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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新的科技知识和信息迅猛增加。根据英国学者詹姆斯·马丁的统计，人类知识的倍增周期，在19世纪为50年，20世纪前半叶为10年左右，到了20世纪70年代缩短为5年，80年代末几乎已到了每3年翻一番的程度。如果跳出狭隘的经济领域，从全社会的层面来观察问题，我们就会看到，新世纪的突出特点就是信息饱和与知识爆炸，这使得我们只有不断地进行创新，才能应对这种新的社会环境。
但是我们这些在传统社会中生活惯了的人，对于世界的变化往往反应迟钝，对于那些致命的威胁习焉不察，不能及时地变革与创新，以致错失良机，甚至一败涂地。有一则煮青蛙的寓言说，如果你把一只青蛙放进沸水中，它会立刻试着跳出。但是如果你把青蛙放进温水中，不去惊吓它，它将待着不动。现在，如果你慢慢加温，当温度从华氏70度逐渐加热，青蛙仍显得若无其事，甚至自得其乐。可悲的是，当温度慢慢上升时，青蛙将变得愈来愈虚弱，最后无法动弹。虽然没有什么东西限制它脱离困境，但青蛙仍留在那里直到被煮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青蛙内部感应生存威胁的器官对于外界的反应太迟钝，最终导致了自身生命的丧失。
据《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分析，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的汽车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汽车占有绝大部分北美市场。但这样风光的日子渐渐改变。1962年，日本车的美国市场占有率低于4％，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厂商完全不把日本汽车看做生存的威胁。1967年，日本车的占有率接近10％的时候，这样的威胁也不曾被正视。1974年，日本车的占有率达到略低于15％的时候，三大汽车厂仍悠然自得。1980年代初期，三大汽车厂商开始以认真的态度检讨他们自己的做法，但日本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上升到了21.3％。到了1989年，日本车的市场占有率已接近30％，美国车只剩60％左右。
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遇到蜂拥而来的新情况、新信息，如果我们适应太慢的话，环境的变化就会压倒我们。《幸福》杂志每年列举出美国最领先的500家公司，这个名单一直在变化。年年都有许多公司被淘汰出局。几乎没有一家公司是自愿退出的，它们是被那些在变化的环境中操作力更强的公司取代了。
对付信息饱和与知识爆炸的唯一方法就是创意，因而在知识爆炸越剧烈的领域，知识创意的呼声也越高。
诺贝尔奖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它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中最受人类关注和重视的奖项。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人文学家都以获得诺贝尔奖为最高荣誉，因为它是颁发给“世界最有成就的人”、“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从1901年至20世纪末，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一共有162人，其中美国70人，占43％；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135人，美国50人，占37％；获诺贝尔医学奖的科学家169人，美国78人，占47％。
获奖的美国人中有许多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的量子理论和相对论；巴丁、布拉顿发明的晶体管，开创了微电子时代；福勒成功地解释了恒星的演化等。
化学奖：美国的斯莫利、柯尔发现碳元素能以非常稳定的球的形状存在，创造出神奇的“布基球”，使人类找到了一种物美价廉的崭新超导材料；毕利发明了碳-14年代测定法；吉尔伯特发明了精确测定DNA的方法等。
美国在科学发明上的成就举世瞩目。究其原因，科学家们曾说，万能的美元和“美国梦”，确保了美国人在科技上的领先地位。
在美国，所有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成长过程中，都被教导要相信：美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你只要有梦想，敢于提出疑问并努力工作、开拓创新，那么，你就能做成一切。
美国是一个善于为你制造梦想，并为你的梦想的实现创造条件的地方。
为什么其他条件相同，而如果你在纽约上学，成才的概率或许比在中国还要高？因为美国先给你梦想，中国先教你遵守传统的规则，差别就在这里。
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人员标新立异，这一点几乎成了他们尊崇的个性。硅谷是指北加州从斯坦福大学开始到吉尔罗里地带以北这块地方。这个以研究集成电路板为主业的高科技世界，代表着即使美国人也不敢全部认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它成了反对崇拜偶像者以及创意主义者的天堂。这些人被传统主义者讥骂为“疯子或精神病患者”。
他们之所以“声名狼藉”，是因为他们敢于向传统挑战。他们的背叛态度使那些恪守陈规的大多数人感到不快，认为他们这些人古怪得很，难以理解。其实，他们是从不愿接受成见定论的现代的爱迪生、毕加索和爱因斯坦。他们的创意才能就是他们的力量，有了这个专长，他们就不会恪守教条和安于现状。硅谷就是因为有那么多创意天才，并不断对过时的定论提出挑战，才得以成为新思想、新事物的发源地。
中国社会尽管脚步迟缓，但也同样在迈向信息社会，同样面临知识爆炸的问题，因而同样需要创意。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曾在《中国基础科学》杂志首发式上指出，基础科学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正确的政策支持，二是科学界能不能克服自身的惯性思维和惰性，只有开放的思维体系，才真正有利于创意。
谈到中国基础科学的创意，周光召认为，破除科学界自身的弱点和惯性思维非常必要，因为创意往往出现在那些交叉学科点上，但目前中国科学界对这一点的认识还不自觉。现在的情况是，虽然讲的是自主创意，而实际上对国外的东西“唯马首是瞻”，使有创意想法的人难以得到支持，这种不适合进行重大创意研究的心理状态和惰性要坚决克服，否则投入再多也可能不会有结果。有些事实已经说明，光靠钱并不能解决影响创意的根本性问题。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迎接信息时代的挑战必须进行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的大变革。因为教育是一项远期工程，教育改革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的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创意思维并不需要单独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授，因为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的过程中，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掌握创意思维的方法。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从幼儿园直到研究生院，所强调的依然是知识的灌输，而不是智力的开发。小学生考试要背诵教科书，博士生考试同样要背诵教科书；一个人极为宝贵的创意思维，便在这朗朗的背诵声中消磨殆尽。
有位创意学家做了这样一次实验：他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圆点，问在座的高中学生：“这是什么？”高中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粉笔点。”创意学家来到幼儿园，用同样的问题问在座的孩子们。孩子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是圆面包。”“是小纽扣。”“是天上的星星。”“是大灰狼的眼睛。”……答案竟有几十种。
创意学家感慨地说：“儿童们在受教育之前像一个问号，而在毕业之后却像一个句号。我们的教育，辛辛苦苦十多年，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幸好，随着信息化时代的进展所引发的客观需求，随着国外先进教学方法的引进，加上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呼吁，以及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创意思维正在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重视。由系统的创意思维训练所培养出来的“点子大王”，正在各种部门和岗位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识之士都已形成了共识，只有把创意教育从娃娃抓起，才能在信息社会的新形势下真正提高全民族的思维素质，才能昂首阔步走进创意思维的新时代。
丘吉尔曾经预言：“未来的帝国是头脑的帝国。”韩国提出“头脑立国”；美英等国家都把脑科学研究纳入国策；日本将心灵教育写入了文部省的文件，而且其右脑教育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如果说脑科学是21世纪的“皇冠”的话，那么“想象”就是构成这一“皇冠”的主要“材料”，因此，说未来的较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想象力的较量，未来的竞争是大脑中的想象力的竞争，想象力是最为稀缺、昂贵的资源，这是毫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