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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目前，ADHD的研究领域包括患病率、发展与行为特征、评估与心理诊断、影响因素和治疗方法五个方面。其中，影响因素和治疗方法是ADHD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DSM－IV－TR（APA，2000）指出ADHD的患病率为3%～5%，男生与女生的比率为4：1到9：1。有关ADHD患病率的研究世界各地都有，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及西欧的多个国家，中国、印度、巴西、日本、波多黎各、新西兰等国，不同文化之下都发现ADHD的行为特征相似，但比率从低于1%到超过20%都有。患病率的差异可能与诊断系统（DSM－IV或ICD－10）、研究所使用的评定工具、取样方法、报告人、共患病情况等有关。
ADHD患病率调查最常用的工具是量表。常用的量表有儿童活动量表父母与教师版、注意缺陷多动症中文版（SNAP－IV）、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和教师评定量表、Rutter儿童行为问卷等，也有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APA）编制的精神疾患《诊断与统计手册》的诊断标准自拟调查表。除了让家长和教师进行量表的填写外，研究中还辅之以医生诊断、会谈确定等方法来对量表结果进行补充。
ADHD儿童的临床表现如何？近年来，中国台湾地区对多动症儿童在发展和表现上有着较多的研究。研究者发现，ADHD儿童比正常儿童在发展上缓慢或表现比较差，如在注意力、动作、视觉空间能力、游戏行为及课业学习等方面。
在症状表现上，ADHD儿童在学校中表现出较多的不专心、冲动、过度活动、非作业行为；在平衡能力上，ADHD患者有75%的合并动作发展协调障碍。比起正常儿童而言，其手部操作灵活度、球类技巧能力、平衡能力等均较正常组差（赖冠宇，2005）。在需要精细控制的静态平衡方面较有困难，动作反应能力不似对照组儿童成熟（罗钧令，陈威胜，2002）。在人际交往互动中，ADHD儿童在主动性、控制性、不顺从等行为表现上也皆高于非ADHD儿童。当同伴出现不顺从行为时，ADHD儿童易出现攻击与反对行为，而ADHD儿童出现攻击行为时易引起同伴的不顺从行为（林幼青，1995）。
在评估与心理诊断方面的研究数量丰富，主要可分为两部分：评估量表的研究以及以标准化测验工具为主的心理诊断研究。
在评估量表的研究方面，大都是把国外已经发展具有良好信效度的评估量表编译成中文，并施测收集资料，分析各种描述性统计值、信效度以及因素结构等。量表包括教师填答的多动症量表、SNAP－IV、CBCL、儿童注意力量表（CAP）、家庭情境问卷（HSQ），学校情境问卷（SSQ）等（Yang＆Schaller，1997；Yang，Schaller＆Parker，2000；Huang，Chao，Tu，Kuo＆Yang，2004；刘昱志等，2006；Wu et al.，2007）。
在标准化测验工具的研究方面，包括电脑版本的注意力测验、韦氏智力测验以及以认知作业形成的神经心理测验等，探讨多动症儿童在这些标准化测验工具的表现，试图验证这些工具对多动症儿童与非多动症儿童具有区分效度。结果显示虽然在某些测量值上多动症组与非多动症组有显著差异，但区分效度不佳（陈心怡，杨宗仁，2000；林姿仪，林克忠，2003；李宏镒，林秋燕，2004；李宏镒，蔡静怡，2004；Wu et al，2007）。
在中国内地，也有量表与标准化测验工具的研究（Li＆Wang，2000；Jiang＆Lu，2001；Lou＆Li，2002；范方，苏林雁，耿耀国，王洪，2006；方妍彤，朱银燕，王晓安，2007；Qian＆Wang，2007）。
不管在台湾或在内地，有关多动症的评量表与标准化测量工具的种类与信效度研究，都能够与国际研究团队接轨。
值得指出的是，许瑞纹（2005）通过比较多元评定法与其他相关的资料，认为诊断多动症不能仅依据单一情境或单一资料提供者的信息，在临床诊断过程中，临床工作者须同时取得不同情境中多元资料提供者的报告，并谨慎考量如何整合与解释不一致的诊断结果。
（一）生理因素
1.遗传因素
为探索遗传与ADHD的关系，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两种类型的研究：一是采用家系研究、收养研究、双生子研究等方法；二是采用分子遗传学的研究。
