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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人要知进退，识好歹，明时务。此话一点不假。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总会受到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总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只会是自己。曾国藩说：“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人要成就大事，就要有见识，识时务。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很清楚，深知“做人就要屈服现实”的道理。韩非子《寓言》中有一节名为“伏虎于匣”，其中所讲的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但一入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为官的人就好比入笼之虎，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为人处世，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对于时局的把握，曾国藩是非常高明的，而其面对时局时的挪移之道更显示出其为官、为人之老道。
曾国藩为大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其弟曾国荃攻下天京城，可谓劳苦功高。攻占南京后，曾家就成了大清的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
可是，自古以来，功高震主者都为主所忌。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清政府对于曾家就开始显露出排斥之意，尤其对敢作敢为的曾国荃更是不放心。曾国荃学识浅薄、急功近利，自从处死李秀成后，他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对这些情况，曾国藩看得很清楚。他先是裁减湘军，以示忠诚之意。同时，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上奏朝廷，请曾国荃离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这样一来，曾家就很好地避开舆论的锋芒，更解除了朝廷的心病。
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叶赫那拉氏的心意。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曾国藩出奏，十月奏请即获批准，朝廷还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
然而，曾国荃并不知机，对于时局更是不通。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曾国荃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分，无地自容。
为了开其心窍，在曾国荃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特写七绝12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诗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
同治三年十一月（1864年），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消，致使大病一场。
多年征战在外，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好时机，然而曾国荃不甘寂寞，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家的举措很不满，因而时时流露出怨恨之情。
曾国藩深知九弟的个性，便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在家书中，曾国藩具体安排了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让曾国荃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的地方事务；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诗文奏议之学。
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下，曾国荃终于耐着性子在湖南老家待了一年多，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也坚辞不受。
同治五年二月下旬（1866年），清政府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
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
于是，曾国荃才再度出山。
在时势于己不利时“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一个人如果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不了解，或者难以决断自己的际遇，就很容易身入险境。而一个识时务的人，不仅能够察觉出形势的变化，更能够借势韬晦，化解危险或顺势而为，成就功业。
能认清形势或潮流的人才是英雄豪杰，能够顺应形势或潮流的人才是大丈夫。现实是残酷的，并非心中有所想便有所得，满腔怨愤或不依不饶，都无助于成就伟业。处于大的形势面前，能够对当前的形势和力量作对比，进行准确的分析，明确各方的利害和冲突关系，让自己站在有利的一方，这样才能保全自己，从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