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二节
影响ADHD的社会因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教养因素。家庭教养因素对于ADHD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教养方式以及亲子互动等因素对ADHD并发症状的影响。其中外在的并发症状包括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和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CD）。内在的并发症状包括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此外，还有功能障碍，即学业成绩问题和社会功能问题。下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分别介绍针对家庭教养因素与不同的ADHD并发症状之间的联系所进行的研究和发现。
ADHD的外在并发症状主要有对立违抗性障碍和品行障碍。研究表明，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教养方式、亲子互动、教养压力和家庭矛盾等因素与ADHD儿童的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和品行障碍症状的联系比与ADHD症状的联系更加密切。
探究与ADHD并发症状有关的家庭教养因素的研究大部分采用横断研究设计。通过比较ADHD儿童、伴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品行障碍症状的ADHD儿童与对照组儿童所在的家庭在家庭机能上的差异，来探究家庭教养因素与ADHD儿童的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品行障碍症状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品行障碍症状比与ADHD症状有着更密切的联系。Chronis等（2003）通过比较ADHD儿童、伴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品行障碍症状的ADHD儿童和对照组儿童的行为症状以及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探究了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儿童的行为症状之间的联系。结果显示，儿童的ADHD症状与其父母儿童时期的ADHD发生比率有关。具有伴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品行障碍症状的儿童，他们的母亲多数在早年出现过心理问题。除了ADHD症状及破坏性行为，还报告出更多的情绪障碍、焦虑障碍、药物依赖、酗酒等问题。在父亲方面，研究者（Pfiffner et al.，2005）发现，相比对照组儿童的父亲，那些有伴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品行障碍症状ADHD儿童的父亲在早年时出现过反社会人格障碍和抑郁障碍的比率更大。而早期的研究结果显示，母亲发生反社会人格障碍、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的比率与ADHD儿童出现伴随症状的比率没有关系。研究结果的不同，提示研究者应该从父亲和母亲两方面出发，探究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儿童的行为症状之间的联系，因为在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是相互作用的。
对于ADHD儿童的伴随行为症状的影响，父母的心理健康因素与教养方式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研究显示（Kashdan et al.，2004），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与父母较少的积极教养方式有关，表现为父母对孩子缺少关怀和积极的管教，采取比较多的消极处罚和强迫行为。这与很多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缺乏积极的教养，采用消极、无效的处罚方式与ADHD儿童伴随出现的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品行障碍症状密切相关。这些研究也发现了父母心理健康因素与教养方式之间的联系，比如在父母早年发生过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家庭里，社会功能失常的教养方式（表现为对孩子缺少关怀和关注以及采取消极无效的处罚方式）仅仅与ADHD儿童的品行障碍症状有联系，而与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没有联系。在控制了父母的抑郁障碍、ADHD症状以及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等因素后，父母的焦虑障碍与消极的教养方式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者推测，父母的焦虑障碍使得父母在压力面前表现得更加脆弱，对亲子间的互动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导致消极的亲子互动方式，为亲子双方带来压力和伤害。
研究者还通过观察研究探究了亲子互动与ADHD儿童的对立违抗性障碍和品行障碍症状之间的联系。琼斯顿（2002）通过观察在执行不同任务的过程中母亲与她们的孩子之间的互动，探究了ADHD儿童不同的行为症状与亲子互动的联系。结果发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母亲更多积极的回应与儿童的品行问题以及母亲的抑郁症状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不过这种负相关关系依赖于任务情境，如这种负相关在进行打扫任务时存在，但在自由活动中却不存在。这也提示一些情境可以诱发出亲子间消极的互动方式。另外，特瑞普等（2007）的研究没有发现ADHD儿童与有伴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品行障碍症状的ADHD儿童在亲子互动方式上的差异，但却发现了任务情境对于家庭活力的影响。在执行较困难的任务时，亲子互动中表现出更少的温暖、合作和交流，而在进行家庭游戏的时候却不存在这些问题。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缺乏积极的教养方式与ADHD儿童的伴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品行障碍症状比与ADHD症状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这些研究同时提示，在研究亲子互动时要将任务情境等环境因素考虑在内。
