口总和。如果这些人肩并肩地站在赤道上，将可以绕地球 40 圈。

为了帮助这些人适应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让他们步入中产阶级，仅中国一个国家在可见的未来每年就会修建 2.5 座人口与芝加哥相当的城市。印度每年会建设一座“芝加哥”。美国花了 100 余年的时间建设了 25 座人口过百万的大都市。中国到 2025 年时将会拥有 221 座此等规模的城市。单单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就会对能源和原材料产生巨大的需求。想想修建一座桥梁或一栋摩天大楼所需要的混凝土和钢材的数量、搭建电网要用到的铜以及修建过程中用到的起重机、推土机和其他机器所需的能源，再将这些数量乘以数万倍吧！

此外，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在修建这些建筑物时，资源的使用效率仍不及发达国家。例如在美国， 55% 的铜来源于循环利用。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仅有 5% ，因为铜首先应被用于新基础设施的修建，而对其进行循环利用尚未在考虑之列。我们将在第 4 章中看到，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会给高效率利用资源的企业创造巨大的商机。

在修建完基础设施之后，城市里新的中产阶级们都将开车上班、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每周都能享用大鱼大肉、用干净的水在家洗衣服，然后看着平板电视，躺在沙发上边吃微波快餐边玩智能手机。这些人将会驾驶数亿辆汽车，每年消费数十亿公升的汽油和柴油。

对能源、水和蛋白质的这种新需求将会创造巨大的经济动力，推动数代的经济增长（见图 1-1 ）。但这种增长也会面临缩水，因为自然资源终会过度紧张，且紧张的程度远超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源于蒸汽机的发明，开始于 18 世纪末期，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中期。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全球 13% 的人口（西欧）被工业化。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全球 16% 的人口首次经历工业化进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俄罗斯和日本）。这一次，全球将有 37% 的人口首次经历工业化（主要在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和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近 1.3 亿人从中受益。这次，该数字将飙升至 25 亿，几乎达到了 20 倍之多。这也意味着资源的紧张程度将是此前的 20 倍。

但这一数字还只是起点。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中产阶级的日能源消耗主要是他们所食用的食物，人均大约是 2 000 卡路里。现在，中产阶级人均日能源消耗量超过了 20 万卡路里，其中包括开车要用的汽油、照明用的电能，还有取暖用的天然气，等等，其增幅达到了 100 倍。

计算一下看看：有 20 倍之多的人，每人需要 100 倍之多的能源和资源。只要聪明一点，就可以算出对世界资源的新需求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需求的 2 000 倍。

变革的速度也大幅加快。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需要 150 年的时间才实现人均 GDP 翻番。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需要 50 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人均 GDP 翻番。而中国的人均 GDP 在不到 15 年的时间里就已经翻番。

印度和中国的收入显著增加，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增长，这意味着对钢铁的需求预计到 2030 年将增加 80% 。对其他金属和建筑材料的需求也存在类似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将攀升 1/3 ，这个增幅将超过欧美目前的能源总消耗量。

中产阶级的新成员们将额外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人们洗澡的次数将会更多，其他个人用水量也将增加。如果家中有自来水，那么人们就无须再走上一里路去水井打水，所以他们的用水量也将大幅增加。

农业发展也将需要更多的水资源、土地和能源。世界上 1/3 的耕地已被用于种植农作物，其余多数也已被用于养殖牲畜，所以已经没有太多的扩大空间。资源的紧张程度将会加剧，因为收入的增加通常会相应地带来对蛋白质需求的快速增多，生产制造 1 公斤牛肉所需的水是制作 1 公斤米饭所需水量的 15 倍。生产 1 卡路里牛肉所需的能源是生产 1 卡路里玉米所需能源的 160 倍。动物蛋白质所需的土地资源是植物蛋白质的 6 倍，牛肉则达到了 18 倍多（见图 1-2 ）。所以，要满足新中产阶级对蛋白质越来越高的期望，要不就是大幅提高土地、水和能源的生产力，要不就是彻底地改变饮食习惯，不食用我们在收入增加之前享受不到的那些动物蛋白质。

需求的激增让人望而却步，但就资源而言，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局面。资源的发现和开采变得越来越困难，也因此越来越昂贵（见图 1-3 ）。能源的价格在过去 12 年里已经上升了 450% 。