在家系研究中，对比各级家属中的患病率。在双生子研究中，将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以及正常儿童同胞的发病率进行比较。在收养研究中，因收养而分离的儿童之间的相似性反映了遗传的作用，而无血亲的被收养者之间的相似性反映了环境的作用。将儿童的收养亲属与儿童的血缘亲属相比，比较两者患有ADHD或连带问题的几率。
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几种基因与ADHD的关系，如多巴胺D4受体基因多态性，多巴胺转运体（DAT）、多巴胺β羟化酶基因（D β H）、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5－HTT）多态等与ADHD的关系。其他一些关于ADHD的基因研究还包括：溶质载体家族1成员3基因（SLC1A3），色氨酸羟化酶2（tryptophan hydroxylase 2，TPH 2）基因，单胺氧化酶A（MAO－A）基因及单胺氧化酶B（MAO－B）基因，去甲肾上腺素载体（norepinephrine transporter gene，NET1）基因，儿茶酚胺氧化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等。
2.神经生化学因素
通过比较ADHD患儿和正常儿童的尿液、血液或脑脊液中神经递质及其代谢产物的改变来探索与ADHD相关的神经生化学因素。以往的研究表明，儿茶酚胺在ADHD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其中与ADHD关系最密切的神经递质为多巴胺（DA）和去甲肾上腺素（NE）。
3.脑神经因素
通过神经成像技术发现ADHD患者的神经系统解剖和功能异常。近年来，随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国内外众多学者开始应用多种神经结构成像技术（如MRI、CT等）和神经功能成像技术（如SPECT、fMRI、PET等）对ADHD病人从空间维度上进行脑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结构性成像技术发现神经精神障碍病人神经系统的解剖异常；功能性成像技术主要用于测定组织的内在生理特质（如代谢或血流）和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借此发现神经精神障碍病人神经系统的功能变化。目前，影像学研究已提供了关于正常神经发育及特殊的儿童精神障碍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
（二）环境相关因素
1.自然环境
近年来，研究者致力于探求特定环境中的生理变异，比如出生前或生产时大脑皮层发育发展、毒素、食物过敏、出生时段等对ADHD的影响。怀孕及生产过程中的损伤也可能导致ADHD，惊厥、血毒症、母亲的不良精神状态、大龄，胎儿的晚熟、产期等都可能与ADHD有关。此外，研究者也通过测量研究患者体内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如铁、锌、铅、碘等，来研究其与ADHD的关系。
2.社会环境
研究者也研究有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影响，结果不一致，但父母和（或）教师对儿童缺乏理解，采取打骂和侮辱人格的做法均严重影响儿童行为和情绪的发展，导致多动的发生，甚至产生反社会行为。可能与儿童精神紊乱（包括ADHD）相关的因素有：婚姻问题、低的社会阶层、复杂庞大的家庭结构、父母犯罪史、母亲的精神紊乱等。
（三）认知相关因素
目前，对ADHD的研究集中于注意缺陷（注意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包括维持注意、分散注意、集中注意等）、工作记忆以及执行功能（主要包括定式转换和保持、干扰与注意控制、抑制、时空整合、计划和工作记忆）。常采用的实验任务与范式有：持续作业任务（continue performance task，CPT）及其变式、停止任务、go／no－go任务、反眼动（antisaccade）、运动冲突任务、伦敦塔、威斯康星卡片分类、Stroop任务等。也有研究将此类技术采用适宜方式结合脑成像技术，更好地反映脑功能。
大约有80%的ADHD患者同时伴有另一种心理障碍。前人研究中发现最常见的是对立违抗性障碍、品行障碍、强迫症、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物质滥用，伴发癫痫，除此之外，还有抽动障碍、睡眠障碍、语言障碍、学习障碍等。
研究者还研究ADHD患者的人格特征、个性与行为特点、行为问题、情绪问题、心身问题、适应行为、运动协调能力等。