对于父母的认知因素在ADHD症状、伴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和教养压力之间所起的作用，研究者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琼斯顿等（2006）比较了ADHD儿童、伴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的ADHD儿童以及对照组儿童的母亲对于她们在教养满意度、压力和社会支持上的得分差异。结果发现，那些有伴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的ADHD儿童的母亲，对于孩子的行为进行了更多的负面归因，认为孩子的对立反抗性行为非常持久并且无处不在。而只具有ADHD症状的儿童的母亲的得分居于对照组儿童的母亲与伴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的ADHD儿童的母亲得分之间，表明父母消极的归因与伴随出现的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的联系比与ADHD症状的联系更密切。波多斯基等（2001）的研究也发现对立违抗性行为比ADHD症状更能够预测父母的教养压力，父母的痛苦和压力与孩子的对立违抗行为和攻击行为有密切联系，而孩子的多动症状并不会显著增加父母的痛苦和压力。
针对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具有伴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的ADHD青少年报告出更多的家庭内部矛盾和压力。研究发现，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相比ADHD症状更多地导致了青少年与母亲的矛盾。相对于对照组青少年的母亲，有伴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的ADHD青少年的母亲报告指出，她们与孩子之间更缺乏有效的交流，表现出更深的亲子矛盾和关系紧张。而这些有伴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的ADHD青少年也报告出更多的家庭矛盾以及与父母缺乏有效的交流。怀伯斯等（2008）的研究也发现，相比只有ADHD症状的青少年，那些有伴品行障碍症状的ADHD青少年认为，他们的父母之间存在更频繁的和难以解决的矛盾。对母亲报告的结果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情况。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无论对于儿童还是青少年，教养压力以及家庭矛盾与ADHD儿童的伴对立违抗性障碍和品行障碍症状的联系比与ADHD症状的联系更加密切。
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纵向研究设计，从发展的角度探究了家庭环境因素对于ADHD儿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立违抗性障碍和品行障碍症状的影响。研究发现，那些被诊断为ADHD以及伴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品行障碍症状的ADHD儿童，从幼年和童年早期开始，就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不正常。具体包括：儿童特征———性情急躁、注意缺陷以及更多的对立、挑衅、破坏行为；父母特征———母亲有明显的抑郁症状，较强的攻击性，以及较多消极的教养行为；社区特征———较少的社会支持，社区较高的危险性。
在一个纵向研究中，克罗尼斯等（2007）探究了ADHD儿童在早年时期，父母心理健康因素以及有效的亲子互动对于品行问题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儿童行为以及人口统计学等因素后，母亲的抑郁症状以及早年的教养方式（有效的表扬和积极的影响）都可以显著预测品行问题的发展方向。研究者还特别控制了观察母亲教养行为过程中儿童的行为，这样可以更有力地推断出教养方式是造成ADHD儿童早年品行问题的原因之一。但这个研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为近年的研究都表明儿童的消极行为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而这种研究设计无法检验这种联系。
伯克等（2008）在一个纵向研究中检验了儿童行为问题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从童年期开始跟踪调查一组存在行为问题（对立违抗性障碍、品行障碍、ADHD症状）的男孩一直到17岁。每年都会与孩子的父母进行一次面谈，测查父母的教养方式，并对孩子进行一次行为问题测查。研究结果显示，儿童的破坏行为对于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其影响要远大于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行为症状的影响。当把品行问题纳入分析范围之后，ADHD症状与父母教养方式彼此之间都不再有预测作用。这也反映了ADHD症状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稳定性。与对立违抗性障碍及品行障碍症状相比，ADHD症状在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几率更小。而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在发展过程中则可以显著预测父母参与和有效交流减少。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对立违抗性障碍症状与无效的惩罚措施存在交互作用。父母在报告中也提出，他们因为担心惩罚会加剧孩子的对立违抗行为而不愿意对他们的行为施加惩罚。品行问题可以显著地预测父母管教的降低，但是不能预测惩罚行为、父母参与以及亲子交流的变化。研究发现了上述因素之间的联系，但对于这些联系的内在机制还不是很清楚。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儿童的对立违抗性行为障碍和品行障碍会加剧这些影响ADHD的家庭心理因素。
ADHD的内在并发症状主要有抑郁障碍（depression disorder）和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研究表明，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亲子关系、教养方式等因素与ADHD儿童的抑郁和焦虑问题有密切的联系。
（一）抑郁障碍
ADHD儿童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控制障碍，更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问题，但是针对家庭教养因素对ADHD儿童的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哈里斯等（2006）通过对ADHD儿童以及伴抑郁性障碍的ADHD儿童的研究，探讨了家庭教养因素与伴随ADHD出现的心境障碍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相对于ADHD儿童的母亲，那些伴抑郁性障碍ADHD儿童的母亲表现出更多的抑郁和焦虑症状。
研究者发现儿童的抑郁症状与亲子关系的质量也有着密切关系。杰得斯等（2007）发现，与只有ADHD症状的儿童相比，那些具有明显抑郁症状的ADHD儿童认为他们的父母更加缺乏温暖和独断专行。同时发现父母的抑郁症状与亲子关系互相影响，那些有较强抑郁症状的父母也认为自己更加独断专行并且对孩子缺乏温暖。不过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确定。
