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绿草芊芊，新月从容，细雨滴落在黛瓦青檐。光阴愈老，童年的记忆往往就愈清晰，生命的脚步向后转了一个弯，不可阻挡地往回奔跑。
那时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映得脸上的绒毛都清晰可见，还有呼啦啦惊起的麻雀，你追我赶中孩童的尖叫。每个片段都与后来的性格相关联，打开或者闭合了心扉，而后被雕刻在时间的洞穴里，隐秘，而又蠢蠢欲动。
从摇篮到坟墓，不管用多少步子来丈量，都有难以磨灭的联系与情结。对于任何人来说，童年都是难以回避的。在孩子的眼里，世界是缤纷的、新奇的、明亮的。但也正因为阳光太明亮，如果这个世界里掺杂了忧伤、费解抑或斑驳，它们的影子便会被无限地拉长，加深，直到岁月深处。
张爱玲两岁时，随父母举家搬到了天津的老宅，那里是祖父张佩纶结婚时自己购置的。对于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来说，那段日子是幸福静好的。年幼的两姐弟，尚嗅不出那浮华背后的腐烂气味，也无法预知后来的离合悲欢。
潮湿的弄堂里，午后氤氲的阳光下，迎着窸窣的光线，荡起的秋千上飞扬着一抹桃红色的身影。多年后，这画面成为张爱玲记忆里最温暖的片段，承载着童年的梦。她喜欢秋千飞起的一瞬间，裙裾飘到了湛蓝的天空上，仿佛自己变成了会飞翔的精灵。
玩够了秋千，她会轻盈地跑下来，坐到板凳上喝一碗六一散，消除暑气。她喜欢那淡淡的中药味道缓缓滑入喉咙的感觉，整个人也清爽起来。
拿现在的话来说，人生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有闲又有钱。当时的张廷重夫妇只有26岁，正踩着青春的浪花，“不识愁滋味”地书写着自己的金色年华。这一家子人，守着父辈留下的财产，只管铺张浪费，不会耗费心神去思考未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人们看着老房子里进进出出的司机、佣人，流露出既羡慕又贬损的复杂眼神。
后来，张爱玲在小时候的记忆里搜寻出了这样一个片段：她用稚嫩的童音为一位老人背诵诗词，当说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那老人瞬间泪流满面，泪水被拦截在皱纹的沟壑里。当时的她，并不知晓那眼泪的缘由，她甚至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亡国恨”。日子与日子串联着，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与时间一起长大，忧伤被暂时性地阻隔了。在佣人们的簇拥下，一切都是慵懒而明媚的。
张爱玲与弟弟都有自己专属的佣人，一个叫何干，一个叫张干。大家都叫顺了嘴，已不晓得“干”字到底来源于哪里的方言。大户人家的孩子们都是在佣人的陪伴下长大的，与父母相比，更有一种格外的亲密。
父母的怀抱并不是随时敞开的，但是还好有何干。张爱玲总是攀着何干的脖子，好奇地张望，从大人的高度去看世界。她喜欢拉扯何干脖颈上的松懈皮肤，有时脾气急了，也会抓她的脸，受伤的情况也是难免的，不过何干没有半句怨言。
无忧无虑的生活氛围下，有许许多多值得珍藏的欢乐记忆。小爱玲喜欢看一本谜语书，小声哼唱“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当得知谜底是剪刀的时候，乐得咯咯直笑。
她的另一处天堂在宅子天井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架着青石砧，一个清瘦的身影蘸着水在那上面挥洒写字，爱玲觉得别有一番魅力。她给这个人起了个外号叫做“毛物”，推理下去，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做“二毛物”、“三毛物”，还有一位“毛娘”，指的是毛物的老婆。毛物讲的《三国演义》令她入迷，美丽的毛娘也耳濡目染，藏了一肚子的好听故事。
每天早上，爱玲会被佣人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她躺在那温暖的方格子青锦被上，学习背诵唐诗。开始时母亲是不甚愉快的，总是玩着玩着才高兴起来，眼里慢慢流淌出笑意。那时，爱玲莫名地喜欢上一句诗，“桃枝桃叶作偏房”，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总是摇头晃脑地嘟哝着，长大以后才知道，那诗句并非儿童所能理解的。
如果生活一直按照这样的轨道运行，太阳、秋千、何干、毛物，该有多美好。虽然家族的鼎盛之花已经凋谢，但这一家人生活的习惯和步调仍是精致考究的，不免还是要讲讲排场，显显富贵。