以石油为例。石油最初是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被用作燃料，当时石油可以说就在地表面。这也是为什么宾夕法尼亚州西北部的泰特斯维尔市在 1859 年有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油井。大量石油从地面渗透出来，商人们由此希望能在这块地表下找到大量的石油储备。第一口油井在地下 21 米处找到了石油储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的沙漠地区也找到了同样丰富的石油储备。 1948 年，地面上渗透的石油让沙特阿拉伯人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油田加瓦尔（ Ghawar ）。该油田已经产油 650 亿桶，目前每天仍产油 500 万桶。

不过在接下来的 65 年里，石油的用途从煤油灯变为现代化交通系统中多数成员的燃料，钻孔机不得不往越来越深的地下开采，并且进入了更偏远的地区，因为容易开采的石油储备已被用光。我们不再是从地上舀起可以直接用来燃烧的石油，而是操作着庞大的海上钻机，从墨西哥湾地表以下 7 620 米处抽取石油，取用高压高温的石油储备。这在工程学上是一项伟大创举，但相比于泰特斯维尔市的原油井而言，不管是难度还是成本都要高出许多。我们不再是在人口集中的地区从地表数十米或数百米之下的地方钻取石油，而是要到北极去开采。在过去 10 年里，开采每个新油井的成本已经达到之前的 3 倍还多。

2007 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Petrobras ）宣布发现 30 年来最大的油田储备，但该油田位于大西洋，距离里约热内卢 289.7 千米（其规模仅是加瓦尔油田的 1/5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必须在海底以下数千米处钻孔，铺建管道，才能安全地将原油运到巴西的海岸线。仅仅是油田的建设工作就需要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投入 500 亿～ 1 000 亿美元。

石油面临的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其他传统自然资源上：每年发现的资源量已经趋于稳定，而开采的费用却在大幅增加。在人们最初开始使用铜时，在地面就可以发现大块铜矿石。这些铜矿石的纯度达到了 95% 。现在，在开采出的矿石中，铜通常只占到了 0.4% ～ 1% ，而且纯度还在不断下降。铜的价格相当高昂，以至于小偷们会偷取输电线路，将外面的塑料胶套剥下来，然后卖掉里面的铜线。黄金的情况则更为极端。许多矿业公司迫切想要得到金矿石，因此会对老金矿过去当作废品的尾矿进行重新加工。（这也是一个将过去的废品变为新原材料的好例子。第 3 章中会有更多的示例。）

人们通常认为拥有淡水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淡水这种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美国的科罗拉多河和中国的黄河在流入大海之前通常会出现断流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人们过度地使用了这些河流里的水。在一些地区，因为含水层内的水资源被耗尽，人们必须打深井来取水。而在其他地区，人们则不得不采用高成本的海水淡化技术。新加坡的水供应中有 25% 来自于海水淡化，并且预计该数字到 2030 年将达到 80% 。圣迭戈目前正在修建一个投资 10 亿美元的海水淡化工厂。

资源连动，挖东墙，西墙一起垮

除了各类资源出现的问题外，能源、食物和水之间的关联也越来越强。因此，一个地区的问题会扩散到另一个地区，从而导致依赖的破坏性循环。例如，乌干达曾在 2004 年和 2005 年长期遭受干旱，导致食品供应受到威胁。该国当时大量使用维多利亚湖的水，使得该湖的水面下降了整整一米。而且乌干达削减了该湖的水力发电量，导致电价几乎翻番，所以乌干达人开始更多地使用木材当作燃料。人们大量砍伐森林，土壤质量因而受损。干旱最开始只是威胁到了食物资源，后来又导致了电力问题，最终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食物问题。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很可能会引发政治动荡，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

此外，污染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本书只是一本商业书籍，不是讨论环境的专业著作，但当前的环境发展趋势确实令人担忧。工业发展已经导致中印两国城市的污染程度加剧，这种情况与伦敦和纽约在此前工业革命中经历过的情况类似。当前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污染的加剧会导致难以估量的社会成本，其中包括水道污染、空气呛人、因食品污染而带来大范围的饥荒或疾病以及全球变暖加剧。但全球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将会需要大量干净的空气、水和开放的空间。美国和欧洲根据需要建设了更好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干净的空气、洁净的水和整洁的城市推动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同样，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级也有权提出对不经济、高污染且造成大量浪费的工业进行改造和治理，这不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

种种发展趋势已经让人们产生了极大的顾虑，因此企业必须将关注重点放在提高生产力上，将此作为减少污染的核心途径。事实上，只要造成污染必须付出代价，企业马上就会找到低成本且高生产力的方法来大幅减少污染 。企