研究者（Ostrander，Herman，2006）通过一个横断研究设计，探究了在儿童不同的发展阶段，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抑郁症状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6～8岁的ADHD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在ADHD症状与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对于10～11岁的ADHD儿童，父母教养方式、父母认知因素、权力掌控三个因素都在ADHD症状与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者认为，对于较小的儿童，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会直接导致ADHD儿童的抑郁症状；而对于年龄稍大的儿童，认为他们的权力可以控制环境这种错误认知可能是导致儿童抑郁症状的原因。但这个研究没有考虑父母其他方面的因素，如父母的心理活动因素，也是教养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联系的一个潜在因素。尽管如此，这个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发展的角度探究风险因素与抑郁症状之间关系的新视角。这种设计对抑郁症状的发展过程更加敏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家庭教养因素与ADHD儿童抑郁症状的产生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焦虑障碍
焦虑障碍也是ADHD的一个重要并发症状，但影响该症状的因素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者（Pfiffner et al.，2006）通过对一批ADHD儿童的研究，探究了父母的焦虑症状和教养方式与ADHD儿童的焦虑症状的联系。研究样本中有45%的儿童被诊断有伴焦虑性障碍的ADHD。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母亲的抑郁症状后，母亲的焦虑症状可以显著预测儿童的焦虑症状。父母的教养方式，比如过度的袒护以及缺乏有效的教养，都与儿童的焦虑症状有联系。研究者还详细分析了这种联系中的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发现教养方式对于母亲焦虑症状和儿童焦虑症状之间的联系不具有中介作用，母亲的焦虑症状对于教养方式和儿童焦虑症状之间的联系也不具有调节作用。这样，可以确定影响ADHD儿童焦虑症状有3个独立因素：母亲的焦虑症状、过度的袒护、缺乏有效教养。这个研究强调了在解释家庭教养因素与ADHD儿童症状联系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调节因素和中介因素。不过在开普雷（2007）的一个研究中，仅仅发现了母亲的药物依赖和酗酒等行为问题与儿童的焦虑症状有联系，并没有发现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与ADHD儿童焦虑症状的联系。虽然在家庭凝聚力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那些有焦虑症状的孩子所在的家庭，与只有ADHD症状的儿童所在的家庭相比，家庭气氛具有更强的约束性，家庭成员之间更加相互依赖，并且缺乏民主和自主性。这些不太一致的研究结果，启发我们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检验，以更好地探明家庭教养因素与ADHD儿童的焦虑症状之间的联系。今后的研究应该着重探讨社会心理因素对ADHD儿童并发症状的影响。
常见的伴随ADHD出现的功能障碍主要有两个：学业成绩问题和社会功能问题。研究发现，学业成绩可能会受到家庭教养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受内在的学习资质的影响；而家庭教养方式以及亲子互动与ADHD儿童的社会功能问题有密切联系。
（一）学业成绩
一个纵向研究探究了早期的个人和家庭教养因素对于青少年行为和中学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研究者将学龄期表现出多动症状的儿童与对照组儿童进行对比，追踪了他们的学习资质、学业成绩、心理和行为问题，以及与父母教养方式和心理健康状况有关的信息。结果发现儿童的ADHD症状与青春期的学业成绩和行为问题有显著关系，孩子中学时的自尊和行为调控能力起中介作用。母亲的行为控制、较好的教养方式以及孩子较高的学习资质和学业成绩，都能预测青春期的积极表现。而早期的ADHD症状得分与中学以及青春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都没有直接联系。这说明在儿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受到多种风险和保健因素交互影响的。同时该研究也提示尽管家庭教养因素会对孩子的学业成绩造成影响，但影响学业成绩的核心因素还是孩子的内在资质（Latimer，August，et al.2003）。由于该研究并没有对家庭教养方式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因此研究结果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些家庭教养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成绩，如父母对孩子学习的鼓励和对优秀成绩的追求，以及父母在家庭学习上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二）社会功能
因为儿童通过亲子互动学习与他人进行互动的方法，所以父母必然会对儿童社会功能的发展造成影响。而ADHD儿童在与同伴的交往中更容易出现交往障碍和同伴拒绝问题，因此父母的影响就会更加凸显。赫特等（2007）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的温暖和关怀与更好的同伴接纳有密切的联系，而与同伴拒绝和社会交往困难有显著的负相关。同时父亲的独断专权与儿童的同伴接纳有显著的负相关。但这些联系都依赖于家庭孤独的调节作用，只有那些在家庭里感到孤独的儿童才出现这种显著的关系。研究者认为那些在家庭里能感觉到父母温暖和对自己关心的孩子能够更多地参与家庭互动，进而有更多的机会学习有效的社交技能。而那些在家庭里感觉孤独的儿童则缺乏参与家庭互动的机会，使得许多重要的社交技能得不到有效的发展。有趣的是，只有父亲与孩子的互动因素会显著影响孩子的社会功能，而母亲与孩子的互动因素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可能父亲的行为给孩子与同伴的交往提供了可供学习的典范。
虽然针对家庭教养因素与ADHD儿童社会功能之间联系的研究不是很多，但研究结果都显示家庭教养因素与ADHD儿童社会功能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还需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要对儿童的社会功能障碍进行更详细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