张爱玲后来回忆道，“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地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有一段时间，爱玲每天晚上都会被带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在裙角飞扬的场合里，孩子的焦点却是不同的。她坐在桌子边，面前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她可以吃完一整块，然后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
一次，爱玲留意到，张干将一个生涩的柿子放在抽屉里，随后仿似忘记了它的存在。她每隔两天就会拉开抽屉看一看，然后观察张干的状态，但不知为何，就是不愿提醒或是发问。日子久了，那柿子腐烂为一滩水，证实了爱玲的猜测，却已成为不可挽回的定局。
童年时看似不经意的一段往事，却兀自映合着张爱玲一生的轨迹——她那样不经意地来到人世间，在灰色的布景里渐渐成长，长成一颗青涩的果实，而后离开家族的枝桠，被不知名的大手摘落进凡尘里。历经世间的滚滚洪流之后，因着她那“奇异的自尊心”，最终将自己幽闭在一方空荡而又狭小的空间里，是自相情愿也是被逼无奈。
然后呢？然后再没有人看顾她，让她兀自地红了，透了，熟了，而后又烂了，腐了。偶尔有人伸颈窥伺，也只不过是为了猜测一场宿命。然而那又如何呢？——她最终还是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定局。连她自己都兀自叹息。
然而不管怎样，那时的世界是轻柔而美丽的，偶有一些小小的坏情绪，也都是小事情，比如背书的苦恼。家里为姐弟俩请了私塾先生，无忧无虑的游戏时光因而被削减去了大半，枯燥的背书生涯让爱玲感到痛苦难安。
曾有一年的年初一，爱玲嘱咐何干，天亮就要叫她起床迎接新年，但佣人们担心小姐熬夜读书太辛苦，所以没有忍心叫醒她。醒来后，爱玲伤心地哭了，因为鞭炮已经放过了，她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已经成为了过去，我没有份了”，于是“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说是童言无忌，然而小爱玲的话语却总是成谶——最终一切的繁华热闹成为过去，没有她的份，无论她曾经怎样努力地追赶，即使是穿上了新鞋追赶。没有用的。
小女孩的烦恼也有一部分来源于容貌漂亮的弟弟。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每当爱玲听到家人们夸奖弟弟的大眼睛或者长睫毛，就有些气愤。在宅子的上上下下，男尊女卑的观念也不时会露出马脚，小爱玲对此常常报以一声冷笑，和高傲扬起的小脑袋。
弟弟的确长得很秀气，爱玲后来在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脸上，真是白糟蹋了。”因为这种微妙的比较，爱玲身边的何干也似乎低人一等，处处让着弟弟身边的张干。
爱玲气不过去，有时会忍不住帮着何干争论，但换来的是张干恶狠狠的气话：“你这个脾气，将来要嫁给谁去？恐怕会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每当爱玲表示不服的时候，张干还会指出爱玲抓筷子的位置，来再次论证自己的观点。“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小爱玲听了，连忙将手指的位置换到筷子的尾端，但是狡猾的张干会立刻改口。“抓得远当然也代表嫁得远。”总是，憋得满脸通红的小女孩总是瞪圆了眼睛，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其实，弟弟的童年也并非没有烦恼。跟爱玲比起来，他身体比较虚弱，又不会读书，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因为嫉妒姐姐画的图画，他有时会偷偷毁掉几幅，或是划上几道黑杠子。因为身体虚弱，大人们在他的糖里面掺了黄连汁，用浓浓的苦来浇灭孩子的期待。他仍然馋，哭得十分伤心，家人又把他的拳头涂上黄连汁，只为了让这个可怜的男孩断念。后来，爱玲回忆起小时候的种种，也叹息着说：“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
不过，在爱玲8岁之前，所有的烦恼都是美丽童话中的小插曲，生活的主色调仍是温暖的。在毛物为他们建造的虚拟世界里，两姐弟用最活跃的想象力丰富着童年的记忆。小爱玲会把他们设想为能征善战的两位勇士，她叫月红，手持宝剑，弟弟叫杏红，武器是两只铜锤。