业必须做好准备来迎接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例如政府对碳排放的定价，这将会是企业的创收途径，也是减少污染的方法。这些法律法规将改变整个游戏规则。破坏性的天气会给供应链带来麻烦，只要企业勇于面对破坏性天气将会越来越多的情况，就有机会通过提高资源生产力来减少风险。

好消息就是，这个世界在此前也曾遇到过危机，但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对于那些能够释放生产力、克服危机和大幅改善生活水平的创新者和企业家来说，每次危机和革命都会创造出巨大的机遇和财富。

这种好消息与坏消息对立的情形，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也曾出现过。这种对立可以追溯到两位学者之间的世界观差异。他们中的一位是托马斯 · 马尔萨斯，还有一位是亚当 · 斯密。两人都曾在 18 世纪末期著书对经济进行探讨。

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日渐增多的问题将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导致大范围的饥荒。斯密则指出，商人们能够快速适应这种情况，并进行创新，从而让生产力的增速超过消费的增度。马尔萨斯看到的是灾难，而斯密看到的是机遇。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曾爆发过饥荒和食物短缺的情况。尽管如此，但斯密始终是对的。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的过程中，机遇超过了短缺。我们相信历史会重演，斯密的话将再次得到验证。

斯密的巨作《国富论》介绍了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分别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或自然资源。在此前的每次工业革命中，生产力的这三大要素都发生了改变，但其中总会有某一种要素的变化最为急剧。

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幅改善了劳动生产力，工人们从田野转移到工厂。有了蒸汽机，工人们可以一人完成多人的工作量。自那以后，对劳动生产力的强调一直在持续。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人们对制造设施、摩天大楼、机器、公路和桥梁等进行了巨额投资。事实上，摩根大通（ J. P. Morgan ）等当时规模最大的银行已经开始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如今，在 100 多年的改善之后，资本市场能够异常高效地分配资本。多数公司已经建立了高效的资本分配流程和工具，但凡出色的经理人都懂得如何计算当前净值和资本回报率。

截至目前尚未得到优化的是斯密理论中的第三大要素，也就是土地或自然资源。亚当 · 斯密著书的那个年代还是农业唱主角的时代，多数资源都直接来源于土地。我们现在再提到这个理论时，实际上已经对其进行了扩展，以更好地反映我们现在从土地中所获取的大量资源，这其中包括从土壤中获得的金属、矿物质、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以及现代农业所必需的食物和化肥；已经像财产所有权一样被编入法典的用水权；在特定区域的捕鱼权；很多城市中都有的居民空间所有权；甚至是倾倒和处理物料的权利。

从现代意义上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土地和自然资源。面对新中产阶级庞大的需求，第三次工业革命必须对自然资源加以聪明地使用。但鲜有经理人会针对所使用的能源、水或钢铁衡量和汇报它们的回报情况。他们也没有掌握必要的分析工具，从而持续提高资源的生产力。即将到来的资源革命将会给 21 世纪现有的企业管理方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工业革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它们将铸造可以称霸数十年的公司，但同时也会毁灭许多公司。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大型纺纱工厂，同时也摧毁了制革业。在华尔街的金融业发展之前，下曼哈顿的大部分地区是围绕着制革业发展的。棉织品也让一人所积攒的巨额财富走到了尽头：约翰 · 雅各布 · 阿斯特（ John Jacob Astor ）曾通过在美国西部的毛皮贸易积攒了丰厚的家产，相当于现今的 1 460 亿美元。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让我们拥有了 19 世纪标志性的纺织、船运和铁路公司，但将木材作为主要燃料的需求消失了。

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摧毁了为灯提供灯油的捕鲸业，但为我们创造了通用电气、西门子、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等公司。这些公司代表着 20 世纪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也用道琼斯指数取代了铁路和电报公司，崛起的是化工、汽车和石油公司。在这两次工业革命中，数千家公司争相抢夺新时代的经济领导权，数百家公司在时代的变迁中破产，只有少数能够幸存下来，收获百年繁荣（见图 1-4 ）。

这点同样适用于工人个体。许多观察家担心生产力的提高会导致长期出现失业问题。事实上， 19 世纪末期，在市场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城市经济为主的方向进行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辛和不满。无法跟上整体经济生产力变化步伐的个体举步维艰。这场庞大的经济转变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后来，亨利 · 福特想到利用装配线大幅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也扩大了新汽车的中产阶级市场。唯有到这时，市场才开始形成社会契约，使得第二次工业革命得以持续。本书并不是为了探讨社会发展的历史，所以不会充分地分析资源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挑战。

