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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草芊芊，新月从容，细雨滴落在黛瓦青檐。光阴愈老，童年的记忆往往就愈清晰，生命的脚步向后转了一个弯，不可阻挡地往回奔跑。
那时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映得脸上的绒毛都清晰可见，还有呼啦啦惊起的麻雀，你追我赶中孩童的尖叫。每个片段都与后来的性格相关联，打开或者闭合了心扉，而后被雕刻在时间的洞穴里，隐秘，而又蠢蠢欲动。
从摇篮到坟墓，不管用多少步子来丈量，都有难以磨灭的联系与情结。对于任何人来说，童年都是难以回避的。在孩子的眼里，世界是缤纷的、新奇的、明亮的。但也正因为阳光太明亮，如果这个世界里掺杂了忧伤、费解抑或斑驳，它们的影子便会被无限地拉长，加深，直到岁月深处。
张爱玲两岁时，随父母举家搬到了天津的老宅，那里是祖父张佩纶结婚时自己购置的。对于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来说，那段日子是幸福静好的。年幼的两姐弟，尚嗅不出那浮华背后的腐烂气味，也无法预知后来的离合悲欢。
潮湿的弄堂里，午后氤氲的阳光下，迎着窸窣的光线，荡起的秋千上飞扬着一抹桃红色的身影。多年后，这画面成为张爱玲记忆里最温暖的片段，承载着童年的梦。她喜欢秋千飞起的一瞬间，裙裾飘到了湛蓝的天空上，仿佛自己变成了会飞翔的精灵。
玩够了秋千，她会轻盈地跑下来，坐到板凳上喝一碗六一散，消除暑气。她喜欢那淡淡的中药味道缓缓滑入喉咙的感觉，整个人也清爽起来。
拿现在的话来说，人生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有闲又有钱。当时的张廷重夫妇只有26岁，正踩着青春的浪花，“不识愁滋味”地书写着自己的金色年华。这一家子人，守着父辈留下的财产，只管铺张浪费，不会耗费心神去思考未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人们看着老房子里进进出出的司机、佣人，流露出既羡慕又贬损的复杂眼神。
后来，张爱玲在小时候的记忆里搜寻出了这样一个片段：她用稚嫩的童音为一位老人背诵诗词，当说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那老人瞬间泪流满面，泪水被拦截在皱纹的沟壑里。当时的她，并不知晓那眼泪的缘由，她甚至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亡国恨”。日子与日子串联着，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与时间一起长大，忧伤被暂时性地阻隔了。在佣人们的簇拥下，一切都是慵懒而明媚的。
张爱玲与弟弟都有自己专属的佣人，一个叫何干，一个叫张干。大家都叫顺了嘴，已不晓得“干”字到底来源于哪里的方言。大户人家的孩子们都是在佣人的陪伴下长大的，与父母相比，更有一种格外的亲密。
父母的怀抱并不是随时敞开的，但是还好有何干。张爱玲总是攀着何干的脖子，好奇地张望，从大人的高度去看世界。她喜欢拉扯何干脖颈上的松懈皮肤，有时脾气急了，也会抓她的脸，受伤的情况也是难免的，不过何干没有半句怨言。
无忧无虑的生活氛围下，有许许多多值得珍藏的欢乐记忆。小爱玲喜欢看一本谜语书，小声哼唱“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当得知谜底是剪刀的时候，乐得咯咯直笑。
她的另一处天堂在宅子天井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架着青石砧，一个清瘦的身影蘸着水在那上面挥洒写字，爱玲觉得别有一番魅力。她给这个人起了个外号叫做“毛物”，推理下去，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做“二毛物”、“三毛物”，还有一位“毛娘”，指的是毛物的老婆。毛物讲的《三国演义》令她入迷，美丽的毛娘也耳濡目染，藏了一肚子的好听故事。
每天早上，爱玲会被佣人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她躺在那温暖的方格子青锦被上，学习背诵唐诗。开始时母亲是不甚愉快的，总是玩着玩着才高兴起来，眼里慢慢流淌出笑意。那时，爱玲莫名地喜欢上一句诗，“桃枝桃叶作偏房”，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总是摇头晃脑地嘟哝着，长大以后才知道，那诗句并非儿童所能理解的。
如果生活一直按照这样的轨道运行，太阳、秋千、何干、毛物，该有多美好。虽然家族的鼎盛之花已经凋谢，但这一家人生活的习惯和步调仍是精致考究的，不免还是要讲讲排场，显显富贵。
张爱玲后来回忆道，“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地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有一段时间，爱玲每天晚上都会被带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在裙角飞扬的场合里，孩子的焦点却是不同的。她坐在桌子边，面前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她可以吃完一整块，然后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