构成故事的还有一些虚拟的人物，故事的背景发生在“金家庄”，时间是在黄昏时分。随着叮叮咚咚的切菜声，金大妈先粉墨登场。接着，众人狼吞虎咽地吃过晚餐，便提上武器去攻打敌人。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总有人先英勇地杀败两只老虎，夺过两枚老虎蛋，将那老虎蛋切开来，竟与煮鸡蛋一模一样。
尽管小爱玲对自己编故事的能力沾沾自喜，但弟弟却不总是捧场，常常放弃配合，搞得张爱玲很是气恼。弟弟有时候也小试牛刀，但编来编去，就是一个路人被老虎追赶着，拼命地跑，又拼命地追……没等他进入正题，爱玲就笑得直不起腰来，有时爱怜地在他的小腮帮上印上一个吻。
童年的美丽时光串联成欢快的儿歌，悦动在旧日的阳光下。这是爱玲与寻常女孩一样拥有的金色回忆，她也曾在年不经事的时候，与这世界进行过最直接的交谈。
若干年后，人们追溯这个女孩迥异于常人的性格源头，发现父母亲的家庭角色有着深刻的影响，而那段热粥一样温暖缠绵的岁月，就成了小爱玲生命中最纯粹、最闪亮的珍贵往事。
在孩子的纯白视野中，“破碎”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词语。他们刚刚学会一些无比美丽的概念，比如“爱”，比如“温暖”，比如“美丽”，还来不及读懂它们如何变幻莫测，也无暇体会世间的矛盾和复杂。
站在民国的星空下，伴随着故事的前进脚步，“失去”的出境频率已然越来越多。如果说，在时空的某一个点上，人们才能真正地找到自己。那么8岁那一年的复得与再失去，应该是爱玲毕生难忘的悲伤回忆。
离别发生在更早些的时候。那一年，爱玲4岁，母亲离开了家，远赴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当时，爱玲还不懂得什么叫做悲欢离合，所以竟然木然面对这一切。对那时的她来说，母亲是个若有若无的名词，走了也便走了，不觉得是天大的事情。
父母亲之间的爱与恨，她还不懂得。
在张爱玲的家族谱系中，张廷重不是一个重要的名字。不难想象，倘若如果没有李鸿章，没有张佩纶，没有张爱玲，或许这个名字根本就不会被后人记得。如同历史中的每一颗尘埃那样，他会悄无声息的存在，再悄无声息地消逝。
张廷重七岁没有了父亲，年纪轻轻就寡居的母亲望子成龙，将儿子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曾经试着要把丈夫未曾实现的志向交予儿子。
张廷重能够体会母亲的用心良苦，他在严厉的家规中长大，埋头苦读的日子远远多于自由玩耍，挨打、罚跪的事情常常发生。后来，张廷重继承了家族的殷实家产，成为了自己生活的主宰者，但成长过程中那种巨大的压力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堵在他的心头。
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张廷重更加迷失了方向，不知该如何前行。光大门楣的重任，他一生也未能如愿完成。
在时代转换的夹缝中，张廷重的命运显得有些尴尬。没有做生意的魄力和头脑，却也没有从政的机会和运气，只能靠着老祖宗的积蓄，闲闲散散过一生，表面看来很神气，其实心里满满都是自卑与窝囊。
爱玲恍惚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内吟咏，拖着长腔，一边大声背诵，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孤单的影子映在窗纸上，有种扭曲的怪异感。她想不明白父亲在做什么，就狐疑地走掉了。事实上，这举动确实有些悲伤，有些空洞。
年少时的经历可以造就人的性格。在压抑之下，张廷重注定不会成为一个乐观爽朗的男人，也不具备温柔平和的品质。他的心始终纠结着，永不通透。
小时候，李菊耦生怕唯一疼爱的儿子学坏，所以从不放他自由玩耍，给他穿过时的艳俗衣服，身上总是花花绿绿的颜色，连鞋子也是绣花的。男孩子也是有自尊心的，他为仆人和邻居们怪异的眼神而感到难过，但又无奈拗不过母亲，只好把正常的鞋子塞在袖子里，出门后再悄悄换上。
李菊耦并非看不见儿子的尴尬，但她坚持认为自己的管束是英明的。或许是出于安全感的缺失，她宁愿儿子衣着怪异，举止腼腆扭捏，被人笑话，也不愿意他光鲜亮丽地与纨绔子弟们鬼混，万一染上什么可耻的恶习，那么整个家族的脸面也就无处可放了。
有趣的是，李菊耦对女儿张茂源倒是开明得很，允许她穿男装，学习西方的很多先进文化，特异独行。连家里的仆人也都习惯将小姐称为“少爷”。
爱玲的母亲黄素琼是个美丽的女人，出身官宦名门，身材高挑匀称，举手投足流露着贵气。她的五官轮廓有些像外国人，精致又大气。更难更可贵的是，这位官小姐绝不是只懂得绣花赏鱼的深闺女子，她受到民主思潮的开明影响，脑子里装满了新鲜的想法，对西式文化很是推崇。