我们正在远离一个大企业或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必须为发电、生产制造和交通提供资金支持的时代。专业化的公司和个体创业者将能越来越多地将信息技术、工业技术和个人的真知灼见综合起来，创造 Airbnb 和 Zipcar 这类新商业模式。这种发展趋势将允许美国和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内的更多人参与到生产力的革命中来。事实上，在这些创新中，许多都是由那些传统的集中式电网或交通基础设施尚未建立起来的地方开辟的。

适应变革也非易事。开发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需要时间。技术的发展方向难以预料，而且这种发展可能会时断时续，所以很难把握时机。适应变革也需要新的管理技巧，尤其是系统整合能力，甚至需要新的基础设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并不存在工厂，而且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所成立的公司几乎与现在的公司截然不同。）市场领导者通常忙于维护自己的既有市场，而不是去开拓新市场，结果就是等新竞争对手到来后自己被挤到一边。

对此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回顾，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次工业革命中有哪些东西正蓄势待发。

第一次工业革命，来自午后散步的灵光一闪

18 世纪，欧洲前景黯淡。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加快，以至于马尔萨斯发表了自己悲观的预测。乔纳森 · 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撰写了自己的讽刺文章《一个温和的建议》 （ A Modest Proposal ） ，文中称贫困的孩子们也许应该给富人们当食物，因为反正孩子们也会被饿死，而富人们应该有东西吃。畜力相当短缺，以至于欧洲黑市里的 1 400 万匹马和 2 400 万头公牛让偷马贼和马匹销赃人在英国形成了自己的社会阶层。

1765 年 5 月的一个周日的下午，在格拉斯哥绿园（ Glasgow Green ）散步时，詹姆斯 · 瓦特想到了如何能大幅提高蒸汽机的生产力。他的想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道路。

瓦特对蒸汽机的改动从表面来看相当简单。他当时一直在针对纽科门引擎（ Newcomen engine ）进行思考。这台引擎隶属于格拉斯哥大学（ University of Glasgow ），瓦特在那里负责修理天文仪器。纽科门引擎通过加热获得蒸汽以推动活塞，然后注入冷水让蒸汽冷凝，活塞由此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再开始下一轮冲程。在蒸汽冷凝后，活塞和汽缸都会冷却下来。引擎在每个冲程里对它们再次加热，也会将水重新加热。这种设计相当低效，而且自从发明以来的 50 余年里几乎没有过任何改变。在散步途中，瓦特想到了如何在活塞的每个冲程结束时排出蒸汽，这样新冲程开始时就无须冷却活塞和汽缸。

瓦特对蒸汽机所做的改变虽小，却相当有效。只要煤炭的供应能够持续，蒸汽机便可以产生大量的动力，并因此可以经济地工作数日、数周和数月。在瓦特散步的这个时间点里，整个英国仅有 75 台蒸汽机在运行着。瓦特的新引擎很快就在英国传播开来，推动制造业的生产力急剧提高。这次革命就是广为人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从英国向美国和欧洲大陆传播着，生产力因此提高了 10 倍，重塑了全球经济，创造了数不清的财富，并且重新定义了商业的核心基础。

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许多人不再依赖水车、木材、动物和其他传统的能源形式。远离河岸的城市里也有了平价的动力。到 1870 年，人们纷纷使用化石燃料获得动力，超过了对畜力和水力的使用。瓦特的蒸汽机带来了充足的新动力源，同时也让英国能够首次大量开采地下水位以下的煤炭。矿业、制造业、运输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都在加快，生产力也大幅提高。例如在 1790 年，一位农场工人凭借镰刀每天可以收割大概 0.1 公顷地，然后必须手工脱粒。到 1890 年，有了脱粒机，一个人就可以收割 4 公顷地。工资也开始急剧上涨，因为对设备的投资让工人们有了相当高的生产力。在接下来的 200 年里，工资的上涨让发达国家的许多人脱离了贫困，摆脱了饥荒。

瓦特的蒸汽机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即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商业模式专门为配置蒸汽机及其衍生品提供必需的资金支持。本地的行业协会和封建的土地转让都给有限责任公司让路，后者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瓦特的蒸汽机革命并不是一直都进展顺利。一场革命中的时机相当巧妙。瓦特花了 10 余年的时间才完善了自己的设计 。新的引擎需要高质量的铁，因为汽缸一直处于压力之下，但此类铁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直到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大炮制造商在增强军备时才发明了这种铁。即使有了更高质量的铁，早期的金属加工技术也不能始终保证汽缸和活塞之间能够精确地匹配起来，而且锅炉太容易爆炸，为此瓦特不能让内部压力超过标准气压。

