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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曾有一联自修自惕的箴言，联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副联语表达了他那种圣贤之心和“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怀抱。尽管世人对曾国藩的所作所为褒贬不一，但其慈和与忍让的做人态度以及一份“烈士多悲心”，则为后人所敬仰。
曾国藩能够有一番作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高尚的志趣，尤其是曾国藩关于“内圣外王”的高尚志趣，更是为人们所称道。
“内圣外王”的观点不仅给当时的读书人指出了一条明路，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基于“内圣外王”的为人处世之道，曾国藩才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也正因有此人生思想的指导，他才能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巅峰，成就一番伟业。
那么，何谓“内圣外王”呢？答案很简单。分而言之，所谓“内圣”，就是成就自己；所谓“外王”，则是成就外物，也就是济民利物。
不过，20岁前，曾国藩胸中并没有“内圣外王”的高尚志趣。道光十年，其父觉得自己的才学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也教完了，就把曾国藩送到衡阳汪觉鹿先生处学习。在那里，曾国藩眼界大开。
后来，曾国藩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得到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指点，使得他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毅然将自己原来的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曾国藩改字“涤生”，既是自勉之意，也表明自己期望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就在这时，他给自己写下了那条著名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
自此以后，曾国藩常以这一座右铭自勉，并逐渐形成了高尚的志趣。
曾国藩经常自比为汉兴之初的李斯、陈平，汉末的“布衣之相”诸葛亮等，梦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对此，他并不以为是幻想，而是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曾国藩已经具有远大的志向了，更为重要的是，他是那么自信，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
自古以来，人们用来自勉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读书人的目的不外乎就是跻身仕途、发家致富、陶冶性情、消遣自娱等，因此，古人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曾国藩却不是以此来自勉，更没有以做官、发财为目的，而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志趣来勉励自己。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一方面，他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圣人”；另一方面，则继承“经世致用”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
凭着追慕圣贤、报国为民的人生追求，曾国藩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他表示：“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可谓读书、做人的真知灼见。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读书只是为了混一纸文凭或混个官做。这些把读书当成时髦或装饰的人，是很难有所成就的。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民为报国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能成其大、立其功。
在高尚的思想追求下，充满信心与豪气的自勉，让曾国藩时刻不忘进德修身。他为官清正无私，为将机智沉稳，为父为兄更是严于律亲。凭着一腔谦和内敛，把自己的、别人的狂傲之气压得严严实实。这种严格修身的做法，使曾国藩逐渐达到了内圣外王的人格高度。
正是抱着这种“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趣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人生信条，曾国藩才从一名“朝为田舍郎”成为一名“暮登天子堂”，再到一名“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成就了他非凡的人生。