在这位少女的期待之中，她应该携手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一同探讨最潮流的外来文化，建造一种完全不同于祖辈们的新生活。只是，现实击败了想象。一场被冠以“门当户对”的婚姻让她彻底地尝到了失望的滋味。显然，这个叫做“张廷重”的男人，并不符合她少女之心的美妙想象。过度膨胀的气球，歪歪扭扭地升上天空，最后又如断了线的风筝，摇摇晃晃地跌落下来。
她愿体会爱情的喜悦与痛苦，生活的曲折与美好，让别样的青春碰撞出火花，让年轻的汗水尽情挥洒在一片多情的田野里。她想为邂逅之人开出柔情，为亲密之人开出温暖，为深爱之人开出旖旎，对于这样一个内心充满了理想主义愿景的女性来说，旧式婚姻的枷锁无疑使她痛苦不堪，生活不再如想象般多彩。
她渴望成长，渴望蜕变，她也曾有过妥协与幻想，或许这个男人会被自己所感染，随她共同创造另一番天地。他们是外人眼中的金童玉女，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不妨多做些努力，将这童话故事演绎到底。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廷重始终不是新派少年，谱写不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生活脚本。在黄素琼眼里，他越来越像一个满身恶习的遗少。节奏不同，脚步凌乱，他们始终站在彼此的对岸，隔海相望，却写不出一段美丽的故事。
当生活断送了梦想，黄素琼感受到了无所不在的失意。她尝试过抵抗、也尝试过劝服，但都无济于事。开始时，灰心时便往娘家跑几趟，但是婆家的面子总是要照顾得到，走的时候避人耳目。搬到天津之后，张廷重开始沉迷于抽大烟、赌博、嫖妓，交上了一大群不务正业的酒肉朋友。黄素琼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厢情愿的梦境，到了该画上句号的时候了。
李菊耦的担心终究还是成为了现实。黄素琼彻底心死，也索性不再期盼，不再抗争，而是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不论是弹钢琴，还是学英语、设计衣服，总还是有些乐趣的。
在这个宅子里，最理解黄素琼的人就是小姑子张茂源，这两个爱好和个性都极其相近的女人，倒是嗅到了同类的味道，成为了如胶似漆的好姐妹。
1924年，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牢牢抓住了这个逃离婚姻枷锁的机会，也随小姑子一道而去。尽管这件事情遭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但是无奈姑嫂一条心，两人都坚定地表示决不妥协，最后毅然决然地登上了远离的飞机。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黄素琼的做法被人们看作是不可思议的“异类”。但她主意已定，任谁也无法更改。年华已不再青涩，如果现时生活与爱无关，那么不妨换一片天空，寻找一个诗意的世界，给灵魂一个狂欢的机会。
现实的天地太小，容不下蓄势待发的春色年华。如果曾经是一场错误，那么就让它随风消散吧。与这世界间的误解，就像是情人间的争吵那样寻常，就当一切是梦，醒后拒绝留恋，踏上另一段征程。
或许，并非没有过挣扎与痛苦。爱玲还记得母亲临走的那天，她伏在床上痛哭，衣服上美丽的绿色亮片颤抖着。佣人们连连催促了几次，时候已经到了，但她仍然专心哭泣着，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后来，爱玲轻轻地摇了摇母亲，“婶婶，时候不早了。”（张爱玲名义上过继给伯父）她还是哭，仿佛耳朵已经与这个世界隔离了。
面对母亲的眼泪，爱玲不能懂，也不知所措。她不晓得，那是留恋，是犹豫，还是心痛的告别。母亲终究还是走了，她为自己更名为黄逸梵，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的娜拉。
年幼时，所有的孩子都不能够读懂父辈的故事。她眼中的生活就是毛物的故事、高高扬起的秋千、和何干颈上的松软皮肤。当时间流逝，前尘往事沉淀成预言诗，当她再次捧读，不免多了些难言的感慨。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角落，每天都会有很多心灵流离失所的人们，生活不会主动献上慰藉，人们只好自己寻求心安。有时，独立的世界相互交融，碰撞出或好或坏的情节，那是生活的一片碎片，既偶然，也寻常。
大自然中随处可见花花草草，各有各的风姿摇曳。所以，男人久不见莲花，便自然会有牡丹取而代之。
黄逸梵远赴西洋之后不久，宅子里就搬进了一位姨奶奶。严格说来，这位姨奶奶不算什么“新欢”，早在“正宫娘娘”出国前便与张廷重缠绵到了一起，这其实也是黄逸梵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以后，爱玲重新追溯起来，觉得母亲离别时的眼泪或许多半也是为了感情的破碎。
