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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尽力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我的思想再也无法通过几种单调的手势传递给别人。
每当这时，我就好像被许多看不见的魔爪紧紧抓住。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却无能为力。烈火在我胸膛里燃烧，我却无从表达。于是，我疯狂地踢打、哭闹、吼叫，在地上打滚，直到筋疲力尽。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从每天一次到每隔一小时一次。
父亲和母亲心急如焚，却毫无办法。镇子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就算有，大概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来。谁会来如此偏僻的镇子，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呢？而且，大家都在怀疑，像我这样的孩子，是否还能接受教育。
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阅读了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书中提到郝博士将少女萝拉培育成才。萝拉与我一样也是又聋又盲又哑。
母亲百般打听得知，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那么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呢？如果有，他们是否愿意到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呢？无论怎样，《美国札记》总算让父母看到了一线希望。
我六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的一位眼科医生，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带着我乘火车前往巴尔的摩治疗眼睛。
旅途中，一个妇女送了我一盒贝壳，我用线把它们一个个串起来，感觉到无限快乐与满足。列车员叔叔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我趴在座位上，给一些零碎的卡片打孔，一连几个小时，也不知道厌倦。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没有眼睛、嘴巴和鼻子的娃娃。我坚持要大家给娃娃加上眼睛，可是大家都想不出主意。于是，我钻到座位底下，找到姑妈的披肩，从上面拽下两颗珠子。娃娃有了“眼睛”，但是我很快就对她失去了兴趣。我被无数的乐事吸引着，没有发一次脾气。
到了巴尔的摩，我们直接去了那位眼科医生的诊所。医生名叫齐夏姆，待人非常热情。齐夏姆医生对我作了一番检查后，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帮忙。因为贝尔博士那里有关于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
父母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带我去华盛顿找贝尔博士。贝尔博士不仅性情温厚、医术高明，还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趴在他膝盖上玩弄他的怀表。他把我抱在膝上，弄响自己的怀表，让我感受表的震动。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会面竟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不知道这次会面使我日后从黑暗走向了光明，由孤独变得充满温情；更不知道它还令我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提到了波士顿的柏金斯学校，这个学校正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
在博士的建议下，父亲立即写信给柏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信才发出去几个星期，我们就接到了热情洋溢的回应，信里说，已经为我找了一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