过去对ADHD的治疗，大多采用药物疗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发现药物疗法有副作用（如失眠等）、效果的短期性等不足，于是不再将其视为治疗ADHD的唯一方法。近年来，治疗者在实践中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行为训练法来治疗ADHD。不同的目的，训练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训练ADHD患者的方法有：①放松训练，以减轻活动过度儿童的肌肉紧张程度；②自我控制训练，以提高ADHD儿童注意任务的完成时间、学习效果以及其社会性行为；③认知调节技能训练，以改变患者思维的形式、信念、态度和意见，最终达到行为的改变。对ADHD儿童的家长进行训练，使家长掌握各种正确控制环境、控制多动症儿童行为的各种技术，以改变ADHD儿童的行为。训练ADHD儿童的教师要正确对待这些儿童，认真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如代币强化方案、应变契约等。
目前国内外的治疗研究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药物治疗。都是使用methylphenidate药物，研究发现药物对改善ADHD的专心程度、学业成绩的效果良好，但家庭因素会影响用药坚持度（高淑芬，丘彦南，蔡文哲，宋维村，2004；Yang et al.，2004；Gau et al.，2006；Huang et al.，2007）。
（2）社交技巧训练团体。研究结果显示能有效增强ADHD患者的人际关系（郑惠鍴，1998；Chang et al.，2004）。
（3）认知行为治疗团体。研究结果显示能够增进患者的问题解决能力、人际关系等（曾嫦嫦等，1997；郭珀如等，2001）。
（4）家属团体，分享经验。研究结果显示疗效表现在家属改善情绪与认知，但行为改变仍较少（钟明勋等，2001）。
（5）父母训练团体。采用行为治疗取向，教导父母合宜的管教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对个案的干扰行为有效降低，带给父母的困扰也减低（Huang，Chao，Tu＆Yang，2003）。
（6）药物与行为的整合治疗法。对药物治疗无效一年以上的个案，加上行为治疗，研究结果显示改善多动症患儿的行为表现（Chang，Chang＆Shih，2007）。
（7）采用特殊教育方法。研究结果显示改善ADHD的干扰行为，增强学习效果（王乙婷，何美慧，2003；钟莉娟，马文，2004；杨俊威，钮文英，2006）。
在国内，有4项ADHD的治疗疗效研究，治疗的主题包括自我管理技能训练、脑电生物回馈训练、父母训练、药物（methylphenidate）等（耿耀国等，2005；熊忠贵，徐海青，石淑华，2006；Liu＆Wang，2007；Wang et al.，2007），都有改善的治疗成效。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当前对ADHD的研究已深入到基因水平。研究包括药物对ADHD模型鼠额叶皮质和纹状体多巴胺D1、D2受体表达的影响，胃泌素释放肽受体基因多态性，MOBP基因在ADHD大鼠前额叶皮层的表达，ADHD与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基因的关联以及ADHD患者的X染色体基因组扫描分析等。
随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利用脑成像技术对ADHD进行研究。研究中既有单独利用脑成像技术对ADHD患者进行分析，对各种亚型患者的特点进行比较，也有结合其他条件和因素进行的研究，如多动症伴学习困难患儿SPECT显像特点及临床应用，ERP技术结合go／on－go任务研究ADHD患者的自我调控能力等。
ADHD患者的认知方面，研究集中于注意缺陷（注意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包括维持注意、分散注意、集中注意等）、工作记忆以及执行功能（主要包括定式转换和保持、干扰与注意控制、抑制、时空整合、计划和工作记忆）。除此之外，还有研究ADHD患者共患学习障碍、阅读障碍，解码及语言理解困难、脑电波等的特点。
在ADHD的治疗方面，近期研究最多的是脑电生物反馈训练，研究中用各种测试来检验此疗法的治疗作用，如视听整合连续测验、EEG等。药物治疗的研究也较多。除此之外，还有感觉统合训练、家庭干预、注意力训练等治疗方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