改善蒸汽机所带来的好处一直到系统整合技术得到应用之后才显现出来。系统整合技术让引擎可以与生产的方方面面相吻合——仅仅给水车增加一台蒸汽机并不够。所以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人们才全面感受到蒸汽机的影响力，这发生在瓦特于 83 岁辞世的 10 多年后。

在革命真正开始之后，需求大幅提高，从而带来了铁、棉花、煤炭和铜等商品价格长达 30 年的飙升。燃料和照明价格的飙升幅度至少是原来的 5 倍。

尽管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的建立和财富的创造，但也有大量的行业成为了牺牲品。纺织行业协会根本无法与高效的新工厂进行竞争。帆船给蒸汽船让路。水力磨坊曾经垄断了村庄的面粉生产，但现在也大规模地被以蒸汽为动力的面粉生产商所取代。卢德派坚决反对这些生产力更高的新机器，查尔斯 · 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曾写过文章描述传统方式被取代所带来的痛苦，但推动这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势不可挡——人们的寿命得到延长，饥荒减少，数百万人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尽管第一次工业革命给相对较差的技术和没有做好准备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它也让一些巨头崛起，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理查德 · 阿克赖特的纺织王国。阿克赖特于 1732 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裁缝家庭，在 13 个孩子中排行最末。阿克赖特从未上过学。在给理发师担任学徒的过程中，他发明了一种可用于男性假发的防水燃料，并获得了专利。他因此赚到了足够多的钱，并自立门户。

在自己创业后，阿克赖特解决了当时一项重大的工业问题，也就是如何高效地将棉花纺成棉线。棉花首先必须去除种子、外壳和杂质；然后进行梳棉，也就是将小棉束梳理为单纤维状态，使纤维平行伸直。最后，短纤维必须纺成棉线。历史上，最后的纺线工序需要大量女性守在手纺车前。 18 世纪 70 年代，阿克赖特和其他人率先想到一种让梳棉更为高效的专利方法。此后，他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了更为错综复杂的纺纱问题上 。最终，阿克赖特获得了纺纱机的专利。这种复杂的设备使用精确加权过的轮子系统，每个轮子都比前一个轮子转得快，从而可以抓取棉纤维，将它们拉直，然后合成棉线。尽管其他人也曾尝试过类似的设备，但阿克赖特第一个找到了轮子之间的正确距离。如果轮子之间的距离太近，那么以不同速度旋转的轮子会同时抓取棉纤维，从而将它们扯得乱七八糟。如果轮子之间的距离太远，那么就没有轮子可以抓取住棉纤维，结果就是过多的纤维处于松散状态，棉线就会卷曲不成型。阿克赖特的设计相当正确合理，所以他的这一方法目前仍然是棉花纺纱的基础。

最初，阿克赖特设计的纺纱机是由 2 ～ 3 匹马绕圈来提供动力。后来瓦特发明了蒸汽机，阿克赖特就将蒸汽机并入了自己的系统。有了他的设计， 3 万多名工人在其工厂里辛苦地纺纱。那些局限于手纺车而没有看到发展方向的人则被挤出了这个行业。阿克赖特积攒了大量的财富，甚至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偿还当时英国整个国家的债务。

在设计和经营自己工厂的过程中，阿克赖特作出了一生中最恒久也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明了现代化的工厂。阿克赖特制订了非常系统化的工作方法和组织架构，摆脱了 1 000 年来一直使用的在家工作的计件工作方法 。

在与工厂标准化的工作制度综合在一起后，众多新技术（包括蒸汽机和阿克赖特的纺纱机）使得产量暴涨，且整个流程的规模还可以加以扩大。单单一种技术（例如梳棉）就可以让产量有所增加，若再将该技术与纺纱、一位职业主管人员、直驱式蒸汽动力和市场等综合起来，就会带来“巨大的变化”。除了标准化的计件工作外，多班制加上有大量机器的大型工厂，开始给产量和生产力带来了数量级的变化。在协会管理的时代，技术工人的数量有限，这点限制了发展：学徒通常要学习 5 ～ 7 年的时间。但工厂只要不到一年就可以建立起来，而且新工人的培训时间不再需要数年，短短几周就可以完成。

