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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认为，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同时，他还提倡自强，认为自强是大丈夫立世所必不可缺的。除此之外，曾国藩又有言：“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这里的“明强”指的是既要自强，又不能盲目自强；既要超过别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条件和场合。
明强主要讲的是如何对待自己能力的问题，简而言之，明强就是指“强而不露”，即含才不露、不显身手。自古以来，豪杰之士在世多有，能力超群者也灿若繁星，然而，这些人物常常“难经风浪”，最终导致失败。
对此，曾国藩有言论说：“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接着，他还举出例子：“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
在曾国藩看来，这些人之所以“不保其终”就是因为不善于“明强”之道。所以，曾国藩反对李斯、曹操、董卓、杨素那样的“强”，他表示：“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
很明显，曾国藩主张通过自修自省而达到自强，不主张争锋斗胜而逞强。曾国藩饱读史书，对历史上这种因显示才能而招来杀身之祸的例子早已了解很多，尤其是身处官场，又值乱世，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随时会把自己卷入漩涡。因此，曾国藩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带兵之时，都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让自己处在太显眼的位置。
在攻破天京前夕，曾国荃贪功冒进，曾国藩对此忧心如焚，不断寄信给曾国荃，要他审时度势，适可而止。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日（1862年），曾国荃进占巢县、含山，接着攻占和州。五月初一，曾国荃率师万余人克复秣陵关，第二天又夺得大胜关、三汊河，第三天连克头关、江心洲、薄仓洲。接着，在彭玉麟水师的掩护下，曾国荃带领部队进驻雨花台。
对于曾国荃这次迅速进军，曾国藩“既以为慰，又以为惧”。曾国藩忧惧是因为向荣、和春驻江南大营，先后领兵7万人，屯守8年，但最后落得溃败，而曾国荃仅有2万人。
另外，曾国藩本来想兵分四路，分别由曾国荃、鲍超、多隆阿、李续宜为统领，攻取金陵。可是，现在在其余三路没有按计划到达金陵附近时，曾国荃就贸然进军了。
曾国藩闻讯后，于五月初七给曾国荃写信说：“句容东路纵无兵来，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军至九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为焦虑。又上游南陵空虚，季弟不留兵守之，于宁国、芜湖均有妨碍。”
第二天，曾国藩又给曾贞干写信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一则北岸多军未到，二则后面句容一路无兵，恐援贼来抄官军之尾。”因此，他希望两位弟弟“稳慎图之”，“以待多军之至”。当时，“曾国荃军合水师不满二万，孤军深入，诸将帅皆以为不可”，“人人代为危虑”。然而，曾国荃本人却不以为然。
曾国藩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曾国荃部2万余人深入虚悬，且立脚未稳，湘军其他各部又都阻隔在数百里之外，如果上海的李秀成迅速班师，就可能一举将曾国荃部歼灭。好在李秀成拖延了三个月才进兵，加上李秀成部兵员10万之众，军粮、军衣严重不足，不得不撤兵，曾国荃才得以死里逃生。
明强者应该知道审时度势，不会贪功冒进。对于这次事情，曾国藩对曾国荃说：“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在曾国藩的眼中，自立自强之道不独为刚。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他表示：“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因此，在曾国藩的自强之道中，便有了圆融有道、刚柔互济的“明强”思想。“明强”二字，缺一不可。有“明”无“强”，只有空话，没有成就；有“强”无“明”，有力无用，易有波折。“明”且要“强”，徐图自强，则能事有所成，这才是不易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