这位姨奶奶是位烟花女子，被唤作“老八”，年纪比张廷重还大个几岁。她之前住在一座小公馆里，爱玲还被父亲领去几次。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晰，是因为爱玲每次都不愿意去，使劲扒着门框，双脚乱踢，父亲气得急了，便抱过来装模做样地打了几下。但爱玲去过之后，又十分感兴趣，那边总是举行有趣的聚会，还有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
母亲前脚刚走，这位姨太太便大张旗鼓地住进了张家。人们兴致勃勃地议论了一阵子，包括她的身世，她苍白的脸，还有长垂下长的刘海。但一段时间过后，也就渐渐习惯了新人的存在。
姨奶奶不喜欢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虽然这个漂亮的男孩子并不难相处，但是她总觉得别扭，好像如果张子静成为家里的继承人，那她就算不上什么女主人了。不过，她倒是对爱玲不错，常常领着她出去看跳舞，或是在家里举办宴会，满足了小女孩的好奇心。
姨奶奶刻意讨好爱玲的方式有很多，但目的又是昭然若揭。比如给爱玲做了十分时髦的新衣服之后，会捎带上一句：“你看我对你多好。你母亲以前总是拿旧布料给你裁衣服，哪里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你的母亲？”爱玲的回答显得很谄媚：“喜欢你。”长大懂事之后，爱玲曾为这样的回答感到十分羞耻，但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哪里分辨得出什么叫讨好，什么叫真心呢。
好景不长，这位姨奶奶并没有保住家里的地位，脾气暴躁的她也渐渐与张廷重有了争吵。爱玲曾经见识过她的心狠手辣，她的侄儿就因为不会背书而常常被打得脸庞青肿。
一次，姨奶奶再次与张廷重争吵起来，情急之下，举起手边的痰盂掷了出去，砸得张廷重头破血流。族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站出来说话，合力将这个可恨又可怜的女人逐了出去。或许她从来就未曾拥有过真爱，露水的姻缘，聚聚散散都无关痛痒，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后来，爱玲在文章中回忆那场景说：“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可好了。”
姨奶奶走后不久，张廷重也走路了——他在津浦铁路局的英文秘书职位被撤消了。这本是份不错的闲差，还是家里人托堂房兄长张志潭推荐而来的。但沉迷于嫖妓、吸毒、与姨奶奶打架的张廷重名声搞得太臭，以至于连张志潭的声誉也受到了波及，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张廷重不仅毁了自己，还连累了兄长，只能无奈退出。
这件事让张廷重觉得颜面尽失。他因此也彻底地反省了一番，之后痛下决心，想要将生活驶回原来的轨道上。一家四口，和和美美地过日子。于是，他写信给妻子，请求她回国，并保证一定会戒毒，一家人搬回上海居住，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1928年，张爱玲随着父亲回到了上海。爱玲清楚记得那天的状况，他们乘船经过大海，在翻腾的海浪里，她感受到了由衷的兴奋与开心。躺在船舱里，她翻着读过无数次的《西游记》，讶异那里面竟然总是高山和尘沙，却看不见水。下船之后，她坐在马车上，粉红色的纱裤上印着栩栩如生的蓝蝴蝶，像是她就要飞起来的心情。
母亲回国之前，爱玲一家人住在成定路的一栋石库门房子里，论居住条件，其实没有天津宅子的阔气，但爱玲在那朱红色的墙壁上，接收到了快乐的信号。
母亲回来的那天，爱玲的心情是兴奋而雀跃的，她吵嚷着要穿上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黄逸梵看见女儿的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爱玲愣了一秒，接着又开心起来。不久母亲又给爱玲做了款式新潮的漂亮衣服。
故事似乎重新开始了，一家人从石库门又搬到了一座美丽的花园洋房，父亲在母亲的安排下去医院戒毒，发誓要重新活过。爱玲觉得，生活好像经历了一个急转弯，但又返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甚至风景比原来还更加美好了。在小女孩的眼里，母亲穿着国外最时兴的洋装，画着最时尚的妆容，谈论着最有趣的话题，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周末时，她看着母亲和一位胖伯母并肩坐在钢琴前面，模仿电影里的桥段，她觉得有趣极了，于是放肆地大笑，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那段时光中，快乐将日子装得满满的，爱玲脸上的笑容从未打过折扣。她为这种满足感深深地陶醉着，甚至将一切美好的事情写信描绘给天津的好友，还画了图样。这种炫耀有些幼稚而讨厌，但她一定要这样做。她美丽的妈妈，她温馨的房子，多姿多彩的休闲时光，一切的一切，她都迫不及待希望与人分享。