太多人挤进都市，挤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到 19 世纪末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改变了欧洲和美国。城市围绕着工厂发展起来，数百万人离开了农场。工业化的力量相当强大，但城市化的步伐却带来了一个烂摊子。

城市里到处都是旧式公寓楼。因为饮用水污染，再加上下水道系统不完善，导致了传染病蔓延，人们年纪轻轻就生病死亡。工厂的污染让城市笼罩在雾霾之中，壁炉、提灯，还有蜡烛的烟让各家各户都处于一种潜在（而且常常有害）的危险中。人口激增，而食品的生产又没有跟上，这导致许多人再次预言饥荒会蔓延开来。冒着热气的马粪在街角越堆越高，伦敦的《泰晤士报》预计到 1950 年，这些马粪就能将整座城市埋在 2.7 米之下。

这次，单单在城市的绿地上散散步并不能找到解决方案。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直接源于电、水和钢铁的普及，但它带来的现代城市和交通网络的一系列发明也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这次革命让城市变得极其庞大，人口更为密集，其结果让之后的多数观察家们也为之惊叹。 1860 年，纽约市仅有 80 万余人，美国仅有两个城市的人口过 50 万，而费城是另一个。到 1925 年，纽约已经取代伦敦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居民达到了 750 万人。
但在席卷城市的基础设施变化中，人口增长只是其一。作为建筑材料的木头曾经在 1835 年和 1845 年导致大火，可到了 19 世纪末期，建筑材料已经从木头更换为低成本高强度的钢铁。这种转变使得建筑越建越高，突破了使用木头和石头作为建筑材料时的 4 ～ 5 层楼。钢铁也允许人们开发出用于机器上的低摩擦轴承，使得火车在铁轨上运行时的滚动阻力更小，而人们在此之前只能搭乘木制车在马路上颠簸。这些效率的提高大幅降低了交通成本。 1890 年，搭乘马车的交通运输成本为每吨每公里 15.3 美分，而铁路的交通运输成本只有每吨每公里 0.55 美分，只是原来的 1/28 。纽约市到芝加哥的运输时间从 6 周缩短到 2 天，商品流动的速度也大大加快。污水被收集起来，下水管道也被埋在了地下。淡水被引入城市中（就纽约市而言，其淡水来源于阿迪朗达克山脉北部）。所有建筑都有了自来水，危险的化粪池也被填埋。

照明工具也从木材、煤油和蜡烛改为电灯，这样更为安全，而且人们的工作时间也得以延长数小时。有了电，也就有了家用电器、空调和电梯，让平民百姓家也能使用大量电力。电也带来了装配线的发明。当时，亨利 · 福特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 Detroit Edison ）为托马斯 · 爱迪生（ Thomas Edison ）工作，利用电能驱动生产线。

低成本石油和内燃机的发展让城市不再受困于马粪之中，后来也促进了郊区社区的发展壮大。石油的高能量密度允许卡车将商品运输到很远的地方，从而解除了商业依赖于铁路线的束缚。

这些技术变化本身就让人瞠目结舌。此外，第二次工业革命也给管理原则、企业实体和资本形式带来了巨大变化，永久地改变了人员、政府和公司之间的力量平衡。

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托拉斯、第一批国家级企业以及后来的跨国企业和股份银行。在美国各地铺设铁轨、修建摩天大厦、建设地铁系统或搭建大型工厂所必需的投资规模已经远远不是家族企业所能独立承担的。这些投资要求股东们共同出资，而且要有能力通过公司债券筹集资金。全球的商品贸易和运输对保函也提出了要求。在一些情况下（例如铁路行业），最初的发展同样也仰仗于政府的拨地和贷款。铁路修建者们从国会得到了 0.5 亿公顷的土地，几乎达到通过《宅地法》 （ Homestead Act ） 所拨土地的面积的一半。到 1856 年，在美国最大的 500 家公司中，铁路公司占了 341 家，尽管其中 1/4 以上的公司到 1893 年时都已经倒闭。这也证实了这段时期内基础设施的变化速度有多么快 。

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司也在飞速地扩张。到 1900 年，美国钢铁公司（ U. S. Steel ）成为第一家营收达 10 亿美元的企业。随着奥的斯电梯公司（ Otis ）在全美各地收购其他电梯公司，它也成为第一批被允许跨州经营的公司之一。标准石油公司、卡内基钢铁公司和其他企业托拉斯都紧随其后，成为在全美范围内经营的市场领导者。

