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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段时间，表达自己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我的这些手语变得越来越不够用了。当我无法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时，总是会发脾气。我感觉好像是有许多看不见的手在抓着我，于是我疯狂地做出努力想要摆脱。我努力过——但是努力并没有解决问题，在我内心深处我强烈地抵抗着。我一般会崩溃，流下眼泪，或者是身体精疲力竭。如果母亲正好在我的身边，我会扑到她的怀里，悲痛至极以至于不知道为何发脾气。对于交流的需求变得越来越急切，我几乎每天都发脾气，有时甚至每一个小时都发脾气。
我的父母非常悲痛，不知所措。当时我们住的地方距离任何一个聋哑学校都很远，看起来没有人会愿意来到像塔斯坎比亚这样偏僻的地方教导一个既聋又哑的孩子。确实，我的朋友和亲戚有时候怀疑我能不能接受教育。我母亲唯一的一线希望来自于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阅读了狄更斯关于劳拉·布里奇曼的记录，模模糊糊地记得，劳拉就是一个既聋又哑的人，但是却接受了教育。但是她又感到希望渺茫，发明教育聋哑人方法的豪博士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他的方法有可能随着他的去世一起消失了，就算没有消失，这样一个远离城镇的阿拉巴马州的姑娘怎样才能得到这种方法的恩惠呢？
当我六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名杰出的眼科医生。他已经在许多看似毫无希望的病例中获得成功。我的父母立刻决定带我到巴尔的摩去看一看，看有没有方法能医治我的眼睛。
我记得非常清楚，旅途是很快乐的。我在火车上结识了很多人。一位女士给了我一盒贝壳。我的父亲在上面钻了洞，这样我就可以用绳子把它们串起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它们都使我感到快乐、满足。列车员也很和蔼可亲。我经常在他因为检票或者是查票而来到我这边的时候，抓住他的衣角。他让我玩他的打孔器，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的角落，几个小时都在给卡片打孔，自娱自乐。
我的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件洋娃娃。这个洋娃娃真滑稽，不成形，这么临时拼凑的一个洋娃娃，没有鼻子、嘴巴、耳朵、眼睛，就算是孩子的想象力也不能把它变成一张完整的脸。说来也奇怪，洋娃娃没有眼睛对我打击特别大，其他的缺陷加起来也没这么大。我固执地把这一点向每一个人说明，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完成给洋娃娃加上眼睛的任务。然而，我灵机一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在座位上来回翻找，直到我发现了姑妈的披肩，她的披肩上缀着大珠子。我把两个珠子扯下来，指给她看，让她知道我想要她把珠子缝到洋娃娃身上。她把我的手举到她的眼睛那里，询问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头。珠子缝在了洋娃娃身上，我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很快我就对这个洋娃娃失去了兴趣。在整个旅途中，我没有发过任何脾气，因为我很专心，手指忙个不停。
当我们到达巴尔的摩的时候，奇泽姆医生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对此无能为力。然而，他说我可以受到教育，并建议我的父亲去咨询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拉哈姆·贝尔博士，因为他可以给父亲提供一些聋哑学校或教师的信息。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动身前往华盛顿。父亲很难过，也很担心，而我却对他的忧愁一点也不了解，而对辗转各地很兴奋，心情特别愉快。尽管我是一个孩子，我立刻感受到了贝尔博士对每个人的亲切和慰问，他的成就让他们对他更加仰慕。他把我举到他的膝盖上，我玩起他的手表，他就让手表震动起来，好让我感受到。他理解我的手语，于是我很快就爱上了他。但是我并没有想到那一次见面能为我打开黑夜到光明、孤寂到友谊、陪伴、知识和爱的大门。
贝尔博士建议我的父亲写信给波士顿珀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诺斯先生，问他能不能找到可以教导我的老师。这个学校正是豪博士为盲人做出巨大努力的地方。我的父亲立刻就写了信，在几个星期之内，安纳诺斯寄来了一封非常友好的回信，信的内容让我们非常欣慰，他找到了一名可以教育我的老师。这时正是1886年的夏天，但是莎莉文小姐直到来年3月才来到我们家。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非凡的力量触碰我的心灵，它让我“看”到了无数的奇景。我听到，从神圣的山上传来一个声音：“知识给人以爱、光明和美景。”
博金斯校长安那纳诺斯先生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