“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巅峰。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磁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爱玲与弟弟一起坐在地毯上看母亲弹琴唱歌，就像看着一位偶像，偶尔还会互相对视，调皮地眨眨眼，一幅幅和谐的画面完美到了极点。母亲黄逸梵对艺术颇有些感悟和造诣，她也试图将一些艺术的理念灌输给女儿，比如绘画的背景最忌讳红色。她将一种特殊的洋式淑女风情带到这个家庭中，并改变和影响着自己的孩子。
一次，爱玲见到书中夹着的一朵干花，听母亲说出花朵的故事，不禁悲从中来，落下了眼泪。母亲见了很欣赏，她对儿子说：“你看，姐姐不是为了吃不到糖哭的。”在艺术的领域内，文学也是母女俩的共通处之一。《小说月报》刊登了老舍的《二马》，母亲连坐在抽水马桶上也看，边看边笑边读出声来，爱玲也似懂非懂地倚在门框旁边笑。后来，爱玲长大，读了老舍的很多文学作品，但始终还是觉得《二马》要胜过其他作品，或许是字里行间释放的气味，让她不由自主想到那个温暖的场景，进入了神秘的时光隧道。
好景不长，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下去，在维系了一段虚假的繁荣之后，便轰然倒塌，原形毕露。父亲从医院出来之后，并没有守住自己的承诺。他担心妻子会再次离开他，于是想出了一个拙劣的办法——花光妻子的钱，让她无退路可走。
本就不会忍气吞声的黄逸梵，在国外经历过四年的理念熏陶之后，更加不会轻易妥协，于是矛盾渐渐浮出水面。在儿女的教育理念方面，夫妻二人也存在巨大的矛盾。黄逸梵认为新式的学校集体教育才是健康的，但张廷重却强烈地表示反对。追根到底，是因为舍不得在女儿身上投入过多的金钱，读些没有用处的书，却占用了他花天酒地的银子，哪里能够想得通呢？
最终，黄逸梵不顾丈夫的反对，毅然将爱玲送入了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做插班生。张廷重十分不理解，百般阻挠，但是无济于事。同时，他的毒瘾终究还是没有戒掉，很快就旧病重犯，终日吞云吐雾起来。
黄逸梵尽力解决了女儿的教育问题，却对儿子无能为力起来，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弱的，她想，丈夫虽然对女人抱有旧式的想法，但总不能不让儿子接受教育吧。不料，这一拖下来，张子静始终窝在家里读四书五经，一直读到“书经”背完，才进了学校。爱玲曾亲耳听见父亲吸着大烟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那么贵。”
上海洋房里的美丽童话彻底落幕了。他们的争吵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姐弟俩在院子里玩着玩着，就听见屋子里面激烈的争论，还有摔东西的声响和母亲的哭泣声。吓慌了的仆人会把他们拉到一边，两人不做声响地继续骑着脚踏车，但是心里却慌乱起来，他们预感到，幸福，恐怕已经渐渐流逝，一去不复返了。
回国的时候，黄逸梵是怀揣着希望的，她也想拯救爱情，回归家庭的温暖。丈夫承诺过，不再吸食鸦片，也不再养姨奶奶。但是他却没有做到，彻底破戒了。黄逸梵已经不是天真的少女，她认识到，这个男人不会悔改，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无法挽回。
当黄逸梵请来了国外的律师时，张廷重手足无措，满屋子踱起步来。他并不想离婚，但又自知食言，他犹豫了好几次，每次提起笔来，都难以签下名字，只得长叹一声掷在桌上。律师见此情形，便问黄逸梵是否改变心意。黄逸梵坚定地回答：“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张廷重听了这句话，才终于在协议上签了名字，就此宣告一段关系的彻底结束。黄逸梵后来谈到了自己的婚姻，她憎恨它，认为这桩门第之姻，葬送了自己的青春与爱情。
爱情总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开花，但是并不轻易结出果实。当标榜着辉煌荣耀的青春渐渐老去，许多无处安放的梦想，许多真情流露的年华，就那样遗憾地流逝。恨与怨都无济于事，只得背上千疮百孔的往事，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