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它们需要采取正式且科学的管理方法。会计准则由此诞生。弗雷德里克 · 泰勒（ Frederick Taylor ）进行了著名的时间动作研究（ time-and-motion studies ），对制造流程进行了优化。阿尔弗雷德 · 斯隆（ Alfred Sloan ）制定了经营多业务的大型企业的管理原则，从而可以管理如通用汽车这般庞大的公司。产品研发首次成为公司的关注重点，因为公司现在可以超越个体的能力。控股公司出现了。从广义上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创造的庞大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带来了定义现代企业的指挥控制架构。

1850 — 1920 年间确立的不仅有那些著名的美国跨国公司，同时还有“业务”的概念和美国创业模式。（我们将在第 7 章和第 8 章中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创造类似的一波新业务流程、架构和市场机制。）

采用新管理方法的公司获得了繁荣发展。西门子在 19 世纪中期还只是一家电报公司，后发展成为电气设备的主要制造者。 IBM 公司选择了一种曾被用于控制织布机的技术，并使得这门技术成为企业制表机的基础，该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计算机帝国。大型钢铁公司涌现。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通用电气公司（最初名为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 [Edison General Electric] ）也在冉冉升起。

20 世纪初期，弗里茨 · 哈伯（ Fritz Haber ）和卡尔 · 博施（ Carl Bosch ）再次找到了一种化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的方法，同时也为一家行业巨头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马尔萨斯和其他人都曾表达过对饥饿的这种恐惧心理，而这种担忧再次出现了，但哈伯法（ Haber-Bosch process ）可以大量生产制造合成肥料。在此之前，各个国家都在拼命搜寻天然肥料，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为了鸟粪进行了长达 5 年的战争。是的，就是为了鸟粪。

哈伯法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它仅消耗了全球 1% 的电力，就生产出了能养活全球 1/3 人口的肥料。农业产量大幅提高，使得我们生产的玉米不仅可以供人类自己食用，还可以用来养殖大量的鸡、猪和牛，让中产阶级可以定期吃得到肉。哈伯法同时也可以生产高果糖玉米糖浆，让食品更甜，味道更美（同时也让人们的腰身更粗）。我们体内的半数蛋白质中所含有的氮都来源于通过哈柏法所制造的肥料。哈伯和博施效力的巴斯夫公司（ BASF ）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化工公司 。

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情形一样，大量公司被甩到了一边。安德鲁 · 卡内基让数百家钢铁公司破产倒闭。亨利 · 福特利用巨额资本和电网建立了机械化的装配线，让数百家汽车公司从此在市场中消失。现如今，令人惊奇不已的是，当技术成熟且规模变得更为重要之时，全球 300 家太阳能公司中的多数都已破产倒闭。因为我们似乎忘了在全球的汽车公司中，多数在早前也已经破产倒闭。在 20 世纪的前 10 年里， 1 800 余家美国汽车公司被缩减到只剩下 3 家。当哈伯和博施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氮资源来生产肥料时，曾经发起鸟粪战的公司们也失去了发动战争的动力。鸟粪的主产国智利丧失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由此进入了经济萧条期。

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收入的广泛增加也带来了消费的激增，资源由此变得紧张起来。 1890 — 1920 年间又经历了一次长达 30 年的商品价格上涨。这一次，能源和石油的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了 5 倍多，金属价格更是翻番。食品价格上涨了 50% 。大型的颠覆也同样存在。对稀有金属的竞争（这次是钻石和黄金）导致了 1868 年在南非爆发的第一次布尔战争（ First Boer War ），然后是 1886 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 1898 年，美西战争爆发，目标是争夺古巴的制糖业。在中美洲爆发的“香蕉战争”旨在保护联合果品公司（ United Fruit Company ，即现在的奇基塔公司 [Chiquita Brands] ）的农业利益。

这一次，消极预测再次被科技和管理原则的创新所打败。这一次没有饥荒，没有低层老式公寓里冒着热气的一堆堆马粪，晚上也不再使用难闻的煤气灯才能获取昏暗的灯光。第二次工业革命给了我们一个现代化的世界。

城市化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被化解，人们的寿命几乎翻番，而且教育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其程度是 19 世纪 70 年代最富有的人都难以想象的。美国许多大型的大学、音乐厅和博物馆都是在这段时期创立的。