一次，爱玲留意到，张干将一个生涩的柿子放在抽屉里，随后仿似忘记了它的存在。她每隔两天就会拉开抽屉看一看，然后观察张干的状态，但不知为何，就是不愿提醒或是发问。日子久了，那柿子腐烂为一滩水，证实了爱玲的猜测，却已成为不可挽回的定局。
童年时看似不经意的一段往事，却兀自映合着张爱玲一生的轨迹——她那样不经意地来到人世间，在灰色的布景里渐渐成长，长成一颗青涩的果实，而后离开家族的枝桠，被不知名的大手摘落进凡尘里。历经世间的滚滚洪流之后，因着她那“奇异的自尊心”，最终将自己幽闭在一方空荡而又狭小的空间里，是自相情愿也是被逼无奈。
然后呢？然后再没有人看顾她，让她兀自地红了，透了，熟了，而后又烂了，腐了。偶尔有人伸颈窥伺，也只不过是为了猜测一场宿命。然而那又如何呢？——她最终还是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定局。连她自己都兀自叹息。
然而不管怎样，那时的世界是轻柔而美丽的，偶有一些小小的坏情绪，也都是小事情，比如背书的苦恼。家里为姐弟俩请了私塾先生，无忧无虑的游戏时光因而被削减去了大半，枯燥的背书生涯让爱玲感到痛苦难安。
曾有一年的年初一，爱玲嘱咐何干，天亮就要叫她起床迎接新年，但佣人们担心小姐熬夜读书太辛苦，所以没有忍心叫醒她。醒来后，爱玲伤心地哭了，因为鞭炮已经放过了，她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已经成为了过去，我没有份了”，于是“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说是童言无忌，然而小爱玲的话语却总是成谶——最终一切的繁华热闹成为过去，没有她的份，无论她曾经怎样努力地追赶，即使是穿上了新鞋追赶。没有用的。
小女孩的烦恼也有一部分来源于容貌漂亮的弟弟。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每当爱玲听到家人们夸奖弟弟的大眼睛或者长睫毛，就有些气愤。在宅子的上上下下，男尊女卑的观念也不时会露出马脚，小爱玲对此常常报以一声冷笑，和高傲扬起的小脑袋。
弟弟的确长得很秀气，爱玲后来在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脸上，真是白糟蹋了。”因为这种微妙的比较，爱玲身边的何干也似乎低人一等，处处让着弟弟身边的张干。
爱玲气不过去，有时会忍不住帮着何干争论，但换来的是张干恶狠狠的气话：“你这个脾气，将来要嫁给谁去？恐怕会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每当爱玲表示不服的时候，张干还会指出爱玲抓筷子的位置，来再次论证自己的观点。“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小爱玲听了，连忙将手指的位置换到筷子的尾端，但是狡猾的张干会立刻改口。“抓得远当然也代表嫁得远。”总是，憋得满脸通红的小女孩总是瞪圆了眼睛，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其实，弟弟的童年也并非没有烦恼。跟爱玲比起来，他身体比较虚弱，又不会读书，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因为嫉妒姐姐画的图画，他有时会偷偷毁掉几幅，或是划上几道黑杠子。因为身体虚弱，大人们在他的糖里面掺了黄连汁，用浓浓的苦来浇灭孩子的期待。他仍然馋，哭得十分伤心，家人又把他的拳头涂上黄连汁，只为了让这个可怜的男孩断念。后来，爱玲回忆起小时候的种种，也叹息着说：“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
不过，在爱玲8岁之前，所有的烦恼都是美丽童话中的小插曲，生活的主色调仍是温暖的。在毛物为他们建造的虚拟世界里，两姐弟用最活跃的想象力丰富着童年的记忆。小爱玲会把他们设想为能征善战的两位勇士，她叫月红，手持宝剑，弟弟叫杏红，武器是两只铜锤。
构成故事的还有一些虚拟的人物，故事的背景发生在“金家庄”，时间是在黄昏时分。随着叮叮咚咚的切菜声，金大妈先粉墨登场。接着，众人狼吞虎咽地吃过晚餐，便提上武器去攻打敌人。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总有人先英勇地杀败两只老虎，夺过两枚老虎蛋，将那老虎蛋切开来，竟与煮鸡蛋一模一样。
尽管小爱玲对自己编故事的能力沾沾自喜，但弟弟却不总是捧场，常常放弃配合，搞得张爱玲很是气恼。弟弟有时候也小试牛刀，但编来编去，就是一个路人被老虎追赶着，拼命地跑，又拼命地追……没等他进入正题，爱玲就笑得直不起腰来，有时爱怜地在他的小腮帮上印上一个吻。
童年的美丽时光串联成欢快的儿歌，悦动在旧日的阳光下。这是爱玲与寻常女孩一样拥有的金色回忆，她也曾在年不经事的时候，与这世界进行过最直接的交谈。
若干年后，人们追溯这个女孩迥异于常人的性格源头，发现父母亲的家庭角色有着深刻的影响，而那段热粥一样温暖缠绵的岁月，就成了小爱玲生命中最纯粹、最闪亮的珍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