危机又来了，这次问题出在资源上

现在，我们又再次处于危机模式。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开始，人们就不断发出警报。当时，罗马俱乐部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 （ The Limits to Growth ） 中再次提到马尔萨斯主义。这家全球智库由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家、政治家和商界领袖人物组成。文章一开始就提到世界的资源有限这个前提，然后提出资源很快就会被用完。例如，石油只能用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凑巧的是，在《增长的极限》一书出版时，正值 1958 年发明的集成电路开始进入广泛的商业使用。到现在，标准个人电脑或智能手机内的计算机芯片上已经有了如此之多的晶体管，以至于制造商们早已停止去计算数量。英特尔的旗舰处理器现在拥有数十亿个晶体管。相比之下，在罗马俱乐部发布其可怕的预测之时，当时最先进的主流芯片上还只有几千个晶体管。当时罗马俱乐部预测，科技发展将呈线性增长，只有污染、人口和资源的使用会呈指数级增加。事实上，在过去 40 年里，计算机的力量是呈现指数级增长，而人口增长甚至连线性都算不上。当前，人们预计人口增长到 2050 年时将全面停止，到时的全球人口数大概会是 96 亿。发达国家的污染情况正在得到改善，尽管新兴国家的污染在加重。公司利用晶体管进行了众多创新，加上新的商业模式和监管方面的变化，这些已经让许多行业得以大幅提高自身的生产力和产量。自《增长的极限》一书出版后，食物产量已经是此前的 3 倍，而人口增长仅翻了一番。生产力的增长速度相当之快，以至于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罗马俱乐部宣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之时已经翻了一番还多。

但新兴中产阶级的需求已经变得如此庞大，使得商品价格的飙升已经进入第 12 个年头。石油和能源的价格自 1998 年以来已经攀升至原来的 5 倍。金属价格是此前的 3 倍，食品价格已经上涨 75% 。自进入 21 世纪起，商品价格指数已经增长了近 150% 。这些价格现在相比 1900 年的水平都已经增长了 50% （见图 1-5 ）。石油战、水源战以及食品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近一个世纪里，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资源的成本几乎保持稳定不变或略微有所下降。现在，资源的成本已经成为一种经济逆风。这种压力正在影响各行各业，而不仅是那些使用钢铁的建筑商、消耗大量电力的铝厂或者是对使用石油和天然气制造出的柴油和化肥依赖性很强的农业制造商。商品价格的快速膨胀就像是一种递减税，加大了收入差距，减缓了经济增长。而且尽管在早期的两次工业革命中，商品的价格激增在持续 30 年后就停止了，但如果不对当前的商品价格激增进行有效的处理，就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原因就在于中产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由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需求。

即使看上去几乎不消耗资源的公司也必须着手采取不一样的运营方式。在谷歌公司，似乎消耗的能源只有用来编码的脑力。但事实上，整个 IT 行业早已在向排放量超过航空业的方向发展，因为在所有这些庞大的数据中心，服务器每年 365 天、每天 24 个小时不停地运转。在全球范围内，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量约为 30 个核电厂的发电量。正如我们将在第 4 章中详细介绍的，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提供软件和服务帮助其他人解决资源越来越稀缺的问题中将蕴含巨大的商机。

更少的资源更多的产品，危机快速变商机

许多人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进行快速创新，从而赶上需求飙升的速度。例如，《华尔街日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创新不能拯救我们》 （ Why Innovation Won’t Save Us ） 。在这篇文章中，美国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教授罗伯特 · 戈登（ Robert Gordon ）写道：“证据显示，未来的经济增长最多只是历史增速的一半。” 1891 — 2007 年，经济的历史增速是 2% 。他说，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明创造都已经出现在大家面前。为此他警告说：“过去的增幅让美国的生活标准每 35 年就可以翻一番。对未来的多数人来说，生活标准翻一番也许需要 10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我们相信，未来这轮革命将会沿袭此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崎岖道路。革命的种子早已播撒，而且已经在我们的四周冒出了嫩芽。正如威廉 · 吉布森（ William Gibson ）所说的，未来就在这里，只是分布不均而已。

尽管有大量的公司会被淘汰，但这次革命也会创造下一批跨国巨头，而它们将主导可见的未来，同样主导未来的还有推动资源革命的那些反应敏捷的专家们。最后的赢家不仅会充分利用新兴技术，同时也能将这些新兴技术与管理创新综合起来，并沿袭头两次工业革命创造工厂、装配线和其他突破的传统道路。成功的公司根本不会被价格上涨和资源稀缺所打败，反而会抓住对高生产力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这一机遇，从中获益，并且带领我们所有人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代。

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但简单来说，任何认为我们将陷入全球经济危机的想法都是对人类创造力的完全忽视。若是押注这种想法，绝对不会赢。

本章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